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发芝和李红菊

向发芝和李红菊

董祖斌

为了这篇文章的名字我纠结了很久，这似乎有些大逆不道，有直呼其名的鲁莽与悖忤——因为这是我母亲的名字。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名字都是她的。

但是，思考了很久以后，我认为这种表述是最好的。因为母亲的一生就在这两个名字中辗转。两个名字的转换本身就是母亲坎坷的人生轨迹，也是一段人情世故的历史留存。

当然，提笔之后我感到一种惶恐，一种从没面临过的表达艰难。写母亲的文字，我的贮备始终是菲薄的。

地上，在我那些已经可当我决定开始用笔记录我所成长的村庄的时候，我决定从母亲开始写。这是一种仪式般的虔诚，更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在那片黄土开始泛黄的村庄记忆中，对母亲的记忆却始终那么鲜活，那么淳朴，以至于故乡的山川草木都带着温情，成为母亲身后永恒的、温馨而烂漫的背景。

一

少年时，母亲叫李红菊

长大后，我曾问过母亲，李红菊是不是她最初的名字？母亲说是的，而且是她父亲我外公取的名字。因为母亲这一辈是“红”字辈，因此，我的舅舅、姨等名字中间都有一个“红”字。传统的人家取名，讲究规矩，按照辈分，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取下来，长幼尊卑，一目了然。无论多少代人传下来，追根溯源很方便。不像现在，一个劲地堆砌好的形容词，居然把姓氏都可以省掉，今后会难为史学家的。母亲姓名中最具有“机动”意义的就是这个“菊”字了，一个农民，有着“梅兰竹菊”的精神追求与寄托，因此，可以想见外公应是向往高尚、推崇高洁的人。

母亲在她家中排行老二，最大的也是女孩，我大姨，她后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外公外婆是农民，是那种目不识丁的农民，其家里的财富程度就更不用讲了。据说，当年土改时，贫下中农进入管理层，外公因为根红苗正经常到学校、公社等地作报告，这在当年应该是一种优质资源。

因为儿女多，外公外婆养育起来自然压力不小。在那个时代，教育对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按照惯例，也是根据当地乡风，大姨和我母亲两个女儿，几乎是没有选择地从童年开始参加劳作，两个舅舅获得了上小学的机会。可是偏偏天有不测风云，在我母亲十多岁时，外婆便因病去世了。大姨当时已经快要出嫁，母亲于是扮演起一个大家庭中顶梁柱的角色。母亲自小身体弱小，这份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往往很多事情都是祸不单行，外婆去世不久，外公在晚上给社里烧石灰的时候，因为露天睡在窑厂上，从天而降的毛虫落到了眼睛里，夜里睡着了不慎用手擦几下，结果毛虫毒性感染，一只眼睛失明。里里外外更加需要依靠母亲去做，于是，弱小的母亲开始了一生硬汉式的跋涉。

社里干活，挣工分；家里洗衣做饭，喂鸡喂狗；还要学会合理安排一家人的生计，读书的钱，买药的钱，种自留地的钱。小小年纪的她虽然一天学堂门都没进，但是，她却聪明贤惠，深得村人敬佩和喜爱。也许这是因为这段经历，奠定了母亲一生勤劳、贤淑、能干和统筹的本事，这些技巧和品质在此后她建设自己的小家庭的过程中，愈发发挥作用，也愈发得到提高。

当然，也许是她这一段为大家庭的付出，赢得了兄弟姐妹的尊重，我的两个舅舅，对什么人都不怕，可是却怕我母亲，一方面是真正打心眼里的感恩与敬佩，一方面也源于我母亲的泼辣。我曾在多年后听到过他们当年的故事，说舅舅不听话，因为什么事情与母亲争执，甚至仗着是男孩子动手，结果被我母亲用干活的木叉顺手一下子叉到坎下，半天爬不起来。母亲听到这些当年的小插曲，不否认也不肯定，微微笑着，那是当年她在村里评为“铁娘子”的画外音。

母亲为了当年他们的大家庭，吃苦耐劳，背篓、镰刀、挖锄、篇担一年四季没有离身。练就了母亲全面综合劳动技能的同时，也造成了母亲矮小瘦弱的身材、变形的脚趾和四根半的手指。

我在小时候，常常会捧起母亲的手细看，母亲的左手只有四根半手指，中指只有一半。很多时候，我们家里蒸粑粑吃，白白黄黄的粑粑面上，总印着凹凸花纹一样的图案，那是因为母亲的那根手指短一截造成的。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回忆起那种花纹的荞麦粑、洋芋粑特别地香甜。母亲的那半根手指不是天生就这样，是她在老家独当一面做农活时受伤造成的。每次听母亲讲起这一幕，我便身体浮起一阵电击麻木的感觉，我无法理解如此刻骨铭心的疼痛在母亲一个弱小女人的口中为何变得如此轻描淡写？那是一种真正的坚强和淡定，在这个时代越来越稀有的品质，不仅女人，甚至男人都逊色。

母亲当年忙里忙外，外公上工了，舅舅们读书去了，于是，母亲便开始独自一人忙碌，把那个家忙碌的生机勃勃，丝毫不显示出没有女主人的颓败。一天，母亲背着一大背篓从地里挖回的土豆，其实，整个人都不会比背篓高出多少，加上沉沉的土豆，母亲弱小的身体几乎成为佝偻。母亲老家的堂屋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母亲在迈脚进去时，被绊倒了。背篓从头顶上翻过去，土豆撒了一地，母亲本能地用手撑下地，但人还是倒了。当她起身时，第一件事是急忙开始用手捡拾四散的土豆，而在使用左手时，这才发现已经鲜血淋淋，而且触地的中指折断，只剩下了一半。

母亲说自己当时没有哭，因为哭也没有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于是，母亲忙而不乱地找来牙膏、找来线和布片简单包扎了一下，让断指处的血不再流出来。止住血后，母亲用没有受伤的手收拾起凌乱的屋子。下午外公收工回家，才知道了母亲手指出了问题，外公害怕感染，带着母亲走到集镇医院，对断了的手指进行处理，然后又步行回家。母亲于是用另一只手帮着这只受伤的手，在田埂和树林间如一个健康女孩子一样来来回回。母亲说，外公用一个罐头瓶子装满菜油，泡着这半截手指半年多时间。我问她们的动因，她们也没有说清楚。我猜想这是外公期盼可以重新接上去的期待表达，只是可惜在那个年代几乎还没有这种手术，即使有，也是在大城市的天价手术台上。母亲们的行为，只是浸泡了一种记忆和苦难，也贮存一种淳朴无奈的期盼。

当年是一个经济萧索的年代，而且家庭的环境如此，母亲知道自己无法为自己的断指哭泣，唯有咬牙坚持，默默地向前。但是，田坎上那个瘦弱的捂着伤口的背影以及那个夕阳如血的黄昏多年后居然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坚定的脚步成为我人生路上的航标。

外公一辈子没有再续弦，一辈子勤恳淳朴，敦厚友爱，他的品质与德操乡邻称赞有加。这些优秀的品质也在日常的一举一动潜移默化成母亲的品质，化为我眼中母亲的代名词，继而在多年以后，成为我们修身养性的目标与基因。

