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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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诗歌之国，自文字尚未出现的奴隶制形成时期口耳相传下来的《弹歌》和《蜡辞》开始，四五千年来，诗歌作品不可计数。在这些作品中，有一类诗歌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艳体诗歌。
艳体诗歌历代不绝。《诗经》中那些带有爱情挑逗意味的诗章如《野有死麕》、《狡童》，汉魏时期徐干的《室思诗》六首，南北朝时期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晚唐温庭筠的《菩萨蛮》十四首，北宋张先的《醉落魄（美人吹笛）》，明代唐寅的《佳人插花》，清代蒲松龄的《庆清朝慢（妒眼攒窥）》等，艳体诗歌代表作不胜枚举。虽然艳体诗歌的创作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但是有两个阶段是艳体诗歌创作的集中期，这两个阶段不仅作者众多，而且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影响也非常大，堪称艳体诗歌发展的两大高峰。这两大高峰就是南朝梁陈时期的“宫体诗”和晚唐五代时期的“花间词”。
艳体诗歌大多是靡靡之音，趣味不高，有的甚至低级下流，所以“宫体诗”和“花间词”自古就受到批评家们不遗余力的抨击，但是我们认为，“宫体诗”和“花间词”这样的艳体诗歌的出现有其合理的时代条件，其在思想艺术上也并非一无是处，特别是在艺术上甚至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为便于探讨“宫体诗”和“花间词”的这些问题，本文拟分如下三个部分：“宫体诗”和“花间词”是衰世乱世时代普世绝望的产物；“宫体诗”和“花间词”是诗歌传统思想内容发展的产物；“宫体诗”和“花间词”是诗歌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产物。
一、“宫体诗”和“花间词”是衰世乱世时代普世绝望的产物
天下大势，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代史是一部分分合合的历史，数百年的统一必然带来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动荡和分裂，历史就这样以“盛世——衰世——乱世——盛世”的模式周而复始。其中，盛世是统一后的成果，衰世是分裂前夕的社会状态，乱世是分裂后的社会状态。在盛世中，人们意气风发，诗歌作品也大多昂扬向上；在衰世和乱世中，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渺茫，甚至自暴自弃，及时行乐，诗歌作品大多呈现出萎靡不振的状态。
“宫体诗”是南朝梁陈时期的代表性诗歌流派。
光和七年（184）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大起义，封建地主阶级在镇压大起义的过程中割据称雄，数十个割据政权经过兼并战争，逐渐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又经过大约六十年的三国混战，太康元年（280），西晋重新统一了天下。在三国混战中，少数民族大举内迁，并融入三国混战，这固然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长期纠缠在一起，使得西晋的统一局面极不稳定，统一基础岌岌可危。建武元年（317）晋室被迫南迁，昙花一现的西晋结束，丧失约一半国土的东晋和五胡十六国南北分治。但东晋的统治基础仍不稳定，从永初元年（420）开始，直到禛明三年（589），中国处于宋、齐、梁、陈的南朝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北朝对峙时期。可以说，从光和七年到禛明三年这四百余年中，中国处于衰世和乱世交替时期，“宫体诗”就诞生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后期，即南朝的梁陈时期，“宫体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后的“衰世之音”。
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完善，水稻栽培技术的提升和种植面积的扩大，梁、陈时期的南朝人口众多，经济繁荣，而这一时期的北朝由于推崇尚武精神，则在军事上占据上风。南朝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令北朝统治者垂涎，而军事上的相对强大使北朝统治者大多有统一天下之志。迫于北朝的战略压力，梁武帝曾经北伐东魏，结果战败，而作为北朝的西魏一度攻占梁代的重镇江陵，梁代只得向北朝纳贡求和。南朝最后一代陈代不敢北伐，仅求自保，但最终还是在北朝的屡屡南征中败北，直至被隋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和军事上的羸弱，使梁、陈两代君臣的进取意志薄弱，遂守着半壁河山和充裕的财富，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全然不顾享乐能够维持到几时。梁简文帝萧纲和陈后主陈叔宝，相继带着满朝大臣，在皇宫中蓄养许多美人，长年累月，不分昼夜的淫歌艳舞，醉生梦死。出自他们之手的“宫体诗”正是他们对自己腐朽生活的实录。
