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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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在民间的名气远远大于范蠡（前536-前448），其实西施只是范蠡的工具，——助越王勾践灭吴的工具。不过，如果仅仅把西施看作范蠡的工具，似乎不能全面认识范蠡，因为越灭吴后，据说范蠡携西施隐遁于烟波之中了。对于西施，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是西施作为间谍入吴宫，她在吴王夫差身边不会不施以各种手段，她肯定是一个有心机的女子；二是西施毕竟服侍过吴王好久，是否日久生情了，这不得而知，但起码她是个“过来人”了。古人常常喜欢傻乎乎的美人，更喜欢处女（当然先秦时期还没有形成这种观念）。不管怎么说，范蠡娶西施，其思想动机最起码是战斗友谊，这是他作为士大夫的一个闪光点；而更重要的是，范蠡带着西施远离政治纷争，隐遁民间，这才是范蠡最大的人生亮点。
范蠡之前早就有隐士，比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等，但是这些隐士只是为隐居而隐居，他们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实在是不值得称道的。范蠡同时代名人中也有隐士，比如颜回（前521-前481）、孙武（前545-前480？），但是他们隐居的目的是为了身后名，或传教，或著书。范蠡不同于以上这两类人，他是在成就了伟业之后，放弃荣华富贵而隐遁的，这是需要大智慧的。
史上常有这样的说法，即范蠡是被迫隐遁的。就是说，由于勾践不能容人，灭吴后，范蠡认为自己已经对勾践失去了价值，并且自己“功高盖主”，为了全身，他才选择隐遁。这种说法长期被人们接受，而且还有个相反的例子文种摆在那儿可以佐证，——文种就因为贪恋高官厚禄，而于勾践灭吴后数月被杀。其实我们误解了范蠡。范蠡功成身退的思想由来已久，这与勾践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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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聃有个弟子姓辛，名计然，史称文子，史载范蠡曾师事之。文子的生年不可考，但是从范蠡小老子三十五、六岁这一点来看，范蠡师事文子的事是“可以有的”。文子著有《文子》一书，北魏学者李暹曾为该书作注。从《文子》、《文子注》，结合《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等相关资料来看，文子的思想不仅与老子一脉相承，而且发展了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观和治国修身学说，提出了天地阴阳转换、人生吉凶轮回、时事因循而变等观念，这对后来的黄老之学有重要启迪价值。
老子和文子的思想被范蠡吸收和进一步发展，并反映在他《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著作中。范蠡认为，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包括万事万物的运行，都是福祸相依的，而作为主体的人，应该以“无为”的思想来指导“有为”的实践。这在范蠡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甚至其商业活动中都有所体现。
政治上，范蠡反对勾践贪施霸主威风，反对文种贪恋荣华富贵，也反对孙武贪图身后名望。范蠡曾经以道家的学说劝谏勾践道：“盈满而不过，气盛而不骄，辛劳而不夸。”在随勾践赴吴后，范蠡作为勾践的臣子，跟吴王夫差相处得很好，范蠡的政治理想是吴越两国包括西边的楚国能够和谐共存，他试图通过交好吴王，打消吴王灭越的想法，——吴王的将军伍子胥一直规劝吴王灭越。当然，范蠡也是反对越灭吴的，只不过在吴国期间他还看不到勾践日后有灭吴之心，其实，九死一生的那时候的勾践也未必会生灭吴之志。范蠡的政治行动说到底就是通过自己的“有为”来实现吴越两国之间的“无为”。
军事上，范蠡主张强兵，即“有为”，却又主张不攻，即“无为”。他强兵的目的是为了自保，为了保证越国能够跟吴楚两国和平相处。他在吴越边境筑了两座城池，大城以栅栏作为城墙，城中不备武装，他以此向吴国表明越国无报仇之志；小城则深挖壕，高筑墙，屯驻重兵，他以此告诉吴王，如果吴国敢侵略越国，越国有能力击败吴国。
经济上，范蠡主张农商并重，但是并重并不是靠政府的行政指令来实现的。他认为，农业活动和商业活动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之间是不平衡和平衡的不断自我调整的关系，政府所能做的是防止农业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出现过大摆动，比如农业收成盈余很多，商家大量囤积粮食，待到农业歉收时，商家却高价出售。范蠡在越国采用“平粜齐物”的办法来解决农业和商业的矛盾，即丰年政府高价买进粮食，以压抑商家囤积粮食的冲动；荒年政府则低价出售粮食，以压抑商家发灾难财的冲动。政府的有限“有为”，抑制了商家的无限“有为”，保证了社会处于“无为而治”的和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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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范蠡的道家思想还体现在他个人的生意经和财富观上，这可能对于我们平常人更有借鉴意义，这方面我不妨就多说一些。
范蠡认为，得到的东西不要舍不得放手，没有得到的，那就遵循一定的规律去争取。范蠡善于做生意，他注意研究市场规律，主张择机而动，即以“无为”的等待实现“有为”的行动。他还要求见好就收，因为福祸是相依的，而相依的福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注重短期利益和长期投资的关系，多销和薄利的关系，赚钱和亏本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范蠡的“无为”“有为”观在其商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当今时常看到关于著名慈善家的报道，也时而看到关于明星偷税漏税的报道，同样是对老子、文子思想的实践和发挥，范蠡主张取利于社会，并返利于社会。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再多，自己所需要的很有限，因而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做生意，创业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安逸。
范蠡在投奔勾践之前就已经是大商人了，他用自己的全部财富资助勾践。灭吴后，范蠡带着西施在胭脂湖（其实就是太湖）中飘荡了一段日子，遂来到齐国，在海边结庐而居，做起了海鲜和海盐买卖。由于他早些年研究过天下各国对特产的相互需求状况，因此仅仅一两年，他就再次成为大富豪。但是范蠡并没有贪恋财富，他和西施布衣粗食，而把财富分给海边的居民作为经营海产品的本钱，一时间，齐国海边到处都是小富豪。齐平公欣赏范蠡的才能和品行，亲自到海边拜会范蠡，并请他入都城临淄出任齐国相国。
范蠡做了三年齐相，看到齐平公不能安于齐国民富国安的现状，而执意要与越王勾践争霸，他再次弃官归隐。这次他和西施来到宋国陶丘（今山东定陶）定居。由于宋国是个“内陆国”，被楚、郑、卫、齐、鲁等大国包围，其间还夹杂着十多个小国，商品交换更加便利，范蠡做起了各种生意。几年后，又成了大贾的范蠡依旧把自己的钱财散施给当地老百姓，一时间，陶丘不再有乞丐，所以后人尊称范蠡为“陶朱公”。
以“有为”的为官之道，谋取“无为”的社会之治；以“无为”的人生理想，谋取“有为”的隐居生活；以“有为”的商业之举，谋取“无为”的商业之利；以“无为”的家庭建设，换取大多数人养活自己的“有为”之便。试问，四千年来，除了范蠡，还有谁做到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