就是在这样的匆忙与劳累中，母亲度过了自己的少年，一个本应穿着花裙子、梳着羊角辫、背着小书包的女孩少年，可是却被背篓打杵、洗衣做饭无情地进行覆盖，苦涩成为少年母亲的唯一记忆。她稚嫩的双肩过早起扛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没有进学堂的她对人生的思考带着更加深沉的泥土气息，命运让她没有选择地直接略过少年，踏上勤苦的人生长路。

作为一个少女，在没有过继时的这段时光，母亲叫李红菊。

那个芬芳的名字，铭刻着她的苦涩的少女记忆。

二

青年的某一段时间，母亲叫向发芝

李红菊变为向发芝是从她过继给自己的姑姑开始的。

母亲的姑姑嫁到现在我们家附近，这个位置在那个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几乎可以用“遥远”形容，因为母亲的老家在我们所在那个乡的集镇不远，而我们现在的家位置距离集镇有二十华里之遥，和村里那些坡上坎下开亲的人家相比，这真属于“远亲”。母亲的姑姑嫁到现在我们老家的位置，嫁的人是当时在公社红极一时的大队长，而我父亲就在这个大队务农，这也是母亲和父亲走到一起的原因（关于我父亲坎坷的身世我将在介绍他的文章中详述）。

母亲的姑姑嫁到这个大队长家后，虽然家境优厚，可是却有一个大遗憾，那就是婚后无子。眼看着一年年过去，母亲的姑姑有些急了，那个大队长也有些焦急，乡镇的医疗水平毕竟比不城里，而且在那个年代，这些事情不像现在可以到处嚷嚷，或者有什么试管婴儿技术辅助。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姑姑终于向外公提起，想要外公把母亲过继给她。想到孩子众多，女儿在家里劳累辛苦，外公思考过后同意了母亲姑姑的请求。我不知道这个决定征求过母亲的意见没有，在今天的我想来这是有些残酷的，尽管是自己的姑姑。想想从一个少女就开始在为这个家辛勤付出，然后在某一天又要转身开口叫某人爹妈，这是又一次情感的革命。母亲也许是孝顺，也许是不想让那个家负担再加重，或者想到是自己的亲姑姑，反正是答应了。走过二十多里的山路，来到了原来的姑姑姑父、现在的新的爹妈家，开始她名叫向发芝的一段生命历程。

母亲的姑父姓向，所以母亲过继过来后，马上改为姓向，她姑父的下一代辈分叫“发”，于是，母亲获得了一个同样在村里普遍取名的“芝”字，这个新的名字和她一起在新的家庭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不过这段生活给她带来是更大的痛苦，同时也激发出她更大的搏击生活的勇气与坚毅，从此定格她的生命色彩。

她到了她的姑姑家后，同样勤劳、贤淑地劳动，并不断长大。按照外公与母亲姑姑姑父的约定，母亲过继到向家后，改姓改名，而且就在向家招婿入赘，自然，也就成为向氏家业的继承人。母亲凭着善良勤劳在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中很快获得认可，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母亲当年经过“女大十八变”后的光彩照人描述，但是我在父亲和母亲早年的合影中，看见母亲两条长及腿部的乌黑麻花辫，便依稀知道当年母亲是典型的山里姑娘兰心蕙质的代表。

随着在这个新家的日子增加，父亲便开始走进母亲的生活。父亲当年几乎属于孤儿，与多病躺在床上的奶奶相依为命。当年土改，父亲因为成分较好且又有八个月私塾的读书经历，成为这个大队的小队会计，因此有机会和当大队长的母亲姑父接触，也许就是这样认识了母亲。母亲行走二十多华里来到新的这个家庭，也许就是循着这种缘分的安排。

父亲的吃苦耐劳与聪明好学在当时村里有口皆碑，同样也让母亲心动，于是，父亲郑重地到向家提亲了。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父亲为了表现得真诚和隆重，想了很多办法，弄来了布票、酒票、粮票，这对于一个还有躺在病床上老母的年轻人来说，也可以想象困难了。

父亲按照当时向家给出的条件，入赘当了上门女婿。

母亲和父亲从此就像两个廉价的劳力，开始为那个新家增添财富。但是，他们的勤劳和忠诚却换不来最起码的尊重与肯定，向队长的家长作风表现得越来越厉害，母亲的姑姑也几乎没有表达权利。在这时，父亲母亲还要照顾在所属的一间破烂房子里重病的奶奶。

不久，向队长在他家的附近捡到了一个婴儿，而且是一个男婴。向队长把这个男婴抱回家，欣喜若狂，也马上取了一个姓向的名字。父母亲在他家此后似乎成为一种负担，动辄都会得到他的训斥甚至逐客令。这个时候，他的决定已经改变，捡来的这个弃婴将是这个家庭的继承人。

两个怀着独立生活憧憬的年轻人，没有半点自由与希望，除了牛马一样的做活，就只剩下挖苦、讥讽和辱骂。终于在多少次忍无可忍之后，父母亲商量决定，离开这个家，开始他们自己的建家事业。

这正是向队长求之不得的好事。多年后，母亲对我说起这件事：“当年我们走出来，到了你奶奶住的破房子里，天穿地漏，四壁透风，南风打北浪，甚至都不能放下一张床。唯一的财富就是半木缸土豆”。在这样的困境中，我的大哥出生，为了当初的承诺和选择，父亲和母亲还是满怀感恩地给长子取名为姓向，但是这丝毫没有带来这场错误的改变。

在这种一穷二白的艰难起步中，母亲和父亲开始了他们的平凡传奇。母亲精心服侍奶奶，尽管奶奶无法起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就像亲女儿一样不辞辛劳。她的善良、细心与贤惠通过这件事情被树为村里的榜样。在送走多年重病的奶奶后，母亲和父亲决定，改回她的姓名，彻底告别了那个叫做向发芝的悲苦过去，他们的大儿子也一并改回了父亲的姓氏——董。

三

人到中年，母亲又回到李红菊这个名字上。

因为这次毁约式的变故，母亲的娘家人几乎都和向队长家断绝关系。

母亲和父亲一起，决定在田地里开始种植自己的幸福，这是无数个世纪中国农民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最基础的梦想。

我们众多的兄弟姐妹在这一段时期陆续出生了。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才开始推行的年代，我与双胞胎弟弟出生的时候，正是这项政策才开始成型的时期，而且在农村真正推行实施又有一个缓冲期，因此，在我们老家，每户和父母亲同龄的家庭几乎都有五六个孩子，一个一个排下来，就像规整的台阶，和身高成比例。

父母亲一共养育了七个孩子，而且我更加幸运的是，居然是双胞胎，我和弟弟因此从小比其他的小朋友多了一份热闹，少了一份孤单。“儿多母苦”与“多子多福”都不是绝对的，我们村里的那些多子家庭的父亲母亲对此有各自不同的认识。

