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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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发前
1992年12月2日，我想我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那天凌晨四点许，我与冯冯还有姚儿一起离开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家乡。那天下午五点前后，我弟风尘仆仆地从辽宁复员到家。
凌晨四点闹铃响起，我立即从床上坐起来，简单洗漱一番准备出发。
昨夜已经将行李收拾好，就一个简单的牛仔布背包，里面塞了两条内裤，几双袜子，还有一条裤子。听说广东那边很热，估计不需要棉袄，我只有一件冤紫色的丝绒棉袄，计划穿到广东后就扔掉，再说我也没有其他能够穿出门的衣服。
我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刘海有点翘。我用手压了压刘海，看到中指上还戴着戒指。
小学五年级，我父亲下班回家时在大院门口遇到游乡的银匠向他招揽生意，他跑回家翻出珍藏的一小截银条给我打了枚戒指，也只够打一枚小戒指，我戴到现在以至于中指与食指之间有很大的缝隙。麻衣相术里说此手相主漏财。
想了想，我将银戒指褪下放进抽屉。听说广东那边很乱，港剧里经常看到抢劫打架什么的，也听说广东与香港只隔一条抬腿就能跨过去的河沟，想来广东也和香港差不多吧。
拿起背包，我走到父母房门口低声喊道:“爸、妈，我走了。”房间里传来我妈咳漱声，我听到我爸答应了一声:“哦……”我静静地站在门口，希望能等到些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连灯光也没有。
我打开大门，灯光一下子泻出去将夜切割出一块橘黄色的长方形，并斜铺到街对面人家门口的台阶上。关上门，黑夜又一次愈合。
凭着在这条路上走了十九年的经验，我知道哪里有坑哪里是洼。此刻，我却走的磕磕碰碰，有点陌生，还有点疏离。
表姐小爱曾用质疑的口气问我怎么就与冯冯走在了一起。
一进入初中的冯冯就成了很多男同学心中的红玫瑰，是一朵高傲且带刺的红玫瑰，她与同班的李四勤、李红、陈红、王敬荣组成五朵金花引领女生的穿戴潮流。
表姐无法想象像我这种长相平平、老实木讷的人怎么与冯冯成了好朋友。
出乎所有人意料，我们成了好朋友。
初三时重新分班，分属不同班级的冯冯、姚儿、我都被分到三年级二班，由于我们三人都住在街上，小学时又同班，于是我与姚儿同桌，冯冯落单一个人坐在我们后边。从读初二开始，学校为提防男女生早恋，不再让男女生同桌。
姚儿脾气特好，见谁话不多但总是笑眯眯的，即使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仍会低头含笑一副宠辱不惊状，倒让老师们觉得再多批评一句就会有辱斯文。
冯冯与那四朵金花分开后接触到我与姚儿，她感觉与往日的圈子大不相同，每次冯冯说什么，姚儿笑咪咪的不置可否，我则是一副唯唯诺诺的嘴脸，从来不提出异议。
初三上学期期末，班里转来一名女生，这位叫做高雅的女生瘦且挺拔，齐肩长发又厚又黑又亮，长睫毛扑闪扑闪的让一双大眼愈发灵动。她与冯冯同桌。
冯冯立即感觉到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同样灵敏的高雅也能看出冯冯在班级以及校园里的地位，她百般讨好冯冯。
冯冯漫不经心的不是故意折断她圆规就是拿着她的书乱画一通。高雅稍微提出异议，冯冯就挑高眉毛问:“怎么啦？不就是一个圆规吗？还不值得我赔呢。”每每此时，我与姚就低下头偷笑，有时班长戴西军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想说两句时，我就故意拿着课本跑到他面前向他请教问题。
高雅终于又转学走了，那天雪下的好大。
那天一反常态，在学校的操场上，换成了冯冯追逐着我与姚儿，冯冯抱着手炉身手敏捷的追上我们，我们站成一排仰着脸张开嘴伸出舌头接雪吃，雪，一点也不凉。
我考上平桥的高中，冯冯与姚儿中考落榜后在家帮父母做做家务。
我有时趁周末或放假找冯冯玩，说说学校里的新鲜事儿，我发现冯冯对这些都不敢兴趣后就不再提高中的学习生活，再去找她玩时，基本上都是她说我听，冯冯的信息量很丰富。在她的小屋里，我还看到整套教化妆与塑造穿衣风格的彩印本，还有如何与人社交的书。
冯冯说:出门化妆，是对他人的尊重；穿衣整齐，是对自己的尊重。
我决定不再读书后有天又去找她玩，她问我想不想出去打工，我问去哪里，她说当然去东莞啊。
东莞？当时在供销社文具店上班的袁静，为了去东莞与新婚的刘三毛离婚并辞去了供销社的铁饭碗。
记得放暑假的早上，我去冯冯奶奶上班的大集体食堂买馒头时，经常看到袁静手里端着一碗粥姿态优雅地站在文具店门口吃早饭。袁静当时烫着波浪披肩卷发，穿着湖蓝色的纱质连衣长裙，脚踩白色高跟鞋，可能是还在新婚中，她的耳边还戴支粉红色的绢花。
那时我觉得她就像《日出》里的陈白露，连她站在门口捧着碗吃早饭的姿态都风情万种。
我连声说:“好啊好啊。”因为我听对门的小梅说此时的袁静已在东莞开了家鞋厂。
冯冯说那现在我们去找姚儿与阿莲，问问她们去不去。
姚儿笑眯眯、慢吞吞地连说了几个好，并约定晚饭后一起去菜队找阿莲，阿莲的目标更明确、心情更急迫，恨不得马上抬脚就跨到东莞。
菜队供电不正常，那晚我们去找阿莲的时候正逢停电，阿莲点了一支蜡烛放在四方桌上，四人在忽明忽暗的烛光里憧憬着东莞:听说广东人喜欢吃甜食，吃什么都放糖，我们大笑说就喜欢吃糖呢；听说东莞的一根缝衣针一毛钱一根，家里八分钱可以买一包缝衣针，那每个人带两包去；说那里药很贵看病看不起，那要多带点感冒消炎药；说广东人都有香港脚，不要去了也被过上……蜡烛烧完了，月光洒在堂屋的地上一片银白，我们仿佛看到东莞满地的钞票等着我们弯腰去拾。
月挂中天，我们才向阿莲告辞回家。
初冬的月光又清又冷，整个菜队在月光下显得宁静而祥和，路两边菜地里的白菜披着清辉散发着清新的香气。我们意犹未尽地走在回去的路上，内心还沉浸在刚才关于梦想的火热之中，走在最前面的冯冯忽然停下脚步回头问道:“我们要不要抱一棵白菜？”我听到姚儿“好！”的一声应答后，立即冲到菜地里挑一棵大白菜，一抓一扭已将一棵大白菜抱到手上。
冯冯愕然:“你真抱啊？”我也愕然:“你们怎么光说不动啊？”她俩哄笑着跑到田里一人也抱了一棵大白菜。
每天下午忙完家务后，我与姚儿准时到冯冯家报到。有天正遇到冯冯表姐毛儿到街上赶集，毛儿听说我们的计划后立即说前进大队那边有人在招去东莞的劳务。
我姥住在高店中心村，冯冯姥家在高店陈小湾，我们去姥姥家时都路过前进大队。
我们叫上阿莲一起去前进大队报名，只见靠近公路的一处民房前挂了一个大纸牌，上面歪歪扭扭的用黑墨水写着“招东莞务工人员，限女性”。
房屋里摆了一张桌子，一中年男子坐在那里向挤在桌子前的人们解说着什么，我们站在后面也听不清楚，干脆绕过人堆直接走到中年男子的身后去咨询。
中年男子看到我们越过桌子直接走到他身后很不悦，待看到我们与其他人的气质不同后就向我们极力推荐：“这个是台湾人办的鞋厂，有集体宿舍，有食堂，每个月按时发工资……还发工作服，加班有加班费。”
我们相视一笑：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去、劳务费要多少，至于到东莞后那就要看这个鞋厂能不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了。
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在阿莲家已经讨论好了：如果去了东莞，即使不能够像袁静那样自己开厂，最起码也要做个拉长，如果做不了拉长……冯冯用上了刚学会的一个词说：那就跳槽。当时学渣姚儿问我什么叫拉长，我说拉是英文发音，只要记住拉长可以管理一整条生产线就行了。
中年男人站起来自我介绍姓陈，是前进大队的民兵营长，让我们尽可以放心的报名。经打听，我们去东莞的劳务费与路费需要三百五十块钱，再加上没有拿到工资前的用度大约共需四百块钱。
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我的粮草极度匮乏。
四百块钱相当于我爸两个月的工资，而此时我爸妈均已下岗。我爸听我要钱目的后，没好气地抬起眼睛斜扫我一眼，用“到广东打工？傻的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这句话来掩盖他的无能为力。
我把我的情况告诉冯冯，冯冯说我们去信阳市看看吧，我不知去信阳市干嘛，但我们还是去了。
四人漫无目的地在市内逛着，寒风将卫校两旁梧桐树的落叶卷起又抛下，我们的心情也惶惶的无着落。傍晚了，冯冯说去她大嫂家看看，大嫂热情地接待着我们，立即掏出几张十块的纸币给冯冯表示支持，并腾出大床让我们睡，大嫂的母亲抱来一床鸭绒被说:“这被子大，你们四个够盖。”我们说挤挤不会冷的。躺在不开灯的房间里，四个人士气有点低沉，阿莲忽然“嗳”了一声:“张立江好像就住在附近哎，明天我们要不要去找他？”我也想起来了:“是啊，听说他猪肉生意做的很好呢？我是不是可以向他借钱啊？”冯冯鼓励我:“明天去试试。”
第二天，我们在卫校门口的早点摊上吃过早饭又在马路上逛，因为上午张立江做生意呢，生意人上午是不会借钱给别人的。
临近中午，我们空手出现在张立江家门口，张立江很惊喜，想不到我们几个会来看他。他立即让他老婆准备饭菜，他那位能干且娴淑的老婆不一会儿功夫就烧出满满一桌菜，然后向往常一样又躲到旁边房间里不参与我们的谈话。
吃过几口菜后，冯冯向张立江说明来意，张立江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数出四百元递给我问够不够，我感激地接了过来连声说:“谢谢、谢谢！够了够了。”
张立江为了打破我的不自在说:“我也去过东莞呢。”看到我们惊讶的表情，他讲起辍学后为了糊口做过的行当:曾骑自行车去东莞走私进口香烟。
我们再次发出惊讶的表情，信阳距离东莞有一千二百多公里呢，并问他为什么不坐火车啊。他说进出火车站不是有人查么，他说他骑自行车骑到湖南境内的大山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把自行车拆了装在麻袋里沿着火车道走了好久才上火车的，到站后不敢出站，装着捡破烂的人又顺着火车道走了好久才绕到公路，现在做生意的本钱就是那时走私进口香烟积累下来的。
看到我们崇拜羡慕的目光，他还像学生那会儿一样，腼腆地红着脸环顾着自建的房屋说:“好了，现在有个地方住、有个生意养家糊口了。”
前进大队那里因为报名人数不够，还需再等几天。那几天特别漫长难熬，早上我与冯冯到沙滩上跑步，晚上则与姚儿到冯冯的小房间里打扑克牌玩，有时三个人什么也不做，挤在一张床上听童安格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思。
毛儿来通知我们去前进大队交劳务费，我与冯冯、姚儿到阿莲家时，阿莲的母亲告诉我们:莲已经去东莞了。
前天，阿莲及菜队的几个女子与从东莞回来探亲的梅子一起走了。
二、出发
我背着简单的背包头也不回地向冯冯家走去，冯冯与她母亲已经站在电影院前面的路口等我。
冯冯的母亲在身后叮咛道:“到了就给家里写信啊。”我回头看看，天太黑，看不到冯冯母亲的表情，我朝着冯冯母亲站立的位置挥挥手说:“陈姨，回去吧，放心！”
远远地就看到姚儿家灯火通明，姚儿的妹妹、弟弟与他们的母亲都穿戴整齐地在等我俩。
姚儿的二妹与弟弟推出一辆自行车，帮我们把行李放上去，姚儿的母亲又递过来一把手电筒:“天黑，带上照照路，小三儿与老幺送送你姐，人多说话走路不累。”
前进大队距离街上有七八里路，我们走到大队部的时候，天也亮了，有辆大巴车停在路边，上面已经坐了半车厢的女孩子，我们三个人向后面走去，她们抬头打量着我们，我们也打量着她们。
由于我们三人与其他人都不认识，又不愿分开就一起坐在最后一排。一路上不断的有人上车，原来还有其他招工点，待车子坐满驶离信阳时，已近中午。
北接北京、南通广州的107国道刚建好并已通车，路途虽然遥远但也不至于颠簸。但仍然有晕车的女孩子，她们面如死灰般昏睡着，无暇顾及车窗外的风景。
沿途休息上厕所时，我发现双脚肿了，看看冯冯与姚儿，她们也如此，脚脖子一按一个坑。
带队的陈叔说公路下边就是屈原投江的汨罗江，愿意下车步行的可以下去走走，但要靠边走，注意安全。
汨罗江两岸还是草青树绿，汨罗江两岸生长着一丛丛竹子，一丛丛柔美的竹枝像孔雀开屏似的，陈叔估计那是凤尾竹。
我想起老家的浉河，这时候的浉河两岸应该是一片萧瑟，浉河下游李家湾那片修长挺拔的竹子最近可被雪压弯？
三、驿站之高埗
坐了三天又三夜的长途汽车，我们于第四天的上午抵达目的地:一个位于高埗镇低涌工业园区的制鞋公司。
车子停在厂区写字楼门口，我们面容憔悴地拎着行李站成三排接受人事专员的面试:人事专员拿着我们的身份证一个个进行核对。
时间正是中午下班，有三人成行、两人成列且穿着工作服的女孩子们朝我们指指点点，然后捂嘴而笑。
后来，我们也如她们一样，见证着一车车的女孩子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亚洲最大的耐克代加工分厂，看着那些从北方来的女孩子也如我们初来时穿的臃肿棉服而善意地笑着，指点着其中经过长途跋涉蓬头垢面也掩盖不了出众气质的女孩……
由于工厂刚建成，设备还在安装调试阶段，我们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四楼楼顶进行军训，也就是简单的队列训练，给我们军训的一位是个子不高眉毛却很浓，表情很严肃的男青年，他自我介绍叫李勇，来自湖南常德，1990年进的东江裕元公司。
军训间隙，李勇给我们讲公司的状况，我们才知道宝元公司属于高埗东江裕元公司分厂，老板是台湾人，厂里也实行台湾式的军事化管理：见到比自己高一级的领导，必须以立正的姿势向领导敬礼问好；领导讲话时，必须双腿打开与肩平行且双手背后；厂区内无论上、下班不准勾肩搭背，必须三人成行、两人成列地走……我与冯冯、姚三人，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并排走了，只能两个人在前面、一个人跟在后面走，有时忘情到三人又并排行走时，立刻像想起来似的左右环顾着小声笑道:后面、后面。
有些分不清左右手的女孩子趁着训练间隙仍在练习原地踏步走和左右转，冯冯与姚儿热情地利用训练间隙纠正着同乘一辆车而来的陈玉萍顺拐习惯，我则心思重重地坐在大楼楼顶边缘向北眺望，极目之处只有隐在烟雾中的芭蕉树。
我在心里默念“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待想到“何日归家洗客袍”这句时，不觉更加伤感。
李勇在再一次暗示楼顶边缘危险而我依然置之不理后跑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想家了，我摇摇头，指着宝元公司外面的芭蕉树和鱼塘说：“你看这儿的风景真美，烟雾里的芭蕉叶又宽又大又绿……我老家此时不知下雪了没有。”李勇陪我坐在楼顶边缘：“我老家不下雪，我还从没有见过雪呢。”
有时李勇还会分给我们一些鹅黄色包装带，让我们在高脚凳的框架上编织凳面，高脚凳由拇指粗的钢筋焊接而成，他让我们将凳面编的牢固一点，说这以后就是我们自己的坐凳。
我看到机工组有很多油漆，闻到熟悉的油漆味，想起了老家住在一个大院里的油漆师傅梁叔，于是我自作主张地把柠檬黄油漆桶拎过来给凳子腿刷上油漆，她们看到我刷油漆后也纷纷到机工组拎来油漆给自己的凳子刷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多余的凳子，我们统一刷上蓝色油漆。
军训结束后，一个穿牛仔外套怀抱文件夹的姐姐来问谁会缝纫机？我们二十几人举起了手，她把我们重新编队后，自我介绍说她是来自湖北仙桃的庄叶桃，现在任针车课四组的组长。
庄组长接着给我们讲缝纫机与电机的区别，她强调:“一定要心、眼、手合一，电机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机针会扎通手指。”在家里连划根火柴都怕烧到手的我，显然被她的话吓到了，又听她讲起各种线的分类与配型的复杂，我有点打退堂鼓，我与姚儿交换着眼神。
庄组长问有没有近视眼，她说踩电机的人一定要眼神好，因为制鞋工艺要求严格，一公分内必须要有八针才算合格。看着她眯缝的双眼、苍白的脸、宽宽的下颚骨、严肃的表情，这次，我与姚儿不约而同地又举起了手，站在旁边留着学生头、长着娃娃脸的一个姐姐向我们招招手:“过来，到这边来。”
我们从信阳一起来的三十六人被分成两组，十二人跟着庄组长到一楼针车课，我们二十四人随着娃娃脸的颜班长到二楼成型课，颜班长也是来自湖南常德，是成型课二组后段段长。
对于我和姚儿的“临阵叛逃”，冯冯严肃地说：“电车是技术活，电车学会了，在东莞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电车工资高。”这话，在后来的几年里被反复验证。
随着生产线与机器安装调试的成功，我们成型课即将投入生产，一条生产线包括前、中、后三段，前段负责鞋面蒙在鞋楦上成型，中段负责在半成品上刷胶、贴鞋底，后段负责垫鞋垫、穿鞋带、清洗污渍、贴标签、包装。
原来给我们军训的李勇就是我们线长。姚儿问不是说好的叫拉长吗？姚儿捂着嘴笑：我想把李勇的个子拉长一点。
每条生产线大概有百十人，除了各个工位的工人外，还有一位线长、三位段长及一名辅料工。我们这条生产线的辅料工是同乘一辆车而来的冯文静，看着她每天在宿舍昂头挺胸的骄傲劲儿，冯冯颇看不惯，我心里说这就是嫉妒。
1993年1月，我与宝元公司签订了人生的第一份聘用合同，同时也接受了宝元公司更为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
李勇安排我与他一起去裕元总厂学习前梆、腰梆与后梆机的操作。
耐克在大陆建立的第一家代加工厂并不是宝元，而是与宝元公司相隔有三、四里路的裕元公司，位于高埗镇麻涌工业区，东江支流绕厂而过，裕元做为亚洲最大的代加工厂，在为员工的服务上面已经初具雏形:有邮政网点、社区医院、还有便利店。
真正的高埗镇相比较这两家公司倒有点寒酸:当地的民居很散乱，有商业头脑的当地居民纷纷在裕元公司两侧建起了二层楼房或一间门面房，这些新建房还没有粉刷立即投入到使用中，在未散尽的水泥石灰味中或开槟榔店、或开炒河粉店，还有直接泊来香港的称呼叫士多店，这些店一夜到天亮不打烊，女工在工间操或下班时到店里喝汽水、吃甜筒，男工则三五成群地吃烟、或买一包花生、一打啤酒打发时间。当然也有女工夹在男工之间吃香烟。
我觉得有个姐姐吃烟的姿势比男人帅气，她常穿牛仔套装，也经常跨坐在自行车行李架上吃烟。李勇说那个吃烟的姐姐是他老乡，问要不要介绍我认识认识？我连忙摇头，表示自己才不会与吃烟的女孩子玩呢，李勇又好气又好笑地轻叹：“阿芸呐，你才出来呢，以后会习惯的。”
