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老师的喜事

其人其名

喜老师这名字是我在小学时最爱听的，因为这名字带给人一种安慰和希望。其实，这是他的名，而不是他的姓，可这成了他的最大招牌，全村人都这样称呼，他也乐于接受。

他本名姓廖，名叫丕喜，前面这俩字按照乡俗，似乎都不好听，于是，他的名字中第三个字“脱颖而出”，遂成大号。和名字相呼应的是，他的长相也极具喜感，很容易让人亲近和喜欢，是那种堆满慈祥的样子。

在我老家那个山村小学里，喜老师是孩子们喜欢但又敬畏的老师之一。

那个年代，对老师的尊敬比如今更加纯粹和普遍。喜老师是年长一些的男老师，故而更加有威信。

喜老师的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旁，并不显高大。喜老师在当时是比较吃香的那种家庭结构，叫做“半边户”，也就是家庭中，夫妻二人一个在公职单位上班，一个在农村务农。这种家庭结构有一些优势，那就是一方面，公职人员可以每月定期拿一些现金回家，而在家里的哪一位，可以种植农作物，种菜等等。在饥饿年代，这是“互补式”结构，很多人羡慕，且符合中国的“中庸”哲学，进退自由。

那时候，只要是不务农的职业，都是让乡人非常羡慕的，喜老师自然也是我们心中羡慕的角色。不过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喜老师是一名“民办”老师。小时候不明白“民办教师”有哪些区别，只是隐约知道这职位似乎不是很稳定，在待遇上也比“公办教师”差一些。这些在我们小孩心中没有影响到什么，我们看见在学校里，“公办”“民办”在分工上似乎没有差别，劳动量的大小、所负责的课程也几乎语数外“通杀”。

喜老师一定是当“民办”已经多年，我们一进校，似乎就看见他的脸上一片刮去胡须后的青色，那是男人年龄最明显和彻底的标识。偶尔有一次见他在学校“守校”未来得及刮去，便见他胡茬密布，颇感苍老。

说实在的，“民办老师”是很苦的，因为他的身份兼具了“农民”和“教师”两个身份。在自己的家里，也就是那个村里的“农民家庭”里，面对大量土地，面对妻子一个人辛勤劳作，作为丈夫的他肯定不能坐视不管，得出力出汗；而在学校，为了让自己的“民办”地位稳定，不至于被解聘，一定还的多加努力，多处成绩，以来保证这不易的岗位和菲薄的收入。我们自小就听过一些民谣“早上一回草，晚上一回柴。学生到了校，老师还没来”。喜老师真的就这样印证着这残酷的民谣情景。很多时候，我们从他家门前去上学，看见他像一个农民一样肩扛背挑，汗流浃背地劳作。往往不要多久，他就会从后面风也似地赶上来，又大步流星地超前去，我们到校的时候，就会看见他拿着铁棒，在开始敲击挂在走廊外用来做钟的车轮钢圈，额头上的头发都还汗淋淋地贴在脑门上。

其父其子

喜老师因为这种家庭状况，加之也在农村安家，孩子也不少，儿女一起有三位，两儿一女，阶梯状排队下来，自然也有些费力。

三个孩子年龄悬殊不大，所以“一条龙”般地在这所小学读书，在那个年代来看，三个孩子似乎有“高干子弟”的待遇。毕竟他们的父亲在学校教书，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优越感。可是这三个孩子却偏偏没有给喜老师挣来面子：他们读书无一例外地都不擅长，成绩很差，与在校“高干子弟”的身份极不相配。

那时候小学老师代课，几乎不需要讲究什么专业，年级也可以随时变化，因此，喜老师几乎都给他的孩子“亲自”代课。可能有望子成龙的心情，又有着孩子们读书不用功的现实，往往在课堂上就对自己的孩子开骂。到底是农村人，也是管教自己的孩子，喜老师的“功夫”往往让其他同学感到恐惧，这倒是应了“杀鸡儆猴”的效应。

一次，上数学课，喜老师的大儿子在课堂上没专心听讲，坐在课桌后面搓泥巴玩，被喜老师发现了，自然狠狠地批评了他儿子一顿，手指敲在儿子脑门上，留下一句心惊肉跳的话：“下课了你就知道老子的厉害了”，不仅连他儿子，就连其他同学也吓得不敢作声。

