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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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起源于东晋，到盛唐时期就已经大量出现了，李白、张志和等都有名作传世。但是，词作为一种文体，其在发展的道路上却是跌跌撞撞，甚至长期处于非常尴尬的状态，究其原因在于诗，在于诗对词的排斥或接纳。为了行文方便，这里我把诗和词的这种关系分为四个阶段来描述，即：词与诗的陌路；词与诗的相望；词向诗的投诚；词与诗的并立。
一、词与诗的陌路
人们对新音乐的追求促成了词的萌芽。
东晋十六国时期，九州大地的分裂并没有延缓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特别是少数民族参与或独立创立一方政权，还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后凉太祖吕光（386-399年在位）称帝前为前秦将领，从前秦建元十八年（382）直到建元二十年（386），吕光奉皇帝苻坚之命三次领兵征伐西域，与西域三十余国联军作战，于建元二十年八月平定西域。是年苻坚被后秦皇帝姚苌所杀，吕光遂在西域称帝，建国大凉（史称后凉），并自西域起兵东征，数年间收复了前秦的部分失地。
吕光从西域回师关中时带回大量西域乐器和大批音乐人士，乐器中有琵琶等弹奏乐器，有腰鼓等打击乐器，音乐人士有乐师、歌女。西域音乐给东方人带来了全新体验。随着西域音乐持续东来，中原音乐逐渐吸收西域音乐的成分，形成了一种格调丰富、抒情意味浓郁的新的音乐——“燕乐”（或称“宴乐”），这种新音乐主要用于公共娱乐活动中的助兴。这就是词的最初萌芽。
早在三国时期，曹丕于《典论·论文》中谈到诗文的功用时说：“夫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所说的“文章”指的是文和诗。东晋十六国时期萌芽的词，在地位上是根本不能跟诗相提并论的。诗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参与了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记录了先人们的奋斗以及奋斗中的悲欢，特别是现实主义诗歌由于其庄严的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为后人高度重视，《诗经》中的“国风”、汉魏乐府、盛唐的史诗、中唐的新乐府等等，都是后人认识历史的“活化石”。相较于“高大上”的诗，刚刚出现的词还只是个“小屁孩”，而且又跟中原人从来都鄙视的少数民族有牵连，更加上它只用于席间助兴，词跟诗相比，可能就是倡女跟皇帝的公主相比一样，其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接下来，南北朝时期，诗走向“宫体”化，而本来就冶艳的词自然也就得到了初步推广，但是词的席间“助兴”的功能没有变，没有人会相信词有朝一日会跟诗携手并与诗有得一拼。
唐朝前期和中期，文人开始接触词，并开始把词的文本跟乐曲分离开来。
李白（701-762）的诗集中留下了二十多首词，其中的两首为代表作，即《忆秦娥》和《菩萨蛮》。《忆秦娥》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菩萨蛮》曰：“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是至今能够见到的比较早的两首完整的词。由于李白的词已经很成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白之前已经有很多成熟的词了，可惜从南北朝直到隋唐之际战乱频仍，它们可能都失传了。
除了李白，韩翃的《章台柳》，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戴叔伦等人的《调笑令》都是非常成熟的词。而开元年间大量的教坊曲歌词以及中唐的刘禹锡、白居易和柳宗元创作的数量可观的词，都昭示着词的独特魅力已经引起诗人们的关注。
但是即便如此，在唐诗五彩缤纷的时代，词的地位只能继续尴尬，它虽然开始走进了文人书斋，但是它至多也就只是文人的业余消遣，前面提到的唐代的这些文人无不以写诗作为自己的职业，填词只是偶尔“涂鸦”而已。
二、词与诗的相望