“花间词”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代表性诗歌流派。
“安史之乱”不仅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标志。“安史之乱”后，繁荣的大唐风光不再，从唐宪宗（805-820年在位）到唐朝于天佑四年（907）灭亡，十个帝王统治残唐的这一百年间，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成为三条索命绞索，一直勒着帝国的脖子，以至于帝国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军事羸弱，边疆少数民族趁机不断侵扰，国土逐渐沦丧，即便号称“中兴”的元和年间，广阔的西域都已经不在大唐的版图内了，东北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也时常被新兴的契丹人隔断。开平元年（907），朱温取代唐朝的半壁江山，建立后梁，从这时候起，直到显德二年（960），后梁的主要统治区相继出现五个朝代，即五代；而原唐朝的其他地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十个割据政权，即十国。五代十国相互混战，直到北宋初期才重新统一天下。可以说，晚唐及五代十国时期既是乱世又是衰世，“花间词”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花间词”是晚唐五代时期的“衰世之音”。
晚唐及五代十国时期，五代范畴前期的后梁、后唐尚有统一天下之志，后晋之后遂政局混乱，国力衰落，直到赵匡胤建立北宋才扭转这一局面。而与五代中后期同时的南唐、吴越和后蜀等国却经济繁荣，军事羸弱。众多的割据政权，走马灯式的政局转换，无休止的今天胜明天败的战争，使南唐、后蜀等国的大多数士大夫对华夏未来和自身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于是他们遂借着自己暂时拥有的财富，醉心于男欢女爱，酒肉歌舞。“花间词”正是他们对自己腐朽生活的实录。
二、“宫体诗”和“花间词”是诗歌传统思想内容发展的产物
诗歌作为文学的“轻骑兵”和“先锋队”，它从一诞生就处于不停息的发展态势中，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诗歌形式、表现手法的选取上都是如此。
早期诗歌发展到春秋时期，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向的《诗经》横空出世，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源头由此形成。《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在思想内容上直面阶级矛盾，敢于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表达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歌咏现实生活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在艺术上则借鉴民歌的表现手法，吸收口语入诗，叙事与抒情并重。《诗经》思想艺术上的这些特点直接催生了汉魏乐府诗。
“乐府”本来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设立的中央音乐机关，其职能是搜集整理民歌并组织演唱以服务于宫廷，后来其搜集整理的民歌和文人模仿民歌所创作的作品也就被称为“乐府诗”。收集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汉代乐府诗有五六十首，《孔雀东南飞》是代表作。汉末及三国初期，文人大量制作乐府诗，涌现了一批乐府诗重要诗人，那就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孔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乐府诗杰作。
汉魏乐府诗比起《诗经》来说，其贴近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巨大发展，它不仅对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有意识的“实录”，而且它毫不掩饰的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上层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毫不掩饰的描写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它还描述人们干预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并以此实现个人政治抱负的情怀，这就是逐渐形成的所谓“建安风骨”。此外，汉魏乐府诗在爱情题材的创作上也比《诗经》有很大发展，它能够大胆的表现两性之间的爱。比如“鼓吹曲辞”《上邪》写女子的爱情誓言道：“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跟与君绝。”女子对爱情万死不辞的热烈、痛切和决绝是稍显羞涩的《诗经》中的“郑女”们所无法比拟的。