父亲一直在村里做一些组长、会计、村主任、村支书一类的工作，经常会耽误很多的农作时间。当年几乎没有工资，反倒要经常接待那些上面检查、指导、调研的同志，因此，母亲不仅地里的农活忙碌，往往还要放下锄头拿起锅铲煮饭炒菜。母亲在这方面非常贤惠，家里的咸菜都有七八种，每次不到一会时间，母亲就能变戏法似的摆上一桌子美味菜肴，会博得客人的交口称赞。尽管很多时候也为父亲帮不上忙、家里还要增加开销而苦恼，甚至会和父亲生气，但是，从来没有拉过父亲的后腿。父亲一辈子都在做这些村组干部，钱没有挣回来，但是挣来了一个好口碑，挣来了村民乃至乡邻的称颂，这也形成了我们家的良好家风。而母亲，由于这种勤苦与贤惠，成为村民教育子女尤其是女子学习的楷模。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年代到市场经济过度，母亲作为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那段坎坷到几乎不可言说的历史。在今天，当我们这些儿女都过上不愁吃穿的生活后，母亲更加充满了感恩情怀，这和老家很多吃饱饭了、穿好衣裳了相反骂声更凶的人不同，我想，这是母亲心里的“善”与保持的“良”有关。

七个孩子，每一点收入都靠从土地里刨出来，那种艰辛现代人无法体会，甚至想象都会感到一种恐惧，但是母亲却没有任何害怕。从小长大，我几乎没有感受到母亲的叹息、哀伤和失望，我记忆中全是母亲不屈、不怠、不怨的匆忙脚步与背影。奶奶去世很早，因此，我们上面的长辈就是父母亲，从小自然也没有那种长辈的溺爱、娇纵时刻，仿佛自读小学起我们就开始明白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的担当。和很多身边的孩子相比，多子的家庭情况与收入有限决定了我们必须过点苦日子，全靠母亲的合理安排与筹划，让我们从没有感到贫穷与苦难，相反，有一种培养奋斗精神的朴素和相濡以沫的团结。如今很多时候，我们全家团聚，兄弟姐妹会有意无意说起当年的困苦生活，母亲会静静地听着，不批评我们也不显示出愧意，倒是很多乡里的老人会提醒我们：你们这么多弟兄姊妹，你爸爸妈妈把你们养活就是非常了不起了，何况还供你们读书，考取大学中专，真是不容易！我们那些孩子当年比你们生活是好一点，可是后来呢？都在家里务农！你们爸爸妈妈是在这样教育你们呢！

诚如此言，到今天，我都无法完全体会当年父母亲的压力。七个孩子，全凭二十多亩土地上的收入，而且父亲还要做公务，种地的很多任务就落在母亲身上，一茬一茬的农活，一块一块的土地，悄悄地流失着母亲的健康，也滋长着她的希望。据后来父母亲说，刚开始让孩子去读书，也没有什么目标希望，只是一种自然的做法。而没有读过一天书的母亲和只读了八个月私塾的父亲在看见最大的孩子在二年级就可以读书看报后，豁然开朗，大为吃惊，他们本能地决定要把孩子们读书这件事进行下去，因为“读的书多当大丘”的古训让他们心存向往。就是我大哥一次朗读报纸的瞬间，父母亲产生了大胆而长远的想法：把孩子供读出去！这个出去表示出大山，出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无奈现实！也正是这个想法，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和后来七个小家庭获得了幸福！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也是稍纵即逝的机遇。如今回头看，我们家的这个决定无疑是父母亲决策的一次灵感爆发，而且，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条件。现在的说法叫“智力投资”，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是参加高考，进入大中专院校毕业参加工作，几乎都在行政事业单位，也算是“于国于家”都有利吧。今天看来，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战争，从大哥开始，正是恢复高考没几年，到我参加高考，已经是扩招的前奏，也不再包分配了。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尤其是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一段黄金时期，尤其对于农村而言。否则，要么没机会考，要么考上了没钱供读，要么读出来还是找不着工作。而恰恰，我们家就在这样一个不长的时段里，实现了“与时俱进”，依靠教育的投入、依靠高考实现了家运的迈进和提升。这是一场持续了持续了近20年的“战役”，母亲就是这场战役的“总后勤部长”，直接促成了胜利。

父亲母亲为我们供书的事在我们老家一带传颂甚远，我们老家的墙壁上还悬有几张“智力投资之最”的奖状，那是乡里表彰的。而吊脚楼两三间房子的墙壁似乎全是用奖状装裱的，我们兄弟姐妹每人都有无数张贴在上面，那是我们小时候引以为豪的事情，也是父母亲一种奖励。母亲父亲也有奖状在上面，母亲的名字还是当年的“向发芝”，是生产队“三八红旗手”一类的。有人计算过，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的时间一共是103年，可以想象，这是需要何等决心的“鸿篇巨制”。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孩子，“一条龙”的战线，处处需要钱，而来路就是老家那20多亩黄土地。为了那个让孩子们跃出“农门”的梦想，母亲在土地上废寝忘食，汗流成河，披星戴月，锄头在土地上挥舞的次数远比我们书本上的字还要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我和双胞胎弟弟都参加工作了，母亲才从地上伸直腰歇一会。擦干汗水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母亲虽然教育我们有很高的要求，但她是最具中国传统的女家长，是有着特有的善良与温柔的。父亲对我们教育很严，而且有着“棍棒底下出好人”的信条，因此，从小我们兄弟姐妹没少挨打。尤其我，自小非常喜欢武术，喜欢刀枪剑戟，可那是家里条件不可能买这些玩具（况且当时乡镇也少有），我居然有些无师自通的本事，就凭着连环画上的图案，用一把镰刀可以制造出像模像样的木剑木刀，令同龄的小朋友们羡慕不已。但是这样会分散很多学习时间，而且也许是为了我的安全担心，害怕这些尖利的东西伤到我自己或者兄弟姐妹，因此，他们在这个今天看来是孩子“劳动技能课”的认识上实行“一票否决”，只要看见我制造了这些东西，一定会狠狠地教育我，这种教育不是批评，而是把我修造的兵器当做“自打棒”。一般都是反手夺过去后，就开始打我，而且结束的标志就是这个“自打棒”断裂。刚开始，我有些死心眼，制造出来的这些兵器很结实，很久都打不断，后来我变聪明了，把那些兵刃用镰刀修得薄薄的，不要几下就折断，我也少受一些皮肉之苦。父母亲们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今天，我的十根手指头几乎每根上面都有五处以上刀伤。而更加危险的是，有一次我居然用竹子做的弓箭失手射在弟弟的脸颊上，铁钉做的箭头全部没入弟弟的腮帮！倘若偏离一些，扎入眼球，后果不堪设想。父母亲自然怒不可遏，几乎是唯一一次上演二人的“双重奏”，我也长了记性。但这些也有解气的时候，一次我们上学必经之路上一户人家的恶狗咬了单独走路的姐姐，膝盖上四五个窟窿，而那家主人不管不问。我气得没办法，一下子做了四五张弓，给同路队的小伙伴一人发一把，一人几支箭。从那户人家路过时，我们故意逗引恶狗出来，然后数箭齐发，恶狗也惧怕这阵势，掉头就跑，还是被我一箭射中屁股，狂奔着跑进大门，在门槛上才把箭抖落下来，主人家虽然骂骂咧咧，却也无可奈何。