看着前梆机那么大一个机器把我手里的鞋面一夹一压就固定在鞋楦上，我总是心慌:把蒙着鞋面的鞋楦往前梆机的五个抓子上一送，就早早把手抽开，生怕夹上手。
往往此时，李勇就在旁边咬着嘴唇笑，看到我回头瞪他时，他又把头掉开。
李勇拿着鞋楦让我看他的动作，只见他双腿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握住鞋楦后部固定住，前梆机的五个爪子便稳稳地把鞋头压下去，不偏不倚很是端正，他拿起鞋子向我扬扬:再学，把这三个机器都学会了我们再回宝元。
裕元公司的工人几乎都是湖南人，我每天学习三台机器操作的时候，李勇站在旁边与他的老乡们用“哩咯啷哩”的家乡话交流，我看到他们开怀地大笑的时候很失落：我每天一大早到裕元时，冯冯她们还没醒，晚上我回去时，冯冯她们还没下班。
位于高埗低涌工业区的宝元公司也处弥漫着水泥与石灰的味道，宝元公司“回”字型的宿舍才建到第四层，男生住在一楼、女生在二楼。我们每天上下班从脚手架下穿过，头顶的走廊天花板还滴着水，地上的积水处则用砖块或木板垫起来以便行走。
食堂倒是干净整齐，由于军事化管理，偌大的食堂坐了上千人却听不到大声喧哗，只听到勺子与饭盒碰撞的声音，我与冯冯、姚儿只有在下班吃饭时才聚到一起，趁值班的保安不注意时小声地交谈着。
有时李勇也会端着饭盆挤到我们旁边坐着一起吃，往往此时，我们的气氛有点尴尬，彼此闷着头吃饭，等一起吃完后，再一起把剩饭倒掉洗碗，李勇把他的不锈钢碗洗好后递给我“阿芸，帮我拿着，我出去吃烟。”看到冯冯与姚儿脸上憋不住的笑意，我装着懊恼地说“烦死了！”
有次，趁李勇还没有吃完饭，我与冯冯立即站起来去倒残渣，远远地，我看到一个穿着除去肩章与领徽军服的男生站在剩饭池旁，刹那间，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冯冯，你看！小波怎么来了？”冯冯伸长脖子“哪儿？谁来了？”我朝前面指指，我不知怎么走到“小波”面前，冯冯有点明白：“有点像。”
我朝“小波”点点头，他也向我点头微笑。
记得，当时我说了一句很老套的话“你长的很像我的一位同学”。
我说“你好！我叫阿荣”，他也大方地说“我叫罗华真，刚从部队复员，江西萍乡人”。
罗华真在宝元公司保安部，每天上下班，我看到他不是在厂区大门保安室就是在宿舍保安岗值班，每次见面两个人互相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冯冯说再仔细看看罗华真并不像小波，冯冯说罗华真的脸上长满了雀斑，我却看不到，我只看到他的神态举止宛若那个对什么事情都漫不经心的小波。
再次与罗华真说话是在一个月后，他穿着保安服在车间巡逻，看到我时：“原来你在这里上班啊，每次我到车间巡逻怎么没有看到你呢？”我想估计是因为流水线正在进行紧张的机器调试准备投入正常生产，我与前段段长调试着每台机器，所以并不在固定的岗位上。
有天我正在前帮机操作时，李勇走到我身边喊段长来接替我手里的事情，并将我带到安全线外。他向我介绍一位早已等候在安全线外的美女：“这是QC的周课长。”
我点头问好，这位周课长长的很像后来扮演晴格格的王艳。周课长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信阳人，她说她是河南周口人。我心里陡然生出亲近感，却不敢开口叫她老乡，只能按照当时军训时的规矩说了句“课长好”。她领着我到一楼的仓库，对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说：“这个是老乡，你教她验皮。”女孩自我介绍说她叫周兰，是周课长的堂妹。
仓库里充斥着牛皮的香味，宽大的案板上摆放着一摞米白色的皮革。
周兰帮我搬过来一卷牛皮摊开在案板上，她告诉这里是原材料仓库，所有进库的牛皮要在这里一张张目检后才发到裁断车间进行裁割。她递给我一支铅笔，让我先用揉、搓、摸的方式感受牛皮的手感，再看牛皮的色差、毛孔大小、纹路走向、皱褶程度，然后告诉我标准，说超过这个标准的既为残皮，残皮部位要用铅笔划出来，好让裁断车间裁割时避开残次位置。
我贪婪地趴在案板上闻着牛皮的香味，再一寸寸地检视着，遇到判断不准的色差就请教周兰。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培训后，随着一张张牛皮在我手里不超过三分钟就能完成检验放在待出库的货架上时，我也结束了在原材料仓库的学习，回到了成型车间。
李勇在我的工位上方悬挂起一块有机玻璃板，上面用英文标注“Quality Control ”，同时又拿出一个黄底红字的“QC”袖章让我在左臂膀戴上，他一边帮我别上别针一边说“阿芸呐，你以后就是品管部的人了。”我想起在裕元学习时的早出晚归，想起在陌生的裕元公司学习时的惶恐无助：“那我的前、腰、后梆机白学了？”
李勇不敢看我的眼睛说“怎么白学了呢？你所学的都是为了今天打基础，你什么都不懂怎么做前段品管？再说，不是一般人能够进QC的，你懂啊？”我点点头“哦”，似懂非懂。
姚儿也调到了品管课，她在后段做成品品管。冯冯看到我与姚儿戴在左臂膀上的袖章时，有点沮丧“想不到你们都到品管部了”。
针车课与成型课都属于生产部，在每一个工厂里，生产部最平凡最普通人数也最多，在成百上千个女孩子里，除非出类拔萃，否则很难出头。
宝元公司生产部部长是湖南桃源人，于是成型课与针车课的两个课长都是湖南人，成型课下面的两个组长与六个段长也都是湖南人。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冯冯的线长庄叶桃就是湖北人，这条针车线下面的几个的组长又都是湖北人，后来才知道当时宝元公司的财务课长庄永也是湖北仙桃人。
转眼，我们到高埗已经两个月了，我们那批一起来的女孩子，除了几个女孩子受不了军训中途返家的之外，其他女孩子都留在了宝元公司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不同的岗位，也从最开始都住在同一个宿舍后又按部门重新分了宿舍，冯冯她们都在三楼宿舍住，只有我与姚在二楼品管部宿舍。
这两个月，我给家里写了很多信，都如石沉大海。只有我因蚊子太多无法安睡写信让家里给我寄顶单人蚊帐时，才收到邮局取件通知。
我的工作时间让我没有办法去三、四里外的邮局取包裹，只好托罗华真帮我去取，他的工作时间是八小时三班制。
罗华真帮我把包裹送到宿舍时，我很失望，我以为我会收到很大很重的包裹，包裹里面应该有油炸花生米或是棋草子。
我拆着薄薄的包裹，里面只有一顶蚊帐，还夹着张约一指宽的纸条“千针万线，爸亲手缝。”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罗华真走到我旁边坐下，揽着我的肩拍拍：“有爸爸真好……我父亲在我十二岁就去世了。”他站了起来“来，我帮你把蚊帐挂起来。”
由于针车课的鞋面供应不上，成型课的工作时断时续，不生产的时间，李勇继续带领我们到四楼楼顶继续军训，这时的军训已经比才进厂时的军训轻松许多，训练一会儿就休息。我继续一人坐在顶楼边缘向着北方张望，我想我的家就在那个方向。李勇看着郁郁寡欢的我，继续过来与我并排坐着，我们不说一句话，他吃他的烟，我想我的心思。
看着纵横交错的池塘、池塘边的榕树与芭蕉树在氤氲的薄雾中像一幅幅水墨画，我常常忍不住轻轻地叹气，李勇问我是不是又想家了？我一声“嗯”字梗在喉咙处不敢吐出来，怕答应一声就忍不住流泪。
当初离开家乡时我曾暗暗发誓:今天离开五里店，将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这两个多月的音讯皆无让我产生出被父母抛弃的感觉，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离开家乡时那个至黑至暗的黎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我的家门。
罗华真例行巡逻时，也会走到楼顶找我，我指着北方“喏！从这里往北，就是我家乡。”我眉飞色舞地给他讲浉河的沙滩、汛期时在浉河桥上捞上游冲下来的西瓜、讲冬天从松树上往雪窝里跳……他微笑地望着我，我问他的老家为什么叫做江西呢？因为大江大河都是东西流向，只有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他摇摇头说不晓得，我又问他的老家是不是人人都在头部裹上藏青色的棉布，因为我对江西人的印象还停留在《闪闪的红星》里的革命老区形象。他又摇头“现在没有人再裹头巾了。”
罗华真指着远处榕树下的石拱桥说：“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问我知道是谁写的吗？我摇摇头，他说“元代马致远的秋思。”我不敢问马致远是谁，只好点点头说“是有点像呢。”后来趁去裕元的时间，我到职工书店去找他说的马致远，结果在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的一本书里翻到了，我如获至宝立即办了借阅手续，顺便也查到了江西名称来源。
随着我们掌握的生产技术越来越熟练，我们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通常早上七点半上班，经常到夜里十二点左右下班，中饭与晚饭分别是一个小时，虽然我与冯冯不在一个车间，但几乎都是一起下班，每晚我们三个在一楼车间门口相互等着一起回宿舍楼。
有次走到厂区大门时，罗华真正好值中班，他招手让我进值班室，我看看冯冯与姚，她俩装作没看见继续朝大门外走去，我推开值班室的门，罗华真把桌子上的饭盒推给我：“方便面泡好了，趁热吃。”
我有点难为情，如果我与他坐在值班室吃面，外面人来人往的看到多难为情呐。我把饭盒端起来“我回宿舍吃”，匆匆跑出去追上冯冯，姚捂嘴笑道“你现在成香张子了”。因为我也看到李勇站在宿舍楼梯口，当李勇看到我手里的饭盒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转身向食堂窗口走去，食堂每夜为加班的工人提供宵夜吃。
两头不见太阳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春节。腊月二十九那天，我们加班到除夕的凌晨两点半，春节期间将放假三天。
一直睡到中午，姚儿喊我起来“快起来，食堂今天的菜可好吃了。”我从被窝里探出头“冯冯呢？”
姚儿说冯冯也在睡觉，我起来到楼上找冯冯，冯冯睡醒惺忪地问几点了，我说人家午饭都吃过了，冯冯问我冲凉了没有？我说就等她一起去擦背呢，过年了总要干干净净迎接新年。
两个人拎着桶到了冲凉房，放掉了几桶水，水仍然冰凉，估计是放假洗澡的人多，热水供应不上。虽说广东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但冷的时候也够呛。
我两脱光了衣服，战战兢兢地不敢直接站在水龙头下冲，只好用毛巾蘸点水再往胳膊、腿上擦，趁着冯冯低头蘸水的瞬间，我撩起一捧水泼到冯冯身上，冯冯尖叫“死女子！”她也用毛巾沾水甩到我身上，两个人一边互相泼水一边尖叫着洗完澡，换上新买的衣服去食堂。
食堂大厅中央已经搭起了舞台，舞台前摆着鲜花。我与冯冯在人群里找到姚儿，她已经占据了最佳位置，并递给我们一人一包零食：“发的，我挑了三包最大的，里面好多糖。”
舞台上活跃的仍然是那些课长、线长、段长什么的，他们在台上不是唱歌就是跳霹雳舞，平时上班每天的晨会与晚会听腻了他们的训斥，所以感觉索然无味，直到听到当初那个娃娃脸、留着学生头的颜段长唱《故乡的云》时，我才有些想哭的冲动，怕影响到她俩的情绪，我知道她俩也在硬撑着不流泪，这个时候谁先哭就会惹起一大批离家的女孩子们哭。
我站了起来说：“你俩个慢慢看，我瞌睡了想回宿舍睡觉。”我一边挤出人群一边在人群里寻找着什么，没有看到我要找的人。
宿舍楼没有多少灯光，冷冷清清的。我拎着零食刚走进宿舍楼大厅，裹着大衣坐在楼梯值班桌前的人站了起来：“结束了？”我问他：“今晚值班？”并把手里的零食包递给他：“你也吃点。”他指着面前的桌子：“有花生呢，你自己留着吃。”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我说我上楼了，他伸出手拉住了我：“一起坐坐吧……手怎么这么凉？”
罗华真把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两个人挤在一张椅子上坐着剥花生吃，朝门风很大，我又把大衣脱下要他穿上，他披上大衣后用手环绕着我的肩膀说：“这下两个人都不冷了。”是的，两个人相互依偎、相互取暖，总比一个人硬扛要好点。
第二天早上感觉有人拉我被子，我睁开眼，看到罗华真俯视的笑脸“恭喜发财”！我有点难为情:用手把脸捂住，不想让他看到我蓬头散发的睡相。
宝元鞋厂的军事化管理使保安的权力很大，他们在厂区巡逻防止懈工怠工、在食堂巡逻防止大声喧哗、在宿舍巡逻防止男女混住，他们可以随便进出每个人的宿舍，那时住在宿舍里的女工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我拉上被子捂住脸：“你到食堂等我吧。”
我洗漱穿戴好到了食堂，罗华真与另一个湖南佬保安还有我的老乡朱雪松坐在那里看春晚重播。朱雪松看到我说“咦……懒虫！让俺们等恁么久。”
我挽起罗华真的胳膊：“他都没急，你急个啥！”湖南佬也挽起朱雪松的胳膊：“老乡见老乡，气的两眼泪汪汪。”
罗华真到值班桌子下拎来一包东西：“我买了点鞭炮，要不要一起去放？”
在宿舍楼外面的空地上，湖南佬燃起一个鞭炮向朱雪松的脚下扔，吓的朱雪松跳着叫着骂湖南佬：“痴线啊！”
朱雪松跳到湖南佬身边抢过鞭炮：“罗华真，你来放！”罗华真接过一个鞭炮捏在手里，把燃起的香烟递给我让我点鞭炮，看到他鼓励的微笑，我一只手捂住耳朵一只手捏着香烟点燃引线，罗华真将鞭炮扔到水洼处，水洼处开起了朵朵水花。
吃过晚饭，冯冯与姚儿继续在食堂看重播的春晚，我找个借口离开她俩。回到宿舍时只见同宿舍的湖南妹子胡媛媛正在换一套裙装，我夸说很好看。胡媛媛羞红了脸，一缕头发垂在颈部甚是娇柔，她又拿起镜子对镜涂口红，李勇走到宿舍门口朝我点点头后问：“媛媛，好呢？”媛媛温婉一笑将口红塞进枕头下面，也向我点点头然后走出宿舍，她很自然地挽起李勇的胳膊，我心想：这才是一对儿。
我也换上厚羊毛衫，觉得今晚会有什么事发生。
果然，没多久罗华真就出现在宿舍门口。他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老树与小桥？
平时总是在楼顶看那棵长在石拱桥旁边的榕树，还从没有走近细看过，我欣然接受他的邀请。
看榕树的心情有点迫不及待，我先开始与他并排走，走着走着，我就与他拉开一步的距离走在他的前头，他跨大步伐追上拉住我的左手：“左边危险，女孩子要走在男人的右侧。”
我“哦”了一声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他目不斜视地牵着我的手继续保持着漫不经心的步伐，我也放慢脚步。
借着宝元厂的十几条路灯带，我们很轻易就找到了古榕树下的石拱桥。站在石拱桥上，看着头顶上静谧如雾、苍凉如水的榕树树冠，我想起林黛玉与史湘云夜游荷塘时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禁不住拍着栏杆说：“真想一直站在这里。”
罗华真笑了：“不吃不喝？”我也禁不住笑了：“不吃不喝没力气站呢。”看着宝元公司的厂房，我说：“那里才是我要一直站的地方。”
每天上班，我要站十几个小时，虽然我可以坐下来，但是套在鞋楦上的半成品鞋子太重太大，坐着时手腕用不上劲，再说流水线的速度不低，只能站起来把一双半成品鞋托在手里快速检查。
我与罗华真坐在桥栏上谈起各自出来打工的原因，他轻轻叹道“……父亲早逝，哥哥姐姐都已成家，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我家徒四壁啊……”我安慰地拍拍他手背：“不怕，只要人肯做事，就不愁。”他顺势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两个人看着古老的榕树也都陷入了沉思……良久，他在我耳边低声说：“我想吻你……”我抬起头看着树冠说：“我知道。”他问我怎么知道，我说：“你抓我肩膀上的手越来越紧了。”
当他伸出手摸我的膝盖试着与我比个子高低时，我想下一步他应该会有更亲密的举止。我说：“我想把我的初吻留给我以后的丈夫。”我知道我与他不会有结果的，我心里放不下一个人。
自从我拒绝罗华真的求吻后，他有点冷淡，他还是会在巡逻时到我工位上站一会儿，也还会等我一起吃饭，但不再像以往巡逻时就坐在我旁边帮忙整理生产用具或是吃饭时开怀大笑了。
当冯冯吞吞吐吐地告诉我罗华真与她的小组长周烨在谈恋爱时，我才想那个女孩子每次看到我与罗华真在一起时都会调皮地向他展颜一笑，很是明媚。
冯冯说罗华真几乎每晚都去周烨的宿舍，并脱了鞋子躺在她床上。冯冯担忧地看着我，我问冯冯我能不能搬到她宿舍去住，这段时间由于每天与罗华真走的太近，疏远了姚儿，姚儿有点孤单就搬到三楼冯冯的宿舍了。
我不想像朱雪松那样用骂来解气，当朱雪松得知湖南佬有老婆，并且他老婆就在食堂上班时气的拿块砖头砸向湖南佬的腿：“玛勒个逼！嫩再惹老娘，老娘砸断嫩个龟孙的腿儿！”
冯冯说：“有地方，床大呢，三个人睡两张床足够。”
我们三个终因我的迷途知返而重归旧好，继续同进同出。只是遇见罗华真颇觉尴尬。
中午，我与姚儿等冯冯下班后一起出大门时，忽然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叫我们，我们循着声音在门口的人群里找到了阿莲，同来的还有我姐夫的弟弟来，他在广州读大学，姐夫的弟弟给我们三个带来了家里春节时的油炸花生米和荷叶卷，我们请了半天假，就在厂门口的河粉店里谈着、哭着、笑着，一个个像得了“痴线（广东话，神经病）”似的。
这是朱军后来形容当时我们见面时的情景，朱军是四川人，他来东莞几年了，这次就是他做向导领着姐夫的弟弟与阿莲穿过大半个东莞找到我们的。
回宿舍时，坐在值班室的罗华真看到我站了起来：“同学来看你们了？”我点头，从塑料袋里捧出一把家乡特产：“这是我妈做的棋草子，你也尝尝。”他接了过来放在桌子上：“正好告诉你件事，我辞工了。”我有点吃惊“为什么？干的好好的……找好了工作没有？”他低头说：“出去再说吧。”我建议道：“如果真想跳槽的话，还是找好工作再辞工，稳妥点。”他摇摇头：“谢谢了，出去再找吧。”
到了宿舍，我向冯冯讲起罗华真辞工的事情，冯冯鄙夷道：“他与小组长一起走的，小组长也辞工了。”我对罗华真的惋惜之情刹那冷了下来，姚笑眯眯地说：“冯冯现在是小组长了。”我说：“哦，那蛮好的”。
晚上加班后，朱雪松向我招招手：“老乡，罗华真要走了。”我说知道了，朱雪松拿出一本影集说要送给罗华真做纪念，但是又没有看到罗华真。我让她送值班室好了，朱雪松说明天一大早罗华真就走，但是今晚值班的是湖南佬，她不想再与湖南佬说话。我说：“不怕，我陪你去。”