那时的村小，破败不堪。石头砌墙，连石灰都没涂一层；窗户就是一排牛栏闩一样的木杆，塑料纸也没有。夏天热，冬天冷，脚下的地面坑坑洼洼，灰尘漫天。教学用品几乎没有，除了老师自制的竹子教鞭，连三角尺都是“奢侈品”。一个篮球是全校的宝贝，其他什么排球、足球都只是听见了一个名词。下课后的娱乐，都是一群孩子你追我赶疯跑，要不然就在学校教室坎下玩泥巴。那是一种和大石头相伴的泥土，本属于大土，又因在石头边缘的缘故，非常细、软，有点像专门制作后用来烧瓦的那种泥。因此，孩子们都喜欢用来做玩具，塑出各种物品与造型。其实今天看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按照现在的学校课程设置，应该叫做“手工”，当年这件事可是孩子调皮的表现。但恰恰在这个方面，这些读书的孩子表现出不俗的天赋，有的做成石磨，有的做成人物，有的做成桌子椅子——比较厉害的恰恰是喜老师的这个儿子，他居然做成了一个自行车！那时我们没有见过自行车，看见喜老师儿子的“作品”不胜羡慕。

但是会用泥巴塑形自行车，并不能得到喜老师的原谅，他的大儿子刚一下课就被他拎着耳朵去了他的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就听见喜老师满是愤怒的训斥和咆哮，他的儿子没来得及也没有开始解释，喜老师已经开始了他的“体罚教育”。说实在的，自小我被父亲“棍棒教育”多次，心中也没有多少怨恨，因为教育方式、特点以及“家法”的种类，都觉得是在一种可以理解的范围。可是，喜老师这种体罚让几位“尾随而去”的同学大惊失色，原来，他的“家法”不是树枝、不是戒尺，而是自己腰间的皮带。我听那几位落荒而逃的同学回到教室讲，他们看见喜老师在踏进办公室的瞬间，一边把他儿子推搡进去，一边刷的一声把腰间皮带抽了出来。皮带从裤子的布扣里呼啸而出，喜老师就像拍惊堂木一样把第一声鞭梢甩在办公桌上面，有着惊雷霹雳一样的威严与神勇。而更加可笑的是，伴随着这声翠响，喜老师的裤子也应声而落。光光的两条腿突然闪现在众人的眼前，既惊吓又滑稽。悄无声息的打算看热闹的同学惊恐中一哄而散，喜老师回头也发现了这些打算“偷窥”的同学，恼怒交加。一把抓起裤子套上来，用力关上门，一边继续教训他的儿子。第二堂课他的儿子进教室的时候，泪痕清晰可见，对喜老师颇多怨言。可是，一听到同学们取笑他父亲抽皮带裤子垮下去的事情，马上又和同学们开始争吵不休。

虽然这件事后来传为美谈，但是，喜老师一旦发脾气，同学们大气也不敢出了，都知道他有着敢于“抽皮带”的“行动力”，那也是老家乡村男人的火爆性格。

喜老师教育起来很严格，可是因为喜老师属于“民办”起家，据说是初中毕业后就开始代课，自身的文化知识不是很强。也许在他们读书的时候，没有普通话的推广，因此在普通话上喜老师也闹出了笑话。那时的课文中，还有很多关于“解放军”的文章。喜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憋着蹩脚的普通话给同学们教。同学们也不想今天的咨询发达，除了老师这里，没有其他任何接触普通话的机会，因此，老师自然也被“奉如神明”。喜老师可能由于“积习难改”，一次居然在教学生的时候，一句话中教成了两种读音！这几乎成了后来全村乃至全乡嘲笑读不准普通话的“标配”，喜老师这个笑话不胫而走，其中透露了太多的无奈、荒唐与残酷！也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教学状态，似乎是真空包装的一个永远保鲜的“截面”。喜老师，因为这个故事在老家的小山村里代代传颂。

其苦其乐

喜老师是“民办”，所以，他的追求或者说理想价值等等都在与如何“转正”。谁都知道，尤其“民办”老师都知道，“转正”后“民办”与“公办”的天壤之别，那种待遇的改变涉及经济、发展空间、地位等等。没经过“民办”的人一定不能感受到那种“苦楚”，喜老师自然是知道的，尽管表面上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可心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多年之后，著名作家刘醒龙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天行者》，讲述的就是“民办老师”在“转正”路上的坎坷悲欢，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不光是作家的文本实力，也有这种故事本身的“深度杀伤力”。

当然，对“民办”教师的“转正”的确只有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表述完整，喜老师其实也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我知道的，他一直在这样努力，努力让自己因为政策、因为运气、因为实力成为一名“公办”教师。