父亲那时还属于年轻力壮的时候，也许这么多孩子的吵吵闹闹只能靠棍棒的威慑，很多时候都会挥鞭相向。我最害怕的就是他耕田回家的时候，如果那时做了错事，他手里赶牛的竹鞭就会砸在我的背上。母亲有的时候，看见父亲的鞭风过于犀利威猛，心里就会怜悯，于是会给父亲说：“这次我讨保了，好了，不打了，下次不再犯错误。”一边说，一边把受惩罚的孩子往怀里拉。很多时候，父亲余怒未消，呼啸的竹条还在按着惯性起落，于是，会有几下落在母亲的身上。善良、贤惠而又疼爱孩子的母亲从没有因此责怪父亲，更没有因此和父亲吵闹、回击，她在保护孩子的同时，也维护着父亲的尊严，维护着长幼的秩序，维护着家庭的温馨，用孱弱的背影护佑我们减少苦痛，让我们在鞭声下还能够体会到亲情与爱。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幕，看见现在的年轻人为挣电视频道都会大打出手，会因为散步时谁抱孩子挣得不可开交，更加觉出母亲的这种植根传统文化的伟大。那是一片海，爱与承受便是无边的容量。

四

母亲体弱，但母亲坚韧，这是直到今天我对母亲首当其冲的印象。

母亲个子不大，甚至可以说弱小，一米五几的身高，三十六码的鞋，可是，她却有着耐劳的品质和不服输的志气。年轻的时候，母亲为了挣工分，和父亲一起去五六十里远的地方背木材。位置在现在的另一个乡，都是山间小路，背篓上放着数根几丈长的木材，一百多斤。这种艰难程度难以想象，母亲却以这样弱小的身躯和父亲一道，一天可以来回几趟。精疲力竭到家后，背篓放下，又得围着灶台开始转。吃完饭，还得安顿孩子，饲养猪牛，第二天，又这样踏上路途。对于女人，做那些繁重的农活，我向来觉得不忍。我曾在乌江边看过一张女人拉纤的老照片，那个女纤夫埋怨、勤苦、无助的眼神让我不忍再睹——但是，我母亲在做这些浓厚的时候，却是快乐的。她因为身后这么多孩子而快乐，因为一种未知的但可以奋斗得来的幸福而快乐，所以这些劳累，全部成了她云淡风轻的回忆。我知道，年轻时的她是因为希望而快乐，年老后的她是因为知足而快乐！她的快乐，也成就了我们子女的快乐！

每到假期，我们这些子女都会回到家，也无形中成为一个“硬劳动力”。母亲也会抓住时机，紧密、巧妙地安排好各种农活，因此，对于暑假的记忆，几乎是从割麦子开始的；而寒假的记忆，大多是从种土豆开始的。每一天，几乎都有繁重的农活等着我们，母亲安排农活时，对我们多是好言好语。一到地里，母亲总是带头埋头干活，为了争季节时令，往往从清晨忙活到日上三竿，尤其在暑假，又热又渴，我们往往在后面就表现得不耐烦起来，沉着脸，呼着气，有时还把怨气发泄到农具上，母亲看着，还会宽慰我们。等到实在支撑不了了，母亲招呼大家回家去，进门后，母亲把农具一放，又得抄起锅碗瓢盆，围着灶台忙碌一阵子，然后欣慰地看着我们一番风卷残云。我们吃完后，会丢下碗休息，母亲还得洗洗涮涮，锅台洗净了，母亲又招呼大家往田地里去。当时我们还慢慢吞吞，似乎认为是母亲在逼着我们干活，今天看来，其实真属不懂事。母亲这种夜以继日的劳累，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子女，几乎地里的每一分收获，都换成了我们的学费生活费，而父母亲，在那些年代，多年几乎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屋顶也没新增一片瓦。那条从老家到小集镇门市、粮站、酒厂的山路，被父母亲去时一背粮食、回时一背肥料，天长日久踏得草木不生，终于成为我们出山的坦途。

但是我也见到过母亲累到极致后的伤心、气愤和沮丧。就在我们“一条龙”读书的时候，父亲公事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父母亲在二十多亩土地中周而复始的劳作，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春种秋收，周而复始。其实，自从我和双胞胎弟弟读六年级起，因为要住校，家中就只剩下父母亲二人了。热闹的时候仅仅两个寒暑假，而父母亲知道，寒暑假一结束，标志着每一个孩子都要带着一笔钱才能进入校门，压力不言而喻。

有一年冬天，我放星期回家，一个早晨，大霜如雪，母亲带着我去门后湾的地里收萝卜回来。那是一片种过白肋烟的地，所以萝卜长得很好，一个个露出土尺多长，白花花的耀眼。如果不抢着收回去，在地里几道霜雪就冻坏了，而猪圈里三四条猪每天都得五六桶猪食，这些萝卜就是它们的“口粮”。母亲和我蹲在地上一行行把萝卜拔出来，刮掉泥巴，切掉菜樱，然后装进大背篓，背回到家中去。那时我个子小，在班上站队都是在最前面，力量自然也单薄。明霜如雪，也没有手套，双手都冻得麻木了。后来装了满满一背，母亲蹲下去，要背起来。这种平地放置背篓后要背起来的方式很独特，就是需要后面一个人使劲往前上方用力，而背的人需要用力往后蹭，两种力量在碰撞中促成背的人以反作用力的方式站起来。我于是就在后面，用力往上前方推。我的力量也小，母亲其实体弱，这种爆发力也弱，努力了几次都没站起来，一不小心，母亲和着背篓倒在了地里，萝卜倒了一些出来。母亲叹口气，和我再次校正背篓，装进萝卜，又试着背起来，可是，背篓又因为我们的力量弱歪向一边。母亲脸上有些伤心的样子，但还是耐心再次放好背篓，减少了一些萝卜，打算再试一次。可悲的就是，第三次又失败了，这次。背篓倒是没倒，可也许是太累太冷，母亲没有成功背起来。她突然站起来，非常愤怒地一下子把背篓掀翻在地，甚至倒提起来，把背篓里的萝卜泄愤式的全部倒在地里。我还小，怯生生地呆在原地，看着母亲突然这样反常地发怒，而且似乎没有对象。我看见母亲重重地叹气，脸上有愤怒，有怨叹，还有一种沮丧，抑或失望的神情。长大后，我明白那是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进行的一种自我反抗，一种心态修复的自然流露。孩子多，处处需要钱；父亲很多时间在村里，诸多的农活帮不了忙；最小的我们还在六年级，前途漫长而无法预知；年复一年的劳累，没有丝毫的轻松。对于一个体弱的女人来说，这是何等艰难？三次没有背起来的背篓，其实和这种沉重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就是这屡屡的失败，让母亲在那一刻产生了沮丧和失望。看见我惊恐地望着她，母亲慢慢平静了下来，一会儿后，她又开始往背篓里装萝卜，然后，借助我的助力，居然背起来了。望着母亲被背篓压得低低的背影，我在这个冬日的清晨，突然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得强壮，我希望日后只要我在场，每一个背篓都不需要母亲的肩头来承担。从此之后，真的似乎有一种神奇力量，我从初三开始疯长个子，从站在最前排慢慢站到了最后一排，力量也越来越大，一两百斤的背篓不在话下。我在汗流如雨的愉快劳动中，看见母亲欣慰的眼光，愈加觉得自己应该负重前行，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每一次我埋头负重，稍感辛苦想要偷懒时，心里便会浮起那个冬日清晨的画面，母亲那没有眼泪却悲伤的眼神，促使我变得越来越坚强。