到了值班室门口，湖南佬果真坐在那里，看到我们进来赶忙满脸堆笑殷勤地问朱雪松有什么事，朱雪松把影集往桌子上一放转身就出了值班室，我告诉湖南佬这是朱雪松送给罗华真的临别纪念，湖南佬笑道：“是你送的就是你送的，还扯到朱雪松身上。”我懒的理他，也跑出值班室追上了朱雪松。
第二天在车间里，我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朱雪松有没有在影集里写个留言啥的，朱雪松说她的字太难看什么也没写。我心里暗暗道:糟了，那个湖南佬还真以为是我送的呢。
果不其然，下班路过值班室时，罗华真的老乡保安叫住了我：“影集罗华真收下了，他让我代他向你说声谢谢。”
由于宝元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另外再加上劳动强度太大与劳动时间过长，所以宝元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这种流动往往是老乡与老乡结伴、或者是线长等干部带一批技术骨干集体跳槽。
冯冯也将跟着她的庄组长一起跳槽，同行的还有姚儿。姚儿那时又到了针车部做品管，姚儿先开始与我在同一车间同一流水线任后段品管，后段是整条流水线最后的工序，也是整条流水线技术含量最低的工位，没有工位补贴，她们基本依赖加班来提高工资。姚儿不堪忍受那没白没黑的加班，找到已经是小组长的冯冯，冯冯又请庄组长托人安排姚儿在她的小组做鞋面部品管，同时没事时跟她学针车。
当冯冯告诉我她的决定时，我有点失落。我问冯冯：才来三个月已经做了小组长，怎么想起跳槽？我劝道：如果庄组长走了，你就有可能升组长呢。
冯冯说庄组长到大朗的鞋厂任课长，她去了后可以直接做组长，在这里还八字没一撇呢。她安慰我：我与姚儿先去，等在大朗安顿好以后就写信给你，你再过去。冯冯让我与方世兰做伴儿，不要一个人出去玩。
冯冯刚走几天，阿莲又来看我了，与她同行的除了上次充当向导的朱军外，还有一瘦高个男子。那男子梳着打了啫喱膏的分头，有一缕头发挂在眉梢，身上穿着一套浅灰色新西服，簇新的粉红衬衫让他的举止更加僵硬，那男子走路时，腰部与胯部的扭动又让人觉得轻狂，尤其是挂在皮带上的一串钥匙随着他胯部的扭动而叮当作响时，让人更觉得其轻浮。
因有这两个外人在场，我抱着阿莲忍住眼泪：“冯冯与姚儿走了。”阿莲问清情况后皱皱眉：“她怎能这样呢？都是一起来的，怎么就把你一个扔在这里呢”。
一直在旁边默默听我与阿莲说话的朱军插嘴说：“冯冯要不了多久就会和那些站街女一样。”我惊愕道：“不会吧，我知道冯冯的，她不是那种人！”朱军淡淡一笑：“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都会变的，更何况冯冯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我不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于是向他道歉:“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只顾与阿莲叙旧，也只顾向我姐夫的弟弟打听家里的情况，怠慢了你。”朱军摆摆手，谦和地笑笑说:“没事没事的，能理解你们当时的心情。”他指着同行的男子向我介绍：“叫他王哥好了，他在工地上做工程。”我点点头：“王哥好。”王哥忙不迭地微笑点头。
我向阿莲谈起冯冯与姚儿走后一个人在宝元公司的孤独无助，朱军建议我也跳槽，同时说过两天也就是后天吧，让王哥来接我去他们的篁村镇与阿莲做伴。
王哥心领神会伸长脖子：“后天我准时来接你。”
刹那间，我在王哥的眼神里捕捉到某种狡黠与看到猎物时的踌躇满志感，想到刚才朱军听说冯冯跳槽的事情的反应，我忽然感觉到某种危险正向身边靠近，我点点头“好！后天这个时候，我准时等在这里。”
回到宿舍，我与方世兰商议，要不要明天一起去大朗找冯冯，方世兰也受够了针车部那帮湖北九头鸟的欺压，正巴不得离开宝元去投奔冯冯。
我最后一次与罗华真发生间接上的交集是在大朗安顿好后回宝元公司取行李时发生的意外，那也是最后一次与高埗宝元公司发生交集。
宝元公司的厂规是旷工三天即开除，由于我与方世兰走的匆忙，并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几天后我们在大朗安顿下来，我一个人回高埗戴着厂牌进入宝元公司宿舍大楼欲取走我的行李，以及冯冯与姚落下的东西。
我在宿舍大厅的公示栏上看到很多开除名单，一人一张，也包括我。我还看到了长着鹰勾鼻子、留着郭富城发型的保安队队长，他也看到了我。
当我们眼神对上的那刻，保安队队长冲上来抓住我的背包：“到保安室去。”
我跟着他去了保安室，他把我的行李打开检查，也就几件衣服与鞋子蚊帐之类的，他问是不是我的，我说是的。保安室的湖南佬说：“是她的，我记得她穿过这些衣服的。”
保安队长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名：“根据厂规，非该厂人员不得进入厂区与宿舍区；根据厂规，应该对你处以三十元的罚款，请你签字。”
我口袋里只有十六元，回大朗的路费就要十元，我拒绝在罚款单上签字，我说没钱。保安队长说没钱就不要走。不走就不走，看他还能把我吃了？我木然地坐在保安室里。
例行巡逻时间又到了，保安队长带着他的队伍分别去厂区与宿舍区巡逻，保安室里只剩下罗华真的老乡在值守，他问我离开宝元公司的去向后看看窗外的夕阳：“天不早了，你一个人回大朗注意安全，等会儿那罚款我替你交，你签个字吧。”
我拎起背包向他道谢，出了厂区大门，我回头看看这个在最后一刻留给我耻辱的工厂:夕阳中的宝元公司，一片血红。
四、驿站之大朗
我与方世兰离开高埗一路直奔大朗，我一直诧异我年轻时的方向感:出门在外，只看交通地图册就能按图索骥直达目的地。这本交通图册是我来广东时背包里唯一的一本有文字的“书”。
大朗茵宝鞋厂依山而建，整个生产区与宿舍区分别在“之”字形的两个拐角处:顺着陡坡往上走就到了茵宝鞋厂的大门。
我们请保安叫一下针车部的冯冯，保安说等下班时间她们来打卡自然能看到，再说上班时间不准会客。
于是，我与方世兰坐在厂门外的台阶上等。
看到冯冯从车间里出来，我高兴地挥手喊着，冯冯也有点惊喜：“我正准备给你写信呢，你们怎么来的？”我向冯冯讲了阿莲去宝元公司的事情，想想决定将朱军的话告诉冯冯，冯冯皱皱眉，然后眉毛斜挑着定定神：“那个朱军不是好东西，上次他来的时候，我看他与阿莲的关系不简单，不仅仅是帮忙带路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理他，没有想到他居然在打我们的主意，你幸亏走了，要不然被他诓走，广东这么大我到哪儿去找你。”大家都庆幸着及时发现危险并且避免了危险的发生。
冯冯向我介绍另一个女孩，原来与她一起跳槽的不但有姚儿，还有在高埗宝元公司认识的罗林，罗林是信阳罗山人。
五个人走到位于斜坡处的一家便利店坐下，冯冯说大杨厂长回台湾了，厂里进人须大杨厂长亲自面试，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我与方世兰今晚住在哪里？
东莞为了管理大量的流动人口发明了一个暂住证的东西，由当地派出所发放，东莞的各个公司采取统一办理、扣押暂住证的办法防止员工流失，当然员工办理正常的离职手续后，公司会将暂住证发还给本人，无论进厂面试还是住宿都需要暂住证与身份证，有些厂只认暂住证。我与方世兰没有办理离职手续，在白天还可以自由行走，但是晚上如果被治安队查到没有暂住证的话直接送收容站。以前宝元公司的中方厂长给我们讲暂住证的重要性时，说很多人在收容站消失，尤其是年轻女孩子。
我们坐在便利店门口等冯冯，冯冯到厂里问保安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与方世兰暂住一晚，保安们也说大杨厂长不在都不敢做主。
那晚整个大朗镇停电，夜也越来越深。在冯冯的软磨硬泡下，终于有个四川的保安说他有两个老乡在茵宝附近的围坑村租房居住，要不今晚去他两个老乡那里对付一夜，大杨厂长不在没人敢擅自做主。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暂住证，保安也害怕但责任，他说可以先到村委会登记。
那位保安领着我们五个人去了村部，在一座类似于祠堂的老房子里坐着几个老人，他们围绕着昏暗的烛光打着一种我没见过的纸牌。看到我们进去，他们停下打牌，其中一人拿起我与方世兰的身份证举到烛火旁翻来覆去地看，并让我们背诵一下身份证号码问：“磊来做咩呀？”我指着冯冯：“她是我同学，我们来看她，错过时间没赶上回去的车。”我又掏出宝元公司的厂牌给他看，以证明我不是流浪人员。坐在中间的老人挥挥手“佢哋母系衰吕哪！磊哋区吧”，我们连连道谢，跟着保安去他老乡那里。
橘园旁边有几栋房舍，保安走到其中一间低矮的土房子前喊着开门，有个女孩子打开门，保安说明来意，女孩子说：“有点小哦。”
房间确实很小，靠墙搭着一块木板，上面铺了张草席，目测只有一米二宽，旁边还一块木板放在砖上权充桌子，木板上放了几个碗，地上摆放着几个盆子，连张凳子也没有。
保安说：“大杨厂长也不知什么时候回，你们俩个这样也不是办法，从这里再往西走七八里就是寮步，要不你们明天天亮了去那里看看有没有厂招人的？”
冯冯也安慰我与方世兰：“今晚先暂时挤一晚，明天再说。”我让冯冯明天安心上班，我与方世兰明天先去寮步看看。
两个四川女孩看看我俩，我与方世兰让她俩睡，我俩决定在床边坐一夜，屋子虽小好过外面。
在那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里，我迷迷糊糊地好像也躺下了，并且还想把脚伸直。后来，我好像把脚搭在墙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我与方世兰向四川女孩问清楚去寮步的方向，再次感谢她们的收留。
寮步与大朗相邻，却比大朗繁荣许多，颇有点像一河之隔的深圳与香港。寮步街道两边都是商铺，这些商铺基本上都是前店后作坊的模式，沿街挂着许多招牌，就如我们看到港剧里的香港街头一样:名目繁多且拥挤不堪。
我与方世兰一边逛着街一边用眼刷着街道两旁的招工牌，招工牌子大部分是一块木板，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招工！招针车工，工资面议！我指着招工启示让方世兰进去试试，方世兰说不想一个人去，可是我又不会针车，两个人只好再找，想着大型的厂应该都是在郊区的，我两个又往寮步周边寻觅，可是并不见四周有什么工厂。
走了好久看到一家云吞店，闻到香味才想起我们一天下来饭还没吃。我俩走进店里各点了一份云吞，那也是第一次听到“云吞”这个称呼，想尝尝是什么，待吃的时候才发现这不就是馄饨吗？但是这云吞汤最下面还卧着细面条，而且咬开云吞时有种“波波”的脆爽。
方世兰边吃边说：“等我挣到钱，就去学厨师，到时候回信阳开一家饭店。”我说：“等我挣到钱，就天天到你家饭店吃云吞面。”方世兰大笑学着本地人说：“洒洒水啦（小意思）。”等喝完碗里最后一口汤，两个人却面面相觑不知往哪里去了，看看日头已落西，只好无精打采地往大朗茵宝鞋厂走。
还没有走上斜坡，就已看到冯冯站在厂门口张望，我与方世兰跑上去，冯冯高兴地说：“你们到哪里去了？我等急死了，大杨厂长今天中午回来了，我给他一说，他就说要看看你们。”
冯冯领着我们到生产区对面的几间平房，她在其中的一间门口停下，敲敲门清脆地喊道“报告！”里面传出“进来”的声音。冯冯领着我们进了房间，只见一个约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倚坐在桌边，看到我们张大嘴露出惊讶的表情，几秒后才说：“冯冯，你们河南人都是这么高大吗？我以为你够肥的，想不到还有比你更肥的。”
我与方世兰低着头不好意思的笑了，腿并的更紧了，努力地含着胸想让自己看着瘦小一点。冯冯笑道：“我老家的水土养人哩。”
昨晚听到保安们的话，我还以为大杨厂长是个严肃、刻板的人，想不到竟然与邻家叔叔一样说着平常话。进厂后，有次大杨厂长竟然穿着破旧的黄大衣把两手操在袖笼里混在保安队中监督我们打卡。
大杨厂长看我们放松下来后就问我们在以前厂里做什么，我抬起头，看到他双眼角下方呈现出因酒色过度造成的两团灰暗色块。我们一一做了答复。他又问我们在原厂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存在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如何改进。
我在脑筋里飞快地梳理着工作中的种种状况，忽然发现，做为一个成熟的代加工厂，宝元公司的生产与管理已经让人无懈可击，如果非要找漏洞的话，那只能说少加班多发工资。我急中生智说要培养每一个员工的质量意识、吃苦意识，质量是每一个公司生存的基础、吃苦是一个公司发展的基础。大杨厂长点点头地用闽南语打电话给小杨厂长，然后，小杨厂长领着我到了成型车间，冯冯带着方世兰到了针车车间。
小杨厂长也是台湾人，大小眼很明显，嘴角也随着比较小的那只眼睛向上斜着，给人的感觉像一直在笑。
小杨厂长领着我到了成型车间，成型车间里有两条生产线，一条在生产，还有一条看样子是新建的。他领我到新生产线上前段QC工位牌前：“这里属于你了，站好自己的阵地。”
生产课长也走了过来，后来才知道他是江苏人，叫顾明宪。也许他没有经历过波折，他帅气的外表里多了些阴柔，可惜那时没有选秀，耽误了一位亦刚亦柔的大帅哥。
顾明宪问我以前做过QC？做过哪个牌子的鞋子？我点点头：“NIKE”，顾明宪说还好，他说茵宝厂做的是英国“UMBRO”，工艺要求很严格，以后在QC这个工位上要把好关，我答应道“是！”
顾明宪走后，旁边修鞋工位上的大姐用四川话说：“你晓得么？他就是从QC上直接提拔成课长的。”我惊讶这提拔速度，但已经在宝元看到各种可能，用现在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切存在即合理”。
终于，我与冯冯、姚儿又相聚了，还多了两个伙伴:罗林与方世兰，而且还都在一个宿舍里，我睡在方世兰的上铺，一推开窗户，外面满眼的绿色，那是桔子树，当时桔子花正开，宿舍里弥漫着一股清香味。
我趴在床上给小波写信，写完后顺手在窗外的桔子树上摘了两朵桔子花夹在信页里“捎去几瓣南国的馨香”。
我到了茵宝鞋厂才知当初带冯冯她们跳槽的庄组长又跳槽了，现在冯冯在针车部管理着一条生产线，即线长。
茵宝鞋厂也分针车部与成型部，针车部由台湾人梅小姐主管，叫梅小姐是因为她还没有结婚，虽然她年龄已经三十大几、虽然她又黑又矮又肥、虽然她戴着黑框眼镜、虽然她长期穿着统一样式肥肥大大的黑色衣衫、虽然她每天抱着膀子在车间里像头狮子似的逡巡着她的疆域，但这些并不妨碍她作为一个台湾人的优越感。成型部由台湾人小杨厂长主管，大杨厂长主管全局。有时候会有个优雅的女人出现在各个车间，穿着粉色或天蓝的体恤，下面是条白色的九分烟管裤，戴着无框眼镜，说话时和风细雨面带微笑，举手投足间颇有民国时期的大家风范。
冯冯说这才是真正的老板娘，梅小姐与大、小杨厂长都是她请来的高级主管。
厂里的干部与员工由四川人与江苏人组成，四川人与江苏人在管理岗上的人数基本持平，他们表面上保持着礼节性的涵养：见面微笑点头，可员工们却不需要这些礼节与涵养:昨天四川人刚蹬到江苏人鼻子上吐了口唾沫、今天江苏人就跑到四川人头上拉了泡屎。
我与冯冯的到来无疑让这两帮人暂时停止了争斗，两帮人都静静地看我们倒向哪一方，至于冯冯针车部那里我不得而知，成型部这里因为他们的纷争却使我捞到了“战争”的好处。
成型部第一条生产线线长是江苏人，第二条生产线是四川人，课长则是由QC工位上跳跃两级而提拔的江苏帅哥顾明宪，久据此厂的四川人表示很不服气:不就是帅点么？用他们的话来说:懂个锤子！于是他们在生产工艺上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进行抵制，导致的结果是第一条生产线生产的鞋子到后段只经过简单的整理还没有包装就已经开胶。
小杨厂长把车间所有的人聚集起来开会，他扬着鞋子问一线线长怎么解决，一线线长是个白白净净的江苏女孩顾杨，个子不高，梳着学生头。一线线长明确指出是工人在生产上没有按规范操作，小杨厂长又问新上任的顾明宪怎么解决，顾明宪动作很潇洒地把鞋子摔在地板上问顾杨：“那你是怎么管理的？！”
那只开胶的鞋子躺在地板上张大着嘴仿佛在嘲笑新课长的动作还不够洒脱，顾明宪用壮士断腕的决心说：“这个问题在中段就应该加强抽检，一直到成品才发现，不但浪费了公司的人力物力，还导致公司交货延迟，你能继续管理吗？”
顾杨低下头沉思片刻说低声说：“我辞职。”
小杨厂长宣布解散时，我看到一线四川籍前梆机操作员就像听到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时的陕北老乡一样开始扭秧歌了，估计当时他只恨手里少条可以舞动的红飘带。
我在成型部加班时间比冯冯她们针车部加班时间短，每天晚上在十点钟左右下班后我就到厂门外的便利店买零食吃。
有几次遇到小杨厂长也去买零食，居然与我买的一样，都是橄榄。他每次看到我也在便利店买橄榄时，就让老板多拿一包给我，他付账。我也总是追上他，把一块钱塞他手里。
他再次接过一块钱后，表情严肃地说“你还停留在你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思想上！你要灵活、灵活！”说罢，他“哼”了一声骄傲地跨进厂门。
我到成型部二线的第八天，早会时小杨厂长当众宣布我任一线线长，我有点目瞪口呆，包括全车间的人，都有点意外。
说实话，当听到小杨厂长的宣布后，我惊大于喜，我也渴望能够做线长甚至做课长，有了职位就等于有了高收入，谁对钱过意不去？更何况还是凭自己的能力赚的钱，可是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能够做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人，却做不了一个线长，我生性不会协调上下、不会组织人心、不会管理系统。
散会后，我立在原地不知往哪里去，小杨厂长双手叉腰回过头来叫道：“跟上我。”
我诚惶诚恐地跟在小杨厂长后面在一线走了一圈，所有的工人都低着头专心地做着自己的那道工序，暂时没有看到反对或者敌视的情绪，我暗暗松了口气，不经意地向我曾在二线的QC工位看一眼时，却看到顾明宪坐在那里双手托腮也正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粲然一笑。
我在整条线上巡逻着，遇到上厕所的工人就临时顶了上去、或是看到前段修鞋工位上堆积大量等待矫正的鞋子时，我也会拿着钳子把偏歪的鞋头修正，有时候则是跑到后段去帮工人用香蕉水清除鞋面上溢出的胶水，那香蕉水可不是我们吃的香蕉有着香甜味道，而是一种有着刺鼻味道的化学制剂。
两天跑下来，我渐渐知道了对着出货单安排生产进度了，也逐渐熟悉了一线生产线上工人的大致分布情况:前段与中段以四川人居多、后段基本是江苏人，我也渐渐发现在生产过程中后段工人对前任线长的怀念:顾杨没事时就买一大包零食坐在后段与她的老乡们分享。我则没有这个习惯。
