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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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九州概念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形成了，这是各地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明证，也是华夏民族正在形成的标志。九州之间多有山川阻隔，虽无文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九州之间频繁的社会交流活动必然催生了职业翻译者。夏朝和商朝对九州之地各有长达数百年的统治，没有职业翻译官也是不可想象的。据《礼记》记载，西周的官制中有品级不高的翻译机构，官员被称为“象胥”。
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封建朝廷加强了翻译机构建设，汉在秦“典客”的基础上设置负责夷狄和外国事务的“尚书主客曹”，其直接对宰相负责。此后，国家不再以九州方言的翻译为主，翻译活动方向外转，这一态势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没有改变。
封建社会从外国翻译过来的文献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治理思想和社会体制发展方向的发展变化。约略说来，宋代以前，佛经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治理思想的更新；宋代以后，自然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发展方向的变化。
一、宋代以前：佛经翻译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治理思想的更新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当然是“显学”，在三百多年的“百家争鸣”中，能够跟儒家相抗衡的先是墨家，后是法家。但即便如此，儒家从来都没有能够一家独大。这说明，儒家文化在社会治理上也还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它必须与其他文化携手，才能有效实施社会治理。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以法家为尊，罢黜儒家。秦帝国的迅速崩溃首先在主观上促进了西汉统治者对儒家的重视。在西汉前期，经过数十年的社会治理探索，在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上，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由于法家思想自战国时期就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且从未懈怠，汉武帝实行的其实是儒法并重的国策，以柔性的儒家思想化育万民，以刚性的法家刑罚制止犯罪。
此后的社会治理实践证明，汉代很低的社会识字率大大影响了儒家春风化雨的教化效果。汉武帝后期，“民力屈，财力竭，……盗寇并起”（《汉书》），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前96年）相继爆发了南阳梅兔农民起义、琅琊徐勃农民起义、楚地杜少农民起义、燕赵昆卢农民起义。此后，汉代的政局和社会长期混乱。儒家教化效果的不足必然促使统治者强化法家的刑罚措施，但过于严酷的法制又加剧了人民群众的反弹态势，统治者急需新的思想配合儒家、法家参与社会治理。
在早前零星翻译的基础上，汉代翻译机构组织翻译人员通过大量翻译身独（即印度）的佛经使佛教文化“踏歌而来”。据《决疑要诀》记载，在汉武帝的指示下，西汉名士东方朔曾通过“试问西域胡人”特别是一个名叫法兰的僧人向汉武帝讲述佛教教义。据《魏略》记载，西汉末年，儒学博士景卢出使大月氏，带回一部《浮屠经》，翻译后呈给汉哀帝。据考，东汉学者刘向所撰的《列女传》中有许多列女的故事出自佛经，而这些佛经都是东汉皇家图书馆的馆藏品，刘向时任馆职，那些佛教要么是朝廷早先组织别人翻译的，要么就是刘向自己翻译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更加频繁。支谦集三十年之功翻译了《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共一百一十八卷。西域人鸠摩罗什旅居长安，后秦皇帝姚兴尊其为国师，鸠摩罗什把梵文的《大品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三味经》等数十种佛经译成汉语。印度人真谛来到中国南方，在梁武帝支持下，把《十七地论》、《中论》等梵文本译成汉语本，达百余卷。
唐宋时期的佛学研究呈现出从专事佛学翻译到翻译与著述并行的演化趋势。唐代基本上属于前者。玄奘和长期旅居中国的斯里兰卡人不空是两大佛经翻译家。玄奘印度取经回长安后，在唐太宗支持下，设立译经院，组织人力翻译了《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等六百余部，一千三百余卷。不空则在唐肃宗支持下翻译了《金刚顶瑜伽经》、大小乘经论等达一千二百余卷。玄奘已经在译经之外有自己的佛学著述，那就是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由于唐代保存下来的佛经已经非常齐全，热衷于治学的宋代学者，有不少人在继续翻译零星佛经的过程中，开始潜心研究佛经，把自己的体会写成专著，契嵩、真净克文、吕希哲、法演、程颢等就是这样的高僧或学者。
从汉代到宋代的一千余年间，佛经的翻译活动是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相辅相成的，是与统治者宣扬佛教教义以麻痹人民群众从而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相辅相成的。
经由帕米尔高原到西域传入关中及中原的佛教即大乘佛教，也被称为汉传佛教；经由帕米尔高原到西域直接南下传入青藏高原的另一支大乘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而经由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传入中国云南的佛教即小乘佛教，也被称为南传佛教。汉魏时期，汉传佛教的传播区域本来就远远大于拘于青藏高原的藏传佛教和拘于云南的南传佛教，在封建朝廷的大力推动下，自东晋时期起，因中国封建皇朝政治中心南迁和南北分治，汉传佛教从江淮流域及长江流域强势南下，继续挤压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传播空间。到盛唐时期，汉传佛教发展到巅峰状态。
儒家伦理名教虽然在维护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方面经常“力不从心”，但它毕竟是除了法家之外封建统治者仰仗的社会治理学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佛教思想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甚至改造。由于宋代以前的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方，汉传佛教便与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相结合，忠君爱国的大一统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被揉进佛教的翻译中，爱国爱教、善始善终、反对自杀等都是汉传佛教的重要教义。
儒家思想在“修理”汉传佛教时采取了三个手段。一是对佛教的术语进行意译，从而抹杀某些佛教术语和儒学术语的相似性。比如，汉传佛教直接把佛教的“五戒”翻译成儒家文化中的“五常”，译者契嵩在翻译时做了解释，他认为“五戒”和“五常”是“异号而一体”。二是改变佛教的教义，使之符合儒家思想的要求。比如，佛教中的孝道是从属于轮回观的，人转世之后的父子、母子等各种伦常关系就改变了，但汉传佛教把孝道置于轮回观之上，经常编造出轮回之后父子或夫妻“团圆”再续前情的故事。三是把佛教和儒家文化中本来毫无联系的现象硬生生联系起来。比如，汉传佛教在翻译佛经时淡化佛教三世轮回观，强化当世的重要性，从而宣称“出世不离入世”观，以跟儒家文化的“治国平天下”的入世观相接。
总之，从汉代到宋代，儒家文化通过对汉传佛教译经和传播教义等行为的干预，完善和强化了儒家思想的社会治理功能，是汉代、唐代和宋代接连出现所谓盛世的思想保证。
二、宋代以后：科技翻译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发展方向的变化
自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就一直没有中断，初盛唐时期更是在此基础上萌芽了商品经济。宋代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商品经济形式。《清明上河图》形象的描绘了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状况，临安、泉州、广州等南宋城市都是当时领先世界的商业城市。在大小城市中，宋代特别是南宋的瓦肆、勾栏、风月等市民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形成。