母亲自我们很小就背着我们，往往还要背着孩子干活，这种艰辛估计属于他们那一代人，有些空前绝后。后来听很多乡邻讲，母亲很辛苦，生产的很多时候，父亲都不在家。往往是前几个小时还在地里干活，不久就回家把孩子生出来，父亲从村委会回到家，常常会收获惊喜。父亲和母亲此生有一个非常大的欣慰与幸福，就是在生育子女上非常顺利、平安，我们弟兄姊妹七人，没有一个出现缺陷、危险，成长健康，按他们的说法“生一个，活一个；养一个，成一个”，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尤其在那个生孩子多、医疗非常不发达的年代。母亲弱小的背轮流背着我们兄弟姐妹慢慢长大，背了那么多，报恩不多，但我印象中背过母亲三次。一次是我还在读小学时，个子不高，力量很小，母亲虽然瘦弱，可是我还是非常吃力。那是秋季，我跟着母亲去山里砍柴。母亲父亲属于那种喜欢积攒、甘于劳动的类型，直到现在，我估计我们家里的干柴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我们家有专门的独立的柴房，围着房子外墙的都是城墙似的墙垛，有劈柴，也有成捆的柴禾，引火的，适合炒菜的，适合烧杀猪水的，形成体系。毫不夸张地说，即使从现在起我们家不再砍一根柴回家，至少可以烧十年不用愁，当然父亲母亲还是会鸦雀一样一根根地把柴禾弄回家里。那天在山上砍柴，我和母亲都拿着镰刀、钩绳、背篓，我正在使劲地挥舞着镰刀，忽然听到母亲“啊”的一声，丢掉了镰刀，蹲了下去。我心想一定是发生了意外，急忙奔到她身边。母亲用手捂着膝盖，我一看，原来由于树枝条太干枯，母亲砍上去的镰刀发生反弹，不小心刀刃划到膝盖上，一下子连着裤子和皮肉都被削破，血已经浸了出来。母亲的腿已经不能再行走，免得流出更多的血，于是，我决定背母亲回家去。当时体矮力弱，但是母亲流血的腿催促着我背着她快速往家走。我记得从林间的小路上、田埂上我一路疾行，几次都差点把母亲掉下背来，好不容易回到家，赶紧寻药止血，看着我在一旁大口踹气，脸色苍白，母亲欣慰地说：“斌斌长大了，可以背得起我了！”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自豪，似乎涌起一种成就感，好像那个冬日背萝卜的期待已经成为现实。另外两次背母亲，一次是她病了出院回家，一次是从凳子上摔下来，髋骨粉碎骨折，换成了人工的，不能走远路，是我从乡里的小集镇上背着走三四里回家。那时，我已经是大人了，母亲的体重似乎变得更轻，但是我的步子却走得沉重。我知道，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被岁月开始讨要那透支的健康了，本来是该舒心享享清福的时候，她却被健康拖累着少有舒坦时日。

五

母亲从小受苦，练成了“巧为无米之炊”的本领。

我们家弟兄姊妹多，毕竟全凭地里的一点有限产出还是很拮据的，但母亲会巧安排，把一家人的日子用秤钩、用勺子、用针线过得有条不紊。就连父亲也经常称赞，说母亲安排计划超乎一般人，到家里的客人称赞的更多。很多日子，我们看着父母亲送走打着饱嗝吐着酒气的客人，听到那一叠连声的道谢和赞美，心里既觉得高兴，也觉得惋惜。因为在那种时候，我们这些小孩都在另外一桌吃饭，那些“硬菜”都会给我们夹一点，都不会很多。尤其在那个年代紧缺的肉，一般都是每人一块，我们往往都会等到吃饭要结束的时候才舍得吃掉。那时候家里腊肉不多，来客人了，该做点好吃的。那些时蔬、咸菜母亲都会准备很多，摆上桌都是琳琅满目的。但虽然腊肉不多，母亲却用一手好厨艺和巧安排，妆点得整个桌子上似乎碗里盘里都是肉：她会用廋肉丁炒四季豆，会用小肉条炒泡椒，会用小肉片炒青椒，会用大片回锅肉炒鲊辣椒……筷子长的一截肉，在母亲手中，就像变魔法似的被无限放大，四处冒着油光，一桌子美味佳肴，而且色香味俱全。也因为此，母亲在我们村里，只要有时间，乡亲们办酒过事的时候都会请她去帮忙下厨，经过她设计，主人家的餐桌上既好看也好吃，同时还很经济。母亲这种智慧与情怀让奠定了我们对家、迎客以及美食的态度，那是另一种温暖。现在，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面对着满桌盛宴，还是怀念母亲在盛夏时节，看着我们从包谷林里非洲人似的回来，微笑着拿着菜刀走进里屋，切出筷子长的一截腊肉，火钳夹着，在柴火上烧得火花四射，黑瓦脊上炊烟飘散，整个吊脚楼都氤氲在腊肉惊心动魄的香味中。

母亲这种精巧安排其实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我们家“勤俭持家”的家风形成关键，尤其我的两个姐姐，从小耳濡目染，继承了母亲的这种优势。只是我一直大大咧咧，以致至今无甚积蓄。那时从六年级起，读初中、读高中都住校，我们农村学校都是学生自己从家带饭盒、带米去学校食堂蒸，学校的食堂除了偶尔供应一点合渣，没有其他菜。因此，多数人家都会选择给孩子带点咸菜、带点鲊辣椒，吃饭的时候好下喉一些。其实鲊辣椒也是需要油炒才好吃的，因为它本身是玉米面，而且是在坛子里厌氧储存的，本身有酸味，同时是粉末状的，只有被油裹住了，才压得住酸味，也才能给饭多点“油水”。当时我们家是不可能拿出很多肉来专门给孩子炒“鲊辣椒”的，因为读书的孩子多，因为本身家里的腊肉少。母亲于是会在招待客人的时候，炒肉里面多放一些鲊辣椒，然后会把这油炒的鲊辣椒积攒起来，一次两次，聚沙成塔。等到我们放星期回到家，收拾行装的时候，母亲会在锅里翻炒这些鲊辣椒，红红的，冒着油光，让我们垂涎欲滴。每人用罐头瓶子装，一人一瓶，带到学校成为吃饭时的佐餐。猪油浸泡后的鲊辣椒，凝结成一个硬块，用勺子把饭盒子里面砖一样的饭挖开一个洞，舀一勺鲊辣椒埋进去，用饭的温度化开冷油，红色的油汁顺着米饭的空隙，弥漫整个饭盒，无汤无水的盒饭瞬间变得美味无比，我们吃得嘴唇泛光。直到现在，油炒鲊辣椒还是我们兄妹的最爱，而且吃法还是拌饭，那既是我们美食的爱好，也是我们“舌尖上的母爱”。