后段看似简单却很重要:如果整批次出货，在海关验货时哪怕一只鞋面上仅仅存在着一只指纹印渍，整批将被退货。退回来的货翻箱能把人翻死:整条线上的工人都会参与翻箱，往往他们不习惯戴手套检视，鞋子上则会留下更多的指纹，导致的结果是越翻越乱。所以我在后段上倾注的力量也最大，规定她们在最后包装的那道工序上不准触摸任何含油脂的食物，那些女孩子们都喜欢吃油炸食品来填补食堂伙食缺油水的状况。渐渐地，后段上的成品鞋子堆积的越来越多，顾明宪有时也会跑到后段与他的老乡们边用香蕉水擦胶渍边说笑着，有时也会拉下脸催促那些女孩子动作快点，那些女孩子们听了手里的动作是快了许多，但成效不大。
我加班的时间渐渐比冯冯她们四个长了许多，小杨厂长看到堆积如山的鞋子却没办法按时出货时，气的在车间里像头困兽般咆哮：“今天不完成出货谁也不准下班！”说完双手叉腰问我怎么提高进度。
我说：“你把我当曹操了。”小杨厂长问什么意思。
我说：“四川人与江苏人争天下，你却让我当这个线长，你是把我架到火炉上烤呢。”
小杨厂长似懂非懂抽搐着嘴角，连带着同侧的眼睛也颤抖着，他的握紧双拳咆哮道：“阿荣！加通宵！！！”
我很明白后段成品鞋堆积的原因，因为我看到顾杨虽说已辞职，但仍住在厂里，每天在食堂看到我时就笑眯眯地一副胸有成竹样，仿佛在说“不久我要夺回我的阵地”！
四川籍二线线长则希望用我来抵制住顾杨的重返“战场”，好让她能够牵制住顾明宪，说不定还能将顾明宪挤下课长的位置进而代之，所以她采取很友好的态度，主动领着二线的员工来帮我出货。
继在成型车间的上空传来小杨厂长的咆哮声后，大朗茵宝鞋厂的针车部也传来了咆哮声，那声音尖锐刺耳，你听了绝对想不到这咆哮声来自于那个矮胖粗黑的梅小姐，这咆哮声惊的桔子花“簌簌”而落，也深深刺激着自尊心很强的冯冯。
在后段加班又一个通宵后，我在宿舍只睡了半天就睡不着了，起来去车间看看前段与中段的生产。
出了宿舍沿着斜坡而下，却看到冯冯一路飞奔上坡，我叫了声“冯冯”，冯冯冲上来抱住我开始恸哭，我搂住她的腰问怎么了？她说不想干了，想回家。
我说：“好！等这个月工资发了，我们就辞职回家。”
五、驿站之中途稍息
那几天，大朗一直在下雨。
又是一个通宵加班后，第二天发工资，同时也放假一天，这是东莞代加工厂普遍存在的规则。
上午，我到办公室领取了一线的工资，拿到车间按花名册发放。姚儿来问我发完没有，说冯冯的工资已经全部发放完了，我看看还有几个四川籍工人的工资没人来领，于是让她们在厂门口先等我一下，我飞跑到宿舍楼找人进行发放，最后一人实在找不到，只好让其老乡代领过去。
出了茵宝厂大门，冯冯、姚儿与罗林已经站在那里了，方世兰把我的背包递给我，张开手臂依次与我们拥抱道别，她的眼泪流个不停，我们也很伤感，让她一个人在这里千万要保重自己、注意安全说以后回“信阳见”。
有的人转身就是一辈子，自从那次在大朗与方世兰分别后，距今三十余年，我与她再也未见。
去广州的路上，冯冯作为我们四人唯一坐过火车的人，告诉我们在行驶的火车上可以吃饭、上厕所，犹如平地，我有点期待。
下午一点左右，我们到了广州火车站，天已放晴，广场上滞留着大量的人:有像我们准备买票回家的、有刚下火车还不知下一步往哪里去的、还有在车站讨生活的。热辣辣的太阳蒸腾着地面未干的雨水，满广场嘈杂的人群让人更加感到闷热难耐，我与罗林负责看包、冯冯与姚儿负责排队买票。
我坐在包上好奇地打量四周，看到对面席地而坐的一男一女紧紧搂在一起。我有点纳闷“不热”？禁不住多看两眼，再看时，发现女子侧后方蹲个男青年，那男青年正把手伸到女子裤口袋里掏摸，那男的抬头与我的目光相遇后，我吓的赶紧抬头调转目光，他站了起来往四周看看后笑着向我走来。
“阿荣，到这里！”冯冯在我身后喊道，我与罗林拎起包跑到冯冯身边与她汇合，冯冯让我们把包放在几个年龄稍长一点的男人身边。
姚儿满脸通红地从人群挤了出来，头发和着汗水一缕缕地挂在脸颊，手里的车票也被汗水浸潮了。
我打开一看是无座的，冯冯忍不住笑道“姚儿从球鞋里掏出钱买票，人家售票员闻到一股鞋臭味，就给我们四张无座的。”
姚而吐了口唾沫：“钱要是不放在脚底下踩住，握在手里早就被人抢去了。”冯冯惊叹道：“妈嘢，真的是从手里硬掰抢钱啊，我亲眼看到一个男的在女的手里硬掰钱。”
“罚款！罚款！”旁边走来一个穿环卫马甲的老女人：“随地吐痰，罚款二元！”老女人指着地上的一口痰，那是姚儿刚吐的。姚儿气哼哼的掏出二元钱摔到老女人手里，老女人撕下一张票据递给姚儿，姚儿看看票据说：“四个甜筒没了。”说完狠狠地把票据撕碎揉成团往地上一扔，老女人指着纸团：“乱扔纸屑，罚款二元！”我与冯冯、罗林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姚儿气的喉咙里发出“啃、啃”的声音却吐不出一个字，只好又掏二元钱交了罚款。
我们的火车票是第二天上午八点的，看到广场那么多人，于是我们也坐在背包上等。
夜里的广州火车站依然灯火通明、依然人如潮流，连厕所也是人流不息。半夜时分，我们四个轮流打盹时听到广播里重复播报着“所有滞留在广场的人请到休息处休息，请跟着队伍向前走，不要停留！不要停留！”我们拎着包站起来随着人流走，曲曲折折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到哪里，直到停了下来，才发现前面有一处用彩钢板围起来的地方，只开了一个门，有穿着灰色保安制服的保安站在门口收钱，一人二元，人们排着队鱼贯而入。
罗林两手空空地从后面追上我们：“冯冯，我的包被人抢走了。”我们停下脚步回头望着：“你怎么落到后面了？”
“快走快走！”有保安上来推搡我们。冯冯加快脚步追上前面的队伍：“你们跟紧点。”她低声说：“刚才进来的时候，有个保安摸我的腿……”高挑的冯冯在人群里很容易让人侧目，我“啊”地惊讶了一声：“你坐在中间，我们坐你旁边。”夜里我们互相靠着睡觉，迷迷糊糊间我听到一声很凄厉的女人惨叫，吓的我再也无法合眼，抬头看看冯冯，冯冯趴在膝盖上朝四周鬼魅一样晃动的保安呶呶嘴压低声音：“趴着，别抬头。”
第二天天亮后，我们又随人流回到火车站，检过票一进站，人们忽然像被什么追赶似的飞奔着冲向停靠在站台的火车，我们茫然的也跟着跑。
挤上火车只见人满为患，坐下去的、没有坐下的在为座位、为行李架上的位置争执着，有的人抱着包直接坐在洗手台上，连厕所里也有人争抢位置。
冯冯前后观望一阵说：“我们往餐车方向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空位。”还真有，靠近餐车的一列车厢几乎空了一半，冯冯说先坐吧，等人家来撵再说。
车到韶关停了下来，又有一批人上来。男的留长发戴着夸张的戒指，女的化浓妆戴着硕大的耳环，其中一个穿着紫色棉绸上衣、约四十几岁的男人走到我们身边：“咦？这半截车厢被我们包了，怎么还有人坐？”我们站了起来：“我们的票是无座的，我们现在就让……”其中一男人摆摆手：“没事，反正我们空位多。”确实，这群人里有几个一上车就去找列车长补卧铺票了。
与紫衣男人一起的男人让冯冯靠过道坐，他说他喜欢坐窗户旁边看风景。我也欲让出靠窗位置给紫衣男人，紫衣男人堵住我让我就坐在里面，他说他坐在靠过道的位置比较方便倒开水。
坐在我对面的男人将窗户玻璃推到上方：“这慢车吹吹风凉快又透气。”他慵懒地将戴着大戒指与手表的左手搭在打开的窗户上，列车徐徐开动后，果然吹进来有风，让人舒服许多。忽然我觉得眼前有个黑影一晃，对面的男人惊叫一声抽回手，手腕上的表已被车外的人抹下，我们将头伸出车窗，只见一个人影快速地挤进站台上的人堆里。紫衣男人安慰对面男人：“只当去香港免费玩了一趟。”对面男人也自我安慰：“那还能咋的？这车都开了也停不下来呀。”
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湖北襄樊歌舞团去香港演出的，回程时应邀在韶关加演一场。我羡慕地问紫衣男人在歌舞团干嘛，他说他是拉二胡的。
当时广州到信阳需要二十二个小时，也就是说要明天早上六点才到信阳。由于昨晚没有睡觉，我趴在桌子上很快就睡着了，半夜我忽然感觉胸部有东西，睁开眼时看到紫衣男人的手在我胸部移动，紫衣男人看我醒了后抽回手。我坐直身体喊对面的冯冯：“冯冯，还有多久到？”冯冯睁开眼看看黑魆魆的外面说：“天亮就到了，早呢，你再睡睡。”我说不睡了，我将双手抱在胸前看着外面一望无际的黑。
到了信阳站出站检票时，罗林不知怎么把车票也弄丢了，检票员要扣下罗林拎的红塑料桶。我解释那是我的东西，塑料桶里有我爸寄给我的蚊帐，还有我在东莞市新华书店买的《唐诗宋词元曲》、司汤达的《红与黑》、贾平凹的《废都》。
我们把连着号买的车票掏出来给检票员看，可她不听我们解释，在我欲接过罗林手里的红塑料桶之前将其抢夺过去。
我在高埗与大朗时，设想过很多种回老家再见到父母时的方式：哭？笑？又哭又笑？连出了信阳站还在设想。
到家后，我爸看我没有瘦下来：“呦，在外没吃苦，反而长胖了呀。”我拿出在广州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买的一盒铁观音茶叶递给我爸：“我也想帮人家数钱，人家不让我数。”我爸笑了：“你还记仇呢？”我爸喝了一口茶：“这个是红茶，没有咱这里的绿茶好喝。”另外我还在候车大厅给外甥带了套衣服，我姐给外甥穿上后有点大。我妈说：“小孩子长的快，可以多穿两年。”那天正巧我弟的女朋友第一次到我家玩，我妈与我说话时面部表情生动了许多。
吃过饭后，我们坐在桌前说说话，我妈给我讲这大半年时间谁家添人进口、谁家婚丧嫁娶……我妈像想起来似的说：“你表叔死了。”我愕然：“哪个表叔？”
我妈说就是小爱她爸啊，我说怎么可能呢？才四十多岁啊。我妈说：“就是啊，正月待客时，你爸你二爹三爹他们弟兄几个都在你表叔家吃饭，你表叔吃着吃着说肚子疼，你大利爹开车将他送到医院，医院也查不出来什么就让到县院查，弟兄几个又将他送到县院，到了县院医生检查后又让小便化验，你表叔坐起来穿鞋子，一个鞋子还没穿起来人就不行了。”
我走的这半年没有与表姐小爱联系，我叹惜了一会儿：“小爱呢？”
我妈说：“小爱看你们出去打工后，也闹着要打工，正月初六还是红育与你表叔将她送上的火车，你表叔出事后，红育打电报给她，她也没回，她还以为家里人骗她的……一直到你表叔的事情都办完后，红育又给她写信她才回来。”我妈叹口气：“小爱的心真狠啊，到她爸坟上连眼泪都没淌。”
我与小爱小学同学初二时又同桌，深知她是个随性洒脱不拘小节的人。我坐不住了，要立即去小爱家看看。表婶正好在家，看到墙上表叔的遗像，我惋惜不已，像个大人似的安慰表婶，问起小爱在哪里，表婶说在广东，却说不出具体地址。
表婶叹了口气：“这鬼女子连个信都不给我写”。
已经习惯了与冯冯、姚儿在一起的日子，回来后我们依旧天天见面。说起家乡的变化，说想不到街上也安装了路灯，虽然只安装了一条主干道，但也算进步。说不敢去街头巷尾的干式公共厕所了，已经习惯了东莞的水冲式厕所……
有天，冯冯告诉我和姚儿说阿莲也回来了。于是三个人一起再去阿莲家里，见了面说起在东莞各自的打工生活，唏嘘不已、感叹不已。
最后阿莲吞吞吐吐地说这次回来的原因:她小哥听人说阿莲在东莞与一四川籍男人谈恋爱，拍电报让她回来的。
冯冯问她小哥听谁说的，阿莲说她小哥听王自辉二嫂说的，王自辉与阿莲的小哥是同窗好友。
冯冯的眼光向我瞟了一眼，我顿时尴尬不已，王自辉的二嫂就是我姐，就是春节后与阿莲、朱军一起到高埗宝元看我们的王自辉，她们一定认为我告诉我姐了。
第二天早上，我姐照例带外甥到我家玩。我问她听谁说阿莲谈朋友的事，我姐惊讶“：我连知道也不知道的事情呀……要不是你说，我哪里知道这事？”我说人家清清楚楚地说是王自辉二嫂说的呢。我妈那时迷上算命，给我姐算的命相属火，而且是霹雳火命。这霹雳火当场忍不住了，要立即去阿莲家问个明白还自己一个清白，冯冯正好来找我，立即将她拦了下了：“姐，我们心里都有数呢。”
这件事并没影响我与阿莲的关系，也许阿莲自己最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四人还像以前一样促膝长谈，或在冯冯的小屋里、或在阿莲家的葡萄架下。
看看口袋里的钱已不足百，我有点焦虑，眼看在家里依然看不到任何前途与希望，在又一次四人相聚时我提到再去东莞。
冯冯的男朋友剑波从部队探亲回来，冯冯暂时去不了，姚儿看冯冯不去，说自己暂时也不想去东莞了。
我问阿莲：“要不咱俩结个伴？”
再去东莞，我妈送我到火车站。阿莲与她小哥已经等在检票口，小哥买了站台票送我俩上火车。
南下广东的人不比从广东返程的人少，火车停靠在车站时，人们蜂拥而上，列车员在下面像赶鸭子似的拿块木板使劲把人往车上推。
小哥一手推着阿莲、一手牵着我向车上挤，人们推搡着、冲挤着，我的手几次差点从小哥的手里滑落，小哥只能与我五指交叉紧紧握着才不至于被挤散。
从西安发往广州的K82趟列车到达信阳时已经人满为患，这才是全程的一半路程，我们买的依然是无座票。小哥帮我们把背包放在行李架上，然后让我们就站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说这样上厕所方便。
列车发动的一刻，我想了起来:今天是我二十周岁的生日。
随着列车的缓慢摆动，人群也慢慢宽松一点，我与阿莲又把背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放在过道上当椅子坐着。
半夜时分，列车顶部的灯只留下一盏，人们或倚或趴或互靠着昏昏欲睡，忽然车厢前部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一个瘦小的青年男子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从人群里挤了过来，站在我们旁边停下来回头望着，眼神里布满惊恐。
我与阿莲互相看看后来不及商量就立即站了起来，拿起包让男青年跪趴在我们身后，我与阿莲坐在男青年的后背上，然后把背包横抱在胸前，旁边席地而坐的老头也紧紧地靠着我们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一个浑身酒气的列车员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手里握着半截啤酒瓶，啤酒瓶的豁口在昏暗的灯光下刺眼，我们后背紧紧地贴在车厢上，生怕那豁口划到身上。列车员挥舞着半截啤酒瓶用呆滞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个人后，又扒拉开人群向另一截车厢追去，待他消失在人群中后，老头站了起来说：“赶紧往回走，把脸上的血洗一下，衣服换换。”男青年忙不迭地从地上爬起，弓着身子又向车厢前部蹿去。
列车停靠湖南郴州时，车厢内已达饱和顶点，所以车厢门没有打开，买了票又无法上车的人们渐渐聚集在车窗处，列车员急忙大声喊着“关上窗户！关上窗户！插死！”车厢内的人急忙站起来下窗户，可是外面的人已经伸出手撑住了窗户，于是一股股的人流从车窗外爬了进来，无法下脚时，就坐在桌子上，人们或面对面或屁股贴屁股站着，即使列车开动后再慢慢摇晃，也摇匀不下来这么多人。我旁边站着一个瘦高的男子大口地喘着气，他无法站直身体，只好双手撑着货架站在我的斜上方，从他脸上流下来的汗水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臂上，我却没办法躲避这黏黏的汗水。
坐在我旁边椅子上的是两位满嘴天津话的倒爷，上车伊始就不停地啃鸡爪子、吃西瓜。这会儿，其中一个人捂着肚子站了起来：“要拉肚子了，没手纸呐……”他急的左瞅右瞄，我从背包里掏出一卷卫生纸递给他，他接过去：“这妹子……回头再谢你！”
他从卫生间出来后立即把对面的小伙子撵了起来：“你坐这么长时间不累啊？起来起来！给这个妹子坐坐。”小伙子不敢违拗只好违心地站了起来，我急忙说不用，那天津倒爷说“妹子，你就安心地坐，反正再过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六、驿站之篁村
在车上，阿莲给我讲篁村新基的祝合鞋厂无论在工资待遇还是劳动强度上都比她曾经工作过的万鑫鞋业要好很多。阿莲来东莞后进的第一家公司就是万鑫鞋业。
这次，我们下了火车，直奔东莞篁村镇新基工业区的祝合鞋厂。
到了篁村，已是下午下班时间，一进入新基，沿街糖水店、河粉店、士多店鳞次栉比，马路上操各种方言的打工妹、仔摩肩接踵。篁村新基位于东莞南，属于新城区，莞太大道穿镇而过，所以，篁村要比我去过的高埗、大朗繁华许多。
我们到了祝合鞋厂门口，阿莲向保安打听朱军的情况，听说朱军已离职，并且最近祝合鞋厂没有招工的意向。
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我俩把行李寄存在祝合鞋厂的保安室后到对面的河粉店吃炒河粉，然后阿莲领着我在祝合鞋厂附近逛………渐渐地马路上的人越来越少，嘈杂的织带厂与绣花厂也安静下来，刚才还灯火通明的厂房此刻也如一头头准备寻食的野兽，蹲踞在夜色里。
我与阿莲走到祝合鞋厂保安室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值晚班的两个保安欠身看看我们后又坐了回去。我与阿莲小声地商量着天亮以后的去向，说着说着睡意袭来，我们趴在膝盖上打盹。
天放亮时，有点寒意，我与阿莲站了起来活动活动僵硬的腿脚，这时看到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向我们冲来，冲到面前一个急刹。朱军用一只脚撑在地上“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阿莲问他怎么知道我们来了，朱军说昨晚周静看到阿莲了，阿莲小声告诉我：“周静是朱军的老婆，就在祝合上班。”
朱军帮我们把行李放在自行车上，领着我们到祝合鞋厂后边的一个小厂房里，朱军打开门领着我们上楼：“这是祝合鞋厂初建时的厂，现在空着。你两暂时住在这里，先去冲凉，这个桶与盆子都是冲凉用的。”
确实，我们在火车上挤了二十二个小时，身上已经发出一股汗馊味。
洗过后我们三个坐在房间里说话，朱军还是那么谦和地笑：“想不到你与阿莲一起来了，我以为阿莲回去再也不来了呢。”阿莲爽朗地笑着：“怎么能不来？不是说好我回去看看就来的吗？”
朱军在祝合离职后到距离此处四、五里外的一家公司做保安，那公司是做液晶显示器的，我们听着很高端，问能不能进去。朱军摇头：“难进呢，基本都是招广东本地人，我进去还花了一千块钱送的礼。”
这么贵？我咂咂嘴。朱军依然面带微笑：“旁边的雀巢公司，有钱也进不去，那里的工资都是一千多一个月呢。”说的我们又不住咂嘴，我在大朗做线长没日没夜地加班才拿到四百多块钱一个月，在普通员工眼里，四百块钱已经是顶天了。
吃住都安顿下来后，我与阿莲就慢慢地找厂，每次路过万鑫鞋业都看到招工启示，阿莲说这厂工资低、总是加班，离职的人很多，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乡都在那里，还有忠勤。我问怎么没有看到忠勤出来，阿莲说那厂只在礼拜天才放工人出来，其他时间不准工人出来。
