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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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建立明朝，蒙古贵族北归蒙古高原建立“北元”，朝鲜半岛北部趁机摆脱蒙古人的殖民统治，高丽得以统一朝鲜半岛。朱元璋通过对“北元”的多次战争，于洪武二十年（1387）夺取辽阳行省。这样，“北元”政权和高丽政权就成为明朝东北地区的两翼。为了彻底打败“北元”，明太祖对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1392-1910）采取怀柔政策，不把朝鲜半岛纳入帝国版图，只以朝鲜为藩属国。清朝延续了明朝的政策。
明清时期，朝鲜充分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洗礼，涌现出许多堪比中国古代名家的汉诗诗人，深受王安石诗风影响的林悌就是典型代表。
林悌（1549-1587）字子顺，号白湖，全罗南道罗州人。林悌于朝鲜宣宗二十六年（1577）及第，曾短暂为官，后辞官隐居，一边研修中国古典文化，一边创作诗歌和小说。林悌的诗歌包括古体和近体，风格深受唐宋诗歌特别是王安石诗歌的影响。通过对比研究，我们认为，王安石对林悌三类诗歌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时事诗内容上思想鲜明，艺术上瘦硬刚健；写景诗内容上藏崛隐奇，艺术上新颖别致；送别诗内容上思致淡远，艺术上含蓄蕴藉。
一、思想鲜明，瘦硬刚健的时事诗
在退居江宁半山园之前，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论诗文创作，主张“以适用为本”，要求诗文积极介入现实生活，发挥诗文的现实功能，以求产生社会效果。王安石前期诗歌创作践行了自己的“适用”文学观，其时事诗直面现实生活，直击现实矛盾，比如他写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的《河北民》。
宋仁宗经常把前朝真宗时期和他自己的统治时期称为堪比唐代“贞观之治”的盛世，把自己看作“垂手之治”的明君。庆历六年，王安石短暂游历了北方，目睹了多年来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给北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难抑悲愤心情之际，他写下了《河北民》这首现实主义诗篇，真切描绘了北方人民“大旱千里赤”的悲惨现实。老百姓茫然不知所措，“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无奈之下，老百姓“老少相依”着逃往南方讨饭，可是“南人丰年自无食”。在这般光景下，老百姓不仅不能得到官府的开仓救济，相反还要被逼着把家中仅存的布匹“输与官家事夷狄”；在这般光景下，老百姓不仅不能在官府的帮助下生产自救，相反还要被官府逼迫着去服劳役，即所谓“州县仍催给河役”。如同人间地狱的北方社会怎么能跟“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呢？王安石叹息道：“生近二边长苦辛！”
《河北民》的思想倾向非常鲜明，对阶级矛盾一点都没有回避，对统治阶级的批判也毫不留情。与其思想性相一致，在艺术上，《河北民》的句子多以实词构成，尽量不用修饰语，呈现出瘦硬的特点，如同剑戟直刺现实生活，因而在风格上显得刚健有风骨。
王安石的时事诗对林悌有重大影响，林悌的时事诗也都倾向鲜明，瘦硬刚健，比如《优谈》、《苦寒》、《蚕岭闵亭》等。这里以其代表作寓言诗《优谈》为例，此诗写道：“世有病心人，骑牛马载去。用之既违才，鞭策不少恕。太行之路青泥板，马蹶牛偾将伯助。吁嗟嗟，健牛良马皆一毙，谁为负也谁为驭！”
李氏朝鲜宣宗时期（1552-1608）政治腐败，君主难以驾驭朝廷中的东、西两派，两派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无论是哪一派占上风，他们都会对另一派进行政治清算，大批德才兼备的名臣被贬官，甚至被杀戮。林悌自幼熟读中国儒家经典，立下了治国之志。林悌及第后初入仕途，担任里曹正郎，后来又被任命为平安都事，不久，李氏朝鲜出现一国二主（宣宗和光海君）的现象，担任小官吏的林悌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纷乱的政局令林悌无所适从，他在辞职归隐前后写下了《优谈》。