母亲一辈子坚强自尊，不轻易伤人也不轻易求人，但为了孩子，有时候也会为学费一类事情找找人帮忙。我读高中时，正是父母亲供读到了强弩之末的时候，昂贵的学费和乱收费已经压得我们这个农民家庭苦不堪言，多年都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们开始“反哺”，否则我和弟弟就有辍学之虞。高二那年，暑假过后，大家都陆陆续续上学去了，我在最后离开家去学校报名。其实，随着姐姐弟弟离开家，带走了一个暑假准农民式的疲惫，也带走了父母亲藏在箱底的那点钱，轮到我这里，几乎没有了。母亲打算和我一起去学校，要去找学校的“熟人老师”“答白”（同意担保）缓交学费。我背着木箱、被子及粮食等物品，和母亲步行去学校。二十里路程，中午过后才出发，到学校时已经黄昏时分。母亲满怀信心找到一位董姓老师，据说当年我家也帮助过他，母亲委婉地说明来意，这位本家老师迅速、果断地回绝了。母亲一时显得非常失望，可是她没再说什么。我清晰地记得又是一个如血的黄昏，四野暗红，我的眼睛也因为失望、气愤和忧虑充血如此。我背着背篓和母亲无助地走向校门——打算先回去，准备好钱后再来。母亲的脚步平静而坚定，脸上没有沮丧伤心也没有茫然无措，似乎这种满怀希望变成突然失望不曾发生一样，以至于我都不至慌乱，也认为跟着母亲走就是在走向一个奇迹，走向一个不用担心的未来。那时，校门旁有一座建筑，一长溜教室，中间一个拱门，左右住着四个单身汉老师，包括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孙宇龙。他看见我和母亲天快黑了还在往外走，于是关心地问询。我具以情告，似乎觉得有泪欲涌。和很多人家孩子相比，我幸运的就是直到这时，我才初尝交不了钱不能读书的苦楚，而这也几乎是仅有的一次；但不幸的是终于在读书生涯遇到这么一次。孙老师一听，居然马上主动答应给我“担保”，让我迅速去寝室，去教室。我和母亲在那一刻，有一种无言的感动，突然感觉到了一种从天而降般关怀和温度。已经要上晚自习了，我转身奔向教室，万家灯火在那一瞬燃放在心头，顿觉人间是有爱的。后来，我与孙老师几乎成为超越师生之谊的朋友。到今天，我都不清楚当天母亲怎样在夜色中走过那回家的漫长二十里路，在她的心中是怎样的一种失落和收获。可她的脚步和后来发生的这一幕，让我感受到一种“静”、“定”的力量，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必然。后来，孙老师应约到过我老家，父母亲热情之至。我虽然对那位拒绝“答白”的本家熟人有些埋怨，可母亲却从未说过半句怨言。我知道，我母亲相比，我还是孩子，母亲的胸怀，从她的童年起就已经波澜不惊。

多年后，我依然深深记得那个让我体会到悲凉失望而又突遇温暖的黄昏、记得那个让母亲脚步铿锵的黄昏、让我明白什么叫坚韧和平静的黄昏。一种积蓄了许久的泪似乎要涌出来，而瞬间又会产生一种自豪，似乎有一种从艰难中走出后的成就感，终究情绪会在母亲瘦弱而坚定的脚步下变得平静。自此我相信柳暗花明、峰回路转，当然，这都需要像母亲一样，一辈子的修行，是一种源自心灵深处的力量。

六

母亲不像父亲，爱用“棍棒”教育我们，但是，母亲的一声劝告，一个眼神，一个行为，却同样深深影响着我的一生。

犹记得那时我们弟兄姊妹都在上学的时候，从大学研究生到小学生“一条龙”排满了。感谢那个时候的好政策，只要高考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基本上就“事业有望”，大学读书可以享受补贴，工作可以分配，单位包送福利，住房什么的都可以分。前面的大哥大姐遇到这些好政策，到我高考后参加工作时都没这些福利了，大学学费涨得吓人，毕业还要自己找工作，住房啥的不可能再分配，都需要自己市场性购置，似乎“好日子”一去不返。那时候，只要哪个哥哥姐姐通过高考，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实现了身份的转化，成为“公家人”了，都会高看一眼。父母亲也会高兴，因为这也预示着多了一个跃出“农”门的孩子。

一般在参加工作之前，都是在老家过寒暑假，一家人闹嚷嚷的像一桶蜜蜂。到邻近上学的日子，不消几日都先后离开，剩下父母亲，继续与老家的吊脚楼厮守孤独。孩子们上学前，有时候大人都会去集镇送一下。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这样交通工具发达，一条碎石马路上，每天就一趟班车跑到县城。高靠背的那种，摇摇晃晃二百里路要一整天。就这样的车，还不能轻易买到票，不像现在招手即停。那时，不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上车，即使皇帝老子等在路旁招手它也只给你一阵粗暴的喇叭，任你捶足顿胸绝尘而去。因此，为了保险，那些先于我们考学需要到县城去的哥哥姐姐就需要到乡集镇上坐车，为了在家多呆一些时间，往往是头天夜里出发，第二天清晨在集镇旅馆车站坐车。因此，头天夜里父母亲往往会送到集镇上。

记得一年的寒假，正是正月十五，大雪冰封。从正月十五送元宵炸毛狗的热闹气氛中，一下子有两个大的孩子要去学校——我们家一般都会在正月十五人数陡降，因为各个学校喜欢把开学的日子选在正月十六。那天晚上的雪与冰，直到今天在我的记忆中还没有融化，真的很多年没有那种大雪烘托的寒假了，也许是全球变暖的原因。在结束喧闹后休息了几个小时，我就从睡梦中被母亲叫醒，让我和她一起送三哥大姐去乡里集镇上赶车，那里离我们家有近二十里的路程。我用手揉着惺忪睡眼和母亲一道出门，雪盖着所有能看到的视野，而且在表面，形成一层冰，踩上去咔咔作响。整个世界在雪的映衬下，可以看见一种黑白的影像，但又不是特别的清晰，恍如一个久违的童话。母亲帮着姐姐背着行李，三哥也背着行李，从家门出发，沿着山路走上管理区小街道，再沿着公路往集镇走。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正月十五的深夜，那一片冰雪覆盖的乡村，就我们母子四人这样在雪地里行走着。很巧的是走过管理区小集镇不久，公路边的一户人家，也许是圈不严实，也许是栓的绳子不牢，反正从路边忽然走出来一只羊，个子不小，跟着我们上路了。也许是冬日严寒中它感到寂寞，听到人的脚步声想凑热闹。我当时读初中，喜欢小动物，那羊挨着我的腿，一路跟着走。我们走到一半距离的时候，母亲决定不再送了，我们于是开始往回走。那羊折转身，又随着我和母亲往回走。走到它加入到我们队伍位置的时候，它丝毫没有回家的意思，还要跟着我和母亲走。我欣喜若狂，这羊跟着我走，如果走到家，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家就可以得到一只羊，而且相距这么远，又是冰雪地上，白天冰雪一融化，脚印也不容易看不见——我打算把羊带到家里去。羊就像遇到亲人似的紧跟着，母亲坚决不干了，赶着养回到它自己的家去；可一转身，羊又跟上来。母亲于是哄它回去，如此反复很多遍，终于那羊不再跟着跑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恋恋不舍，也埋怨母亲。母亲只说了一句话：不是你的坚决不能要！当时我小小年纪，没法深层次理解这句话。如今，我再仔细咀嚼这句话，似乎觉得是一句真理，那不仅仅是指某点物质财富的得失，似乎蕴含了人生的大智慧！非常耐琢磨。那个冬日雪夜的一段夜行，让我获得面对人生的冷静。