朱军不值班的时候就陪着我们到河粉店或是糖水店里坐坐，顺便再打听有没有合适的厂，看到他俩小声地交流时，我就站起来看糖水店的糖水。广东人的糖水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把白糖放在白开水里化开后喝，广东人的糖水信手拈来，什么都可以让他们做成糖水:有西瓜浸在瓜汁里，叫西瓜冰；有绿豆熬成汤，里面再加海带丝与冰糖，叫绿豆冰；有红豆熬成汤，里面加紫芋，叫红豆冰；有荸荠切碎煮成汤，叫马蹄冰；有黄桃切块加水煮，叫黄桃冰……广东人把这些统称为糖水，天热时喝一碗，既解暑又解渴还挡馋。
晚上，我与阿莲继续在祝合鞋厂门口逛，阿莲指着人群里一个娇小的女子小声说：“喏！那个就是朱军的老婆。”我看看说：“长的还蛮漂亮呢，就是太瘦了。”阿莲继续说：“朱军的儿子长的很可爱呢，像周静一样大眼睛，我很想要。”我有点愕然，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孩子还是跟妈亲。”
再去朱军上班的地方，我有点无精打采，看着前面边走边唱的阿莲，我想我不能再等什么所谓的“好厂”了，趁阿莲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问朱军为什么喜欢阿莲，朱军面色凝重的说：“我喜欢阿莲的敢说敢做，她性格要强好胜，做事麻利果断，而且脾气犟。”我瞪大眼睛像看外星人似的看着他：“周静缺乏的，阿莲都有？”看到阿莲出来，朱军又微笑起来：“是的。”
我想起了关于吃腻了大鱼大肉偶尔吃口咸菜忽然觉得爽口的比喻，周静已被生活腌渍如干巴巴的咸菜，而此时的阿莲天真烂漫的丰肥如鲜。
我向阿莲说：“你慢慢找厂，我准备明天去万鑫报名。”阿莲听后劝我不着急，说肯定会找到好厂的，另外听说杨慧办了个假大专毕业证现在一家公司写字楼做文员，杨慧是我们初中同学，与阿莲一起到的万鑫鞋业。
阿莲问我要不要也一起去做个假大学文凭，我有点犹豫，考虑半天后说不了，我说人家问我大学里的课程我回答不出来不就露馅了吗？
第二天，阿莲送我到万鑫鞋业报名，并把忠勤住的宿舍告诉我，让我进去后找忠勤作伴。
我与阿莲挥手道别。
那时祝合鞋厂的东边就是万鑫鞋业，万鑫鞋业的东边是祝合鞋厂的分厂——劲亮手袋厂，再往东是一家新建的厂房依山而建。万鑫鞋业北边的山体已被推平，裸露着红褐色的土壤在太阳的炙烤下像一个燃烧的火海，热浪翻腾；与万鑫鞋业一条马路之隔的路南，是一家破破烂烂的织带厂，听说工资低的仅够糊口，那里是没处可去的男孩子们最后的容身之所，他们每天站在窗户里朝着外面马路上的女孩子打口哨，以搏女孩子回头一望。
一进万鑫鞋业立即感觉到“一入侯门深似海”。万鑫鞋业作为另一个成熟的代加工厂，在用工制度上已深得盘剥之精髓，工人们没日没夜地加班、不准随便出入厂门、身份证被扣押到做满一年才返还给个人。同时，万鑫鞋业的老板特别培训与依赖保安，保安们也以为虎作伥为己任。下班后的时间，有些女孩子们眼巴巴地站在门口的铁门前看着外面马路上的人来人往，保安们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就搭讪、看到普通点的女孩子就驱逐其离开铁门。
按着阿莲的指引，我很快就找到忠勤，与她住在同一个宿舍，宿舍里还有很多我姥家前后村的女孩子，一续起来，几乎都沾亲带故的，倒也不觉得陌生。只是在工作上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我被分配到针车车间的手工部，也就是在裁割好的一块块鞋面边缘贴细细的双面胶，再沿着贴好的双面胶对折起来用小锤子砸平，以利于针车车线。我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后，想着无论如何要咬牙坚持一年，一年后我就可以拿到身份证离开这里，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希望。
还没等到我坚持一个月，有件事情发生了。
星期天，忠勤邀我一起去邮局寄包裹，她给父母及弟弟买了几件衣服寄回去，那时邮局已经将布口袋换成统一的纸箱子，但纸箱子要自己掏钱买。忠勤为了省钱，不知从哪里找了个空纸箱，把衣服装进去后，我帮她把纸箱子搬到保安室进行检查，检查登记完后，我抱着纸箱与她一起出了厂门，刚走几步保安叫住了我们，他要检查忠勤手里拎的黑塑料袋，忠勤回到保安室再出来后脸色苍白，我问她怎么了，她喃喃自语：“我只是拿了半卷透明胶带准备封箱子的，没有偷。”我说不怕，不就是半卷胶带吗？忠勤说保安把她厂卡收去了。忠勤面色苍白地给我讲厂里惩罚一个偷鞋子的工人:早上开大会时，台上四个保安抓住该工人的四肢举过头顶又摔到地上，连续几次，待那工人一动不动后又被拖到门口绑在柱子上示众……
我很明显感觉到忠勤的身体在发抖，我搂住她的肩膀：“不怕不怕，你只是拿了半卷胶带封纸箱的，这个是小事呢。”
寄完东西后我们再也没有了逛街的心情，早早回到宿舍，忠勤躺在床上中饭与晚饭都没吃。
天快亮时，忠勤叫醒我，满脸泪痕地说：“我怕……等会开早会时会让我脖子上挂透明胶带游车间的。”
我想了想说：“不怕……我们现在出去找厂，你把钱和身份证带上，其他的以后再说。”
万鑫鞋业为了解决男女问题，闭门时间要到礼拜一早上开大会时间。我与忠勤趁这个时间溜出了万鑫鞋业的大门，保安看我们空着双手以为我们只是出去买早饭也没加阻拦。
进万鑫鞋业之前，我与阿莲已将莞太大道的东半部分逛了个遍，所以这次与忠勤从万鑫鞋业出来后，我建议到莞太大道西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厂。
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知道莞太大道西边还有一片繁华锦绣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一栋栋新建的楼房高耸入云，一座座商业城写字楼里男骄女娆，那是宏远集团开发的综合性楼盘。当时的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尚在组建中，篮球场上的男孩子们健硕挺拔，他们在篮球场上奔腾跳跃，脚上的耐克运动鞋白的刺眼。
我想也许他们脚上的鞋子曾经从我手里QC过……
我与忠勤呆呆地坐在太阳下看他们打篮球，想着流水线上那些面呈菜色的工人们、想着我曾经认为当上线长就已经小成功的认识，顿感自惭形秽、人生无趣。我拍拍忠勤的手：“我们走吧，这里不属于我们。”
我想回到万鑫鞋业看看厂里有什么动静，却看到东边的劲亮手袋厂门口人头攒动，我拉着忠勤挤上去打听，原来在招工。
我激动地给忠勤说：“天无绝人之路！你看，平时这个厂不招工的，你一出来就招工了。”激动归激动，可是我的身份证还扣押在万鑫呢，我向万鑫鞋业的围墙跑去。
由于万鑫限制员工出入，如果外面有人想找里面的人时，就会扒在员工从车间到宿舍的那段围墙上等候。此时正是中午下班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扒在围墙上了，我也扒在围墙上朝里张望，远远地看到几个老乡往宿舍去的背影，我大声喊道：“齐远玲！齐远玲！”几个女孩子回头看到我后向我跑来问忠勤的情况，我大概说了一下，并说要借个身份证与忠勤一起进劲亮手袋厂。齐远玲让我等等，她飞快地跑回宿舍取出身份证递给我。
下午上班后，我拉着忠勤挤到人群前面将身份证递给劲亮手袋厂的保安后就站在门口等面试通知。过了约半个小时，保安队长拿着一小沓身份证点名进去面试，并将另外一大沓身份证退还给没有进入面试的人。我与忠勤，还有另外十几个女孩在一大堆羡慕的眼光中走进了劲亮手袋厂的写字楼。
我们依次排队进入总经理室面试，总经理是个很阳光的大男孩，穿着苹果绿的Burberry体恤，白色短裤下两条白皙修长的腿轻轻地晃动着。他咬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让我们背诵出生日期、身份证地址、身份证号码，我努力地抿着嘴好让脸显得圆一点，因齐远玲是娃娃脸。
总经理又让我们拿出毕业证书，我说我高中毕业但毕业证没带，我是这群人中唯一的高中生，也有几个女孩子说初中毕业证没带。他挥挥手说：“不用看啦，我出题考考你们就知道真假啦。”他给初中毕业生出的题目是5/9等于多少，给我出的题目是23/79等于多少，要求口算。
面试成功后，他喊文员进来给我们分宿舍，并且要求明天就上班。
去宿舍时，我悄悄地给忠勤说：“早知道这么简单，我就报大学毕业好了，估计他会出个三位数除以三位数的题目给我口算。”
晚上下班时间，我戴上万鑫鞋业的厂卡进入万鑫，告诉几个老乡情况后，在她们的掩护下，我将行李扔出围墙，并在她们的帮助下翻出围墙，忠勤已在围墙外等候接应。
冲过凉，我与忠勤并排躺在劲亮手袋厂宿舍的床上，我告诉忠勤，以后要叫我齐远玲了，别喊漏嘴了。
想想我将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这里，感觉有点好笑，我摸摸鼻子，却摸下了一块皮:今天与忠勤跑了半天鼻子被太阳晒蜕皮了。
第二天晚上，人事部文员怀抱个文件夹到了我们宿舍。
她给我们介绍她大嫂时，我才知道人事部文员是河南人，因看到我们的身份证地址才给我俩一个面试的机会，并且安排我们与她嫂子在一个宿舍里互相作伴。
但是她嫂子在十几天后因不适应辞职回老家了，此时整个厂只剩下我们三个河南人，其他的都是重庆与贵、川籍。
作为祝合鞋厂的分厂，劲亮手袋厂主要是以生产手袋为主，但是往往又会根据总厂的订单来安排实际生产，祝合鞋厂在劲亮手袋厂新建一条成型制鞋流水线来满足日益增多的订单。我们这批人就是新建的成型流水线工人。
我与忠勤被分配到中段，她给鞋底刷香蕉水、我给半成品鞋底刷香蕉水，我们工位前后相邻，她工位的上方是循环式封闭烤箱，我工位后大约两米的位置是一个长度在十米左右的半开放式烤箱。
忠勤因为胶带的事情一直心事重重，我找到她说话时，她才强颜欢笑地与我交流，更多的时候她与她的搭档相对无言，一个人默默地给鞋底刷香蕉水。我们的工位属于白痴型工位，不需要动任何脑筋，只需要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就可以了。在这种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的模式下，我的心也渐渐趋于平静，不去想高埗宝元的试水、也不去想大朗茵宝的探汤，只想着下班后躺在床上可以看一会儿书……一个月后，忠勤再也无法忍受心理的压力辞职，与万鑫鞋业的几个老乡结伴返家。
生产课雷课长来通知我到厂长办公室去，去了后才知人事部文员辞职，目前厂里只有两名高中生，厂长想在我们中间选一个做文员。
当时厂里偷盗成风，衣服洗了挂在顶楼晾衣台上没等干透就失踪了，我在连续把所有能穿的衬衫丢光以后，决定不买衣服了，即使身后的烤箱温度达到300°，我每天只穿一件深蓝色的厚工作服上班，额头上的汗水干了再淌、淌了再干的时候一摸一把盐屑，工作服后背上也留下一圈圈盐渍。
我与那名高中毕业生终因形象欠佳而落选，但是雷课长不知厂长找我干嘛，所以他倒对我留意起来，没事时就跑到我旁边坐下，连带着线长席运强一看到雷课长来了也一路小跑地跑到我工位上装模作样地拿起刷过香蕉水的半成品鞋来看，我也懒得搭理这个重庆的雷课长与贵阳的席线长，他们问我时我回答一句，不问时我默默地做着手里的事情。
有次路过保安室，一保安叫住我，问我是哪里人，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是老乡。他说他也刚进来，后来的几天，他又介绍他的女朋友和妹妹给我认识，然后又介绍食堂打菜师傅给我认识，他们老家都在河南西北方，我能听懂他们的方言，他们却听不懂我的方言，我只好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所以也没有觉得与他们有多亲近，只是吃饭时饭盆里的肉多的吃不完，还有礼拜天时不在进进出出一个人了，那保安的女朋友会来宿舍邀请我与她们一起出去走走。
保安带着他女朋友、妹妹与我一起去东莞可园，那是我到东莞一年多以来真正意义上的游玩。
一进入可园，就看见一湖碧水，两边走廊环绕，对面的水榭上迎春花正开。沿着走廊依次是可湖、可洲、可轩、可堂、可楼……可堂前并列四条庄严大气的红石柱，墙壁上挂满了字画。当沿着逼仄的楼梯登上可楼时，我想当年住在这深闺的女子也曾踏过这一层层的木楼梯，她们唯有登上可楼、极目四望莞城时才能一展凝眉。
我顺着游廊走到擘红小榭里，看到一副对联:烟花一放惊寰宇，香荔千年梦故乡。
出了可园，我从保安老乡手里接过甩炮，狠狠地朝地上摔着，甩炮在我们脚下炸响，似乎要把刚才的那场游园梦惊醒。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被震耳欲聋的炮仗声惊醒，穿好衣服跑到宿舍走廊看时，只见舞狮人踩着鼓点在厂门口闪跳腾挪，厂长高举着红利是在前面引导着，狮子或凑到红利是前眨眼、或在地上慵懒地打个滚，一步三摇、亦步亦趋地跟在厂长身后绕着整个厂舞了一圈以驱邪避讳。
春节期间三个台湾高管都回去了，只有中方厂长在厂里照应。在高埗宝元时也有中方厂长，人事主管向我们介绍中方厂长时说他是员工的依靠，如果在厂里受到劳务方面的事可以找厂长解决……经历过几个厂后，我才明白强龙难压地头蛇，更何况港资与台资企业都需要一个在地方上吃的开的本地人对官方协调，对内部工人么，嘿嘿。
忠勤走后，我与忠勤的搭档——四川南充人钱芳走的比较近，她才十六岁，刚初中毕业正逢劲亮手袋厂招工，就被她在祝合鞋厂的姐姐带过来打工了。
我怜她年龄小、爱她的纯洁天真，所以吃饭时两人常结伴而行。这天吃过晚饭，我坐在宿舍里看书，钱芳进来说食堂打饭的老乡请她来喊我，我问钱芳：“人呢？”钱芳说就在楼下，我放下书下楼，老乡正蹲在公示栏旁边，看到我他站了起来：“老乡，今晚请你看电影好啊？”我犹豫一下答应了，反正放几天假也没事，我让他稍等一下，我到楼上拿把伞，雨淅淅沥沥地在下。
从影院出来的时候路灯已亮了起来，昏黄的路灯下细雨密密地斜织着。老乡问我要不要吃河粉，我说不饿早点回厂里吧。我撑着伞与他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才知他姓刘，是三门峡市人，未婚……
他忽然从我手里抢过雨伞斜挡着他的上半身，我惊讶地看着他，走了几步后老乡把伞还给我：“刚才看到食堂李姨了，让她看到我与你走一块儿，明天到食堂她又该笑话我了。”我纳闷：“她笑话什么？老乡看场电影怎么了？”老乡嘿嘿地笑着没有说话。
第二天晚上，钱芳跑到我宿舍里忍不住笑：“远玲姐，你那老乡又在楼下等你了。”我说他爱等就等好了。
钱芳说：“你都不知道多恐怖！他蹲在那里，我路过他身边时他抬起头看我，那脸像鬼一样！”
我也笑了：“你平时吃他打给你的肉时怎没觉得他恐怖？”钱芳用手在脸上比划道：“真的，他抬起头时，灯光照在他的脸上，眼白那么大、嘴那么尖！”钱芳不放心地说：“远玲姐，以后不要与他一起出去了。”
我想起那老乡也确实搞笑，有次他递给我一封信，指着信封上的“XB”两个字母问是谁后又说肯定是男的，因地址是部队的。我有点恼羞成怒地说：“我男朋友写的。”他有点吃惊：“怎么没听说你有男朋友？”我说：“你没听说的事情多着呢”。
后来有段时间在食堂没看到他，遇到保安老乡时谈起，保安老乡说他偷人家裤子被保安队长现场抓住，开除了。
保安老乡说：“不想提他，丢咱河南人的脸！”我笑了：“这厂里又不是他一个人偷，他只不过没有后台而已，那些人偷的衣服不方便在这里穿都送到祝合鞋厂里的亲戚老乡穿，祝合鞋厂丢的衣服又都送到这里来穿。”
我曾看到后段段长穿着我们生产的皮鞋出厂门，进来时却变成了凉拖鞋。
春节后，席长回来了，他满脸有掩饰不住的喜气。有次走到我旁边掏出一把糖：“齐远玲，我结婚了”。
我连声恭喜并问他爱人在哪里，他说在祝合鞋厂。席线长说雷课长在他结婚时包了个大红包，过了几天就是雷课长二十四周岁本命年生日，他想集整条线上的同事们开个Party给雷课长庆祝一下，我说这个想法很好。
席线长说差个主持人呢，想请我主持。
我们借了食堂举办生日Party，中间空下来当舞台，众人围着舞台团团而坐，食堂外的窗户上扒满了手袋车间的员工，连台湾高管也挤进来看雷课长的生日Party。
原来平时在流水线上蔫不出溜的员工中竟然卧虎藏龙，那晚有吹笛子的、有唱歌的、有跳霹雳舞迪士科的、有说快板的，还有说三句半的，看来那些同事们都用心准备了。
当我们邀请当晚的寿星也表演一下时，他走到场地中央唱了首《萍聚》，当时他的眼睛亮的似乎汪着泪。他唱完以后提议让主持人也唱一首，由于我五音不全，很少在众人面前唱歌，盛情难却之下我说那就朗诵一首汪国真的诗吧。
这首诗是小波写在信里寄给我的。
《妙龄时光》——汪国真
不要轻易地去爱
更不要轻易地去恨
让自己活的轻松些
让青春多留下些潇洒的印痕
你是快乐的
因为你很单纯
你是迷人的
因为你有一颗宽容的心
让友情成为草原上的牧歌
让敌意有如过眼烟云
伸出彼此的手
握紧令人歆羡的韶华与纯真
生日Party过后，整条流水线的工人出奇地亲密起来，雷课长也不再在每天的早会上扬着鞋子咆哮“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话了，每次一听到这话，我常想台湾高管如果听到这话会怎么想？他每天在线上巡检时常常拍拍男工的肩膀鼓励道“要得”！除了席线长经常到我工位上坐下聊天以外，我工位前的男孩子们也在完成他们的工作后走到我工位上坐坐，谈谈各自老家的风俗人情，或是帮我把废香蕉水塑料桶拎到废液区。
前梆机操作员张云龙还是个大男孩子，大大的眼睛，笑起来时右脸颊上有个酒窝。流水线他下班最早，他手里的事情一结束立即像个猴子似的蹿出车间，有次唐三虎趁他不注意在他后腰上系一根长带子，等他飞奔时，带子在他身后翻飞飘动，惹的整条线的人哈哈大笑，连一直板着脸一心想树立管理者形象的席线长也笑弯了腰，他边笑边喊：“龟儿子！慢点跑！当心摔脑阔（壳）。”
那天，张云龙下班后磨磨蹭蹭地走到我工位旁蹲下说：“齐远玲，等会下班我想请你看电影。”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长睫毛，我说“好啊”。每次说电影院，其实并不是我们印象中宽宽大大的电影院，而是本地人把自家的楼房重建成一个个小型影院的模样，然后再找些盗版的录像带来投影到大屏幕上。
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张云龙买来花生与汽水递给我，我拎着顺手放在我们中间的座位上。
那天看的是九点后中场，谁知放的是三级片，我尴尬的要命，头也不敢抬，只好低头吃花生、喝汽水把那场电影捱结束。
第二天吃早饭时与钱芳谈起昨晚的影片，钱芳问：“远玲姐，你不知道？中场与晚场放的都是三级片，我们一般看早场的。”我点点头：“难怪当时影院里基本都是男性。”到了班上，唐三虎看我的眼神有点似笑非笑，趁我低头刷香蕉水时他与张云龙挤眉弄眼地朝我呶嘴，待我抬起头时，他又一本正经地从循环烤箱里取出鞋子。
晚上，张云龙又蹲下来邀请我去看电影，我一本正经地拒绝了他。
鞋子订单不忙的时候，我们到三楼手袋成品车间帮忙打包。有次，听到窗外有人隐隐约约地喊“齐远玲”，我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工友说外面有人喊我。
我站起来向窗户走去，一看是冯冯来了！我写信告诉过她情况，并说我们车间旁边就是一条巷子，如果找我在巷子里喊我就可以了。
