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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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狷人格是中国传统人格中的一种。所谓狂狷，看起来“狂”是“狂”，“狷”是“狷”，因为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其实“狂”和“狷”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孔子是在阐发其“中庸之道”时谈到狂狷的，他的意思是说，具有狂狷人格的人要么太激进，以至于不计后果；要么太隐忍，长期引而不发。其实隐忍是爆发力的持续凝聚，“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隐忍的结果要么是更甚的激进，要么是自我毁灭，“狷”是“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历来不缺狂狷之士，特别是在时代要求名士积极进取的时候。比如：春秋时期跟人斗勇丧命的子路，战国时期铤而走险刺秦王的荆轲，东汉时期在西域虎胆闯敌营的班超，魏晋时期形骸放浪的“竹林七贤”，盛唐时期仗剑出塞从军的诗人岑参，南宋时期以英雄自许和许人的词人辛弃疾，明代蔑视阉党的复社名士，等等。
清末民初（1898-1927）是一个特别的时代。一方面，这是衰世和乱世，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的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华战争和国内军阀混战不休的乱世。另一方面，这是一个需要有识之士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时代，而晚清积弊之深、列强干预之频、国内改革或革命流派之多、白色恐怖之重等等又使得这种探索非常艰难和无比凶险。
梳理清末民初的狂狷之士，我们发现，他们从未形成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派别或文化派别，他们或者单打独斗，或者分散在各种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中。本文将分三个方面探讨清末民初狂狷之士的行为及其价值。即：做铺路石----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中的狂狷之士；逞英雄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狂狷之士；当扑火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狂狷之士。
一、铺路石：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中的狂狷之士
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中法战争因一步步把中国拖进民族危亡的深渊，从而引起有识之士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那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则让全中国爱国的有识之士醒来并行动起来了。这是因为，早先的那些战争是中国和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战败似乎是“应该”的，那时候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前后，国力尚弱于中国；但是甲午战争不仅让国人看到了日本的崛起，战争中日本欲亡我社稷的野心也暴露无遗，这迫使国人思考日本崛起的根源，同时思考提振国力以应对日本的野心。于是，1898年6月，光绪皇帝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1865-1898）等人实施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酝酿期可以从1895年“公车上书”算起，戊戌变法在酝酿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这一派别中不乏狂狷之士，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谭嗣同。
“戊戌变法”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兴办新式学堂，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创办书局，翻译西方科普读物；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增加历史和时务内容；制定工商立国的国策，大力发展民族实业；实行西方军事改革，创立新式军队；等等。这些措施无疑是甲午战争之后拯救中国的良药，谭嗣同对此笃信不疑，他也愿意为达此目的而努力奋斗。
虽然“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是康有为、梁启超，但是谭嗣同对变法的热情高过康、梁。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前后，对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同样义愤填膺的谭嗣同即在家乡组织学社，提倡新学，呼吁变法。第二年底，谭嗣同写成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第一部维新哲学著作《仁学》。1897年，谭嗣同在湖南创办维新派组织时务学堂，后l来又创办南学会和《湘报》，一时间，湖南成为变法宣传的热土。鉴于谭嗣同在维新宣传运动中近乎于“狂”的热情和巨大影响力，1898年6月，“戊戌变法”伊始，光绪皇帝就任命谭嗣同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进入变法核心领导层。
但是，变法内容中还有皇帝亲任陆海军统帅，国民剪掉辫子，改穿汉服，国家迁都上海，君民共治天下这些强化民主，强化光绪皇帝实权，限制慈禧太后及满族贵族权力的条款，从而惹怒了慈禧太后。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除新法，软禁光绪皇帝，逮捕变法骨干。
康有为、梁启超等事先得到慈禧太后政变的消息，已于9月20日凌晨秘密出京，逃往日本。康、梁也曾派人通知谭嗣同一同逃亡，但是谭嗣同拒绝了，他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一方面试图动员朝廷大臣营救光绪皇帝，一方面试图通过外国人通融慈禧太后释放光绪皇帝。9月24日，谭嗣同在湖南被捕，28日与其他五名变法人士一起被害。
谭嗣同具有典型的狂狷人格，他的这种人格是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合理产物。“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对外奴颜婢膝，丧权辱国，对内继续实行愚民政策，残酷压迫各族人民。渐渐觉醒的有识之士虽怒而不敢言，觉醒的队伍虽然逐渐壮大，但是他们都在隐忍着。“戊戌变法”是隐忍了这么久的狂狷人士的第一次爆发，是由“狷”向“狂”的跃进。“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谭嗣同不愿意“在沉默中灭亡”，他选择了“在爆发中灭亡”，以自己的生命丰富了传统的狂狷人格的内涵，提高了传统的狂狷人格的历史价值。
谭嗣同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师友康有为、梁启超在1895年“公车上书”期间也具有狂狷人格，但是“戊戌变法”中，二人在“爆发”失利之际出洋偷生，“沉默”去了。辛亥革命前后，康有为从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沦为资产阶级立宪派，并进一步退化为封建阶级保皇派，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敌人；梁启超起初追随康有为鼓吹立宪和保皇，后来在新的革命浪潮的激荡下与康有为渐行渐远，反对袁世凯复辟，倡导新文化运动，逐渐成为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余生中都不再具有狂狷人格，只有谭嗣同堪称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中的最具代表性的狂狷人士。当然，谭嗣同的死确实如他所愿，达到了为后继的革命者铺路的作用。固然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子、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战士不是因为谋求维新改良而献身的，但是谭嗣同为谋求中华民族摆脱危亡命运而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们。
