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早饭

假期在老家，头天晚上就与表姐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早餐店吃早饭。

记忆中，故乡的早饭是稀饭配馍。读小学那会儿，母亲煮好稀饭后，就安排我到街中心的大集体食堂买大白馍，当时的大白馍用传统的酵头发面，发好的面团经过工人反复揉搓后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剂子又被团成圆状醒发几分钟后上蒸笼。掀开蒸笼后，圆滚滚的白面膜散发着麦香，掰开白面馍时，里面一层层叠压着如白絮，吃起来很劲道。

后来大集体食堂解散，我住的革命街(更名过文教路，现叫做科教路)只剩下医院北边一家临街小铺在卖油条，端午节的时候还卖炸麻花。逢集时，有人在街边支个摊卖炸糖糕与炸红豆糍粑，炸好的金黄色糖糕整整齐齐地排在篦子里沥油，孩子们闻到红豆与菜籽油混合的香味再也挪不开脚步，纷纷牵着奶奶的衣角央求着买一个尝尝。街上赶集的人越来越多了，渐渐有了专卖早点的小吃店，但赶集的人已经统筹好时间，卖完山货后或交完公粮后，到小吃店里端一碗胡辣汤到对面的空地处坐在随身带的麻袋上听大鼓书，当然手里还夹着一个圆圆的葱油烧饼。

高中时，我就读于平桥中学，现在改叫六高。正长身体的年龄嫌食堂里煮的稀饭如"照影汤"般，喝了满满一饭盒不到两节课就饿了。犹记当时食堂师傅听我说稀饭如照影汤时，又气又恼的说小姑娘不要瞎说话，死人吃的才叫“照影汤”，我争辩说死人吃的叫“捞饭”。于是，我到学校门口买油炸韭菜盒子，或是豆沙面包，这是我记忆里高中时期早饭的味道。有一次到学校门口买早饭时，看到新开了一家热干面店，有不少同学坐在里面吃，于是也买了二两热干面准备尝试一下，当浓烈的胡椒味与芝麻酱冲入鼻腔，引得我涕泪直流，再加上热干面有点干噎难以下咽，吃了几口后遂放弃，刚走出小吃店的门口就在拐角处吐了，从此不敢再碰此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年五月，我与春琳、小姚、罗林从广州返回信阳。出信阳站时正赶上太阳初升，整个城市在睡足了一觉后显得生机勃勃，马路上与有轨电车并行的是叮叮当当的送奶车、在葱绿红柿茄紫韭黄的蔬菜摊位穿梭的是早起的人群，还有雾气氤氲里热气腾腾的豆腐脑与刚出锅的大油条，坐了二十四个小时绿皮火车的我们，早已饥肠辘辘，我们就近坐在路边的大排挡里喝着豆腐脑嚼着大油条，一个个吃的沟满壑满。对了，我老家的豆腐脑放糖，我们吃甜的。

那天早上，我在等表姐梳妆的时候，看到她对面一家店铺里的表婶(我昔日的邻居，现给其儿子看店)，捧着一快餐纸盒坐在店铺门口慢条斯理地用一次性筷子吃热干面。表姐所在的新市场店铺属于"三合一"场所。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离家三十余年老家人早饭习惯的改变，果不其然，我又看到有人三三两两地拎着一次性快餐盒回到店铺。我与表姐谈到这个发现，表姐见怪不怪地说："多省事啊，吃过嘴一抹，连碗都不用洗。"我叹道："那得造成多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啊。"表姐嘲笑我一嘴官腔，我俩向来习惯彼此揶揄不以为杵，遂去汽车路找早餐店吃早饭。

那天的早饭，我没有选择任何一家家乡口味的早餐店，而是选择了一家自广东返乡创业的肠粉店，我想我这辈子恐难再去广州了，但回老家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现在聊用广东肠粉以酬记忆中的青春。

与表姐吃过早饭后回我母亲家，母亲正端着一不锈钢饭盒往楼上爬。姐姐出来看到呵斥道："一端端三代"，母亲讪笑："真不假，端三代了"，记忆中父亲早上赖在床上不想吃早饭时，母亲就将早饭端到床头劝父亲吃了再睡。那天早上，我弟与我侄儿分别要三两、二两的热干面，母亲到早餐店里分别买了两份热干面再送给楼上的儿子、孙子吃。

母亲看到我似笑非笑的神情又解释道："时间长就沱了，不好吃"。

我故意问："我爸呢？我爸吃的啥？"

此时的母亲口气硬朗起来说："你爸看到热干面也想吃了，想吃他自己出去买！"说的我与姐姐不禁相视大笑，这老两口老了老了，倒互换了位置。

热干面是典型的武汉过早，信阳虽然与武汉生活习惯相似且又颇具渊源，但我平时并不曾留意多少武汉，直到前几年疫情发生，关于武汉的文章与金句越来越多，才让我想起第一次吃热干面的不堪。

今天，看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在马路上，一边端着快餐纸盒，一边吃着热干面，那才是地道的武汉人过早。"

忽然之间，有了再试吃热干面的念头，我想边走边吃不符合信阳人的慢性子，但去买几两热干面，再熬个银耳汤，陪父母在春曦中慢慢吃顿早饭，一定是件很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