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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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小说一方面真实再现并无情批判了封建俄国的宗法制度、宗教制度、经济制度，因而被列宁称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提倡贵族阶级在“平民化”生活中自我悔罪、拯救灵魂、进行“道德自我修养”、对被压迫阶级“兼爱”和“平等”，要求被压迫阶级“勿以暴力抗恶”。托尔斯泰小说中的这两方面思想常常有所纠结，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托尔斯泰主义。
20世纪初，还在托尔斯泰生前，托尔斯泰主义就已经随着托尔斯泰的小说传入我国。从这时起，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我国处于辛亥革命前后，是新旧社会思想在几派文化大师带领下激烈博弈的时期。由于秉持的社会思想不同，这些大师对托尔斯泰主义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具体可分三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是忧惧派；以辜鸿铭为代表封建卫道士是错乱派；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是兴奋派。
一、梁启超在忧惧中发现了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早在1900年，托尔斯泰的人生简历和后期两大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就已经被上海广学会介绍给了中国读者，但是真正剖析托尔斯泰主义的第一位文化大师是梁启超。1902年2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审视了托尔斯泰主义。
梁启超认为，托尔斯泰身居“地球第一专制之国”，却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梁启超可谓看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侧面，这当然是托尔斯泰的小说所反映出来的。
写于1877年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方面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市贵族阶层效法西欧资本主义的自由化浪潮，特别是贵族妇女典型安娜·卡列尼娜公然以离婚的方式嘲弄了封建宗法制；另一方面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农村地主阶级开明分子典型列文畏惧资产阶级革命，试图在保留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让农奴以劳动力作为股东参与农业生产的心态，列文自己也参加农业劳动，并过着“健康的平民生活”，列文认为自己的这种方式不仅否定了封建宗法制的阶级剥削，也避免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
安娜·卡列尼娜背叛枯燥的封建丈夫卡列宁，和自己喜欢的具有西欧骑士风度的渥伦斯基同居，这就是梁启超看到的托尔斯泰主义的平等的爱。而列文的改革则不仅更是兼爱而平等，还避免了农奴的暴动，践行了他“不以暴力抗恶”的人生观。
但是，梁启超失望了，托尔斯泰不仅没有让安娜·卡列尼娜获得她所渴望的爱情，也没有让列文的改革获得成功。安娜·卡列尼娜宁愿忍受卡列宁的惩罚，宁愿放弃尊严、放弃儿子，也要近乎疯狂的爱着渥伦斯基，她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寄托在她与渥伦斯基的这份平等的爱上。但是渥伦斯基认为这给了他压力，平等的爱将使他丧失了婚姻上的独立权和个性自由，他就这样背叛了安娜·卡列尼娜。列文的改革并不能让农奴们相信，因为历史上地主阶级欠下了农奴太多的血债，农奴们渴望暴力革命的到来。
安娜·卡列尼娜和列文的悲剧既反映了托尔斯泰基于“兼爱”、“平等”之上的“平民化”生活、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等思想，又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这种思想前途的不自信。梁启超对托尔斯泰主义中的这种不自信感到非常忧惧，对资本主义的“兼爱”、“平等”、“自由”的虚幻性感到忧惧，也对托尔斯泰作品中随时可能爆发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感到忧惧。梁启超为什么有这些忧惧呢？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太后更加专权，光绪皇帝几乎连傀儡都不是了，梁启超逐渐放弃了不可能实现的推翻慈禧太后以“保皇”的主张，改为提倡实行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希望在有限保留皇权的前提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当时孙中山领导的旨在以武力彻底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革命正风起云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高涨。梁启超担心资产阶级暴力革命会埋葬皇权和保皇派的全部既得利益，所以心中忧惧。
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这样评论托尔斯泰主义道：“近年以来……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皆托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论俄罗斯虚无党》中一方面寄希望于清政府“枪出而革命绝迹”，他当然知道这是想当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另一方面他批判托尔斯泰道：“……以废土地私有权为第一目的……虽以托尔斯泰之老成持重犹主张此义。其势力之大，可概见矣。”梁启超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忧惧溢于言表。