每年，都会有几天时间，喜老师会和村小里面另外几位“民办”教师去参加考试。我们那时都感到很纳闷，毕竟本身就已经是老师了，为什么还要像学生一样去参加“考试”？也许是喜老师原来的基础不太好，也许是喜老师运气也不好，同时还可能因为每年给予的名额、指标有限，反正那么多年，从我们启蒙开始，一直到我们参加中考，喜老师都在参加考试，且都没有考取，大有“屡败屡战”的勇气。我还清楚地记得，到我初三参加中考前夕，喜老师居然按照教育站的组织，来到了我们教室旁听，“备战”考试。看见当年教过自己的老师来到教室，我自然很热情，很尊敬，可是喜老师似乎有些拘谨和不好意思。每次上课的时候，他和另外的几位“民办”老师坐在教室最后面，一脸迷惑地看着老师在前面讲课。对那些变化莫测的公式与定律、分子量与方程式、单词与句法，他想亲近而又相距遥远的状态让我记忆尤深。那时的喜老师已经年过中年，和我们一群初中生、当年自己的学生在一起学习，而且不得要领明显考试无望的沮丧，对他形成多大的伤害？

喜老师自己一直通过“民办”转“公办”的考试，三个孩子也无一例外初中读完就辍学了。非常明白教育、考学对一个农民家庭意义的他，除开“颜面”之外，一定有着深深的失落。从我们老家小山村读书考学出山参加工作的孩子不少，按理都是喜老师的“弟子”，他也可以毫不愧疚地说自己“桃李天下”，可就是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能够让他有这种轻松与开心。随之而来的席卷全国的“打工潮”就像他家门口深壑中的山洪，三个孩子随着那一拨滚滚潮头走了出去。

喜老师喜欢喝一口小酒，那些年在老家山村，淳朴的乡亲在年底杀年猪，第一顿杀猪饭，一定要请老师去喝一口小酒。到现在我都推崇这种尊师方式，这绝对不是如今很多人说的“行贿”“吃请”一类，这种行为饱含着乡村里，农人对知识、对教师的尊敬与追求，抑或仰慕，带着自古以来的传统和文化，也造就一种氛围与心理。这种氛围与心理绵延着中华文明在儒学的道路上生生不息。喜老师人很随和，乡亲们也很喜爱，往往都是被敬酒的重点对象。一旦酒入三分，喜老师脸色变红起来，操着一口我们老家一带的“客家音”，声音洪亮，宛转悠扬，话语幽默，成为饭桌上的开心人物。喝到开心处，会把这家人家的孩子，叫到饭桌边，背书或者点评日常表现，家长边因为喜老师的细心感谢得不得了，只是，小学生因为惧怕和不好意思，未免对这一刻有些不喜爱。

喜老师不仅出去吃“杀猪饭”会喝酒，自己也会时不时喝点，我估计，除了不愧对某时的好菜饭，也有对自己这“民办”的敷衍。在乡村小学教书，学校食堂也会很灵活。很多时候，村民会把在山上打猎的美味卖到学校，教室里都会飘来香味，自然，会佐之以酒。我印象最深的是喜老师吃午饭后喝酒，尤其是吃羊肉后喝酒。老家那时的羊没有被“南江黄羊”改造过，更多的是“狗头山羊”，其膻味可谓“无以复加”、“登峰造极”。可是喜老师及几位村小老师似乎很喜欢这种膻味，常常会煮上一小锅，几人围坐，颇有味道。而且，每次吃这种“随风传播”的羊肉时，一定会喝酒，至酣方结束。这种膻味与酒味进行混合后，苦的却是我们学生，尤其讲台前排就坐的几个。那时我因为个小，常常被安排在前面坐着，就是与讲台“无缝对接”的那一张课桌。自习课的时候，老师们就会吃饭，自习结束后，就会来上课。喜老师站在讲台上，脸色酽红，眼睛朦胧，嘴唇泛着红色的油光，开始讲课或者训话。这时的他话意很浓，滔滔不绝，苦了我们前面坐着的几位同学。因为不仅每一句话会伴随着一股难受的膻味，酒味，还会在某时防不胜防地飞出几粒唾沫星子！不能低头，也不能把眼睛转向别处，这种滋味自是难捱。好在他直接给我代课没几年时间，这样的考验我不用太多的经受。

其实除了严厉，喜老师对他的孩子们是非常关爱的。那时候我们山村孩子冬天在学校上课，教室里面南风打北浪，孩子们都会用破碗烂钵做个小火盆，燃烧一些木炭或木块取暖，有的会带一个脸盆筑的小煤炉，放在课桌下面，把教室弄得像个火坑。有了火，学生的日子似乎好过一点，会带一点土豆、红薯、玉米一类东西烧着吃。我们大家都是这些常见的东西，而喜老师的孩子居然带来了鲜猪肉，那一个瓷缸在教室炒着吃。当年我家吃肉时间不多，闻着那致命的肉香，都羡慕喜老师家的富裕和他家孩子的幸福。后来，喜老师似乎也对孩子的学习不再刻意苛求，我们有羡慕，又感到一种惋惜甚至感叹。