好不容易等下班，我冲出大门，冯冯已经站在厂门口等我了，我抱着冯冯激动地讲别后的工作与生活。
冯冯说姚儿也在万鑫鞋业呢，我说是呀，告诉冯冯有次遇到姚儿的情形:她与万鑫鞋业的一个保安在逛马路，看样子像谈恋爱了，因为那保安搂着她的肩，还因为姚儿当时非常漂亮，她穿着海军蓝镂空衫，白色绣花蓬蓬裙，皮肤吹弹可破。
我说：“姚儿看起来像小仙女儿似的。”冯冯笑：“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
我说那次遇到姚儿以后，并没有再与姚联系了，那个与她轧马路的保安姓杨，长的虽然清秀挺拔，但是专挑老乡下手，我说：“有本事去祸害外省人啊，专门祸害咱们老乡，万鑫的老乡都说他‘老乡老乡，背后一枪’，那人坏呢。”晚上，我写了个借宿申请找厂长签字，领着冯冯进了我宿舍，两个人还像在高埗宝元鞋厂一样，一起冲凉、互相擦背。
冯冯看看左右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工厂，于是也咬牙进入万鑫鞋业。
我们下了班后经常坐在厂门口的便利店里喝汽水、聊今后的打算。在茫茫的打工人潮中，我觉得我们平凡的走在其中立即就被淹没翻不起一丝浪花，我告诉冯冯我看不到未来，如果这就是打工生活，那我不如多看点书，寻求精神上的出路。
就连这种见面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到书店买书看。因为万鑫鞋业管理的越来越严了，冯冯她们只有在发工资的那一天才放假，以方便员工将工资通过邮局汇回老家。
为了方便员工汇款，篁村各个厂里错开放假。
大概过了二个月，我收到一封来自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九潭村的信，原来冯冯与姚儿一起离职去了与东莞石龙接壤的惠州。
由于一直用齐远玲的身份证，这给我带来很多不便。
厂里通知未婚者需要在老家开一份未婚证明交到人事部门方便计划生育管理。我想了想写封信按齐远玲的身份证地址寄过去，信封上直接写齐远玲父亲收，我把情况在信里写清楚，然后请他帮忙在大队开个未婚证明寄过来，同时寄去的还有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很快齐远玲的父亲就把未婚证明寄给了我。
人事部门又贴出通知，要求我们将身份证号码再次签字确认，因为公司要替我们缴纳养老保险金。
我想我还是先辞工回去重新办理身份证吧。
我把想法写信告诉冯冯，冯冯说不妨到她们那里去，她那里是香港老板，管理没有台湾人严格。
收到春林的信后，我向席线长递交了辞职报告。席线长问大家在一起合作的很融洽怎么就想辞工呢？我低下头说打工终不是长久之计。
七、驿站之九潭
从东莞石龙有直接去博罗九潭的车，我按照冯冯给的路线直达九潭。
冯冯到车站接我，与她同来的除了姚儿，还有刘明珍，冯冯与生俱来的凝聚力使她身边总是有忠心耿耿的追随者。
我跟她们到了厂里，这厂更像一个手工作坊，除了几台针车，其他都是手工制作，包括鞋子成型，下料、手工折边、针车、成型、包装都在一个车间。厂里除了十几个外省人，还有十几个本地人，主管阿黄是广西人，老板是香港人，弟兄俩合伙开的，称做大、小陈生，老板的叔叔陈生在厂里做顾问。
我到了这里后，鉴于这个手工作坊没有我的用武之地，我就做做统计兼成品仓库保管，还兼顾问助理:那个老顾问一来到厂里，我得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跑。
冯冯看那老顾问总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说话，就告诫我当心那老色狼，我说：“他敢对我动手动脚试试，我一脚下去能把他踹死，信不？”
那个七、八十岁、走路摇摇晃晃需要拄拐杖的老顾问，竟然包养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四川籍女人，这个女人的妹妹、妹夫也都在厂里做工。
我们私下一直觉得老顾问应该包养的是妹妹，因那妹妹天生一副魅惑人的模样:走路时薄薄的身体左右摇摆如风扶柳、吊梢眼左顾右盼。姐姐倒留着普普通通的学生头，她正常都是在宿舍三楼最西边的房间里呆着，除非老顾问回香港了，她才到车间做做手工打发时间。有次冯冯问姐姐怎么与陈生走在一起了呢？姐姐说她与陈生之间相见恨晚，她与陈生是因为爱情才在一起的。后来到了宿舍我撇撇嘴说：“她琼瑶的小说看多了吧？”姚儿嗯嗯地说：“如果每个月不给她钱用，看她还说不说爱情。”姚又吐了口唾沫眯着眼睛笑：“她妹妹像苏妲己一样！”
我的到来缓解了冯冯她们的经济紧张，听说她们有两个多月没发工资了，冯冯说馋的想吃饼干，我大方地领她们到商店：“想吃什么就买，我付钱。”她们挑的都是高油脂、高糖分的油炸食物。
过了几天后我才知道她们馋的原因:食堂在最初的十几天还能烧一个荤菜与一个素菜，那荤菜也是薄薄的肉片炒辣椒，后来渐渐变成鸡杂碎炒辣椒了。
我与冯冯比较清闲，常在烧中饭的时间从车间后门溜到食堂看师傅烧菜，并帮他择辣椒、洗空心菜。
食堂师傅是五十多岁的本地人，我们给他帮忙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吃烟与我们说说话，他觉得很对不起我们，老板好久没有给他钱了，他没钱买肉给我们吃，只好买鸡杂碎收拾干净烧给我们吃，他说他女儿也和我们一般大，都是长身体的年龄呢。他有次从包里掏出个芒果让我与冯冯在食堂吃掉：“够亚过啦（就一个）。”
我与冯冯安慰他说我们胖的需要减肥呢，实际上哪里想减肥？我们没肉吃就猛吃饭，因为菜的份量只有一点点不够下饭，我就与冯冯到集市上买来辣椒粉，拿到食堂用油一炸，喷香！我们把辣椒油拌在菜里，一顿一大碗饭，辣的嘴里喷火时又去买冰淇淋吃，贫穷而年轻的肠胃什么都可以装进去。
贫穷而年轻的双脚哪里也都可以去。
我们在一个礼拜天，决定去宿舍北边的山上去玩，根据我的判断那应该是罗浮山。
初到九潭时，我曾在集市看到有荔枝卖，就问亚婆：“给多亲亚根（多少钱一斤）？”亚婆说：“撒塞闷（十四块）！”好贵啊，我问能不能“平亚点呐（便宜一点）”。亚婆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限于我的白话水平只能简单的日常对话，只好秤了“亚根（一斤）”到宿舍给她们尝尝，包括我也是第一次吃荔枝。
我用苏轼的诗“日啖荔枝三百颗”来鼓动她们三个一起去罗浮山。一大早，我们四人遇水趟水、遇沟翻沟朝着罗浮山的方向走。真正的是看山跑死马，明明看到山就在前面，可是临近中午，罗浮山依旧是在云遮雾掩的不远处。
虽没有到达罗浮山，但我常站在还没有通车的马路上遥望那座山，感觉苏轼离我很近，以至于我觉得我与苏轼在冥冥中探讨他的前赤壁赋:那是一个雨后的清晨，东边的天空还是一片彤红，我一个人早起沿着那条新马路跑步，太阳渐渐升起，路旁的芭蕉树苍翠欲滴，鸡蛋花树在晨光里绽放出一簇簇鹅黄色的花朵，番石榴树上挂满青圆的果实，我驻足观看着热带植被，无意间回头看到远处的罗浮山山顶云雾缭绕，山脚下的荔枝林层林叠翠，耳边似乎传来音乐声，待仔细凝听又听不到，抬头看看四周又觉得那音乐声就是从碧蓝色的天空里倾泻下来似的，顿时浩浩乎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内流满面，直到有一辆摩托车在身后鸣笛才如梦初醒。
回到宿舍，湖南的阿勇只穿一条长裤光着膀子坐在走廊上发呆，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如此，脸不洗牙不刷地坐着发会儿呆。
我们的宿舍楼有三层，一楼是另一家鞋厂的厂长住了整个一层。
沿二楼楼梯上去，东边第一间是另一家鞋厂的一个男孩子住，他来自贵州。东边第二间是我们厂的男生住，约有五六个男生，分别来自于四川、贵州、湖南。最东边一间是我们女生宿舍，约有十几个人，分别来自于四川、贵州、广西、河南。女生宿舍东边的走廊上扔满了各种生活垃圾，以至于窗户都不敢开。楼梯最西边的三间是主管阿黄住，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第三任老婆。
三楼最西边是大、小陈生住，个子瘦小的大陈生有时会带一个丰肥且妖娆的女人来住，他们说那女人在石龙做“鸡”。三楼最东边住着顾问陈生与他的四川情妇。
这个厂里不用加班，早上也要到八点半后才正式上班，遇到下雨天，本地人经常迟到早退，广东的雨水又特别勤快。
大、小陈生也很少来厂里，他们脱离开香港老婆的管束，尽情地徜徉在东莞石龙的“鸡窝”里。
男生门经常拿个黑塑料袋去厂后面的香蕉树林里找串香蕉套着催熟，其中一个湖南的小伙子忙着喝酒，一双通红的眼睛在白白净净的脸上更显迷离，我们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小白兔”。
贵州、广西的女孩子们忙着与其他厂里的老乡们谈恋爱。
还有一个本地的女孩子又黑又瘦又高，就像豆芽菜一样，我们叫她“老瘦狗”，因为她帮本地人与我们骂架，像狗一样见人就咬。
这故事还得从厂里一个叫柳燕的广西女孩子说起，柳燕长的很像何晴，嫁给本地人阿广，阿广长的典型广东河蟹脸，我心底下常为柳燕可惜。柳燕怀孕后，看到什么都想吐，尤其是看到我拿出鞋胶不是翻白眼就是小声骂“孬女”。有次她又骂时我忍不住说：“闻不了直接回家好了，不要来上班，又想拿工资又不想闻鞋厂的味道，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豆芽女听到后站起来指手画脚地用白话说那些“孬女”如何如何，冯冯听到不乐意了，说她不应该把我们外地女孩子都带着骂了，豆芽女仍不依不饶地一口一个“孬女”，冯冯忍不住也骂她：“你看你自己那副老瘦狗模样，我们哪个比你孬？”冯冯这一骂，把我们都骂笑了，说她形容的太贴切了。
老瘦狗看到我们大笑反有点不知所措了，她讪讪坐下低头做手里的事情。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打不相识。我们与老瘦狗她们这群本地女孩子，在厂里本来各自为政互不来往，因这次吵架反而熟络起来了，老瘦狗邀请我们去她家吃番石榴。
下班后，她推着自行车领着我们四人向她家走去。她家宽宽敞敞的两层楼房，外墙还是红砖没有粉刷，内壁涂抹的石灰有点发黄，她父亲坐在竹椅上正与邻居说话，旁边的水泥地板上一滩滩水渍尚未干透，看到我们进来后她父亲向我们点点头后继续与邻居说话。
老瘦狗领着我们到了厨房，贴了瓷砖的锅灶上有个铝盆，她掀起塑料罩篮，递上几双竹筷子让我们吃，原来她们把番石榴切开用盐水浸泡一下再吃，我尝了两块，有点咸不怎么好吃，老瘦狗则在旁边笑眯眯地问：“好吾好吃？”我们点头“好正”！她在竹篮子里又拣了几个放在塑料袋里，让我们带回宿舍吃，与她告辞时，昏黄的灯光下她父亲仍然与邻居在小声地说着话。
我们在路上讨论着老瘦狗的家庭环境，说与我们老家也差不多吧。
路过一家门口，我们看到番石榴树上的青果已发白，我们驻足看看，这家似乎没有人居住，那时九潭也有很多空房子，就如我们现在农村一样:人都进城打工了，只剩下乡下破旧的老房子与门前屋后年年春天开花的桃树，还有门前砖缝里的草。我们环顾四周，断定没人居住，于是四人齐伸手摘番石榴，到了宿舍用清水洗洗就吃，反而比盐水浸泡的要好吃。
于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到下班时间就去周围没有人家居住的空房子旁边找成熟的番石榴吃，或是掐一大捧鸡蛋花放在宿舍的空瓶子里养。
我们经常去不远的九潭街逛逛，九潭街沿河两岸弯弯曲曲的有几家卖衣服的店铺，在不大的店铺里居然看到有苹果绿的彪马体恤卖，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件，另外我与冯冯又各自买了一件同款不同色的字母体恤，姚儿则买了条短裙，刘明珍倒什么也没有看中。我另外还看中一件一字领的黑色印花宫廷式上衣，一问要九十九，我没舍得买，但是一直惦记着石龙火车站旁边书店里的八二版辞海，趁着她们不注意的空隙，我溜到石龙把那本辞海买了回来，但是也只放下蚊帐时才从箱子里掏出来慢慢翻看。
靠近九潭街有一两家糖水店，我们有时去那里吃碗绿豆冰糖水。一家糖水店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开的，干净但不怎么好吃，糖水有点稀薄。另一家糖水店是个阿婆开的，阿婆头顶已经秃了，但仍把两鬓及后脑勺上的白发用红头绳扎住挽个发髻，阿婆的桌子上总是飞着苍蝇，但糖水浓粘好吃。我们四个人轮流着在这两家吃，有时又做两组分别到两家吃。
有次吃着糖水，冯冯像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今晚我们要不要喝酒？上次回去听陆说你酒量很好，我还一直没有与你喝过酒呢。”姚儿用手指点着桌子：“啃啃，是呢，听说过，冯冯酒量也好呢，喝！”我说要喝的话就每人喝一斤，刘明珍说没有下酒菜，我说有花生米就可以了。于是四人到旁边的商店里买了四瓶泸州老窖，另外买了花生米与蚕豆，用塑料袋包好后遮遮掩掩地拿到宿舍。
回到宿舍，其他女孩子看老乡的看老乡、谈恋爱的谈恋爱了，宿舍里只有我们四个人。
我们把东西摊在刘明珍床上，她三人脱鞋坐在床上，我拿出四个碗放在各自面前：“一人一瓶，谁也别抢谁的酒哈。”
我们各自把酒倒一点在碗里，刘明珍首先尝了一口：“真辣！”她赶紧拿粒花生米塞进嘴里。冯冯端起碗邀请姚儿：“来！咱们先上上。”她俩吸一小口酒，就开始吃花生米与蚕豆，然后又端起碗象征性地抿一口。
我靠在上下铺的爬梯上问这么喝要喝到什么时候啊？要趁那些女孩子回来之前把酒喝完，姚儿已是满脸通红，她说喝不完吧。
我拿起茶缸，把瓶子里的酒全部倒进去后说：“你们看我，这样就能喝快一点。”我端起茶缸咕咕嘟嘟地像喝凉开水一样喝了起来，喝完，我把茶缸倒过来：“怎样？快吧？”
冯冯目瞪口呆地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天哪！陆庆云说你能喝，我还以为他吹牛的。”
我笑道：“到严玲、李原军家去玩，我那同桌的酒都让我给他代喝了。”我把茶缸递给冯冯：“也这样喝！”
冯冯无可奈何地说：“我匀三口可以啊？”
“行”！我答应着，看着冯冯的酒全部下肚后，我指着刘明珍与姚儿：“今天放过你俩，下次再单挑你俩。”我站起来准备爬到上铺，可是感觉天旋地转般浑身无力，我记得冯冯对面的女孩今晚去石龙老乡那里不回来了，我踉跄地扑倒在她的铺上。
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我浑身像水洗一样，想坐起来去冲凉，但是浑身无力，冯冯看我醒来：“你这一觉睡的舒服，我上吐下泻了一天还没停……哎！我又要去了，姚儿！拿纸陪我一起去。”
刘明珍捂着嘴吃吃地笑，我看她床脚下两瓶几乎没动的酒，想伸出手指着她训她一顿，但只能轻轻地说了两个字“叛徒”！又昏睡过去。
大、小陈生出现在厂里的时间越来越少，陈生听说也回香港了。我们也越来越松散了，姚儿每天放下蚊帐睡大觉，刘明珍每天坐在阳台上织毛衣，我则捧本书坐在阳台上看，冯冯每天一个人进进出出的好像很忙。
有次阿黄老婆穿了件白色皱褶的紧身无袖连衣裙，再加上她阿娜多姿的身材，很是引人注目，不仅仅是男人喜欢看美女，女人对同性美女也喜欢看，我禁不住也盯着她的衣服看，一看才发现她连衣裙面料是我们做的一款鞋子面料。
我告诉冯冯，冯冯让我不要多管闲事，她撩起衣服小声地说：“我在楼上做了条腰带，你看都是真皮的。”我问她皮从哪里来的，她说是以补鞋面为由问打版师傅要的，不方便在厂里做就拿到楼上另一家鞋厂做了。
我们的宿舍楼并没有冲凉房，要冲凉需到宿舍楼后边一排破旧的平房里，冲凉房的下水道有点不通，水流到平房旁边的污水坑里臭气熏人，白天还可以看到下水道及污水坑里游动着红色的线虫，我们在冲凉房里搁几块砖垫脚，平时都是女生先洗，男生看到女生洗好了才去。
那天我去洗时，正好贵州的细妹洗好出来，两个人点头打个招呼擦肩过去，我进去后插好门闩，脱衣准备洗时发现一块手表放在置物架上，我想肯定是细妹的，平时看到她戴着，我把她手表收起来放在自己盆子里，想等会儿回宿舍带给她。
冲完凉，我端起盆子到冲凉房门口的洗衣池洗换下的衣服。天渐渐黑了，蚊子越来越多，我边打蚊子边手忙脚乱地洗衣服，细妹走了过来问我有没有看到她手表，我心里一紧，想到刚才洗衣服时并没有看到盆子里的手表啊，我又把衣服一件件抖开放到水池里，盆子里依然没有。我摇摇头：“没看到，你再找找呢？”细妹到冲凉房里找后出来说没有，又到水池旁边也没有找到，她说：“我明明记得洗澡时取下来了啊。”
我心虚地说：“真没有注意到。”说完，我把衣服拧干放到盆子里说：“你再找找，我没有看到……蚊子真多。”
冯冯到楼上的鞋厂帮我做了一条酒红色的手表带，并且在手表带表盘两边各钉了一枚古铜色的梅花扣，很是古典华丽。我的手表是块银色的梅花表，与那条手表带不搭配，当时我说要是有一块黄铜色的手表才与这表带相搭。恰好，细妹的手表就是一块黄铜色的海鸥表，这下我有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嫌疑了。
冯冯悄悄地告诉我：“我还准备做两双鞋子，请人家打版师打版了。”我让她注意点，她说没事，相同的面料多呢，就如阿黄老婆的连衣裙。
我想起成品仓库里入库时多了两双黑磨砂皮的凉鞋，由于陈生不在厂里，这两双鞋子还没有入账。我装着收拾仓库，把两双鞋子放在黑拎袋里当做垃圾扔到后门处的芭蕉林里，想下班带回宿舍又觉得有点不妥，于是又折回宿舍拿了几件不穿的衣服与那两双鞋子一起寄回老家。
从邮电局回来还没有走到宿舍，突然下起了大雨，广东的雨说来就来，并伴随着阵阵雷声，做了亏心事的我一路心惊肉跳地向宿舍跑去。
刚跑到宿舍楼一楼，冯冯从楼上跑了下来，我看她眼里含着泪水，有点诧异地问怎么了，她咬咬牙说：“姚儿……”
我问姚儿怎么了，她说：“姚儿死气我了！她没钱用怪我把她带到这里的。”她大叫道：“我现在想跑到雨地里去淋雨！”
看着外面如瀑如注的雨已让天地混沌一片，我说：“好！我陪你！”冯冯立即冲进雨里，我也追上去，雨水好凉！雨点好大！我禁不住浑身颤抖，刘明珍冲上来递给我一把伞，我撑开伞追上冯冯，冯冯推开头顶的伞：“我不要！”她沿着新马路一路疾走，我撑着伞在后面一路小跑。
广东的雨说停又停，待我们从新马路回头时，头顶的暴雨渐渐变小，西边的天空上，太阳把乌云撕开，并从云缝里泻下一股股阳光瀑布，马路两边的黄泥浆水也哗哗啦啦欢快地流动着。
冯冯的脚步慢了下来，我收起雨伞问她心情好些没有？她抬起头粲然一笑：“好了！”她伸手拂开挂在脸上的湿发忽然惊喜地喊道：“彩虹！”只见一道彩虹出现在东边的天空上:一端入云，一端探进芭蕉园里。
天气越来越热，我到九潭已经三个多月了，这三个多月厂里没有给工人们发一分钱工资，我开始在她们面前装穷了，不敢说我还有多少钱。
我们十几个外地人每天坐在阳台上看本地人来上班后，才一个个搭拉着拖鞋慢慢摇晃到厂里去。车间里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地懒得说话，生产进度明显迟滞了，他们做着手里的活计，眼睛却前后观望，与其他人目光碰撞在一起时，他们又茫然地垂下眼睛看着手里的活计。