晚唐时期，藩镇割据成为帝国尾大不掉的政治危机，而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进一步加剧了政局的险恶程度，接踵而来的五代十国，是晚唐政治的自然发展结果，天下大乱，二百多年行之有效的社会价值观坍塌了。晚唐五代这数十年间，悲观无望的思潮取代了盛唐、中唐时期积极进取的思潮，随波逐流成为文人无奈的人生选择，及时行乐成为文人放逐自己的手段，“高大上”的诗当然是无法表达文人们心中的这种复杂情绪的，于是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正式阵地——闺苑。
晚唐五代时期的“花间派”代表性词人比如温庭筠、韦庄、孙光宪等，以及南唐君臣李璟、李煜、冯延巳等，本来都是写诗的高手，他们其实也有一定数量的诗传世，然而，以积极进取为价值取向的诗在很多情形下无法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被迫转向原本并不在意的词。他们一方面用诗继续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苦苦追求，一方面用词表现自己在绝望中的挣扎，词陪伴他们眺望着诗的境界，而诗由于无法抚慰诗人的心灵，也在“那边”眺望着并理解了词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诗不再蔑视词了，诗“默许”词进入一个诗本来就无法进入的领域。这里以温庭筠（812？-866）和李煜（937-978）为例作简单阐述。
文学史上一直把温庭筠称为第一位专力“倚声填词”的诗人，其实温庭筠传世的诗词三百一十余首，其中词只有大约七十首，而且这些词中能够确定写作年份的也大多在大中（847-860）年间，这段时间不仅是温庭筠人生的最低潮，而且是他难以释怀的时期。
温庭筠早年丧父，十二岁时开始随父亲的好友、时任刑部尚书段文昌生活，并跟段文昌的儿子段成式一起读书。这段时间长达十二年，是温庭筠最无忧无虑的时期。这一时期他跟段成式、李远等年轻诗人都有诗歌唱和，并无词作。此后，直到大中十三年（859）这二十余年中，温庭筠主要生活在国子监，虽然他诗文俱佳，但是却屡试不第，是国子监中的老监生。这一时期，他跟唐文宗的太子李永，名士裴度、刘禹锡、李德裕、杜牧、赵嘏等人有诗歌唱和。而他的大部分词则写于这一时期的后半期也是就是大中年间，词主要是他跟令狐陶的儿子令狐滈和裴度的儿子裴诚狎妓宿倡的过程中写给那些一夜情的所谓红颜知己的。其实温庭筠早先并不热衷于风月场所，科举考试的屡次失败，使他越来越感到前途黯淡，而在那两个浪荡公子的不良影响下，他遂自暴自弃。大中九年（859）又是科举的年份，温庭筠爽性替人考试，不料案发，温庭筠被逐出国子监，从此他辗转于襄阳、江陵之间谋生，直到病死。这几年温庭筠已经看透了人生，无欲无求了，这从他跟段成式、余知古、丰蟾、徐商等人时有酬唱的诗歌中可知，而这几年他很少填词。
因此，温庭筠的词是他在半生苦读终究无缘功名的悲观状态下所写，风月生活只是他逃避现实的方式，而严肃的诗是不好表现风月生活的，于是他选择了词。温庭筠在大中年间所写的诗和词在数量上大抵相当，他一边写诗记录自己的社会生活，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一边填词发泄绝望的情绪。在文学史上，词第一次跟诗相望着支撑起了一个诗人的艺术人生，使之不至于坍塌。
李煜是李璟的六子，前边有这么多哥哥，他从来就没有过继承大位的念头，谁知命运在他二十四岁那年硬是把南唐国主的位子摊给了他。李煜接手的南唐是一个烂摊子，当时，北宋不仅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赵匡胤统一天下的战争正迅速有效的展开。早在李煜继位前，李璟就已经去除了帝号，改称国主，奉宋为正统，但是即便如此，北宋也不愿罢休，赵匡胤所希望的是最终在南唐实行郡县制。
李煜在位期间，虽然有时候也勤于政事，想有所作为，但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一筹莫展的，于是他有时候写诗，有时候填词。诗反映了南唐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状况，也抒发了李煜的个人抱负和亲情，词则反映了李煜自暴自弃的声色生活。他不仅自己时常自暴自弃，还带领大臣们通宵达旦的纵情声色，并填写靡靡之音的词作，冯延巳就是那样陪着李煜终日以词互相唱和着饮酒作乐的，君臣二人都成了著名词人。可以说，诗“强打精神”支撑了李煜对国家的治理，词则避免李煜的精神被现实击溃，诗和词相望着构筑了李煜的心理世界和艺术世界，直到把他连同他的南唐捧给大宋。
三、词向诗的投诚