汉魏乐府大胆描写两性问题，特别是突出对女性心理、行为乃至容貌和衣着的描写，这对于“宫体诗”和“花间词”有着重要影响。
三国归晋后，晋的政局一直混乱。从西晋统一天下到南陈灭亡，三百年间，有二百余人称帝、称王或称国主，其中死于非命的超过一半。大臣们拉帮结伙，今天你灭他九族，明天我灭你九族。统治阶级如此，老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这漫长的衰世和乱世中，人人自危，全社会年复一年的在薄冰上战战兢兢的前行，任何社会成员都不敢有什么社会抱负。与此相联系的是，哪个贵族一旦得势，他就会大肆挥霍自己所占有的财富，并以此豢养成群的女人，打发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还有几年的绝望残生。
汉魏乐府诗传到了这些士大夫的手中，早已被现实吓破了胆的他们不敢用乐府诗描写现实生活，却倒对乐府诗中的两性生活题材情有独钟。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男女生活却又不是汉魏乐府诗中的积极向上的民间生活，而是充满腐臭味的宫廷生活。于是，他们就在汉魏乐府诗的两性生活题材上嫁接了一个根本就没有能力汲取乐府诗思想营养的分支，这就是“宫体诗”。
唐代的乐府诗创作远承汉魏乐府的思想传统，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盛唐杜甫的五言诗，中唐白居易和元稹的“新乐府”都是典型标志，盛唐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甚至具有“建安风骨”的神采。中唐之后，如前文所述，帝国进入黄昏时代，积极进取的社会态势转为逼仄自守，包括皇帝在内的文人士大夫得过且过，抓紧享受尚且存在的还算充裕的物质生活。心灵的空虚必然会用女色来填充，所以中唐时候“宫体诗”开始复苏，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便是代表作。王建创作《宫词》虽然是受到历史上“宫体诗”的启发，但是由于中唐社会还没有达到死气沉沉的地步，所以《宫词》的思想内容还算很丰富，固然其中有宫廷两性生活的描写，但是大多数篇章描写了宫廷建筑和宫廷的各种活动比如君王的游猎、节日宴会等。而晚唐五代时期，天下分裂，衰世变为乱世，大大小小的帝王和国主跟南朝时期一样对前途心灰意冷，遂醉心于及时行乐，其中尤以南唐和后蜀这两个相对强大的政权为最，南唐后主李煜甚至带领群臣一起“堕落”。于是，片面发展王建《宫词》中对宫闱室内环境的描写，进一步升级梁陈“宫体诗”对以女性容貌、体态、怀春心态和男女两情相悦描写的“花间词”应运而生。
三、“宫体诗”和“花间词”是诗歌艺术形式不断创新的产物
《诗经》在艺术上追求“六义”。所谓“六义”是指诗歌形式上的风、雅、颂和表现手法上的赋、比、兴。“宫体诗”和“花间词”都有意无意的接受了《诗经》“六义”一些成分的影响，逐渐使自身在艺术上达到成熟的程度。
《诗经》中的“国风”对赋、比、兴手法运用得非常娴熟。比如长诗《氓》顺着“恋爱——婚姻——婚变”的情节线索叙事，诗人把抒情掺杂在叙事中，这是对赋的精当运用。诗中多处使用了比的手法，特别是通过前后类比深入刻画了氓的虚伪嘴脸。而在叙事和抒情中，诗人常常以自然之物引起话题，这就是兴，特别是诗人用桑的生长过程步步兴起自己所要交代的故事和表达的情感，从而把比和兴熔铸到了一起。
汉魏乐府诗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中“国风”的赋、比、兴手法。比如曹操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在以赋的手法叙述诸侯讨伐董卓的过程时，使用的语言更加简练，叙述的重点也更加突出，还曾以“沐猴”、“白虹”等起兴进行抒情，同时，两首诗把董卓与诸侯进行类比，用诗人自己与诸侯进行类比，赋、比、兴三种手法经常熔铸在一起，共同推动诗歌的情节在情感的引领下发展。此外，把《诗经》中的四言句式发展为五言句式，这使得汉魏乐府诗更容易描写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
“宫体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乐府诗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宫体诗”与汉魏乐府诗所不同的是在题材上。“宫体诗”在描绘宫廷建筑，闺室设施，特别是女人身姿、体态、上容颜、肌肤、神清以及男女打情骂俏的动作上非常精细，赋的手法被使用到了工笔描绘的程度。诗人在描写时，还常常借助柳丝、杏花、桃花、燕子等动植物来起兴或者做类比，使诗中所描写的女人更加容易被读者感知。陈叔宝的五言诗《玉树后庭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以群芳之美起兴和作类比，描绘了宫廷中众多女子的美。群女出场，光彩映庭，那“凝娇”、“不进”、“出帷”、“含态”的娇媚神态令人目不暇接，那一张张美艳的脸庞与玉树泛着光芒的富贵和美两相辉映，后庭真是群芳竞艳，群女斗娇。