这个时间，厂里却出现了一个约三十岁的青年男子，听阿球说是阿广的哥哥，是香港老板请的中方厂长，他们喊他“黄生”。
黄生个子不高，头发不知是烫过还是自然卷，总有一缕卷发挂在额角，上身穿着粉红色的衬衫，袖口扣的紧紧的，手指上套着一枚厚大的黄金方戒，下身穿条孔雀蓝裤子，迈腿时会露出黑皮鞋里的白袜子。他每天骑着一辆幸福250摩托车来去，老远就能听到摩托车的轰鸣声，我们听到摩托车驶近的声音后都把头低下，装着很认真的样子摸索着手里的鞋子。他每天板着脸，抱着双臂在厂里巡视一遍，或是站在阿球、阿广身边说两句话就离开，听到摩托车远去的声音，我们都暗暗吐口气，抬头活动活动颈椎，或是放下工具端起茶杯喝口茶。
有个一个白白净净很文静的本地女孩子也住进了宿舍，她每天早上起来的很早到九潭街上喝过早茶后再来上班。
对于喝早茶，我很好奇，不知道她说的喝早茶究竟是喝什么样的早茶，直到顾问陈生情妇的妹夫随陈生也去喝过一次早茶回来后，我才有点了解，原来喝早茶就是去吃肉啊，因为陈生情妇的妹夫吃过早茶回来后，嘴角一直塞根牙签。
那天，那个本地女孩照例早早起来，我在姚儿的上铺听她咕隆一声：“谁翻我东西啊？”说完又听她说：“谁昨晚怎么连门也不关啊？”
我从蚊帐里伸出头，宿舍的铁门确实呈45°角敞开着，她走到宿舍门口叫到：“怎么这样呢？！”
听到动静，冯冯也从床上起来到宿舍门口看，她尖叫一声又把嘴捂住蹲了下来。
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赶紧穿好衣服从上铺跳了下来，走到宿舍门口，只见门口有几个提包底朝天仍在一边，提包里的东西杂乱地撒了一地，冯冯的红色毕业证赫然摆放在那堆衣物上特别显眼。
男生宿舍的门也敞开着，我们伸头看看隔壁男生宿舍，只见他们的裤子横七竖八地扔在地上，我们敲敲宿舍的铁门才把他们喊醒。
经清点，女生宿舍无财物丢失，男生宿舍阿勇挂在裤腰带上的一块表丢了，小白兔六十八元的全部家当一分不剩。他们庆幸幸亏没发工资，要不然损失更大，我庆幸我的皮箱被链条锁在床内侧，箱子里还有几百块钱毫发无损。
我们开始查问谁最后一个回到宿舍没有插门，经断定是广西的女孩子与她男朋友半夜各自回到宿舍后都没有插门。楼梯东第一间的贵州男孩听到外面响动也走了出来，据他描述如下:当天夜里，他在宿舍里练毛笔字时，有五个高矮胖瘦不等的男青年进了他宿舍，翻了一遍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后就去了我们的宿舍，临走让他好好睡觉，当他听到下楼的脚步声过了好一会儿后才开门到走廊上去看，却看到那五人就站在楼下的马路上没有离开，看到他出来后，那五人也站在那里与他对视，吓的他又赶紧回到宿舍插好门不敢出来了。
我们问他几点的事情？那五人哪里的口音？他摇头说不知道时辰，那五人说的普通话，听不出哪里人。
天亮到了厂里，阿广听说宿舍发生的事情后大笑：“你们再不关好门，这次是劫财，下次就是劫色！”
小白兔陷入无钱买酒的地步，他一边写信给在东莞厚街打工的老婆求助，一边在车间里发牢骚：“干个球啊？连工资都不发！”阿勇也停下手里的活计，拿着钳子在工作台上敲打：“赶快发工资，老板呢？”
小白兔站起来喊道：“你们还干个球啊？罢工！”他扔下手里的鞋子，端起茶壶出了车间。
阿勇把工具往桌子上一扔：“回去睡觉！”也扬长而去。几个贵州妹崽不约而同地放下手里的事情，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
几个本地人面面相觑问小白兔说什么，四川的陈元说：“他让你们干阿球呢。”说完，他把褂子往肩膀上一搭，喊道：“幺妹儿，回去歇歇。”他妹妹在冯冯的针车组里，幺妹儿看看冯冯又看看她哥哥，终于，兄妹俩也一起走出了车间。
过了没多大一会儿，黄生来了。这次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老婆与他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小家伙一放下地，看到什么都好奇，都想走过去摸一把，阿黄一边抓小家伙一边环顾四周。
他忽然发现车间里少了一小半人，就问：“人呢？”
阿球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剑眉星目长鼻阔脸，标准的中国美男子一个，但不能笑，一笑就呲出花栗鼠般的两颗门牙，他龇牙一笑，挥舞着手里的钳子划了一个圈：“他们要罢工呢。”
黄生脸顿时冷了起来：“谁？”阿广朝宿舍的方向努努嘴。
黄生把孩子交给老婆，一个人向宿舍走去，待他回来时，除了小白兔，其他中途回去的人又都回到车间。
黄生笑道：“大家好好干，大陈生有事回香港了，他过几天回来工资就会发给大家的。”小白兔的声音从后门传了过来：“过几天是几天啊？都仨月了。你让我们做，你发工资啊？”他手里拎着一把催熟的香蕉：“都没钱吃饭了，光吃香蕉又没劲。”说完又向宿舍方向走去。
黄生脸色铁青在车间里喊道：“下午必须来上班！”
下午，小白兔没来，车间里人更少了，柳燕与老瘦狗等几个本地女孩也没有来，快到下班时分，黄生骑着摩托车在车间里兜了一圈说：“晚上全体加班！”他撂下这一句话后加大油门冲出车间。
那天晚上不知怎么停了电。
小白兔依然没来，那天晚上他老婆从厚街过来，吃晚饭时，小白兔还与冯冯商量着要安排他老婆晚上在我们宿舍睡觉。
我们在车间里点上蜡烛，没电冯冯她们没办法踩针车，就全部到柳燕的手工组里做手工。柳燕那晚挺个肚子也来了，她与老瘦狗头靠头小声嘀咕着，我想她俩又是在说她们之间的小秘密就没太在意，就是在意我也听不全懂。
这时冯冯从她座位站了起来，走到幺妹儿身边低声说：“立即通知小白兔赶紧跑！”说完拿着幺妹儿的手工活看看：“今晚没电，这手工做的七扭八歪！”幺妹儿站了起来：“有点瞌睡了，我去个上厕所。”她向后门的厕所跑去，她再进来时向冯冯点点头。
不一会儿，黄生领着几个男青年进了车间，那几个男青年手里拎着木棒与皮带，其中一个青年在烛光里抡着皮带，皮带发出“嗖嗖”的声音像是要把这沉闷的夜给抽开，车间里的气氛霎时紧张起来。
黄生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小白兔，我们摇摇头的同时，也松了口气。
黄生双臂抱在胸前恶狠狠地说“便宜了他”！那个抡着皮带的男青年说“再碰到他，让他死”！黄生喊道“收工”！
我们回到宿舍，女生宿舍里两张拼在一起的椅子上摆着一瓶开启的酒、一包花生米、半只鸡、两双筷子，半杯残酒，还有一支正在流泪的蜡烛……
幺妹儿流着眼泪说小白兔两口子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也不知现在怎样了。
冯冯安慰我们说就几件不值钱的衣服不带也罢，还是命值钱，再说那么多的芭蕉林，他两口子往哪个芭蕉林里一钻，黄生他们找死也找不到。
第二天中午吃饭时，食堂师傅通知我们说这是最后一顿饭了，他实在垫不起伙食费了。
回到宿舍，我们躺在床上都不说话，默默地看几个广西与贵州的妹崽收拾行李，她们准备去投奔老乡。
冯冯出去转了一圈后，把我们三个叫到走廊：“明天我与他们一起回东莞，你们怎么办？”姚儿说：“我跟你一起去！”
冯冯看着我，我说你俩去吧。
说完转身回到宿舍放下蚊帐想:好赖先睡一觉再说。
第二天起来，天已大亮，宿舍里也比平时亮堂许多，冯冯与姚儿的床铺已经人去床空。
我与刘明珍站在走廊上，目送同事们或二三成群或形单影只地背着背包、扛着席子卷离开，离去的人没有回头也没有说“再见”，目送的人没有挽留也没有说“珍重”……
看到空荡荡的宿舍，我忽然感觉有点饿，就问刘明珍中午吃什么，刘明珍说只能吃泡面了。
我们一人泡了两袋方便面，坐在空了的下铺吃，幺妹儿进来收拾东西，看到我两气定神闲地在吃泡面就问我们准备到哪里？我摇摇头说：“不知道，还没有考虑好。”实际上我想还是回家补身份证，只是钱都差不多用完了，不好意思空手而归罢了。
陈元进来帮幺妹打包行李，看到男女生宿舍只剩下我与刘明珍时：“你俩个在这里太不安全了，要不与我们一起去惠州？”
刘明珍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我说“好”。
陈元带我们去的一个厂就在九潭隔壁的一个镇，依然是一个手工式的作坊，我们到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钟。
瘦高苍白的老板娘连让我们喘口气的时间都不给，立即让我们投入到生产中去。看来这家手工作坊式鞋厂订单很好，每个工人旁边都摆放着比他们还要高的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包括打版好的鞋面局部、手工部分、粘合一起等针车的鞋面、整个车好的鞋面，还有套在鞋楦上的半成品。一直做到天黑透了，老板娘进来看看说：“收工！”
我们与其他工人一起到了一楼食堂，看看电饭锅里只剩下糊锅巴，桌上的盆子里还有点榨菜丝。
我拿起饭盒装了一块黑锅巴，一咬居然还是凉的，旁边工人说这是中午剩下的，他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吃的。
幺妹儿看我实在吞咽不下去，就去找来开水倒在我碗里：“泡开冲冲，把那糊星子冲掉再吃。”
躺在三楼大通铺的时候，我悄悄问刘明珍：“我想回去，不想在这里。”刘明珍啜泣着：“我也想回去，可我连路费都没有……”
我算了算我口袋里的钱，不到四百块。广州到信阳的火车票硬座只要四十七块钱，再加上俩人路上吃饭，刘明珍到了信阳再转车回罗山的路费都足够了。
我说：“我有钱，你的路费我给你。”刘明珍哭的更厉害了：“这样回去丢人呢，连路费都没有……”“没事没事，只要人安全到家就行。”我拍拍刘明珍的肩膀。
我与刘明珍直接从东莞石龙上的火车，这倒也避开了那想想头皮都发麻的广州火车站。
到了信阳火车站，我掏出十五块钱递给刘明珍：“你到汽车站买回罗山的票吧。”我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看，刘明珍手里捏着钱还站在原地不动，我向她挥挥手权当告别，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记得在九潭时，有次冯冯横眉竖目地跑回宿舍问我是不是刚才把用过的姨妈巾扔楼下了。我说：“没有啊，我是去了厕所后才回宿舍的。”我回宿舍时刘明珍正在宿舍里洗一条姨妈裤子，当时我还问她怎么不拿洗衣池去洗。我望着刘明珍，她仍笑眯眯地低着头吃手里的零食，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冯冯气恨难平地说：“你什么素质啊？用过的姨妈巾怎么能扔楼下呢？还正好扔在阿黄的头上了，阿黄到车间骂的都听不下去了。”我说：“我没有扔就没有扔。”我不想与冯冯争执下去，就站起来到了车间。
想想一个不敢承认错误又不敢担当的人，还真不配做我朋友，所以最后与刘明珍分别时，我连一句“再见”及“保重”的客套话都没有说。
八、驿站之中途再稍息
到家时，我爸妈有点意外：“怎么不提前告诉一声？我们也好到火车站接你。”
我放下行李：“我估计你们收不到信。”
这几年我写了几十封信给家人，除了我爸在寄蚊帐的包裹里夹张指头宽的字条外，再也没有收到家人的任何回信。
我妈说：“懂事了，也知道东西矜贵了，这么远连塑料桶都晓得带回来。”我哪里就把个塑料桶当矜贵的东西了，只是把厚衣服放进桶里以备买不到坐票时在火车上权充椅子。
吃过晚饭乘凉时，我把这次回来的原因及经过讲了一遍。我爸叹口气：“只要人平安回来就好！”我妈连声抱怨说：“你就是个傻子啊！居然还被人骗的工钱拿不到！你就不应该回来，就住在厂里要！”
我无言以对，想到那个厂里比我厉害精明的人多了，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及时止损选择离开，我再傻也不会傻到拿身家性命去赌没有把握的事情。
姐姐听说我回来后，也带着外甥来看我，我搬出本像土坯一样厚重的书逗外甥：“小姨这次出去没给你带东西，就把这本书送给你好啊？”我指的是那本我背着冯冯她们独自去石龙书店买的辞海。看着姐姐疑问的表情，我说：“你不要看不起这书呢，这书九十八块钱，是收藏级的书。”姐姐接过来：“那放我家，我给你收藏。”
我妈对于我说没拿到工资的话一直将信将疑，终于在看我买东西存在畏手畏脚的状态时，她开始爆发了：“你看看人家洋洋，比你还后出去，出去不到一年，回来时给她妈买的金戒指还有金耳环，你呢？居然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掏不出来。”
我妈提到的洋洋我在东莞耳闻过其经历，我忍气吞声地解释：“我是按劳动得来的，洋洋的钱来路不正。”我妈气急败坏地嚷嚷道：“你管人家怎么来的钱？反正人家赚到钱给她妈买东西了。”我起身回到我的房间。
母亲平时嗓门就大，她看我回到房间嗓门更大了：“我养你们三个，没一个帮我赚一分钱！”她走到我房间门口继续嚷：“人家洋洋还准备给家里买冰箱呢。”我站了起来，拿起喝茶的杯子往桌子上狠狠一砸，桌子上的玻璃板顿时碎裂开来。
我去照相馆重拍身份证照片，据说要一个月才能拿到新身份证。我每天在家洗衣烧饭后就蜷坐在家里足不出户，哪里也不想去，连在东莞时魂思梦绕的河沙滩也懒的去了。
对门的大妈看我不大出门，就站在门口喊我出来乘凉，我妈也顺着喊我出来凉凉，我搬张椅子默默地坐在廊檐下。
大妈看看我小声与我妈嘀咕道：“你看这女子大了，别让她再出去了。”
我妈笑笑没说话，大妈继续说道：“你让她学个裁缝手艺，学好后就在明华布店里摆台缝纫机接活干，菜队的李明荣要在明华店里摆缝纫机，我没让咧。”
对于东莞，我是真的不想再去了，可是在家又没有其他适合自己的事情，大妈提到了我的前途与去向，所以我很认真地侧耳凝听，期望着我妈能应承下来，但是我妈仍然不置可否地笑笑，我失望地站起来给大妈打个招呼：“大妈，你们坐，我睡觉了。”
对于我妈冷淡的态度，我越来越怕在家里了，没事我就到街东头的爷爷奶奶家玩，有时帮她们把被子拆洗晒晒，有时靠着奶奶坐着一起看爷爷打麻将。
有次去奶奶家玩，正好遇见李家湾的表姑，我向表姑问好时，表姑问我是不是也在东莞打过工，我说是的。
表姑说她女儿与女婿在石碣打工，我听说过石碣但是没有去过。
表姑一脸得意：“二妮儿与尹保宽在石碣的一家电子厂呢，二妮儿在那里专门插零件，你尹哥在厂里做保安，两口子一个月近一千咧。”
电子厂在东莞属于高大上的职业，工作环境干净且工资高，没有关系很难进的。
我问表姑：“二姐怎么去的？”表姑回答道：“那时找人花钱进去的……哦，你尹哥这次回来了，准备带几个人去他厂里呢。”
我心动了，但是我仍然像没事一样与表姑说着话，等表姑一走，我立即央求奶奶帮我去表姑家问问，奶奶嗔怪道：“这女子，刚才你姑在这里你不问。”我晃着奶奶的肩膀：“好奶奶，你就帮我去问问吧。”奶奶赶紧捧着头：“好！好！我去，别晃了，晃的我头晕。”
奶奶当晚到了我家，说尹保宽这次就是回来带人的，一个人要三百八十块的中介费，也就是在电子厂一个月的工资，表姑听说我也想去，就让她女婿少收一百块的中介费。
奶奶问我：“想去啊？”我点点头。我爸说可以去，家里亲戚介绍的让人放心。
送奶奶回去的时候，我低声告诉奶奶：“尹哥要的中介费我没有。”奶奶说中介费的事情不用我操心，我抱着奶奶瘦小的肩膀说：“真是亲奶奶！”奶奶打了我一巴掌：“鬼女子，不给你就不是亲奶奶了？”
我吐吐舌头：“我发了第一个月工资就还你，等我以后回来还给你买桂圆与龙须酥吃。”我记得奶奶喜欢吃这两样零食。
我天天到那家新开的照相馆里催问身份证的事情，估计这两年我离开家那老板不认识，所以每次去时那年轻的老板总是推三阻四的，眼看着离出发没几天了，我在家急的直跳脚。不大归家的弟弟听说后出了门，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说：“姐，你放心，他如果在你上火车时还不把你的身份证给你，他的照相馆就不要在五里店开了。”
出发的前几天，表姑再次到奶奶家玩，她趁奶奶去烧饭的空当小声对我说：“荣儿，你到你二姐那里带什么东西？”
我立即明白她的意思了，我问：“二姐喜欢什么？”
表姑拍拍我的手背：“广东那里雪花膏贵，你二姐喜欢家里的美加净，她总是让我寄给她，要不你给她带一瓶？”
我点点头：“姑，你放心，一瓶太少了，我给她带几瓶，也省得你那么远跑到街上来寄。”
奶奶从厨房里端出菜：“你姑侄儿两说啥呢？”
表姑笑道：“荣儿大了，懂事了，不像以前我来时她都不理我。”
奶奶说：“可不是？好歹也到广东打过工呢。”
九、驿站之石碣
到了位于石碣镇的台达电子厂，我才知道这次厂里招的人员已经被几个保安与人事部门联合垄断了。
因为那天面试前，几个保安分别带着十几个女孩子一一交接给人事专员，那些初来乍到的女孩子也如三年前的我一样:好奇地张望着陌生的环境，压抑不住地叽叽喳喳着。
只有我对于这些熟视无睹，一个人有点沉郁地看着脚下的水泥路，我的穿着趋于东莞的流行风格，所以显得与那些才出门的女孩子们格格不入。
再加上几年流水线工作养成手脚麻利迅捷的习惯，在第一轮插零件的面试时，我十个手指共同运动，要求一分钟插完的六十个零件，我十三秒就完成了，看的人事专员目瞪口呆，她问我以前是否做过？我摇摇头，她走到人事经理前说：“破记录了。”第二轮面试是翻译英文单词与简单的英文句子，也由于在高埗与大朗两家正规台资企业工作的经历，那些单词与句子也很快翻译好，人事经理走到我背后问我什么毕业，然后又问怎么没读大学，我低下头没有说话。
面试上的女孩子们随着人事经理到了另一间培训室，进行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培训，虽然第一次听说这个质量管理，但我在课堂上还是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我弟弟还在厂外等着面试，这次他也与我一起来了。
我弟退伍时实际年龄才十九周岁，当团长的大表哥因我弟年龄太小不同意他复员，但架不住我弟在部队里闹，只好同意他复员，但大表哥没有将他的复员档案给他，致使他从部队回来后没办法安排工作，一直在家里东游西荡以打架为乐。
培训休息时，我立即向厂门口跑去，我弟隔着栅栏向我摇摇头，尹哥说厂里目前不招保安与男工，我以责备的口吻说尹哥没把握就不该把我弟带来，他现在已经来了怎么办？
同行的另一个复员军人李军说：“没事，我们到其他地方再找找。”
我看向我弟，他挥挥手说：“你回去，别耽误你了，你放心，我与李军在家里就认识的。”
李军是我同学李勇的哥哥，我上初中毕业时，李军刚从部队复员，听说他复员回来在村里做民兵营长的，想不到这次也出来打工了。
我把我弟存放在我口袋里的党员证与几十块钱都交还给他，有点不放心地目送着他与李军一路说说笑笑的离开。
为期七天的培训结束，我们坐在培训室里等待着，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将要分配到不同的生产小组里。
人事专员领着一个戴着眼镜白白净净的瘦小青年男子走到讲台前，拿出一摞培训表格然后指了指我，接着人事专员点我的名字，我站了起来，人事专员向我介绍道：“这位是生产部的马国强马主任，你跟他走。”
我跟在马主任的后边，看他的后脑勺上的偶尔冒出的几根白发、看他白衬衫里穿着的白背心……到了生产部二楼车间，他走向一位戴着蓝色肩章的女子面前，低声说了两句，然后回头对我说：“这是你的组长殷兰兰，这是给你的新测试员。”