母亲不是教育家，不会那么多滔滔不绝的理论，可是，她的方法确实符合理论的。小时候，某次，家里来了客人，照例厨房里肉香四溢。母亲围着锅台忙碌着，我们一般就会在灶门前烧火，做杂务。那天母亲还计划了一个菜，应该是摊鸡蛋吧。灶台上摆着两枚鸡蛋，平时，母亲都会把鸡蛋攒着，关键时刻才会拿出来。我经常看见母亲摊鸡蛋，觉得把一枚鸡蛋磕开，丢进油锅，瞬间成为翻卷的花一样的泡蛋，很有意思，于是央求母亲让我试试。边上有大的哥哥马上说不要干，不知是出于怕我搞不好还是别的意思。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母亲居然同意了。我欣喜如狂，抓过鸡蛋，学着母亲的样子，在锅沿上磕一下，然后用双手抠着，举到锅的上方，用力沿着那个裂缝掰开。可是，虽然我很用力，却没有分开蛋壳；我往回收一些，再用力掰，只听嚓的一声，坏了，鸡蛋壳是掰开了，可蛋黄蛋清却一下子飞到了锅外，落在了地上。等在一旁本来就反对我动手的哥哥猛地在我头上就是一巴掌，一边开始数落，带着某种印证猜测的责备，一边怂恿母亲惩罚我。可奇怪的是，母亲依然微笑着，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巴掌落下来，还解嘲似地说到：“第一次都有些不会！打鸡蛋也是个要技术的事哦”。哥哥对这种宽恕似乎还有不满，可我在母亲那一刻的微笑里，知道了什么叫激励、包容和欣赏。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孩子和别人努力后的失误都会报以这样的微笑。

母亲没学过医，可是有一门对我们子女非常有用的医术，那就是“迂腰杆”。小时候的我们常常会闹肚子疼，可是和乡集镇隔着很远，马上去医院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也没那么多资金。只要是肚子疼，除了有时烧鸡愫子的表皮喝，母亲总有一种治疗方法“立竿见影”，就是“迂腰杆”。母亲听到谁埋怨肚子疼，便会让这个孩子过来蹲在她的双膝前，把双手交叉着伸到身后，母亲双手用力握住，然后用膝盖顶住前面蹲着人的后背，使劲往后面拉。自然，前面蹲着的人也会使劲往前面拉，于是形成一对反作用力。在这种对峙中，不多久就会听见“咔”的一声，似乎是错位的骨架复位的感觉。奇怪的是，这居然有奇效，随着“咔”的那一声响，肚子疼的毛病便会瞬间消失，如果还有点“余痛未消”，母亲便会使劲拉着，以膝盖为支点，让孩子的腰在膝上晃荡几次，不久就会逐渐好转。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医疗理论，也从来不敢相信这是符合科学的，但是它却有实效，屡试不爽。直到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再因为肚子不舒服蹲在母亲前面的时候，母亲的双手几乎握不住我们粗壮的胳膊，而由于我们力气太大，当我们开始使用那个反作用力的时候，母亲整个人都变的往前倾了，于是，便会一边微笑着，一边用劲地在我们背后捶打几下，说：“都长得像门板了，我拉不起了！”我们在母亲这种欣慰的笑容里，也会觉得轻松无比。直到现在，有时候肚子有点不舒服，还会想起蹲在母亲的膝前，去感受那种母亲治疗的“土法子”。可惜现在母亲的健康更加不如以前，也没有力量拉动我们膀大腰圆的身板了。

七

我的印象中，固执地不愿母亲老去。

但是时光是一种无痛无味的毒，天地万物都浸泡其中。虽然母亲在我们的眼中还是那么勤劳、能干，但的确如今已年过古稀了。

母亲因为一生劳累，获得锻炼的同时也透支了健康，到了老年，身体健康颇受影响。

在母亲刚刚到花甲之年的时候，她由于多年的劳累和焦虑，患了一种疾病，睡不着，彻夜难眠，数月如此。不能吃东西，稍微吃点东西就腹胀难受。可以想象，母亲在那段时间里，不能吃东西，身体能量不能补充，可又不能休息好，世界上最头疼的两大疾病困扰这她，这就导致了身体健康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的心情也受到影响，和父亲有时沟通也成问题，往往还要承受心理上的痛苦。那段时间，母亲几乎在经历生死考验，父亲甚至无奈地给我们说，他悄悄地把棺材都准备好了。这两种疾病加速了母亲心理疾病的形成，而这种心理疾病又加剧着不能吃不能睡的病情。我们把母亲接到州城的几家大医院，进行诊治，各种检查进行完了，可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可怜的母亲，身体本来就瘦弱，在那些诸如胃镜、钡餐一类检查中，饱受痛苦。医生找不出来毛病，母亲却始终难受，这样就导致母亲和亲人间沟通交流有了障碍，后来母亲甚至怀疑我们和医生串通，是在隐瞒她的一些什么不敢告知的病情，在治疗的配合上，也越来越差。这样，和亲人偶尔会有生气，和医生也会产生不愉快。就这样，在医院里进进出出多次，熬了两三年，母亲的病情还是没有好转。这时的母亲在病情的支配下，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本来就没有读过书的她，又一直在农村生活，加上一些人的蛊惑或者江湖术士的糊弄，她也拒绝医院，改为相信那些巫术、迷信一类的东西，弄得我们全家不可理解却要面对。自然，那些东西是肯定没有效果的，母亲于是按照那些无中生有的理论一次次按照那些江湖骗子的说法寻找对应关系，愈加变得矛盾，似乎对整个现实都产生了怀疑。后来，我们决定还是让母亲去武汉的大医院去检查治疗一下，刚开始母亲不同意，在轮番的劝说下，她才答应去。毕竟武汉是大城市，是“高精尖”医疗资源的集中地方，母亲去检查后，很快就有了结果。原来，母亲真的得了一种病，而且是精神类疾病——神经性功能紊乱，如果再不治疗好，最终的结果会是精神失常。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才明白母亲当初的那些行为根源是什么，母亲处在其中，自身是无法改正的，这么看来，我们倒是对母亲理解得不够。找到了病因，对症下药就简单了。就这样，母亲从武汉回来，也重获健康，我们的大家庭也重获欢声笑语。

后来没几年，母亲却得了肩周炎。据她说是某一次干农活的时候，一只手的膀子受了伤，但她坚持着没去医院，也没吃药，更没休息，而受伤的手臂总会因为惧痛无法太高抬高或伦圆，那只手于是就保持着很小的活动幅度。如此一两个月下来，结果坏了，成为了严重的肩周炎。手基本无法抬高，连吃饭时筷子喂到嘴里都已经成了问题。尽管中间我们也打过电话，可母亲在电话中从来报喜不报忧，而且也不许父亲透露消息，我们自然也不得而知。等到实在扛不住了，已经影响到她饮食起居了，这才决定到城里来医治。须知这种病痛治疗起来是慢功，主要靠锻炼，理疗，因此，需要承受巨大的痛苦。那段时间，我多次陪着母亲治疗。白天在医院，下午就可以回到家里，第二天再去，周而复始。肩周炎的治疗实际上就是把肩周关节中的粘连分开，主要得靠物理疗法。母亲的肩膀先是会被扎上银针，电磁治疗，然后会有一些注射，最多的就是推拿式的理疗，加以自己的锻炼。母亲很惧痛，医生在治疗时也许是按照这些要求，力度有些大，我理解这就相当于把一个生锈的滑轮要生硬地转起来，焉有不痛之理？母亲一个劲地埋怨疼得受不了，躲闪着那些近乎粗暴的拉扯，久了医生也有些不悦，于是，母亲便不再做声，咬牙坚持着。我看见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青，实在坚持不住了，大串的眼泪往下滴，也没吭声。直到这时，察觉的医生才会减轻一点力度。我坐在一边，心里不忍，可是为了母亲的健康，我也只能接受，安慰她而已。母亲刚开始都会诉苦，埋怨那些用力掰扯手臂的医生心肠太硬，完全不顾她的苦痛。在我们的劝说下，母亲似乎也横下一条心来，就像即将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锻炼一样，不断加大负荷，咬牙坚持。每天治疗下来，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不到一个月，母亲的手臂又全部恢复自如了。在结束的时候，母亲非常真诚地感谢为她治疗的那些医生，感谢他们的那种态度与力度，让她早日康复。后来我们也会聊起这件事，母亲对那种疼痛有些刻骨铭心。