《优谈》以戏谑的笔调，借劳苦功高的健牛、良马的遭遇批判统治者不珍惜人才甚至迫害人才的罪恶行径。健牛、良马一步一个脚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时遭到鞭打，它们难以遇到可以帮助它们的人，其最后的结局是“皆一毙”。李朝朝廷上也是如此，庸人拉帮结伙当政，迫害忠良，吏治昏暗，痛心疾首的林悌在诗中责问君主道：“谁为负也谁为驭！”《优谈》的思想倾向是如此鲜明。
艺术上，《优谈》以五言接七言，五言急迫，又瘦硬的特色，七言感慨，有刚健之风。此外，全诗以仄声押韵，杜绝了每一句句尾的余音，斩钉截铁的语气进一步加强了此诗瘦硬刚健的特征。
二、藏崛隐奇，新颖别致的写景诗
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迫辞去相职，退居江宁半山园，随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活遂渐渐远离了他的记忆，王安石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其诗歌中早先的奇崛逐渐被隐藏起来，瘦硬的句子也逐渐变得“丰满”了。但是王安石的执拗的性格不会改变，过去，他看到的政治现实是别扭的，如今，他不再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了，他所看到的只是长江两岸的自然风景，他看到的自然风景是别致的。比如王安石的一首写景小诗《江上》：“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半山园坐落在江宁城东门到钟山之间，距离长江很近，亦城亦郊，有山有水，自然风光非常优美。在《江上》这首七绝中，诗人先望天，眼界开阔的诗人直接就望见了江北的天；然后诗人看长江，一度在政治上不屈不饶的诗人的眼光直接“击破”碍眼的青山，看到竞渡的千帆。诗奇崛别致的特征非常鲜明。
然而，诗人知道自己已经是隐士了。于是，他看到的江北的天是一半晴朗一半阴；他看到的天上低低的徘徊的云饱含着水气；他看到的江上的青山并不那么稳稳的立在水中，而是云雾缭绕；他看到的千帆也是时隐时现的。王安石就这样把他的奇崛藏在诗中了。
王安石这种奇崛深藏不露的新颖别致的写景诗对林悌的写景诗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林悌的《浿江歌》、《戏题生阳馆》、《驿楼》等，这里以《浿江歌》为例。
组诗《浿江歌》是林悌晚年游历平壤时所作，诗描绘了平壤风光。这些诗开阔的眼界和跳跃的叙述模式颇似王安石的写景诗，其“不平则鸣”的“奇崛”的政治观也深藏在诗中，因而这些写景诗显得新颖别致。《浿江歌》第六首写道：“浿江儿女踏春阳，江山垂杨正断肠。无限烟丝若可织，为君裁作舞衣裳。”
浿江就是今天的大同江，它发源于朝鲜半岛北部的狼林山脉南麓，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流淌于山地之间，流经平壤城区，注入黄海。平壤是浿江下游城市，平壤城内的浿江非常宽阔，甚至有人工湖的感觉。浿江两岸不仅有许多历史遗迹，还有“乙密赏春”的春天景致、“浮碧玩月”的夜间赏月、“永明三胜”的落日晚霞、“龙山晚翠”的秋日山林等平壤八景，历来是人们的休闲和游览胜地。
林悌在《浿江歌》之六中首先描绘了浿江两岸踏青的人们，“踏春阳”三字用语别具一格，它通过读者的联想自然而然就产生了韵律。接着，诗人描写了浿江两岸的垂杨，诗人并未写垂杨的枝条之柔和叶子之绿，而是用描写人的心情的“断肠”二字来写垂杨，让读者一头雾水，诗似乎“奇崛”起来了。后两句，诗人通过想象，希望自己能用那丝丝缕缕的江上烟岚为君主织一件衣裳。后两句奇特的思维其实暗含了诗人对君主不能重视人才的批判之意，但是由于想象的缘故，批判被深藏起来。同时，我们通过后两句也明白了第二句垂杨“断肠”的缘故，“断肠”也就不再奇崛了，整首诗由此变得新颖别致起来。
总之，跟王安石一样，对政治生活的不满，使林悌在观景时所看到的景物带上了特定的情绪，其写景诗便呈现出藏崛隐奇，新颖别致的特征来。
三、思致淡远，含蓄蕴藉的送别诗
王安石是著名政治家，但他同时又是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在诗星灿烂的北宋诗坛，王安石当然算得上是明星。