组长殷兰兰白白净净的既斯文又温婉，鼻子很像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我顿生好感。
我点头向组长问好后又转回身子向马主任点头致谢，马主任笑笑：“跟组长去吧。”
殷兰兰领着我到一台电脑前，她向坐在电脑前的女孩子说：“申君竹，给你带个徒弟来了。”
申君竹靠坐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抬起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说：“好啊。”我忙不迭地点头：“师傅好！”
申君竹笑了：“别叫我师傅，就叫我名字好了。”我也笑道：“就是，你的名字比师傅两个字好听。”
第一次摸电脑，我感觉无从下手，屏幕上全是英文看不懂。申君竹说那一串串的英文就是一大堆废物，不需要了解，真正需要的是要看懂DPA分析的数据。她给我讲一个操作步骤我就用笔记下一个操作步骤的关键英文单词，按着这个笨方法，我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去。
台达厂车间里的生产小组，只有测试员与纠错员是两班制，工作时间是十二小时制，早七点到晚七点，礼拜天休息一天，如果加班将按劳动法的规定给予结算。其他工位几乎天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她们每月的工资连上加班费基本上与我的工资持平。整个生产小组生产的电子元件最后都汇聚在测试员这里进行测试，对于测试出不在数值范围的电子元件立即交付给纠错员进行线圈调整或焊点重焊，测试合格的电子元件才能进行最后的外观修整清洁及装盘包装。
当我能独自应付测试工作后，组长安排我上晚班。当我每天晚上七点准时来接班时，车间里灯火通明，其他工位上的女工们一边小声聊天一边重复着手里的动作，待夜里十一、二点后，随着她们的下班，车间里的灯光也逐渐暗淡，每个小组里只有测试员与纠错员头顶的灯亮着，还有我面前的电脑发出绿莹莹的光。与我搭档的纠错员是一个来自湖南的男孩子，他女朋友在另一组里，那女孩子每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后还跑到他身边撒个娇什么的，我对这一切仿佛都熟视无睹，对什么也漠不关心似的，包括我与他搭档大半年竟然不知他叫什么，除非得以叫他时，我就喊“靓仔……”
我每天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在心里默算数值范围，除了半夜十二点去食堂吃顿夜宵，其他时间一坐就是一夜，连厕所都懒得去，更不要说去享受每做两个小时就有十分钟休息的待遇。
我非常享受这不需要与人交流、也不会被人打扰的夜，我沉浸在跳动的数据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也都可以不想……往往我把白天所有生产的电子元件都测试完了，待第二天早上申君竹来接班时总是无事可做。
我与申君竹一个月一转班，轮到我上白班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专注着屏幕上的数据，两耳不闻车间里发生的任何事。
有一天靓仔趁我站起来到他的盒子里取修好的元件时，他低声说：“刚才主任在你身后站了半天。”
我“哦”地回应了一声，他又说：“难道你没发现今天我们这里非常安静？”我摇摇头。
他说：“主任站在你后面，谁还敢说话呀……唉！他又来了！”靓仔低下头用镊子把手里的电子元件线圈慢慢剥离。
马国强主任双手抱在胸前走到我对面站住说：“你跟我来一下。”
我跟在马国强的身后来到他位于车间东北角的一个开放式办公区域，他指了指他对面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你坐。”
我欠身坐在了椅子的前半部，他也坐了下来，双手放在面前一本摊开的笔记本上，我随着他的手看到那本笔记本旁边的空白处用钢笔画着一个深目凸鼻、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头像侧影，我不禁微笑了一下:我也曾在课本旁边的空白处画过大眼小嘴凹凸有致的美女。
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自己以各种面目存在着。
马国强首先问我是否习惯了工作节奏，我点点头。他说：“你工作很细致认真。”对于他的这句话我没办法回答，只好低下头。他继续问我是哪里人，待听到我的回答后他说：“啊？看不出来，另外从你口音里也听不出来。”我有点唐突地问：“马主任哪里人？”他说他是湖北浠水人。
我说：“黄冈市距离我老家很近呢，另外我老家到武汉坐火车也就二个多小时。”他笑了，身子往后一靠，双臂环抱胸前：“是吗？没有想到。”他又自顾自地说道：“我在武汉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了。”我说：“哦？难怪你的管理模式与我以前遇到的管理模式不一样。”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问：“你有什么心事吗？方便说吗？我看你一直不太肯与其他人交流。”
我望着他面前摊开笔记本空白处几个不同神态的男人头像侧影，我想“我”又有几个面目存在呢？
自从到了台达以后，我一直想着这几年的打工生活、想着老家的人与事，我想那个在地图上要定位到乡镇才能找到的五里店，我是再也不会回去了，我到了台达十几天后给小波写了封信，告诉他这是我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我向心里唯一的牵绊以一封信做了个了断。
但是不回老家在东莞又能怎样？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二楼车间将整体搬迁到位于石碣镇新城区的台达分厂，所以我们二楼车间员工都迁到外面一栋租住的宿舍楼暂时过渡一下。那宿舍楼呈“回”字形，台达分厂的工人住在东边一栋楼，其他三栋楼分别住着其他厂里的工人，大部分以男工为主，所以那楼梯过道上涂满了污言秽语，他们看到我们或是打口哨或是在路过我们身边时朗诵着过道上的打油诗“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他们念的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明白，直到宿舍里一个女孩子用一句家乡话“靠逼”来解释那首打油诗的意思，我才顿时明白，不禁厌恶这个鱼龙混杂的打工环境。
我继续在书店买书看以打发闲暇时间，偶尔我在《知音》上浏览一则则征友启示，看到一个扬州人的介绍还可以，于是按那个地址写了封信过去，扬州人很快回了封信，并随信寄来一张照片。
看到那照片，我在给阿莲的信上写道:又蠢又胖，关键还特土，衬衫比西装还要长，居然还打了个红领带，吓死我了！
一切幻想都破灭，一切前途又未卜。我能告诉马国强这些吗？显然不能，我低下头没有说话。
他看我又恢复了淡漠的表情后，他坐直身体：“想请你参加一个活动，我们与技术部、品管部联合搞了个演讲比赛，演讲比赛的主题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发表对生产上的看法或意见。”我想都没有想地摇摇头，他再度把双手十指交叉握住放在笔记本上：“你可以！你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这一个礼拜里你仔细想想选好题目，所有演讲的稿件我们都不预审，请你结合平时的工作自己发挥。”
演讲比赛在台达分厂如期举行，当时由生产车间十个小组各选一名代表、品管部十名跟组品管员、技术部十名跟组指导员共三十人参加。
时隔多年，当年的演讲题目我已经忘记了，现在只记得我选了一个自己并不在行的焊接技术对质量的影响做为主题来演讲。经过一轮轮鏖战，我最终拿了第二名，并获得二百元的现金奖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了。
礼拜六的下午，马国强走到组长殷兰兰那里让我提前一个小时下班，随他一起去会议室。
到了会议室，看到品管部部长、技术部部长、还有其他几个车间主任以及主任助理们已经团团围坐在会议桌前，他们对于我的到来有点意外。马国强走到移动白板前站住：“今天，是我主讲，我把我们的一个测试员也带过来听听。”
马国强在白板上用黑色水笔画了一个扇形：“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围绕着这个产品来开始讨论各个部门遇到的问题，或者出现的问题。”他并没有在扇形的图案上把遇到的问题呈放射性画出来，而是在扇形的底部朝一个方向画了条直线，然后把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在直线上画一条短垂线注明，渐渐地我似乎看到一条被剔除鱼肉只剩下骨架的鱼，马国强最后在直线的顶端画了个椭圆形，他用笔点着椭圆形的空白处说：“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像条鱼似的游到测试员这里。”
马国强抬头看向我：“你在测试工作里有没有发现这么多问题？”我点点头，他接着说：“品管员与技术员跟踪每一道工序，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问题？”
我想说那些焊接工位上的女孩子们手里的烙铁稍微停滞一下或提前一下留下的焊点就会影响测试的数据，但是我不敢班门弄斧，我只有静静地听他们讨论。
马国强最后说：“我今天把阿荣带过来开会，是因为她在演讲比赛中提到我们都忽略的地方，技术部要尽快修缮更加规范的焊接工作流程。”
结束时，马国强请大家到厂外的饭店吃晚饭，他看出我的窘态：“以后我们这样的研判会你也要参加，谁主讲谁请客。”
技术部部长是个拥有宽宽紫红脸庞的西北青年，他对我咧嘴笑道：“我想有一天能吃到你做东的饭菜。”马国强的助理孟萍揽着我的肩膀：“会有这一天的。”
我牵着孟萍的手：“要请，也是你先请，你口袋里那么多钱。”孟萍晃晃我的手大笑道：“你还记得啊？”
马国强也笑了“你们俩个啊，一个比一个犟！”
1995年，在校大学生已经不包分配，所以一过春节，厂里又来了很多大学生，他们一来就被分配到各个部门与车间做主任助理。
有时候，无论我们披上怎样的“战袍”、修饰怎样精致的面容，但都无法与那些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自身散发出来的气质相比较，他们身上自带一种从容不迫的精神与天下我为先的勇气，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人无法模仿的。
孟萍初到车间，她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可谓是发挥的淋漓尽致:遇到我测试出来的次品，她每天趁中午休息时亲自操刀来刨析原因再修改让我测试，弄的我苦不堪言。
再又一次被通知中午陪她测试时，我看着空无一人的车间忍不住了：“你总是让我加班，你给我加班费啊？”
孟萍听我说加班费后惊讶地问：“你是在要加班费吗？”
我也惊讶地问：“难道我不可以要吗？这里是资本主义工厂，不是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
我把电脑关机，站了起来准备去吃中饭，孟萍恼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你说！你要多少？我现在给你！”我推开她，自顾自地走了，听到她在我身后嚎啕大哭。
马国强下午来上班时，看到孟萍两眼红肿，问清原因后，他在晚上下班后又邀请技术部部长、品管部部长、孟萍以及我一起出去吃晚饭。
对于爱吃的孟萍与我来说，没有一顿饭解决不了的问题，当我与孟萍就蛇肉羹交换意见时，马国强问：“好了？”我放下调羹：“加班得付加班费！”孟萍：“成交！”
自那以后，我不再喜欢夜班了，我渴望着上白班，因为上白班我可以与马国强及孟萍他们交流某种我渴望得到的一种知识与境界。
我渐渐疏远与我同一批进台达的老乡，仅仅只是在放假时与其中的一个女孩子去石碣大桥与榴花塔玩玩，也只有她在我站在石碣大桥上看着滚滚东逝水吟诵着:“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时不会笑话我。
尽管她听不懂却仍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这足以慰藉我当时仅存的一丝雄心壮志。
我知道以目前我的知识结构很难在这个电子厂里得到提升机会，但是马国强似乎又给了我某种可能。我犹豫着彷徨着，不知怎么走以后的打工之路，我越来越沉默，心里却如火山喷发前的岩浆一样积蓄着想要毁灭一切的欲望:毁灭一切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
当听同事说厂外面又有人找我时，我犹豫着要不要出去见见来访者，因为那时老家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在台达上班后纷纷来找我，来找我的人基本上都是走投无路的，每每我五十块钱、一百块钱、二百块钱的周济他们，只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时间长了我有点承受不住就不大出厂门有点怕看到他们了:给钱吧，自己能力有限；不给吧，都是一个街上的，不能见死不救。
最后我还是带了五十块钱出厂门，去看看又是谁遇到麻烦了。却在厂门口门卫室那里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我跳道：“冯冯！”我冲到她面前抱住她，跳着、笑着。
即使父母从来没有回过我一封信，但是我一直持之以恒地给他们写信汇报工作情况，这也使我无论走到哪里，任何人都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我。
我与冯冯从中饭时间一直谈到吃过晚饭依然意犹未尽，冯冯说姚儿在家谈了一个大学生呢“真是憨人有憨福啊”，她说。
冯冯这次来到了东莞横沥的一家鞋厂继续做针车部主管，这么晚回去已不可能。我想了想回厂里拿出我的工作服与厂卡，让她穿戴好随我混到宿舍，同宿舍的申君竹在上晚班，有空床睡。第二天在餐厅吃早饭时，头天中午与冯冯在保安室门口交谈的保安看到冯冯后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又以宽容的笑容与冯冯点点头，算是默许了我私自带外人进厂的违规行为。
冯冯在横沥一家鞋厂里与厂长他们合住在一栋三室一厅的民宅里，老板则一人居住在三楼，我去她那里比较方便，于是每个礼拜天或是转班时我也有了出去。
冯冯的厂长看上去与我们今天射阳港的鱼塘老板没什么区别:黧黑的皮肤、高大的身材有点佝偻，白衬衫没洗干净似的泛黄，他整天搭着一双灰扑扑的拖鞋，皱巴巴的裤腿要么一条腿卷起要么两条裤腿都拖在脚下踩着。
冯冯说香港有钱的老板都这样呢，低调！
可我并不觉得那厂长有多低调，因为他一下子包养了两个年轻女孩，那两个女孩子也是扔在人群里毫不引人注意的人，却每天只穿条胸罩与短裙在大厅里来回走动，导致冯冯与小兰一回宿舍就关紧门以免看到少儿不宜的动作片。
这样倒也方便我与冯冯说说悄悄话，我给她讲我到海南儋州的一趟行程，冯冯看到我眼里的迷茫立即跑到楼下买来啤酒与香烟，我选择了香烟。
那夜，我与冯冯坐在不开灯的地板上长谈，基本上是我说她听，当我讲完所有的困惑与迷失时像被抽了筋一样软绵绵地躺倒在地板上，看着窗帘一点点变青、变白、再变红。
冯冯站起来跑到卫生间去呕吐，她问吸烟也能把人吸醉？我侧躺着想我们的这几年: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人与事，冯冯始终都能保持爱憎分明的立场与态度，就如吃酒与吃烟，她的身体能立即做出接受与不接受的判断并显示出来。不像我界限模糊到要用自身去慢慢消化那些不喜欢的人与事情。
十、停不下来的脚步
临近春节，我陪她去商店购买衣物，因剑波已复员到家，她这趟回去后将再也不来东莞了。
看着她给父母、晚辈及剑波购买的一大堆衣物后，我有点心动，对于上次离家时的誓言有点后悔。
冯冯看出我的心思，让我陪她一起回去探亲。
我找到马国强请假，他有点迟疑：“上次上报春节请假名单时，你没有报名？”
我点点头：“是的……我忽然就想回去了。”
马国强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还来吗？”
我再次点点头：“还来，只是想家了，想回去看看。”
马国强点点头，一边在请假单上签字一边说：“希望你按时返厂……”他头也不抬装着漫不经心地样子：“一个女人只有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持人格上的尊严。”
近乡情怯的感觉随着双脚踏进五里店越来越浓烈，最终我没有回我的家，而是连续在冯冯家住了两晚。
第三天早上，我看到我爸急匆匆地到冯冯家找我：“到家了怎么不回去？”冯冯的母亲在街上遇到我爸告诉他我回来了。
我拎着包随着我爸回家。家里只有我爸一人，我妈送大米到灵宝还没有回来，我弟在东莞近二个月没有找到工作后回来给人家开大货车跑长途，此时也尚未到家。
我放下包环顾着房间后抽开抽屉：戒指还静静地躺在抽屉里。我拿起来试着往手指上套，已经套不进去了。我坐在床上恍然如梦。
随着农历1995年的倒计时，我心里愈加惶恐。上次回来我妈说的话还历历在耳，如今我仍然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回来，我怕我妈回来还会重复上一次的谈话。
我到邮局打电话给马国强问能不能销假？如果现在返厂，春节期间会不会继续按三倍的加班工资给我？在听到马国强确定的回答后，我到剑波家里找到冯冯，告诉她我决定立即返回石碣。
剑波挽留道：“你的事冯冯给我讲了一点……我有个很好的同学，叫吉宏，你也认识，他现在在石家庄读军校，我也把你的情况给他说了……你们可以互相通信了解一下。”
吉宏？我认识，初中、高中都在一个学校里，一个长着大眼睛长睫毛、瘦高挺拔的男孩子，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我谢绝了剑波的这种挽留方式。
冯冯送我到火车站，我摆摆手：“再见！”我不知是与她说再见还是与家乡说再见，我头也不回地登上火车，火车嘶吼着一路向南。
后记
多年后已经体谅了当时母亲生活的不易，回老家后与母亲谈起那次都快过年了还是走掉的事儿。
母亲抹着眼睛说“那天你刚走，你弟出车就回来了，听说后立即开着大货车去追你，一直追到火车站也没能追上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