“宫体诗”在继承汉魏乐府诗五言句式的同时，又进一步发展出七言句式，诗歌的表现功能被进一步提升。“宫体诗”在五七言诗的创作实践中，还吸收了当时诗歌理论上在声律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南朝齐代永明年间（483-493），沈约借鉴前人声律研究成果，并受到当时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启发，创造了以“四声八病”说为核心内容的一套诗歌声律规范，后来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永明体”诗歌。“宫体诗”接受了“四声八病”说，作品中合律的句子很多，比如“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萧纲《咏内人昼眠》），“正钗时念影，拂絮且怜香”（费昶《咏照镜》），“映日通风影朱幔，飘花拂叶度金池”（萧绎《春别应令》）等。
脱胎于汉魏乐府赋比兴的“宫体诗”的工笔描绘手法被“花间词”有选择的继承下来了，在“花间词”中，宫廷建筑几乎看不见，闺室设施描绘被强化。“花间词”中的闺室已经不是“宫体诗”中的宫廷闺室，而是中上层贵族女子的闺房，虽然如此，“花间词”中的闺室远比“宫体诗”中的闺室豪华奢侈，门窗雕花，布幔曳地，屏风绘画，檀床及床上用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颜色鲜艳，梳妆台上更是玲琅满目，室内还昼夜红烛不熄，昼夜熏香，昼夜滴漏声不绝于耳，室内有时还养着鹦鹉等宠物。
此外也更重要的是，“宫体诗”中对女人的描绘也被“花间词”强化，“花间词”中的女人大多头戴金饰，腕戴玉镯，轻纱霓裳，她们无不脸庞红润，体态丰腴，酥胸半露，非常性感。另外，她们大多无所事事，独栖幽室，慵懒无聊，多愁善感，心理活动非常细腻，她们的心理活动要么是闲愁，要么是爱情。她们虽然生活腐朽，但是心中的爱情意识却是自发的，这比起关注生理需求的“宫体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类似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超越。
“花间词”的出现在艺术形式上还与唐教坊曲密不可分。盛唐时期开始出现的教坊曲在唐朝后期一度绝迹。教坊曲如同乐府诗一样是对民歌的改造，但是其改造的结果是长短句夹杂在一起。开元年间的宫廷乐师为这种长短句谱曲，其曲谱逐渐被固定下来，歌词可以替换，曲谱就是教坊曲曲牌。教坊曲是盛唐时期的宫廷音乐，这是盛唐的气派使然。晚唐五代时期的一部分文人搜集了沉寂很久了的教坊曲，借鉴从西域传来的燕乐，适当改造了曲谱，并配上当时的时代最能接受的萎靡不振的歌词，这就是“花间词”。
作为中国古代艳体诗歌发展的两个高峰，“宫体诗”和“花间词”有其出现的合理的历史条件，也呈现出具有自身特色和特殊价值的思想艺术特征。
在思想内容上，“宫体诗”和“花间词”趣味不高，但是它们在真实反映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士大夫们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的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南朝梁、陈统治者常年醉心于“宫体诗”的靡靡之音，国势因而持续衰落；而北朝则鄙视“宫体诗”，倡导刚健的诗歌文化，出现了《木兰辞》这样堪比“建安风骨”的乐府诗。北朝的取代者隋能够灭掉南朝，统一天下，“宫体诗”是“有功”的。五代十国后期，南唐后主李煜和后蜀后主孟昶都喜欢写“花间词”，宫廷内的靡靡之音终年不绝于耳。而这一时期的后周和取代后周的北宋却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军事，终于相继灭掉了包括后蜀和南唐在内的“十国”，统一了天下。北宋统一天下，“花间词”也是“有功”的。
在艺术上，“宫体诗”和“花间词”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甚至是时代的巅峰。“宫体诗”的工笔描绘功夫对唐诗中歌行体的渲染笔法有所启示，更重要的是，“宫体诗”对声律的重视直接促进了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虽然大力批判“宫体诗”，却肯定“宫体诗”在声律上的贡献。在宋之问、沈佺期等人的继续完善下，“宫体诗”的声律终于在盛唐前夕定型为近体诗。“花间词”凭借自己卓越的创作实绩，形成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花间词”直接影响了北宋婉约词的发展和成熟，柳永、晏几道、秦观等重要婉约词人都深受“花间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