开宝七年（974），李煜降宋，后被囚。生命的这最后五年，他写了很多词，也写了一些诗，词中不见了冶游的无奈之欢，所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家国之恨，诗的主题也是如此。李煜降宋前，诗和词的分野很鲜明，诗写严肃的事，词写冶艳之欢，诗和词在他的生活中做到了相望。降宋后，家国之恨本来应该用诗来写的，这是诗的传统领域，比如屈原的诗、杜甫的诗，但是李煜是忽而写诗，忽而填词，表达了相同的人生感受，诗和词在他那里成功相会，这可是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词的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在李煜晚年词的创作的启发下，北宋初年，词的文体意识开始鲜明起来，鲜明的标志就是文人不仅不再排斥词，而且开始用诗的眼光来看词，——词迅速走向了诗。
词走向诗，有两个重要阶段：一是以柳永（984？-1053）、晏殊（991-1055）为代表的宋仁宗时期；一是以苏轼（1037-1101）为代表的宋神宗、宋哲宗时期。
柳永和晏殊都反对“花间派”词那浓重的脂粉味儿，主张从诗的题材中分出一部分用来填词，以便把词从闺房里拉出来，即便是表现艳情，他们也反对低级趣味。由于人生际遇的不同，柳永和晏殊从诗的题材中挑选给词的也就不一样。屡屡科举失利，长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柳永用词表现羁旅之思、市井风光和市民感情；而十四岁就进士及第且直接做京官的晏殊则用词表现士大夫的生活，诸如旷达的情怀，伤春之痛，以及对世界万物的理性思索。总的来说，柳永和晏殊词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俚俗，后者典雅，于是矛盾出现了。
柳永还在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晏殊是主考官。再一次落榜后，柳永去找晏殊询问缘由，晏殊问柳永：“贤俊作曲子么？”此话表明晏殊对柳永词的俚俗风格的奚落。柳永没明白，便答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只得举了柳永的一句词为例正色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这件事虽然是逸闻，但是却反映了晏殊和柳永在把诗的题材引入词的创作方面的不同标准，同时这件事也说明，柳永当时在词的创作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已经感染了晏殊，以至于他都能背诵柳永的一些词。晏殊与柳永的见面，本身就是对词如何引入诗的题材的一次面对面探讨。
当然，无论是柳永还是晏殊，都只是主张把诗的部分题材“割舍”给词，稍后步入文坛的苏轼对此不以为然。苏轼在肯定柳永拓宽词的表现领域方面的贡献，肯定晏殊通过词来提炼哲理意趣方面的贡献之后，要求彻底改变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词是诗的“苗裔”，词和诗本来就是一家，二者的区别仅仅是句子的长短，如同诗能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之别，词无非就是杂言诗而已。于是，苏轼提出“以诗为词”的创作观念。所谓“以诗为词”，就是诗所表现的生活，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个人情怀，词都可以写；就是无论叙事、状物还是抒情，词都可以介入。此外，苏轼还高度赞扬李煜对词的意境的开拓，要求词应该像诗一样，营造深远的时空场景，深邃的艺术境界。苏轼还对长期以来词只走婉约一条路子表示不满，反对“词为艳科”的传统，他在写给张文潜的信中说：词还要追求壮美的风格。
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苏轼有时候用诗，有时候用词，不仅随心所欲描绘大自然、都市风光、旷野风情，也随心所欲的表现他所处时代的复杂的官场斗争，表现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而且还随心所欲的表现日常交际、羁旅行思、躬耕游猎、家居幽情，甚至描摹小物件。更重要的是，他还开创了豪放词派，如同诗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一样，他让词有了婉约和豪放之别。
苏轼还继承韩愈的作诗方法，倡导“以文为诗”，把传统的只有文才表现的而诗不曾表现的题材和手法引入诗的创作中去，比如题材上的人物传记、说理论道等等，手法上的脉络清晰的谋篇布局，故意忽视节奏追求散漫的美等等。在“以诗为词”原则的指导下，这些写诗的新方法也进入了词。
由于苏轼名气大，他的“以诗为词”观念在当时就获得了广泛认同，黄庭坚、晁补之等人争相学习，苏轼甚至批评秦观没有学好呢。于是，词完全“成”了诗。
四、词与诗的并立
