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我的老家有两处闲置的院落，后面一处是主院落，大门旁有一对石鼓，那是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任职地骆马湖乡运到家里来的。

这对石鼓是有来历的。据说，早在明朝中期以前，骆马湖还是四个互相通连的小湖泊，其中位于南面的湖泊名叫骆马湖。四个湖泊之间的陆地上有许多居民，其中不乏大地主。明朝后期，黄河改道入淮，淹没了骆马湖四个湖泊之间的陆地，四个湖泊成为一个整湖----骆马湖。在黄河水淹没四个湖泊的时候，四周居民特别是西边和北边地势较高地方的居民得以顺利逃亡，其他居民则被河水淹死，而房屋、树木、庄稼和各种财产均被河水掩于湖底，骆马湖里南部陆地上的大地主臧举人家族也被淹没，当然也包括藏举人家门前的一对石鼓。

此后数百年，骆马湖成为夏天有水其他时候是沼泽和陆地的季节湖，有陆地的时节，骆马湖周围的人们到那里种庄稼，庄稼收获后运到自己家中。种与收的大半年中，人们在湖中的陆地上搭建简陋的临时住所，收了庄稼以后这些住所也一并收走。

新中国成立后，骆马湖的这种小半年蓄水大半年种庄稼的体制一直保持着，直到1958年国务院决定把骆马湖改造为永久水库为止。

1958年以前，到骆马湖里种庄稼的人们经常会看到明朝文物，但是多是难以搬动的大型物品，小型物品早已在解放前甚至清代时被捡完了。1957年，人们在明朝后期臧举人庞大的院落废墟门前发现了一对石鼓，它们被人们运到位于骆马湖南岸、运河北岸狭长地带的骆马湖人民公社院内，放置在一个角落里，长期无人问津。

1970年，我父亲到骆马湖人民公社任文教革委会主任，负责创办骆马湖中学和小学。当时，骆马湖公社居民很少，中小学是一所一贯制学校，我父亲在那里工作了十年之久。

在建设学校操场的时候，需要用大石头压住铁质篮球架的架座，父亲让人把公社院内的石鼓拉到学校。当时，父亲回家跟祖父说起石鼓的事，祖父很希望拥有这对石鼓，于是父亲便用一条香烟作酬品，请几个人用两块大石头换下这对石鼓，把它们装上大船，运到大运河南岸，再运到我们家里来。

那时，这对石鼓已经有些沧桑，但并没有像一些公园里的石鼓那样被磨得光溜溜的，这可能是这对石鼓是藏举人“新近”请人制作的缘故吧，没经过多少岁月它们就被大水淹没了。也就是说，它们的年代虽然已近五百年了，但是人们触摸它们的时间也许只有几十年。如今，鼓帮上的两排疙瘩已经被磨得圆溜溜的了，但鼓面上的紫金花的花纹还棱角分明。此外，两只石鼓的鼓帮上均有一些皲裂，其中一只石鼓的鼓帮下方缺了一小块，那是它刚被拉到骆马湖公社院里时被人们当作“坏东西”砸掉的，这是那些年经常发生的对待文物的手段，似乎一切旧的、老的东西都是坏的。

直到祖父去世，我家也没有能力兴建新房子，这对石鼓也就一直被放置在院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有能力盖新房了，石鼓遂成为我家主屋门两边的饰品。当时，父亲是按照石鼓的正常用途来使用的，一道二十公分高的木制门闸连接着这对石鼓。由于门闸不方便当时在我家生活的才几岁的外甥进出，不久父亲改建房屋，石鼓遂成为院子大门两旁的饰品，门闸的功能也被取消，直到如今都是如此。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高考落榜闲居在家的我经常在闲暇时坐在大门口的石鼓上看书或遐想。如果是夏天，这样的机会将会更多。坐在石鼓上，几棵大树投下的浓荫刚好遮住我，那种凉意足以抵达内心。如今，回忆那些与石鼓相伴的艰苦岁月，我说不出是幸福还是心酸，不过，那些年包括现在，每天都会有村子里顽皮的孩子在石鼓上爬上爬下玩耍，一代一代的他们却是快乐的。

新世纪伊始，通过考试改变了命运的我来到城里，父母亲也被我迁到城里来了。偶尔回老家，我自然还会看到那对石鼓，但是，它们还是逐渐远离了我的记忆。趁着记忆尚且依稀，遂写下这点文字。

（作于201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