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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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这段话非常有名，其中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更是被人在中年的后人们念叨了两千多年。其实，人们不仅未必理解了这段话，而且即便人们理解了这段话，也未必意识到这段话所表达的“不惑”、“耳顺”、“从心所欲”等观念也是值得商榷的。为便于行文，我以“四十而不惑”为论述中心阐释这段话。阐述将从两个方面展开：“四十而不惑”的到底是什么？“四十”真的能够“不惑”吗？
一、“四十而不惑”的是什么
对于“四十而不惑”，我们通常是这样理解的：人到四十岁时就能做到遇事明辨不疑了。就是说，四十岁的人能够看清自己、他人和社会，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知世之聪，他处理起任何事情都会胸有成竹。可见，我们是从普遍的意义上理解“不惑”所指的内容的。
不仅我们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这样理解“不惑”的，古代的一些经学大师也经常这样理解。孔安国解释“不惑”道：“遇事可以行权，无可，无不可。”朱熹解释“不惑”道：“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
其实，把“不惑”的内容理解为各类事物是不恰当的。那么，“四十而不惑”的到底是什么呢？
这句话的所属篇章是《为政》。《为政》是《论语》的第二篇，是孔子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作为的概括，包含“四十而不惑”的这段话是孔子在谈自己的政治抱负时所说的。既然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句，那么这就是孔子晚年在描绘自己一生中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可见，“不惑”的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政务。孔子认为，自己在四十岁时已经通晓治国理政的要旨并善于治国理政了。朱熹在解释“十有五而至于学”的时候认为“古者十五而入大学”。所谓“大学”是与研究训诂和音韵的“小学”相对的，指的是管理国家乃至天下的学问。孔子是从“十而有五”、“三十”、“四十”等一路说下来的，其立足点当然一直是政务，朱熹在解释“十而有五”时注意到了政务，可惜他在解释接下来的内容时不再强调政务，而流于字面意义了。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孔子政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那就是通过“克己复礼”结束周礼崩塌，干弱枝强的政治局面，重建基于宗法制基础上的以周天子为尊的大一统政治生态。就是说，孔子十五岁开始学大学之道，学的是什么呢？治国方针周礼！晚年的孔子认为，自己学了十五年，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具备以周礼立世的理论修养了。不过，三十岁的孔子尚无理政经验，所以他说“四十而不惑”，孔子认为，自己经过十年时间的政治历练，已经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开展“克己复礼”大业了。相应的，接下来孔子认为，自己五十岁时已经知晓“克己复礼”的世道运行法则，六十岁时能够洞察政治上任何违背周礼的现象，七十岁时即便是任着性子来施政，他也不会违背周礼的，即达到了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高度。
可见，孔子所说的“不惑”，其内容并非泛泛的指政务，而是特指“克己复礼”的政治大业。孔子在“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句话之前还有一段话是这样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进一步证明了孔子所谓“不惑”的内容是“克己复礼”的政治大业。
二、“四十”真的能够“不惑”吗
既然包含“四十而不惑”的这段话是孔子晚年所说的，那么这段话到底会是他哪一年说的呢？我认为应该是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也就是孔子七十虚岁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到了鲁哀公十四年初春，孔子是绝对不会再“炫耀”自己“四十而不惑”的了。
孔子撰写的鲁国编年体史书《春秋》的最后一句话是：“十有四年，西狩获麟。”孔子的同时代学者左丘明在《春秋左氏传》中对此解释道：“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作为编年体史书，孔子的《春秋》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春天记载的事只有这一件，且只有“西狩获麟”四个字，而不像之前的那些年都逐月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可见，“西狩获麟”这件事发生在初春时节。为什么说孔子在鲁哀公十四年初春不会说“四十而不惑”了呢？原因就是孔子这时候终止了《春秋》的撰写。
麒麟是祥兽，古人认为，只有乱世才会出现麒麟，而获得麒麟的人就是拯救乱世的明君。孔子奋斗一生的事业是试图恢复宗法制的西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而天下礼崩已久，按理说，孔子的时代是应该有麒麟出现的。不过，在孔子看来，获得麒麟的人应该是现任天子周敬王（公元前519-前476年在位）或周王室子弟，然而，令孔子大失所望的是，麒麟的获得者先是大夫叔孙氏的车夫，然后是虞人即看管山林的小吏，难道像车夫、小吏这样的下层人将要成为改造社会的明君吗？周天子怎么办呢？数百年前周武王、周公旦确立的上下尊卑的宗法制体系岂不要被彻底砸碎了？孔子相信麒麟的预兆，所以他绝望了，他认为自己从十五岁就开始追求的“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了，而他撰写《春秋》正是他“克己复礼”事业的一部分，所以他罢笔《春秋》了。
对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务处理能力，孔子是很自信的，所以他才说自己“四十而不惑”，甚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麒麟事件使尚未到七十一岁的孔子绝望了，那么他还相信自己“四十而不惑”吗？显然不会。
其实，如果我们把孔子“不惑”所特指的“复礼”的施政内容泛指一切政务的话，古代又有哪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做到“四十而不惑”呢？商鞅（公元前395-前338年）于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出于富国耀身的目的受命领导变法事业，以“不惑”开始，最终车裂了自己的身躯。岳飞（1103-1142）于绍兴十二年（1142）因执意要“迎回二帝”而得罪了宋高宗致使自己的事业与生命双双终结于“不惑”之年。文天祥（1236-1283）于德祐元年（1275）的“不惑”之年率兵离开腐朽的南宋小朝廷，迎击南下的元军，试图阻挡元世祖统一天下的步伐，还不是“零丁洋里叹零丁”？
综上所述，即便孔子在“克己复礼”的施政理论上“三十而立”了，但是在用理论指导实践时，他还是做不到“四十而不惑”，更不用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不仅孔子做不到，后人也做不到。还是后来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永远都处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中，越探索疑问就会越多，怎么会“四十而不惑”呢？
（首发于2020年1月28日头条号“董元奔古典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