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官文化视野下的臣子

清官文化是中国古代的特殊政情和民情孕育出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是清官文化的价值取向，法家所倡导的清正廉明是清官文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古代历代帝王无不重视清官文化的培育，培育清官文化是帝王的极权政治能够行稳致远的重要手段之一。

上自西周“敬天保民”的思想，唐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下至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思想，明末清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历代统治阶级深知劳动人民对王朝统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无不重视君臣关系、官民关系的塑造。“君臣”的“臣”就是“官民”的“官”，因此，塑造良好的君臣关系、官民关系，说到底就是发扬清官文化，打造清官队伍。

清官包括朝廷官员和各级地方官。以各级地方官为例，清官治理地方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辖区的百业治理，诸如兴修水利工程、治理蝗灾旱灾、兴办教育、鼓励手工制造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商业环境等，保证辖区内的经济欣欣向荣，劳动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把帝王之恩落到实处；二是加强辖区内的安全环境治理，惩治地痞流氓，确保辖区平安，甚至践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法制思想，把帝王之威落到实处。

通过以上手段，清官把帝王搜刮自劳动人民的巨额财富中的一小部分施舍给劳动人民，并借助国家机器保护劳动人民仅剩的微不足道的私有财产。清官队伍的塑造，有助于统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思想，保证帝王的江山长期稳固。

但是，鉴于中国古代地理疆域的广阔，组成民族的众多，政治纷争的复杂，社会文化的争鸣等因素，帝王对清官文化的需要会经常发生改变，于是清官文化培育出来的并非全是清官，它还培育出数量庞大的贪官、忠臣和奸臣。固然，清官和贪官的分类着眼于官员的立身之道，忠臣和奸臣的分类着眼于官员的处世之道，分类标准不一样，但是，这四个范畴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却正是历代帝王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所需要的。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清官文化视野下的清官、贪官、忠臣、奸臣这四类臣子的特征辨析以及清官和贪官的关系，清官和忠臣的关系，忠臣和奸臣的关系。

一、清官文化视野下的清官与贪官

既然“以天下为己任”是清官的人生价值取向，既然清正廉明、两袖清风是清官的行为规范，那么，贪官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是以我为本，行为方式就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

孟子在批评杨朱哲学时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不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也是人类文明即奴隶制国家得以出现的动力和条件。无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以帝王为核心的统治阶级在本质上都是通过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而谋取统治阶级私利的，文武大臣和各级官吏是统治集团谋取这种集体私利的执行者。

在统治阶级谋取集体私利的过程中，试图多吃多占的贪官是先于清官诞生的。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个人利益，贪官不仅巧取官方集体财富，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还豪夺劳动人民有限的私有财产，引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从而影响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帝王遂提倡清官文化，加强培育清官的制度建设，而清官正是在最高统治集团严厉打击贪官的过程中诞生的。

明朝是惩治贪官力度最大的王朝。朱元璋驱逐蒙古人，重建汉族政权，他深刻汲取宋代因遵循“刑不上大夫”的太祖之训而致使贪官充斥天下、官民离心、社稷灭亡的历史教训，立国伊始，他就大力提倡清官文化，重建劳动人民对各级官吏的信心。《大明律》规定，官员贪污官府或盘剥老百姓六十两白银的即可处死，处死的方式远较其他类型罪犯来得残酷，或腰斩，或剥皮，或凌迟，甚至还会连坐。洪武年间，朱元璋命人用扒下来的贪官的皮填充稻草制作成“稻草人”，悬挂在朝堂上警示群臣，震慑了整个明朝时期的官场，对明朝清官文化的建设起到了骇人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惩治贪官力度大，明朝中期才会出现广为后人所知的以旷世清官海瑞为代表的一批清官。

惩治贪官，为的是培育清官文化和清官队伍，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但是，有时候，帝王保留个别贪官，也是必要的，只要这有助于巩固天下的长治久安。乾隆皇帝明知和珅贪赃枉法，卖官售爵，以至于富可敌国，但是乾隆皇帝并不治和珅的罪，甚至纵容和珅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嘉庆皇帝继位后不久，按乾隆皇帝的遗嘱捕杀了和珅，没收了和珅的巨额家产。乾隆皇帝之所以暂时保留和珅，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乾隆皇帝继承了康熙、雍正朝留下的巨额国库收入，不缺钱花，尽管乾隆晚年国库已经相对空虚；另一方面，乾隆把和珅交给嘉庆皇帝处理，既帮助嘉庆皇帝在朝中立威，又充实了嘉庆皇帝的国库。乾隆皇帝暂时保留贪官和珅，有助于满族政权的顺利交接。

二、清官文化视野下的清官与忠臣

清官文化塑造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清正廉明的清官，但是，这样的清官有时候并不符合帝王的现实需要。

既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么，“以天下为己任”就要求清官上对舟负责，对帝王负责，下对水负责，对百姓负责。在王朝初建或天下行将混乱的时期，帝王出于稳固新生政权或平息内乱之源的需要，非常注重对民心的引导和疏解，清官“以天下为己任”符合帝王的这种需要。天下疲惫的西汉初年需要为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萧何、曹参，国力疲弱的蜀汉需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忧国忧民丞相诸葛亮，表面上的繁荣难掩内外危机的北宋需要敢于为民请命的开封尹包拯，等等，无不如此。

