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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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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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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体论还是人生论出发:谈黑格尔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偏见


G.W.F.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其客观唯心论和辩证法分别对随后的世界主流哲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的社会解放、社会建构和社会建设起到了具有决定性的思想指引作用。当然,历史已经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跟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现实社会相结合才能起到这种指引作用,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不容忽视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有着重要间接影响的哲学家,黑格尔却对中国传统哲学不屑一顾,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根本就“不属于哲学史”的范畴。他曾经以自己的“先‘有’后‘无’”观否定老子以“无”为至上的哲学观,他还在其著作《哲学史讲演录》中以“哲学皇帝”的口吻嘲笑被中国历代皇帝膜拜的孔子道:“《论语》讲的是一些道德常识,这在哪个民族里都能找得到,而且可能还要好一些。”

我不知道黑格尔到底读了多少中国古代诸子特别是道家和儒家的书,也不知道他是否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读了中国的传统哲学著作,黑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轻视,其实是西方哲学定义权的结果,是东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是否从本体论出发的反映。同时,即便如此,黑格尔并未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仍然存在着的本体论甚至如同西方那样从本体论出发的哲学现象。基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回答黑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偏见,即:以本体论为本是西方哲学的传统方法;从人生论出发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方法。


一、以本体论为本是西方哲学的传统方法

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这个名词,当然也就没有人来确定哲学的研究范围,这些权利被古希腊人所拥有了。在古希腊语中,“哲学”的本义是追求智慧,哲学研究的就是与智慧有关的学问。古希腊人把哲学的内容划分为三大部分(六个板块):一是本体论,研究存在的本质问题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研究宇宙即宇宙是如何生成和演化的;二是知识论,研究获取知识的手段,研究知识的具体类型即获取哪些知识;三是人生论,研究人的本质问题特别是人的心理结构,研究历史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西方的这三大哲学内容明显存在着两个层级,本体论为本,知识论和人生论为用,本体论决定知识论和人生论。最迟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的哲学活动就遵循着哲学的这种本用关系。一个人首先要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然后在本体论指导下,他才能通过恰当的手段获取知识,通过恰当的手段营造人生和改造社会。而如果反过来,先建立知识论和人生论,然后再建立本体论,这在西方人看来,无异于缘木求鱼。

我们不妨以黑格尔之前和之后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两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为例来看看西方哲学家以本体论为本的现象。

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他从对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批判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质料”是组成物质的材料,形式赋予物质以各具特点的图案和形状;理念绝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理念是物质派生出来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其意思大约相当于分子、原子,总之,物质决定意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观。

从物质决定意识的本体论出发,亚里士多德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论和人生论。知识论方面,在研究“质料”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古典物理学,在研究形式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古典几何学,在研究意识是怎样被物质反映的过程中他创立了现实生活对文学的“摹仿说”即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等等。此外,亚里士多德在研究物质和意识复杂关系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规律从而创立了逻辑学,他在研究物质决定意识的过程中还发现了意识的反作用从而发现了朴素辩证法。人生论方面,亚里士多德从物质决定意识的本体论出发,否定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政治学说,他认为奴隶制城邦文明不是“理念”的产物,它必须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即要保证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生存权,因此他提倡在保证上层民主和全民平等的前提下改良君主制。

马克思在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和进化论等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批判的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其本体论鲜明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时间和空间与运动着的物质是不可分离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因而物质世界是可知的;物质和意识、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从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出发,在人生论上,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科学规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形态;社会存在是运动和发展着的,其发展的动力是矛盾,矛盾存在着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其之间的关系都是辩证的;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方向是共产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当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的;等等。

黑格尔本人也是从本体论出发从事他的全部哲学活动的。黑格尔以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为指导,结合当时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和德国民主革命思想萌芽的现实,创立了他的具有辩证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黑格尔认为,精神是绝对的,“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所谓客观世界只是“绝对精神”的影子而已;客观世界是发展变化着的,但是这种变化是“绝对精神”变化的反映;“绝对精神”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反作用,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从这样的本体论出发,黑格尔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论,他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就是说,国家是每一个自由人的“绝对精神”的客观反映,国家的全部制度和功能都体现了“绝对精神”的要求。同时,由于每个人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国家也会因应人的“绝对精神”的差异性,从而反用于人的“绝对精神”,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至于世界历史的运动,黑格尔认为同样如此,即古往今来的人们的“绝对精神”在社会历史的反作用下决定着世界历史的演化方向和每一阶段的形态。


二、从人生论出发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方法

是否从本体论出发,是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主流哲学的不同选择,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被黑格尔嘲笑的根源所在。

古希腊的启蒙教学首先是从哲学开始的,六七岁的孩子在学习了哲学的基本知识之后才可以接受各类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培养。

