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多余吗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瞿秋白的一本杂感文选《多余的话》（以下简称“该书”），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是他就义前写于福建汀州狱中的所谓“自白”——《多余的话》。据该书的“编者按”介绍，这份“自白”解放前保存在国民政府档案馆，现保存于中共中央档案馆。过去我没有看过《多余的话》，只知道瞿秋白就义前写过一篇“自白”。我一直以为瞿秋白的这篇狱中著作应该是一份战斗檄文，甚至是可以和方志敏的狱中著作《可爱的中国》相媲美的。但是，看了《多余的话》全文之后，我有点失望了，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同时我又有一种理解般的释然。在我看来，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既是多余的，又不是多余的。

《多余的话》首先是多余的。

《多余的话》全文二万多字，分七个部分，深入剖析了作者十余年来对共产主义和红色革命的追求、迷茫和忏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瞿秋白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价值，暗化了笼罩在瞿秋白身上数十年的红色光芒。

1927年春夏，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在南京和武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时间全国血雨腥风，陈独秀坚持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政策宣布彻底破产。于是，8月7日，包括瞿秋白在内的部分中共中央委员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批判和清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错误，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新路线。会议决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

这段历史完全可以使瞿秋白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奠基人和伟大领导人之一，但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用大量的篇幅否认了自己的革命自觉性。他说：“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该书第3页），“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该书第7页），“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该书第8页）。大革命失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进入低潮，许多共产党人苦闷，彷徨，有的共产党人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叛变投敌。在危机关头，时代把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匆匆忙忙的交给了瞿秋白，虽然瞿秋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他还是接下来了，不仅，如火如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爆发。也许是武装革命的巨浪出乎瞿秋白的预料，他曾经想到要放弃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文人的犹豫又使他感觉那好像是拆台。他总结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该书第9页）？

瞿秋白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他说，他对于经济学没有兴趣，也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典籍，虚戴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衔，他说：“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到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灰，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该是第17页）。关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指导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他说他通过几年的探索，感到没有头绪。他宣称，他没有再继续为马克思主义奋斗，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声称自己是一个最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就应该被中国共产党开除的党员。瞿秋白在文中说：“我已经退出了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该书第28页）。他把自己的十多年的革命活动比作是一出滑稽剧，这里面固然有他对王明发动的党内斗争残酷性的不满，也显示出他革命信仰的不成熟。

《多余的话》就像画蛇添足一样，把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瞿秋白的形象涂抹得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实在不忍心把这篇“自白”读到底。当然，有些资料说《多余的话》曾被国民党当局修改过，我希望是真的，但是，遗憾的是，档案馆里的《多余的话》是手稿本。不过，瞿秋白在敌人的刺刀下，在就义前写“自白书”，未尝没有故意遮掩自己的革命光环的意图，我相信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

《多余的话》然后又不是多余的。

在这篇长文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是一个渴望做自己喜欢的文化事业的作为文人的瞿秋白，是一个热爱家庭、热爱世俗生活、求生心切的作为平凡人的瞿秋白。

作为政治家，瞿秋白是坦诚的。我记得在电视连续剧《井冈山》中有一个片段，瞿秋白在莫斯科被苏联领导人称为中国共产党内最坦诚最无私的人。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回忆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他写得很详细：早年到社会主义俄国采访，研究俄国共产党的报纸，调查俄国的革命事件；后来作为陈独秀的俄文翻译而更多的了解了共产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兼做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直到最后主持“八七会议”，发动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他的革命活动达到了顶峰。虽然，瞿秋白在叙述这些活动时夹杂了许多无奈的语言，但是，他详细的交代了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成熟过程，这本身就是坦诚的。而他就义前的大义凛然也说明了这一点。

瞿秋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文化人，诚如他自己所说，走上革命道路纯属偶然，而从事文化事业才符合他的人生追求。他早年是一个记者，接触中国共产党也是因为给陈独秀做翻译，受到党内批判后与鲁迅交往并推介和大量创作鲁迅式的杂感文。他死后，鲁迅翻译《死魂灵》时还说瞿秋白最适合做《死魂灵》的翻译工作。在鲁迅的校对下，瞿秋白还留下了两部报告文学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14卷《瞿秋白文集》，其中文学作品和写作学方面的论述占了6卷。在《多余的话》，瞿秋白分析了自己懦弱、优柔、随波逐流、忍耐、仁慈的文人性格和渴望重回文人生活的心态，我是文人，我当然体会文人瞿秋白对文人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的向往。

瞿秋白不想死。他虽然是一个革命家，但是，他同时还是一个带有一些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点的青年，有长远的社会理想，也不忽视眼前的基本的个人幸福，特别是他爱自己心仪的女人，爱自己的家庭。他跟杨之华的婚姻是通过与杨之华的前夫谈判获得的，浪漫的很，因为杨之华有了前夫的孩子，为了不会移情到亲生孩子身上，瞿秋白决定不再生育，并把杨之华的孩子取名“独伊”。这种对女人和家庭的爱就使得瞿秋白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他更像一个平凡的人。我想，鲁迅以瞿秋白为唯一知己，除了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共同的民主追求这个原因之外，瞿秋白细腻的家庭之爱也是重要原因。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最后一部分（该书第28-31页）中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傍依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我还留恋什么？......我的女儿”。有着丰富的七情六欲的瞿秋白实在不想死，他热爱这个世界，虽然当时的世界是那么乱，那么糟糕。在文章的最后，瞿秋白说他还想读俄国的书、鲁迅的书和《红楼梦》，还想吃被他称为“世界第一”美食的中国的豆腐。

《多余的话》为我们移除了瞿秋白高大上的概念化的政治家形象，帮助我们理解了一个情感丰富、性格优柔、举止延宕的文人瞿秋白和凡人瞿秋白，因而又不是多余的。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关头，瞿秋白勇敢的担当起重任，及时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仅挽救了党，而且在开创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新路线方面，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和组织上的调整，其历史功绩当然是伟大的。但是，人无完人，作为一个文人，他的软弱和优柔的性格使得他没有完美的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幸福的家庭和远大的文学前途弥补了那一块缺失。何况，瞿秋白在世的时候，党内就已经批判了他在制定党的政策上的一些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余的话》展示给我们的是真实的瞿秋白，而且仍然是伟大的瞿秋白！当然，我们更多的关注瞿秋白的文人特质而适当忽略他的政治家特质，这也是毛主席早就作出过结论了的。新中国建国伊始，1950年，第一套《瞿秋白文集》在中共中央的关心下编纂完毕，百忙之中的人民领袖亲自为文集写了《题词》，他在《题词》中写道：“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思考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