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虚拟艳遇

古代的许多文人似乎很乐于“艳遇”。

史载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而称于时，他的现存诗歌中有名有姓的歌妓就有近二十个，其中小蛮和樊素二人还以所谓“素口樊腰”成为千年典故，唐人孟棨在《本事诗·事感》中描述白居易道：“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据说杜牧少年时代在关中的家乡读书，后来奉母命进京赶考，可是他却像一只离开笼子的小鸟一样，尽情的享受起少有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进京，而是绕道南下扬州游玩，在扬州，他把随身携带的丰厚盘缠都花在风月场所了，以至于没有余钱进京考试了，他不仅没有为此尴尬，却还自豪的吟出“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苏轼游览西湖，席间看中了十三岁的歌姬王朝云，硬是辗转把她买回家。陆游外出漫游，把一个名叫碧桃的小姑娘买回家，妻子不答应，他就把她蓄养在别处。

虽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并不相信各种正史、野史对古代文人们所描绘的这种滥情之状，即便是文人们在自己的作品“自白”了我都依然不相信。我认为，古代文人的“艳遇”是虚拟的，或者是别人为他们虚拟，或者是他们自己在虚拟。

我说古代文人的艳遇是虚拟的，是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文人追求情感。文人的劳动不仅是以情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以情感作为创作文学作品的工具。生活中一旦找不到情感，因创作文学作品的需要，他们就会把早前有过的一点点平淡的男女生活经历“幻化”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或者直接凭空虚拟出一场艳遇。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自古就妇孺皆知，他自己的诗作中也依稀可见其丰富的情感生活，其实唐伯虎一生穷困潦倒，在苏州营造一处简陋的“桃花坞”作为寄身之所还是在众多朋友特别是祝枝山的资助才完成的，而为了生活，他不得不买画卖桃，同时他与自己的妻子举案齐眉，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出轨”的风流韵事。姜夔的词以“清雅”的特征卓然有别于婉约和豪放两大流派，可谓自成一家，他的许多词不厌其烦的描写他早年在合肥的艳遇，给人的感觉他在合肥就是个情场高手，其实，他在合肥时身无分文，只不过跟一个风尘女子有过一两次接触，是否有过肌肤之欢尚不得而知，但是恩爱缠绵的情节却在他后来的词中逐渐丰富，这大抵都是他因创作需要而虚拟的。

其次，文人乐于追求完美人生，而日常生活中除了烦人的官场斗争，就是琐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那么多春花秋月，而家中的黄脸婆还经常摔碎他的茶盅，掀翻他的砚台，文人只有借助虚拟才能创造完美生活，他闭门造车造出了美人、艳情和惬意。李益跟名妓霍小玉是否有过始乱终弃的行为不得而知，但是蒋防的《霍小玉传》一问世，李益就背上了一个负心汉的罪名，直到今天都没有被卸去。其实，只有在感情生活上高度自信的男子才会始乱终弃，不然的话，弃了这一个就寻不得那一个了，而根据正史记载，李益却是个在感情生活中很自卑的人，他对妻子卢氏很不放心，每次出门都要把卢氏锁在屋子里。蒋防写《霍小玉传》无非是借李益的那点名气虚拟了李益的风流韵事而已，说到底是为了使自己的这部小说能迅速走进大众视野。黄庭坚在官场上累了，便“登快阁”以寄情山水，虽然他其实偶尔会随苏轼光顾风月场所的；而秦少游倦于仕途，却总是通过填些卿卿我我的婉约词来排遣，其实他是“正人君子”，从来不会随苏轼、黄庭坚光顾风月场所。

第三，文人的才情固然对女人有吸引力，但是，文人的才情并不是万能的，才情还须有金钱配合才能俘虏女人的芳心，而有才情的文人不是太多，既有才情又有钱的文人就更少了，所以绝大多数古代文人根本不具备随意“泡妞”的条件。白居易晚年官居刑部侍郎、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三品以上，可是却因为没钱买酒而戒了酒，酒瘾难解之际改喝起了茶，这样的“又老又穷”的男人会有小姑娘喜欢吗？苏小小身为钱塘名妓，常常乘自制的油壁车游览西湖山水，她的经济收入当然来自其风月生活。但是，即便如此，苏小小却很清高，能够踏足苏小小闺室的只能那些挥金如土的王孙。苏小小跟那些人虽然只是逢场作戏，但是她确实也把芳心许给了一个名叫阮郁的读书人，阮郁功名未成，苏小小为什么要以身相许？原来，阮郁的父亲是当时的宰相，有这样的父亲，阮郁的功名和仕途还用担忧吗，当然阮郁在跟苏小小交往的过程中也没少花钱？