王安石的诗歌虽然前后期分野鲜明，即前期重政治实用性，后期重个人抒情，但其前后期送别诗的特征却是稳定的。主持变法期间，王安石跟自己的同志和政敌既有沟通又有斗争，许多人跟王安石都有分分合合的诗歌唱和行为。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隐居生活长达十年之久，这期间，时常有文朋诗友到江宁拜访他，王安石因此也写了不少送别诗。王安石的送别诗虽然不能规避政治，但是却更多的表现诗人生活上闲淡的情怀，朋友间不舍的情怀，加之诗人以传统饭pgt-oiu的“味外之旨”诗论为标准主动锤炼诗艺，这些送别诗遂具有思致淡远，含蓄蕴藉的特色。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有舒州（今安徽潜山）老友专程到江宁看望垂暮中的王安石，在送老友回舒州的离别宴上，王安石写了《送逊师归舒州》一诗送给老友，诗的后四句写道：“看吹陌上杨花满，忽忆岩前蕙帐空。亦见桐乡诸父老，为传衰飒病春风。”
早在宋仁宗皇佑三年至五年（1051-1053）期间，王安石任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通判，很有政绩，他对舒州的感情一直也非常好，以至于他于熙宁九年（1076）决定辞去相位隐居江宁时请宋神宗封他为舒国公。在《送逊师归舒州》这首诗中，王安石已经不再有了过去的思想锋芒，他以平静的心态看陌上杨花飞飘。虽然他有时候会为故友不再常来而感伤，但是一旦有故友前来，他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年华已逝，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诗人接受造物主的安排，所以他并不避讳老友把他衰老的情形传到他梦魂常迁的故地。
王安石《送逊师归舒州》的后四句诗追古咏今，叹世感身，叙旧聊情，虽然语调平缓，但是内容丰富，空间阔大，加之“杨花”、“蕙帐”、“春风”这些优美意象的使用，真是思致淡远，含蓄蕴藉。
王安石送别诗的这些特点也影响了林悌的送别诗创作，比如林悌的《送黄景润为镜城判官》、《无语别》等诗。这里以前者为例。
林悌隐居期间，有一位名叫黄景润的老友被贬为咸镜北道镜为官，心情抑郁，林悌特地赶往咸镜北道去安慰他，黄景润离开镜城，到咸镜北道东海岸的小城元帅台跟林悌会面。分别前，林悌写了一首《送黄景润为镜城判官》给黄景润，既安慰了老友，也描述了自己的现实心态：“元帅台前海接天，曾将书剑醉戎氈。阴山八月恒飞雪，时逐长风落舞筵。”
《送黄景润为镜城判官》在回顾诗人当年积极从政的情怀时虽然难掩自豪之意，但是他把自己对往事的回忆放在“元帅台前海接天”的氛围中，雄伟的大自然一下子就让叱咤风云的诗人的早年变得一文不值了。后两句更加从容。远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阴山地区，八月里也会有大雪，这是很惊人的；更惊人的是，阴山的大雪被西风吹到元帅台诗人和黄景润饮酒的席间了，但是诗人并没有被震动，那大雪像白衣舞者一样在为饮酒的他们助兴呢。
《送黄景润为镜城判官》忽而过去，忽而现实，忽而朝鲜的元帅台，忽而中国的阴山，诗人从容不迫的面对变化多端的现实，这跟王安石的送别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诗中“海”、“天”、“飞雪”、“长风”这些意象的使用，同样强化了诗思致淡远，含蓄蕴藉的特色。
本文探讨了王安石的诗歌对林悌三类诗歌创作的影响，即：内容上思想鲜明，艺术上瘦硬刚健的时事诗；内容上藏崛隐奇，艺术上新颖别致的写景诗；内容上思致淡远，艺术上含蓄蕴藉的送别诗。
当然，林悌对中国古代文学是兼容并蓄的，对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的并不仅仅是王安石。他的时事诗中明显具有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爱女早逝后所创作的诗歌大都具有孟郊的感伤情绪。此外，虽然我们探讨了王安石诗歌对林悌诗歌创作的影响，但鉴于政治识见、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性格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林悌的汉诗创作不可能达到王安石那样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