母亲还是因为勤劳付出了极大的健康代价，肇事者还是那些标志着勤劳的劈柴。

前些年的一个冬天，母亲看见那些劈柴因为平日烧饭又用去一些，于是，乘着农闲时间，和父亲去山里背回来一些雪折木，二老辛辛苦苦锯了劈，然后母亲便去往墙裙一样的柴垛上去码。由于柴垛已经很高了，母亲站在地上已经够不着，于是她站在一个小凳上，吃力地坚持劳作。如果我们儿女在家，身高和力量做这件事，这就是“小菜一碟”，可是对于身高只有一米五几的母亲来说，这就很吃亏了。也许是太劳累，也许是年纪大了发晕，反正母亲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从那个小凳子上摔了下来。母亲觉得摔得腿部、髋部有些疼，但也没太在意。当天还坚持着做饭、喂猪等等家务。到了第二天，疼痛加剧，可她还是咬牙忍着。母亲们这代人，尤其是农村里的，从来不会把自己的健康当成大事，往往都是硬扛，实在扛不住了，也许才会去村里的医院。既是节约钱，也是不愿意麻烦。同时，他们这代人对自己的身体经历了那些困难年代、自然灾害年代，已经有了一种麻痹式的自信。那些大大小小的病痛，往往就是这样被拖好的，虽然当时也没什么，可总会留下隐患，就像在积攒那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母亲仍然不在意，坚持做家务，可是坚持到了第三天，她的脚几乎不能落地了，丝毫不能用力。父亲几次要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件事，母亲都断然制止。在她的认识中，她还是怕给我们儿女添麻烦。到了四五天的时候，是在觉得不是小问题了，父亲也没法把她背到医院去，于是，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知道绝非小可，用车载着母亲到州城的医院一检查，结果把我们惊呆了，居然是髋关节粉碎性骨折！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居然强忍着剧痛，坚持了四五天，还干家务，我们心里都倒吸一口冷气。没办法，得换髋关节。年过六旬的母亲于是被推进手术室，接受那么大的手术，身体中间一段骨头变成了人工的。躺在病床上休养了一两个月，母亲可以下地了，坚决地回到了老家。最开始一两年，都需要拄拐，后来可以丢掉拐杖了，但走路不再如以前一样灵便。

无论身体病痛怎样，母亲最大的坚持就是勤劳，总是不能停下来，里里外外还是忙个不停。我们曾多次劝她不要再累了，甚至说身体内病了，在医院住两个星期，也许她在地里忙出来的收成还低不上。母亲静静地说：“不能都算账啊！这些地就在屋旁边，荒草长起来，心里看着很难受！再者，你们逢年过节回来，如果米要买、肉要买、菜要买，连个鸡蛋都没有，家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你们也会觉得没意思的”。我们细细一寻思，的确也是这个理。虽然我们弟兄姊妹凑钱给父母在城里买了一套小居室，但是，他们每次来住不了几天，急急忙忙地就要回去。惦记着鸡鸭狗猫，也惦记着庄稼禾苗。他们受不了城市的空气、城市的噪音、城市的车水马龙，不要几天，他们身体就会不舒服，一回老家就好。其实，孝顺讲究“顺者为孝”，那就只好依着他们继续在老家的几亩地上寻找乐趣。这是一种他们适应的生活方式，尽管会累点，但的确可以促进他们延年益寿，这就达到了我们子女的目的，也就释然了。虽然知道老家的日子总也会辛劳，可我们把这想象成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父母亲其实是在老家继续悟道修行，为我们谋福祉，让我们保持着对老家、对土地、对生活本真的尊敬与牵挂。

幸运的是，母亲现在除了腿不便，身体还硬朗。我们全家在团聚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还可以脆生生地叫一声妈。她如四十多年前一样甜甜地答应着，一边笑眯眯地忙进忙出，亦如我们儿时在老家的场景。

现在我会经常接到母亲的电话，除了有时问询家庭及儿子的情况，很多时候是打电话提醒我大家庭成员中某人当天过生日，嘱咐我一定要打电话问候。往往这种提醒非常及时和必要。说实在的，我们家随着弟兄姊妹相继成家立业，人口不断增多，直系亲人已达二十余人。现在子侄一辈的博士硕士相继毕业，又成了“一条龙”的读书战线，不过现在每家只养育一个，经济压力不再如父母亲供我们读书时那么艰难了。这么多家庭成员，要记住每个人的生日真的确非易事，我曾多次刻意记取，可记不住，除了父母亲的，几乎没几个记得。我不知道从没读过书的母亲是怎样记住的，她甚至用笔记录的方式都不能完成，可是，从正月初一开始，一家人老老少少的生日她都记得，就像排了一本日历在她脑海中。我非常惊异，也非常敬佩，这除了用心和爱，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有了父亲母亲的提醒，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在过生日的时候，同在一个城市的会聚聚，不在一起的也会打个电话祝福问候，其乐融融。有时候，事情忙，会觉得父母亲的这种提醒有些过于制度化了，尤其是子侄一辈的其实也没这必要。直到有一次和母亲谈话，才体会他们的深刻用意。母亲说，他们二老只要还在，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一定还是会团团圆圆的；可真的哪一天他们走了，再没有这样一种必须的理由在一起团聚，那时就得靠弟兄姊妹的情感来聚。而那些第三代孩子，不在一起长大，也不在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平时这种联系，如何能体现这种亲情关系？知道我们各自为了生计，奔忙劳碌，所以就扮演着“总联系人”的角色，为这个大家庭的永恒的历史血缘凝聚打基础。听到这句话时，我才真正地思考这个大家族的未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响在耳畔，没想到母亲一个没读书的人却比我们实践得更好。我们都深深地感到，母亲在，真好！

母亲原来那个叫做向发芝的姓名，随着她们那一代人逐渐走远，已经少有人知晓了。但是，母亲却在这两名字中辛劳一生，并记录了这么久远的时光，演绎了一段平凡而伟大的传奇。中国，尤其是那个时代，正是这样众多的母亲无私奉献，才真正育成一代人，推进了国与家的建设。从某个意义上说，母亲和与她同龄的那一代女性，在这段坎坷而辉煌历史时段中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歌颂母爱的歌曲那么多，每次听到，都会心生感动。好在我们还不至于遗憾，子欲孝而亲尚在！我们坚信，母亲还会陪着我们走很远的路，长路无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