二、英雄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狂狷之士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随着“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相继跟进，清政府的统治迅速坍塌。
当然，清政府垮台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辛亥暴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从1894年组建“兴中会”起就开始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十多年间，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发动了无数次革命暴动，牺牲了无数革命志士。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士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和军队中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并建立起大批组织，使一部分封建贵族和军阀跟清政府离心离德，瓦解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从而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无军队，却依靠旧军队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当然，旧贵族、旧军阀只是无利不起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真心倾向革命，所以，当他们要求独吞辛亥革命成果时，手无寸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只好乖乖奉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得到改变。这是辛亥革命走上层路线而不重视发动人民群众导致最终失败的根源。
与辛亥革命不重视发动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鼓励追随者的个人英雄主义，这是革命派不重视发动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武昌起义前好多年间，许多革命志士常常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就仓促起事，许多失败都是因此而造成的。比如著名的“黄花岗起义”。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911年1月，黄兴（1874-1916）受孙中山委派，率领百余名同盟会员从国外抵达香港，秘密组织广州清军（“新军”）定于4月13日的起义，起义的目的是夺取广州，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大本营。不料4月8日发生一起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自发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事件引起官方注意并加强防范，起义被迫推迟到26日。这是这次起义中的第一个脱离群众的逞英雄气的事件。
4月23日，黄兴率领起义的领导团队进入广州城，与计划起义的新军约定26日零时起义。谁知起义的消息被官方探知，新军全体官兵的枪械被缴，大批清军入城监视新军动向，起义只能再次改期或者取消。而且，孙中山派来助战的大约二百名同盟会员也已经撤回香港。但是，由于以往多次起义失败，令许多支持同盟会的华侨失望，这次起义又筹备了那么长时间，不甘心就此罢手的黄兴决定于29日单干。黄兴对他的助手们说：“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这百余名同盟会员被黄兴的精神感染，均愿意随黄兴起义。林时爽说：“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伦说：“非干不可，一人亦干。”林觉民起义前还给妻子陈意映写了一封著名的绝笔信《与妻书》。于是，29日，黄兴带领这百余名同志鸣枪起事。他们一边跟清军互相射击，一边杀向两广总督衙门，意欲刺杀刚刚就任总督才数日的张鸣歧。他们在城里左冲右突，还没到总督衙门，当场牺牲和被俘的就已经有八十多人，剩下的只得逃出广州。被俘的同志自然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后来，人们收集到林时爽、喻培伦、方洞声、林觉民、陈可钧等七十二具烈士遗体，收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在武昌起义前夕发生的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精神打动和激励了无数志士勇敢的走上战场，它如春雷震醒了神州，推进了革命风暴的早日到来。黄花岗起义的历史意义当然是巨大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赞成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方式。当然，个人英雄主义的出现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不重视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年轻时候的汪精卫只身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未遂）被捕就义，等等，均是这个原因。
鲁迅在1920年前后曾用《药》、《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那就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药》中，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夏瑜因造反被官府逮捕，枪决他的那天，市民华老栓带着馒头到刑场上蘸血，希望用人血馒头治疗他儿子小栓的肺结核病。夏瑜是谁，华老栓只知道他是个造反的，是罪犯，是死刑犯，夏瑜为什么造反，为谁造的反，华老栓并不清楚，也从没有人告诉过他。小说借此告诉我们，革命者的死是令人崇敬的，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因为就算你拼却生命杀掉一个清政府官员，但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你是杀不完的。个人英雄主义可以逞一时之勇，以生命树立自己的英雄丰碑，但是，个人英雄主义把革命作为自己的个人事业，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即便革命侥幸成功，革命果实也会被黎元洪、袁世凯那样的封建军阀窃取。
三、扑火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狂狷之士
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不会缺席。