慢慢地，随着时光流逝，喜老师的几个孩子也都慢慢成家立业了。虽然不是在行政事业单位谋求一官半职，都出去打工挣钱，似乎光景不错，喜老师自然也感到高兴。但是，喜老师还是惦记着自己的“民办”转“公办”的事情，眼看着自己将要面临退休，他为这件事不断地跑村里，跑教育站，跑乡里。他一面加紧向上诉求的同时，一面选择坚守在我们老家的村小里面教书。由于计划生育、打工外出、择校学习等原因，我们曾经就读的村小由沸沸扬扬几百人的规模变成低年级、再变成教学点，最后变成只有几个学生的“孤寂”状态，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来，来了就选择走了，只有喜老师，还是在选择在这里教书。国家实行各种教学的改革，包括给孩子们供应午餐。全校只有三个孩子，一个老师，专门请一个厨师是很不合算的了，于是，喜老师教学之余，还担负起厨师的责任。任务虽繁重，三个孩子属于三个年级，至少得教六门课程；可是，我最佩服的还是喜老师那种耐得住寂寞、甘于坚守这份平凡的心。

其悲其喜

也许后来的政策变化，好像对“民办”“转正”招考的政策停止了。虽然喜老师多年的报考都是“竹篮打水”，可是那总是一种希望和机会，就像没有关闭的大门。政策取消后，喜老师自然有很多的不满意，慢慢开始喝闷酒，头发开始大量变白，胡子也越来越长。很多和喜老师一样身份的“老民办”教师开始组织向上面反映，表达诉求，无非就是在退休之前可以“转正”，享受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的待遇。

在国家不断推进的人事机制改革进程中，各种行业、各种人员、各种岗位几乎都经历了诸多类似“下岗”的考验，事业理想与吃饭安身总是在不断转换。喜老师比较幸运的是，不管怎样改革改制，反正他因为这么多年的“民办”“教龄”，总没有“下岗”，而是始终在教师的岗位上。

喜老师的孩子们都相继成家立业，孙子也有了，家里的经济压力减少了很多，喜老师对“转正”的期盼，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及精神层面的追求。

好在国家在“民办”教师的安置上政策似乎有了好转，喜老师听到上面传来好消息，似乎说达到一定年限的“民办”教师可以不用再通过考试，直接“转正”。其实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按照《劳动法》等法规，如果十年以上的聘用期，基本上用人单位就无法再改聘了，和“转正”的没有两样。可是喜老师却是有着近四十多年的“民办”生涯，用相关法规来解释，已经没有任何难处了。

政策就要落实了，喜老师心里变得更加高兴，他教学的学校学生走得只剩下一个孩子，可是喜老师仍然每天按时去上下班，给这名孩子上课，就像大学的博导带研究生一样。一块小黑板就放在兼做教室和火塘、食堂的房子里，师生二人围坐在火炉旁，书本放在炉台上，火炉上煮着二人的“营养午餐”。外面是越来越寂寞的山村，有时候是漫天的大雪，有时候是飘飘洒洒的大雨，有时候是晴朗的和风丽日，喜老师在这个“战斗”了近四十年的地方，继续着他的“战斗”。学校越来越小，孩子越来越少，哪怕减少为可怜的一个学生，但是喜老师还是扮演好自己的“老师”角色，对着黑板，对着书本，“手把手”地教。在那唯一的孩子眼中，喜老师还是和我们当年众多孩子读书时候一样，是那个让大家喜欢、尊敬的“喜老师”。

在这样等待必然喜悦的时段，喜老师会很惬意地喝点小酒，老婆听他说要“转正”了，叹口气，摇摇头，看着他头上白发，给他再添上一小杯。日子变得有些味道起来，喜老师的白发似乎开始慢慢变黑。

终于，在喜老师离退休只有十个月的时候，按照相关政策，喜老师“转正”了。喜老师这一“转正”，让很多原来的“公办”老师羡慕嫉妒恨起来，因为喜老师工龄长，而且有一些什么项目可以补发什么的，反正在收入上有了“天翻地覆”之感。喜老师在“转正”那天，在镇上开会填表，晚上乐滋滋地请客。还有同样“转正”的几位在一起，感动得制茶掉眼泪。原来“同甘共苦”的几位都喝高了，一个个争着着要在乡镇上哪家首屈一指的酒店买单，尽管是喝醉了，说话却出奇地一致：现在我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天天这样喝酒！