梁启超本是维新派领袖，维新派大力翻译西方书籍的目的是“引渡新风”。1907年，学者王炳堃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托尔斯泰小说集《托氏宗教小说》的序言中认为，“杰出之士如托氏其人者”，其小说“可以蒙开学，沦民智”，这正是“引渡新风”，梁启超忧惧托尔斯泰主义即便不是其早前维新思想的倒退，那也是他落伍于时代的表现。
二、辜鸿铭在错乱中误解了托尔斯泰主义中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
辜鸿铭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虽然他精通九种外语，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十三个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博士学位，但是他更热衷于向西方介绍中国封建文化，他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坚持传统文化中的保守立场，其骨子里是封建卫道士。
辜鸿铭留学欧洲期间结识了许多欧洲文化巨子，回国后经常跟他们通信。1906年，辜鸿铭把自己的一篇新写的文章《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寄给托尔斯泰，文章认为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可以使托尔斯泰“保持公正的判断力”；而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悔罪、拯救灵魂、道德自修以及“平民化”的“兼爱”会使封建阶级变好，会感化被统治阶级从而规避“以暴力抗恶”的行为，这就像德性的“真正的儒家的办法”，于“中庸”中实现了“致中和”。
辜鸿铭把托尔斯泰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很显然，这是他从托尔斯泰小说中的那些封建贵族阶级典型在社会变革中的矛盾纠结心理形态中发现的。
写于1899年的《复活》中的主要人物均在自我修养中实现了“中和”的美好结局。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早先是一个劣迹斑斑的贵族，他诱奸了一个贵族家的女仆、天真无邪的玛丝洛娃，玛丝洛娃由此被主人赶走，最后沦落风尘。十年后，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再次见到已变得麻木的受了冤枉的卖笑女郎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为自己当年的恶行感到难过，他决心向她赎罪。在为玛丝洛娃上诉失败后，聂赫留朵夫放弃了自己的财产，随玛丝洛娃去流放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的心灵得到了宽慰。而玛丝洛娃在法庭上再见到聂赫留朵夫时非常痛恨他，后来她被聂赫留朵夫的真情所感动，不仅原谅了聂赫留朵夫，还改掉了自己堕落的恶习，愿意让聂赫留朵夫随自己去流放地。
按照辜鸿铭的观点，聂赫留朵夫在善与恶的“中和”过程中实现了精神上的平静，玛丝洛娃在善与恶的“中和”过程中实现了宽恕和爱，这都符合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此外，“复活”了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复活”了的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又以阴阳相合方式在更高层面上沿着“中庸”之道前进着。
其实，聂赫留朵夫代表的是封建贵族阶级，玛丝洛娃代表的是被压迫阶级，二者之间的矛盾受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决定，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如果能够调和，封建社会不仅不会延续那么久，甚至地主剥削制度压根儿就不可能出现。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喜剧”其实是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局限性，辜鸿铭却认为它等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粹”，这显然是辜鸿铭之类的封建卫道士们对托尔斯泰主义错乱中的误解。而辜鸿铭寄给托尔斯泰的这篇《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的目的是跟托尔斯泰探讨日俄之间矛盾的调和之法。辜鸿铭认为，只要日俄两国执政当局加强道德修养，自我拯救灵魂，“勿以暴力抗恶”，就能够践行等同中国儒家“中庸”思想的托尔斯泰主义。
我们都知道，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爆发中国的土地上，是日俄两国争夺中国辽东半岛控制权的火拼行为，长达一年半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更大的伤害。辜鸿铭关于日俄通过道德修养实现和解无异于希望日俄两国在殖民中国人民方面达到平衡，我想，这并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真实内涵，更不是中国儒家学说所允许的，——儒家在崇尚作为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中庸”之道的同时还要求儒者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后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更高层次上的德性精神。
对托尔斯泰主义认识错乱，辜鸿铭并不是唯一的大师。王国维于1904年翻译了《托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一文，认为科学“排斥传统伦理”，发扬巧智，是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因此，他呼吁人们重视托尔斯泰主义，加强自我人格修养，“而勿醉心于物质的文明”。这跟辜鸿铭一样，把托尔斯泰主义误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性精神。
三、李大钊在兴奋中听到了托尔斯泰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吼声
固然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中传到中国的，其实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接触俄国的先进思想了。
