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与旧衣

很没出息的，今年冬天我又胖了一圈，去年的棉袄穿在身上紧绷绷的不舒服。没奈何，只好到商场再选一件宽松些的，以便把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大肥肉包起来，别冻坏了它们。因为我一旦让它们受点小风寒，它们就合起伙来报复我，让我又是咳嗽又是发烧，又是头疼又是发晕，直到折腾的我举手投降，它们又死乞白赖地让我宠着。

因为体重逐年上升，家里有好几件棉袄不得不提前退休了。留着吧，穿不上；送人吧，不上档次的旧衣服拿不出手，也没人要，简直成了鸡肋。那位说那就扔了吧，说实话，我还舍不得，因为老早以前那些缺吃少穿的日子一直在心里作祟，所以我的消费观念一直不能与时俱进。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论什么物质都极其匮乏。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别说家家户户都穷的叮当响，就是有钱，没有各种要命的票那也白搭。记忆中一年到头极少穿新衣服，每人春秋两季就是补丁摞补丁的一身旧衣，冬天是懒棉花做的历史悠久的棉袄棉裤，穿在身上硬邦邦的。夏天好说，男孩子一条小裤衩就对付了，女孩子也勉强能遮住身子就行，我甚至和智障的阿代，父母残疾的阿兰相约打过一段时间的赤脚。不过那滋味可不好受，伏天里热地把脚烙的生疼，踩在粗糙的乡间小路上又硌得慌，所以不几天我就重新穿上了自己唯一的一双胶鞋，虽然有时里面热的像要着火一样，毕竟不那么硌脚了。

记得那时的布多是黑、灰、蓝几种主色调，孩子穿的那种蓝色称为“学生蓝”，偶有一两种现在看来恶俗的大红大绿，就会受到女人和孩子的热捧。颜色单调也就罢了，那布还特别不结实，含棉百分百的布料，庄稼人穿在身上，每日里要肩挑手抬摸爬滚打地劳作，那肩膀上、膝盖处不几天就磨坏了，只好打补丁。打补丁是很考验女人的手艺的，首先是补丁颜色要相近，其次是形状要美观，最重要的是针脚要细密整齐，这甚至比做新衣服都难。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男人前边走，后边跟着女人的手。说的就是男人穿得体面不体面，就看女人的女红做得好不好。

我母亲很早过世，家里孩子多日子穷，穿衣服就别讲什么体面不体面了，一年到头冻不着就阿弥陀佛了。幸亏姐姐虽然年纪小，但是很能干，她用自己的心灵手巧缝补着家里难以为继的生活，现在的女孩子有的都结婚了还不会做棉衣，当然也是因为现在什么棉衣都有现成的卖。我姐姐十二三岁时就跟着奶奶学做棉衣、做鞋子，而且做的有模有样，甚至比一些大人都做得好。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家里日子非常拮据，一年到头老老少少都破衣烂衫的。孩子们那几件屈指可数的破衣服更是满目疮痍、疲惫不堪。每每到了过年，将就着洗洗就糊弄过去了。平日里在家里灰头土脸的也就罢了，可年后要探亲，特别是去姥姥家，父亲就说：“一年到头去一回，破衣烂衫的，你姥姥和姨妈看了会难过，谁借着衣服了谁就去，借不着的就先别去了。”那时我大爷家有三个哥哥，一个和我一样大的妹妹，大娘身体也好，他们家人强马壮的，日子好过些。我于是有两三年里都去借大爷家妹妹的花褂子，她也只有这一件，如果她哪天不去探亲，我就赶紧去借来，并且保证穿一天就还回来，而且绝对不会弄脏。我姐姐一向有什么穿什么，衣服虽然破旧，但她总能把自己收拾的干净利索。让她去姥姥家就去，不让她去她就在家干活。可是妹妹还小，有一年没借到衣服，父亲就让她和姐姐在家等着，姐姐没什么，妹妹委屈的耷拉着脸不高兴。等到我和父亲、弟弟收拾好了要出门时，妹妹撕心裂肺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我也去，我也去！”父亲没办法，只好让姐姐给她洗洗脸，小辫上扎上两朵小花，穿着她那带着五花八门的补丁褂子去了，姥姥见了果然不忍心，问道：“没给三妮儿做件衣服那？”父亲撒谎说：“做了一件，正好洗了还没干呢。”姥姥红着眼圈，就不说什么了。

等到大爷家妹妹那件花褂子我再也穿不上了时，村里正好来了一批救济布，我家作为困难户，买到了几尺花布。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花布橙红色的底子上，印着一朵朵大大的白菊花。父亲的女同事------我称为姑姑的一位老师，家里有缝纫机，而且她会做衣服，父亲就把花布交给她，请她给我和妹妹每人做一件上衣。不几天衣服做好了，是那种小尖领的样式，肩膀一直耷拉到接近手肘，衣服大的一直拖到膝盖，那时还没有什么长款短款的样式，那衣服穿在身上很滑稽，不是姑姑手艺不好，是父亲要求姑姑做的大一点，肥一点，好让我和妹妹能多穿几年，这样后来的若干年里这件衣服就和我风雨同舟，直到红底子变白了，白菊花变残了，肩膀和袖子都磨得像现在的乞丐装一样，还不能退休。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旧衣的身影渐行渐远，现在衣服的式样让人眼花缭乱，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小年轻们甚至要把好好的衣服拉上几道口子，戳上若干窟窿来彰显个性，人人都打扮的漂亮潇洒，看着就舒服。不过我仍然信奉作家农妇那句话：“但求破衣里面是人。”衣服很重要，加强自己的修养，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比起锦衣华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