元代，地域的空前广阔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相对无力使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通道被打开，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市民社会开始壮大，中国几乎与欧洲在同一时期开始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化”进程。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科学技术的跟进，于是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就成为元明清时期翻译活动的主要方向。
蒙元帝国的科技翻译主要集中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忽必烈设立天文历法翻译机构——回回司天监，任命波斯人马刺丁为知事，翻译并在全国推广欧洲的《万年历》及古希腊哲学家“地球观”的天文学书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郭守敬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十多种天文测量仪器，并通过全国性定点天文测量，理清了太阳、地球和月亮之间的位置关系，编成了划时代的历书《授时历》。郭守敬还通过观测球面形海面提出了“海拔”的概念。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不远万里来到元大都，用实际行动驳斥了“天圆地方”的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直到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我们才落后下来。但即便如此，明清时期还是有一批翻译家继续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且成绩卓著。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跟利玛窦、熊三拔等西方传教士合作，把西方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数学、水利学著作翻译成汉语，还在这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借鉴西方科技成果撰成《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冕图说》、《夜冕图说》等天文学著作。李之藻也是明清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和翻译家，他与西方人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经天盖》、《同文指算》、《圜有铨》、《名理探》、《乾坤体义》、《天文初函》等近二十种天文学、数学、逻辑学著作。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七年，先后在明代和清代朝廷任职。他入明不久就将伽利略的物理学著作《远镜说》翻译成汉语刊行。后来他还翻译了西方火枪技术著作《火攻秘要》。在天文历法上，汤若望翻译了《西洋新法历书》，清政府以此为基础修成《时宪历》通行全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把自己的拉丁文天文学著作《赤道南北两总星图》、《灵台仪象志》、《欧洲天文学》等和地理学著作《西方纪要》、《坤舆图说》等翻译成汉语呈给康熙皇帝。
元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成果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成果指导了中国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元代对外贸易和元明清国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为元世祖时期的百业兴隆以及明代“万历盛世”、清代“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科技支持。元代杂剧正是因市民社会需要才出现的，其内容反映了方方面面的市民生活。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小说全面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社会的成熟状况。清代的《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和《长生殿》等戏剧文学的繁荣正是市民社会持续发展的表现。元大都，明苏州、南京，清苏州、扬州、杭州、广州等都是同时期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商业城市。
元代是一个开放性帝国，其受到欧洲影响从而使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倒逼涉外科技翻译文化的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清则是腐朽的封闭的封建帝国，其商品经济为什么还能发展并倒逼科技翻译事业的进步呢？元朝的商品经济之所以并未被倒行逆施的明清封建制度如愿以偿的扼杀，那是因为商品经济作为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形态，它一旦出现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这是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既然如此，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科技翻译活动也就不会停止。可以说，科技翻译对元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前文所举的例子可以发现，元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几乎都跟西方传教士有关，有的西方传教士甚至亲自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但这些传教士绝不是因为好心驱使才要帮助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传教和输入西方价值观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元朝时期，罗马教皇在中国设立教区，任命教主，欧洲传教士成批成批的来到中国。元世祖时期的两座教堂中的中国基督教徒就已经超过6000人，元仁宗时期的教堂已达72座。以基督教文化为载体的欧洲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不断冲击着中国原有的封建礼教思想。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不仅在中国开设教堂以发展教徒，创办书局以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类著作，他们还大量开办教会学校，把西方价值观灌输给中国孩子，为西方培养代理人群体。看似封闭的明清封建专制社会，其实到处都埋有西方思想的种子。因此，以翻译活动为重要内容之一的“西学东渐”潮从明代延续到清末，一直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明末清初的民主启蒙运动，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等清晰显示了封建制度一路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总之，元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思想也因此得到萌芽和发展，封建专制制度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走向衰落和崩溃。
以上，我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从大方向上把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分为侧重点不同的前后两个时期，阐述了翻译活动在这个两个时期的历史作用，即：宋代以前，佛经典籍的翻译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封建治理思想的更新；宋代以后，自然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译推动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发展方向的变化。当然，我无意拔高翻译活动在推动古代社会封建治理和社会体制变化方面的历史作用，佛经翻译活动也罢，科技翻译活动也罢，都必须依赖封建朝廷的主动推广和应用，并与其他诸多社会因素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当然，包括封建朝廷的主动性在内的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支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