但是，在天下进入所谓盛世的时候，王朝的统治基础非常稳固，高枕无忧的帝王常常忽视劳动人民，这时候的清官如果依然“以天下为己任”，他就会侵犯帝王的利益，帝王不喜欢这样的清官，而喜欢忠臣，于是，御用文人们便偷换概念，“清官”变成了“忠臣”。

乍看起来，清官和忠臣都是值得后人颂扬的好官，他们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并且都对帝王、朝廷乃至社稷的延续负责。但是，清官和忠臣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清官同时对帝王和百姓负责，他们既反对百姓“犯上作乱”，也反对帝王和统治阶级绕过国法压迫和剥削百姓；忠臣虽然也关注百姓疾苦，但是在帝王与百姓之间在利益上产生冲突时，忠臣便只对帝王负责。明朝中期，天下大治，因为民请命敢于面责皇帝的海瑞被罢免官职，原因正是皇帝不需要依靠清官来巩固统治基础了。南宋中期，宋金达成和议，南宋得以偏安，皇帝不再非常需要百姓踊跃参军以保家卫国，自然也就无需依靠那些为民请命的比如张孝祥、陆游那样的清官，而纵容晚年的辛弃疾、朱熹等忠臣大肆聚敛财富，修建豪华的个人庄园，广为蓄养妻妾奴婢，与皇帝一起醉生梦死。

当然，忠臣如果能做到愚忠，帝王就更高兴了。北宋后期，最高统治集团并未体会到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帝王除了要求大臣对自己无上忠诚之外，毫不在意被统治阶级的疾苦和国家的未来，《水浒传》所塑造的宋江形象正是北宋后期帝王这种思想的体现。宋江无视宋徽宗榨取劳动人民“生辰纲”的穷奢极欲生活，无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更无视梁山泊队伍中大多数英雄的反抗意志，执意“替天行道”，并接受朝廷招安，以图封妻荫子。宋江及水浒英雄的悲剧揭示了“盛世”中帝王的残暴行径和愚忠者的必然命运。

当然，帝王常常把忠臣甚至愚忠称为清官，这是清官文化的畸形发展。

三、清官文化视野下的忠臣与奸臣

忠与奸，自古就是史家评价臣子的唯二用词，也是老百姓心中那杆秤所昭示的君臣文化、官民文化的生态。帝王危机时期需要为民、为君的清官，他们便宣扬塑造清官、惩治贪官的清官文化，帝王在“盛世”时期需要满足自己的各种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欲望，他们便把清官文化的塑造方向转向只效忠于他们而无视被统治阶级命运的忠臣。当然，有忠臣就有奸臣。

我们都知道，忠臣和奸臣是对立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盛世”中的帝王既然把忠臣视为清官，那么他们肯定蔑视甚至仇视奸臣喽。其实不然。

清官文化在塑造出贪官之后才塑造出清官，但是清官文化却是在塑造出忠臣之后才塑造出奸臣的，这是帝王的意志使然。“盛世”中的帝王渴望忠臣的出现，但是忠臣往往比清官更像是帝王的“家臣”而飞扬跋扈，帝王在利用忠臣时常常担心忠臣会因肆无忌惮而削弱了自己的帝王之威，影响政权的稳定，帝王便青睐起奸臣来了。于是，清官文化开始塑造奸臣，用奸臣来平衡忠臣，为帝王谋取最大限度的政治利益。

南宋前期，宋高宗借助“赢取二帝还朝”的口号，把沦陷区和江南的官民力量都给动员起来了，南渡后的朝廷终于在临安安定下来，这时候怎样跟金国和议以维护偏安的延续自南渡前的“盛世”以及自己的帝位就成为宋高宗的首要战略，于是，南宋朝廷出现了以岳飞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

主战派主张“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帝，这不仅是对二帝和宋高宗的忠，更是对大宋的忠。岳飞践行自己的忠君思想，积极北伐，无奈最后却被宋高宗和秦桧设计害死。后人在把岳飞视为民族英雄和大忠的典型时，相对应的，秦桧便成为为宋高宗和投降派谋取私利的奸臣的代表。当然，岳飞死后不久，宋孝宗因北伐的需要给岳飞和秦桧的定性也影响了后人对岳飞和秦桧的忠和奸认识。

其实，宋孝宗后期以后的南宋朝政一直被主战派和投降派的所谓忠臣和奸臣轮流主持，忠臣和奸臣始终在帝王的掌控下共享偏安的荣华富贵。相互角逐的忠臣和奸臣同是皇帝维护统治的主角，这就是治乱之道中的所谓“术”。早前历史上唐玄宗既倚重忠臣宋璟，又倚重奸臣李林甫；宋神宗既依靠被时人称为奸臣的变法派，又不许变法派打击被时人称为忠臣的保守派；后来的晚清既重用主张对外强硬的忠臣左宗棠，又重用主张对外妥协的奸臣李鸿章，等等，都与此相似。

在清官文化的视野下，清官与贪官、忠臣和奸臣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为帝王统治秩序的稳定服务，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以帝王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执行者，都是劳动人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