中国古代则不是这样的。孔子的教学内容是六经,即《诗》、《书》、《仪礼》、《乐》、《易》和《春秋》。六经是高等教育课程,在学习六经之前,学生需要先要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包含了小学(音韵与训诂学)和大学(修身养德)方面的必修课。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十五岁之前学习六艺,打好知识基础和道德基础;十五岁到三十岁学习六经,掌握立身处世和治国理政的本事,此后就可以出师“而立”了。就是说,我国先秦时期并没有哲学本体论的意识,虽然《易》中含有本体论内容,但是古人学习《易》主要是为了从卦象中找到修身治国之法,我们的古代教育是以西方概念中的人生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儒家的这种从人生论出发的治学做法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韩愈、王安石、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大儒们对儒家学说的发展,无不受当时的社会治理需要所决定,他们从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是为了开创所谓纯粹的学问而治学。由于儒家弟子始终把哲学与现实人生及人类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并努力耕耘,哲学的人生论内容远较西方枝繁叶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道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修身治国的观念均具有丰富的内容,并经历了社会实践的长期检验,堪称哲学人生论方面的经典智慧,绝不是如黑格尔所评说的简直等同于心灵鸡汤的“道德常识”。

不仅儒家是这样,先秦时期的其他学派也是如此,比如春秋战国之际跟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墨家学派诞生的动力是止战、兼爱等这些“人生论”内容,其目的是适应分裂状态下暂时保持各国均势以便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从这样的人生论出发,墨子首先培养弟子们以服从为天职的德行,然后着力为弟子们建立“知识论”大厦。墨家数以万计的弟子都是技艺高超的工匠,他们制造了海量的战车、云梯、移动戍楼、运粮设施等,这些工具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墨子指挥弟子们运用这些工具帮助被侵略者制止侵略,从而实现墨家非攻、兼爱的政治意愿。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墨家在数学、几何学、物理学等这些具体的知识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比如墨子的“非命而尚力”、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商鞅的“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许行的“市贾不二”等数不清的理论成果都是发挥人的本质力量或治理国家的良方,都是中华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岂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随便哪个民族的“常识”?

从本体论出发,使西方获得了哲学活动规律的发言权,从而使高度重视人生论的中国传统哲学被西方边缘化。其实,即便是在本体论上,我国古代哲学家也是有重要建树的。

黑格尔认为老子的以“无”至上颠倒了有和无的顺序,那是他不理解老子。其实,老子不仅是中国古代难得一见的如西方那样的以本体论为本的哲学家,他还是黑格尔的“同志”呢。

老子的“无”在本质上就是“道”,老子说:“万物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可见,老子首先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道”派生出物质是他的本体论。而“道”是某个人的意识吗?不是。“道”是老子对万事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于宇宙之中,老子以“道法自然”论“道”,可见,“道”是一种客观精神,这有点像黑格尔所说的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绝对精神”,这样,老子的唯心主义就跟黑格尔一样是客观唯心主义。再有,“道”生万物的动力是什么呢?老子认为是“有”和“无”的矛盾,即“天道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就是说,无为和有为不仅催动“道”的运动,“道”行到尽处还会折返,因而运动永不停息。你看,老子的本体论不仅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异曲同工,老子还跟黑格尔一样具有辩证法思想呢。

墨子从机械的结构原理出发,认为宇宙是由一个个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个体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与宇宙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是相辅相成的。墨子的这种思想不仅涉及了本体论中的宇宙论,也涉及了黑格尔自己最为得意的辩证法。朱熹认为“理”依“气”而动从而使“气”分阴阳,阴阳再派生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乃至人性。朱熹的这种唯心主义本体论是对汉代以来特别是北宋儒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对元明清漫长历史时期的中国本体哲学、知识哲学和人生哲学起到了“本体的本体”的指导作用。

黑格尔仅凭自己所读到的也许翻译得很拙劣的《论语》、《道德经》等西语本,就给中国传统哲学贴上“道德常识”的标签。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甚至懊悔自己读了《论语》,他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如他的书从来不曾被翻译,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如此“决绝”的贬抑态度虽然让我们感到可笑,但是想来黑格尔也是有情可原的。黑格尔从成年到暮年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嘉庆时期和道光初期,那时候,连西学东渐还没有蔚为大观,更不用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身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黑格尔不仅没有足够的文献条件和学术氛围,也没有足够的治学意愿全面、系统的研究根植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土壤中的中国传统哲学。


当然,黑格尔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轻视确实也反映了古代东西方哲学研究的不同路径,这对于近现代中国哲学强化本体论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过,黑格尔无视或者在没有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人生论”方面的巨大成就和一些本体论成果,就匆匆忙忙的给中国传统哲学下结论,这是有失偏颇的。基于此,本文以对比为主要研究方法,从两方面探讨了黑格尔的“草率”,即:以本体论为本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做法;从人生论出发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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