第四，在古代，像薛涛那样既有才气又有姿色，而且还擅长情感游戏的专业风尘女子是非常少见的，绝大多数这类女子要么是穷人家的无知孩子，要么是利欲熏心的自私“白领”，她们不会那么随便的就把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交给穷书生消遣。跟薛涛齐名的可能就是明末清初的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柳如是和陈圆圆了，她们被称为所谓“秦淮八艳”，她们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风尘女子“团体”了。“八艳”的结局各不相同，但是相同的是，她们的结局都跟达官贵人有关，比如寇白门嫁给了保国公朱国弼，卞玉京一度嫁给了翰林院编修吴伟业，顾横波嫁给了刑部尚书龚鼎孳，至于陈圆圆与封疆大吏吴三桂的故事，柳如是与吏部侍郎钱谦益的故事，都是后人所耳熟能详的了。“八艳”脱离风月生活，花落有主，虽然令后人津津乐道，其实那些主儿哪一个不是呼风唤雨的时代骄子和豪强地主呢！

由于封建社会允许男人三妻四妾，所以，像白居易、杜牧、陆游那样的还算有点钱的文人很少去制造“艳遇”式的出轨，他们多是纳妾。纳妾不仅是经过正妻允许的，而且往往是由正妻一手操办，妾在娶到家之前，“官人”甚至跟她都没见过面。所以陆游的正妻不接受陆游把“外遇”作妾来处理；所以苏轼买回王朝云也只是作为女佣，直到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多年后，王朝云才成为苏轼的妾。我们对白居易多“外遇”的认识无非就是他与薛涛的交往，其实除了白居易，韦皋、元稹、裴度、王建等许多文人都与薛涛有来往，而薛涛跟裴度的风流韵事最多，但是薛涛的很多诗歌表达了自己对裴度控制自己的不满情绪，由此可以推知，薛涛对白居易也未必有真情，而外遇的基础应该是真情。

另一方面，像柳永那样的落魄文人，居然艳遇故事多多，甚至还有他跟皇帝争风吃醋的轶事见诸古代笔记，这实在不能让人相信的。柳永的时代，官妓、营妓、私妓行业都很发达，由于风尘女子必须能歌善舞，于是获得一首量身定制的词就显得非常重要。当时善于填词的有两类人，一类是进士及第的官僚，一类是尚未及第的才子。官僚不仅日理万机，而且架子也大了，根本不会为风月女子填词，于是词的成就甚至超过全部进士及第者的柳永就成了抢手货。柳永以自己的词作为“夜度资”得到一些风尘女子的一夜情倒是可信的，个别风尘女子跟他保持三两年的这种交换关系也是可信的，但是像后人描述的他被她们当成小白脸长期供养起来却是很可笑的，如果真是那样，那些风尘女子真是疯了，“来真格”的了，不务正业了，肯定要穷得没有脂粉钱了。其实，柳永获得许多风尘女子的好感主要还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词中同情她们的遭遇，他为她们代言，他跟她们存在着纯真的友谊，却未必是肌肤关系。后人为了渲染柳永的风流成性，还传说柳永死后，众多红颜知己埋葬了他，并年年给他上坟，以至于形成一种名叫“吊柳会”的风俗。其实，根据正史记载，柳永死后，家贫无以下葬，棺柩停放在镇江的一处寺庙里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果那些红颜知己直到人老珠黄的二十多年之后才想起来集资安葬柳永，那么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就好像当代的长篇小说无论是什么题材，总要有一些黄色段子才有“卖点”一样，所谓的古代文人的外遇，说到底，只不过是前代文人在作品中乐于描写情事，而后世文人又乐于对前代文人的那些描写进行附会以达到“同乐”的目的而已。不过，古代文人长期的感情“出轨”导致偶尔的野外艳遇也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古代。但不管怎么说，古代文人的艳遇大多是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