苏轼的“以诗为词”说固然彻底解放了有史以来诗对词的束缚，有利于词的全面发展，但是这种把词与诗完全等同的做法客观上抹杀了词的独特性，其结果必然是使词消失于诗之中，使词“沦为”杂言诗。所以，“以诗为词”风行了一阵子，就开始有人批评了。最先对苏轼进行“纠偏”的是周邦彦（1056-1121）。
周邦彦自己虽然并不写豪放词，但是他也没有批评苏轼的豪放词。他所反对的是苏轼词的全盘“诗化”，甚至于走向散文化，以至于苏轼有的词或者议论化过于严重，或者游离于词的格律之外。为此，周邦彦对词的创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词的声律模式规范化、精密化。政和（1111-1118）前期，他利用自己主持大晟府的职务之便，搜集了当时流传于各个阶层的词调八十多种，依据《广韵》中的唐声，逐一确定每个词牌中每个字的四声，平、上、入、去均不允许混用。二是注重语言的锤炼，反对把散文用语用在词上。他要求语言要来自自己的生活，还要从老百姓活的语言中吸取营养，此外还要对古典诗歌中的名句进行活用，通过这些方法使词的语言浑成自然，精致工巧。三是要求用词来抒情，反对用词叙事，反对把词写成古文或叙事诗。当然，周邦彦所要求的抒情不是抒“花间派”的那种艳情，而是包括男女之爱、兄弟之爱、家国之爱的世间所有的积极向上的真情。
周邦彦与苏轼属于不同党派，在宋徽宗时期，虽然满朝大臣痛批早已作古了的苏轼，周邦彦却没有那样做。不仅政治上没有，即便在艺术上，他也没有直接攻击苏轼的“以诗为词”观，他只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默默的为苏轼纠偏。
接着，进一步为苏轼的“以诗为词”纠偏，并直截了当批评苏轼的是李清照（1084-1155）。
李清照写下了中国古代第一篇系统化的论词的文章《词论》，文章回顾了词的发展史特别是五代以来词的发展历程，考察了词坛宿将们的艺术得失。她相继肯定了柳永的“协音律”，批评了柳永的“词语尘下”；肯定了张先“时有妙语”，批评了张先整首词的“破碎”。对于苏轼，李清照却没有肯定方面，而是用不客气的话说苏轼的词就是“句读不齐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还表扬文章写的好的王安石、曾巩不填词是对的：“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这其实都是在批评苏轼的“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词”。
到底词跟诗是什么关系呢？李清照指出：词“别是一家”。到底怎么样填“别是一家”的词呢？李清照在肯定周邦彦的词论观念之后，进一步认为：首先，词要以音律相协为要务，即“分五音，分五声，分六律，分清浊轻重”。其次，词的内容要以情致为主，她表扬秦观在这方面做的到位，即“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并能做到虽然直抒胸臆却又委婉曲折。第三，风格上要尚文雅，她肯定了李煜后期的词既蕴藉高妙，又一尘不染，也赞扬了黄庭坚通过“点铁成金”化用典故以增强词的典雅性的功夫。
周邦彦和李清照关于词既要学习诗又要有别于诗的观念在两宋交替之际特别是南宋时期产生了巨大影响，词和诗在保持各自的艺术风貌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以情为主和以事为主的题材上的大致分野。而南宋时期的文人也是基本上分两类，要么是用词抒情的大词人如辛弃疾、姜夔，要么是用诗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大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大词人很少写诗，大诗人偶尔填词。词的文体定位最终完成，那就是，词作为“木棉”，跟“橡树”的诗并肩站在一起！
任何一种文体从诞生到形制上的稳定，都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诗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到西周时期才有四言的定制，经历了一千多年；词从“宴乐”到教坊曲，再到文人创作阶段的它与诗的内容、形式方面的分合与取舍，直到体制成型，也经历了好几百年，这其实很正常。南宋以后，虽然后人始终奉两宋为词的大盛时期，其实，明清时期的词的创作，其盛况与两宋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国内编篡的仅仅清代康乾时期的词集所收词的数量就已是全宋词的十倍以上了。不仅是数量，明清时期的词和诗始终是依据周邦彦、李清照所确立的角色定位向前发展着的。
（刊发于《文学月报》2020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