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随后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极大震撼了中国知识界，要求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壮大国力，挽救危亡的呼声高涨。清政府虽然终止了维新变法，但是并未忽视这些呼声。1900年之后，清政府在以官费组织学生留学之外，还允许自费留学。此外，各省开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学堂除了学习四书五经，也学习科学知识和西方典章制度。清朝灭亡前，全国在籍留学生二万余人，各级新式学堂在籍生近三百万人，西方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和非教会学堂在籍生也超过二万人。这些人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求学阶段相对集中，结束学业之后也时有联系，他们很容易结成团体。不过，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还很年轻，团体的负责人或骨干往往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儒家学说之外，更多的学习了西方知识、科技知识，头脑中具有世界概念，他们以国际化眼光看中国则更能够看清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他们也更加有爱国情怀。他们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学说、文化思想，崇尚自由、民主和博爱精神。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看中国”的人，他们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前途也充满信心。
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处于社会中下层，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缺乏辩证观，学到的那些西方知识无法有机的嫁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中来。同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社会后还常常找不到职业或经常失业，他们埋怨社会，渴望新时代早日到来。此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常有机会接触人民群众，他们同情下层人民群众，但是，他们所在组织的领导和骨干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居象牙塔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会干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部分涉世不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不知所措。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部分人会做出一些想当然的、或不切实际的举动。当然，这些人也是狂狷的斗士。
在辛亥革命加快酝酿的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1907年，同盟会会员、著名资产阶级学者刘师培（1884-1919）、张继（1882-1947）等人反对孙中山的资产阶级专政，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所”，出版刊物，吸纳“离经叛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公开宣扬无政府主义。他们要求待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即取消阶级、政府、军队、法律、宗教、家庭，财产归全社会所有和共享。刘师培声称这就是比不久前即1905年革命后的俄国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任何哪怕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点点的观念都是资本主义的，因此，刘师培的讲习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组织。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主张当然是荒谬的，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下的中国的现实危机，一个失去政府和军队的中国必将迅速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华民族将成为亡国奴。如何推翻封建的清政府，如何避免推翻清政府之后的无政府主义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呢？无政府主义组织号召自己的会员不要吝惜血肉之躯，拿起匕首和手枪，对中外反动派开展暗杀活动，发现一个反动派，就暗杀一个反动派。
刘师培等人在各地特别是大中院校广泛建立无政府主义分支机构，出版杂志十多种，连章太炎、蔡元培等大学者都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杂志上撰文摇旗助阵。虽然无政府主义组织在批判清政府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方面有一定的社会启蒙价值，但是它鼓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革命志士作无谓的牺牲，这当然是有害的。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和群众团体游行示威，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段祺瑞命令军警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四十七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的惨案，死者中包括鲁迅先生的学生刘和珍等人。鲁迅先生拍案而起，一口气写了包括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内的七篇文章。鲁迅在痛骂反动政府，哀悼死难烈士的同时，也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毒害，不能认清反动派的嘴脸，而以血肉之躯顶着敌人的炮火做无谓牺牲的行为进行批评。其实，鲁迅早在1924年9月所作的散文诗《秋夜》中就以象征的手法告诫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莽撞的去追求未来，他说：“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它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
清末民初（1898-1927）是一个破坏与重建的时代，是一个迷茫与探索的时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隐忍，满清入关以来两个半世纪的隐忍，封建制度形成以来二十一个世纪的隐忍，终于爆发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虽然并没有因为这长期隐忍之后的爆发而得到改变，但是一批批狂狷之士却如流星一般从黑沉沉的夜空中次第划过。这些狂狷之士包括：铺路石----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中的狂狷之士；英雄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狂狷之士；扑火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狂狷之士。这些狂狷之士的行为虽然或者过于壮烈，或者过于激进，或者过于鲁莽，但是他们大多是壮士、斗士，他们的狂狷行为激励着革命者继续探索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革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