这之后的日子，喜老师工作起来更加尽心尽力，那一个学生也被他培养的非常优秀。据说，年底考试，喜老师这个学生也是别处来的教师监考，可是成绩丝毫不比中心小学的学生差！到了喜老师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了，可是让这教育站领导犯难的事还是来了：由于这个学校只有这一名学生，而且有台偏僻，没有任何老师愿意来。更加难办的是，这是一个留守孩子，也没法转学到集镇上的中心小学去，那个孩子的奶奶用熟料袋装着十个鸡蛋，来到学校，找到喜老师，一边塞鸡蛋，一边哭泣，一边要喜老师无论怎么样都要留下来继续教教她的孙子。因为孩子母亲跑了，单身的父亲在外打工，实在无法凑足转学租房的钱，不能让她的孙子辍学！喜老师坐在火炉边，一言未发，老奶奶走后，他推开茶杯，居然倒上一口酒一饮而尽。

喜老师找到了教育站，说了一番话，眼睛红红的。事后，人们得知，喜老师被返聘了。在这一个学生的村小，喜老师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继续风雨无阻。不过，从这以后，喜老师来往学校的时候，多了一个人，他的老伴陪着他，给他们做饭烧茶。

就像是美好的画面，以乡村为背景，以这种喜剧式的结尾渲染美满与幸福。

就在返聘的第二个月，喜老师在外打工的小儿子遭遇车祸，去世了。办理孩子的后事，喜老师几乎没有请假。那个学生，每天在这个学校，制造一种喜庆的书声琅琅。

但是，半年之后，喜老师参加组织的教师体检，乡里的医院说喜老师的检查结果不是很有把握，建议去县城大医院看看。喜老师不愿意耽误孩子，也没太在意，一拖就带了暑假。暑假的时候，在老伴的催促下，喜老师来到县城医院进行检查。没想到，检查后，医生说需要住院，虽然病不大，但是最好做好长期治疗打算。喜老师还要坚持回去，老伴却流泪了。于是喜老师住下来进行治疗，忽然就要交很多钱，各种仪器搞得古古怪怪的。没多久，喜老师觉得越来越不得劲，于是问老伴。老伴眼睛红红的，也没明说，只是说要他安心治疗，家里卖房子也要给他治疗好。喜老师又找医生问情况，说自己是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吃了一辈子苦，什么事情都干面对。医生于是坦诚地说喜老师得的是肝癌，已经是晚期，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小，除非可以肝移植等等。喜老师似乎明白了一些，他安慰老伴说：不要紧，现在来治疗不要紧，毕竟转正了，很多费用是可以报销的，不是当年当“民办”，多少都得自己出呢。

每天医院都在催交钱，动辄千儿八百，喜老师工资卡上很快就只剩下一点零钱了。自己慢慢开始吃不下东西，也感觉到难忍的疼痛。刚开始喜老师积极配合治疗吃药，后来，他不愿意了。他对老伴说道：我想回去了，在家里治疗吧，我这是命。你看我刚刚“转正”，就遇上这么个事情，这是躲不脱的。不能因为我把家里耗完了，你还要养老呢！好在这之后，我们这种公职人员去世后，配偶会每个月有点补助，我也放心了！

之后，喜老师执拗地回了家，还让老板扶着去了村小转了一趟，恋恋不舍地看着。随后教育站的领导来看他了，喜老师拉着教育站领导的手，说一定要把村小的这个孩子问题解决了。那些领导让他放心，说一定会让孩子有地方读书，喜老师这才松开手。

此后没几天，喜老师就走了。葬礼很热闹，挽联文采飞扬、情真意切地歌颂了喜老师忠于事业、献身教育的一生，很多人看后默默点头、默默拭泪。喜老师的儿子在灵堂里握着前来吊唁的分管乡领导的手，表达着谢意：虽然父亲走早了，可是，在走之前还是“转正”了，圆了老人家的梦，我们全家都很感谢！

喜老师的老伴不久跟着儿子去城里生活。喜老师坟头的草渐渐长高，在深林中已经被绿色淹没。随着打工出去的人越来越多，随着老年人逐渐去世，喜老师的故事渐渐很多村人不知道了。而给年轻人说起“民办”教师，都会惊奇地说：教师还有“民办”的？这样来看，喜老师真的进入了历史。

喜老师的坟墓在自家的承包林地里，对着村小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