1913年，李大钊留学日本期间曾写了《文豪》一文，介绍了两类俄国作家：一类是索洛古勃之类的写“厌世之文”的作家，一类是托尔斯泰那样的写“救人救世”、“照耀千古”文章的作家。李大钊认为，“托尔斯泰生暴俄专制之下，扬博爱赤旗，为真理人道”而“搏战”，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李大钊在文中虽然使用了类似托尔斯泰主义中“兼爱”一词的“博爱”，但是作者把“赤旗”插在博爱的思想土地上，自1903年列宁创建布尔什维克党之后，“赤旗”就是工人阶级的象征，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象征，这样，作为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博爱”在李大钊笔下就成为社会主义的精神高地了。类似于托尔斯泰主义中因难以实现而纠结着的“平民化”、“兼爱”的“人道”思想本来也是开明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其“人道”只是对统治阶级的人道，不是对广大被统治阶级的人道，因而是假人道，李大钊在文中用“真理”定位“人道”，人道就成了真人道，真人道当然是社会主义人道。“百折不挠”的“搏战”更像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而不像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反抗。目前学界对李大钊思想发展轨迹的研究，普遍把1913年确定为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形成的年份，这篇《文豪》应当算是证据之一。
如前文所说，托尔斯泰主义包括“清醒的现实主义”和自我忏悔、自我修养、“勿以暴力抗恶”等两方面，李大钊《文豪》中对托尔斯泰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认定是不是错了呢？没有错！这是李大钊深入研究托尔斯泰作品和思想之后的新的认识，是具有升华意义的认识。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卡列宁是一个无趣的封建贵族，他不能令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安娜·卡列尼娜满意，安娜·卡列尼娜对卡列宁的背叛，对平等的自由爱情的追求其实就是对封建宗法制度的背叛，对人类最美好未来的追求。渥伦斯基表面上是一个具有爱、平等和自由思想的军官，但是他以不愿意为安娜·卡列尼娜而丧失自己独立人格的虚伪理由耍弄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的死揭示了她对资产阶级本性的认识。哪有托尔斯泰所说的兼爱？哪有托尔斯泰所说的贵族的良心发现？小说把被压迫人民的个性解放一步步逼到被压迫人民自己的手中，只有“以暴力抗恶”，被压迫人民才能实现个性解放，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要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个人层面上的忏悔、道德反思、爱、宽恕、“不以暴力抗恶”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现实社会的罪恶一目了然。玛丝洛娃被主人赶走，这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造成的；玛丝洛娃遭受冤案，根源在于法律制度的虚伪和反动。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的“惬意”结局只是托尔斯泰的理想而已，托尔斯泰自己时常为托尔斯泰主义纠结，原因也就在这里。托尔斯泰没有清晰的看到社会发展的最新方向，李大钊发现了，那就是，只有全体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推翻剥削制度，指望统治阶级良心发现和自我忏悔，只能是水中捞月，镜中摘花。
李大钊在三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中满怀兴奋之情说道：“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他还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一文中深情呼吁“为人道驱驰，为同胞奋斗，为农民呼吁”，这更是站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土地上，把托尔斯泰主义升华到为解救人数最多、受压迫最重的中国农民于水火之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呼唤，并且已经具有工人阶级领导和解救农民阶级的思想萌芽。
李大钊并不是孤独的。1919年4月五四运动前夕，沈雁冰在长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中认为，直面社会现实、敢于自我反省和“富于同情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实际上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最初的动力”。
文学来自生活，托尔斯泰主义说到底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穷凶极恶的封建旧贵族、因害怕革命而自我忏悔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的新贵族和痛苦不堪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但是清醒之际也反映了托尔斯泰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迷茫和纠结。
文学接受不等同于文学。文学接受可以低于文学，如梁启超对他所发现的托尔斯泰主义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忧惧，辜鸿铭等对他们所发现的托尔斯泰主义中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错乱认识；文学接受也可以高于文学，如李大钊等对他们所发现的托尔斯泰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深情而兴奋的呼唤，不久，“五四运动”就响应了他们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