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

有不礼貌的人总想知道我年龄。

你知道，年龄是女人的“房产证”。可在这百年制的合同里，男人只是喜欢新房，新房！更新的房！

而他们多数人连自己的行囊都没有，他们有的只是自己印刷的名片：

年少的，某某公子。年老的，统称绅士。

他们就能衣衫褴褛地闯进别人家说，滚开！这是我住的地方，就能摇头晃脑地休息一晚，再在墙上吐口痰。

我和陈浩在这片乡野四个月了，对我来说，他是个年轻有朝气的孩子，第一次见面，他没有掏出名片，而是向我要了张红钞。

那时我已经是个拿着稿酬的诗人，可黑头、黄斑和皱纹远远比名气和财气来得容易，聚集得密切。

它们攥紧了我的肌肤，在每次大落地镜前的照射里，它们比我诗中踏过万水千山的情人还热烈，它们拥抱我，抱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砸碎它，我验证了它，醉酒后扔下的一脚高跟伴着似乎在耳里哗哗响的奖金打着噼里啪啦的麻将。然而比清扫咧嘴嘲笑的镜子纹路显现出酒足饭饱模样后，用牙签抠下的残渣细碎更烦恼的是，在梳着漂亮黑马尾的售货员小姐的犀利眼中，还会涨价，过几天就涨价了的口吻里，把自己三个黑夜里的战利品输个精光。

付款时耳中倒是啵地一声，流出股腥躁的水，是前几天拿着养生中心的招待卷在浴池里呛了耳。我捏着拳头，破财免灾，得了个价值不菲的镜子还避免了耳膜炎的发生。

第三天我恰巧又路过那家店，又恰巧眼神溜到了那个同款的镜子上。

其实当天的一份通报上批评了我前几天庆祝时的醉酒姿态，我只是露出半个肩膀。从一方面来说我的酒品很好，没有大跳什么艳舞，说什么牛气哄哄却一文不值的傻话，我只是表演了个节目，可惜又可叹的是我穿的是西服而不是晚礼服。

面对的不是大礼堂昏昏欲睡的听众，领奖晚上酒席在座的，被称为老师的，比没见过，但神往已久却一本书都磕磕巴巴说不上来查百度又搜不到的弟子多。

我承认我还是有点过火，无良的某些同行又可以再次嘲讽我为：隐藏在情诗阴影里的人。

当初同行间看到我现代诗就急切地向编辑社询问地址，可当我接受某个答应要用一季月刊来介绍我并且附赠至少三本独家专访的杂志采访后，我的销量和热度在读者间就急转直下，我咬着薯片扯过杂志社给我寄来的单本，上面只有一页纸的三分之一篇幅来介绍我发表中老奶奶年纪的组诗，我抖开掉下的薯片碎渣，一起抖开我眼球的是旧诗的左上角放着我接受采访的全身照片。后面一页是动物保护组织花钱登稿来呼吁保护沉睡的冬眠棕熊，我是坐在椅子上，它是趴在巢穴里的，我穿着身地摊货里比较唬人的棕色大衣，我的大衣脱毛，而它的不脱毛。

我不是很能喝酒的，口角结着黄白色的啤酒印子，隔天的微信挂着辣椒，点进去其中一个，他们在讨论我是不是属龙。戴着隐形眼镜的我看着扎在镜子里的红色高跟鞋，不是散着稀稀拉拉的碎片，而是接着吃撑的大胖蜥蜴表演的吐水节目。

我摸摸自己的身体，他们都隔岸观火，每个群里的每个视频里，都证明了是一群人规规矩矩地轮流背着瘸腿老前辈的姿态，不，更确切的说是护住他们嘴里的“非保护传承性民俗技艺表演人”的架势，把我送到了家门口。我应该庆幸，只要有人有桌的地方，我的技艺就不会失传，而大多数民间传承还是要等着电视来还魂。

只有年轻的编辑小吴，把一份链接给我。她是新来的，又与我这个老资历对接，总喜欢把过时的鸡肋当作被人看一眼就失去了三分灵气的宝贝——广告效应类型的推广诗文征稿给我。

我重新收拾，准备继续工作，我点进那个链接，是南方地区最有名的娱乐报刊的网络版。好啊，这个杂志的受众广泛且奖金不菲。我从中仔细地找着征稿内容。在浏览中，我看见一个蹲在酒桌上，张开大口，像脱了半层皮又贴着如遇膨胀，不可食用可笑字样的香蕉人，跟在深夜超市老板勇斗小偷却发现是眼红毛黏的百斤大黑鼠的怪闻后面，它们或假或更假，但是我的照片是真的。我看看自己的那个小标题：考古学家携带古蛋壳于饭桌上孵化，惊现万年前吐水蚂蟥。

说到底，那些嘲笑和讥讽只是在有钱没钱都嚎半个嗓子的圈子里，打出水花又被更多的红包求推荐给淹没，而连我收到的所谓通报，也就是在小范围的传播，范围有多小，就两人知道，对了，现在多了个你。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在这个年纪，我觉得自己多少是些人物，我劝过不少架，其中一个在外浪荡多年的红糟鼻老汉都敢于掐着兰花指，翘脚在雪白枕头上，唾沫卡在摔碎的啤酒瓶上唱大戏似亮堂堂地说：

“你，是我一把拉扯大的！”

他红着最大的眼睛，他的嗓门嘹亮，声调中夹杂着西北的民歌，南方绵绵的软语，我仿佛看见在干裂的原上舞动的人影又在树下打落一地花，花上搅着民俗里称为“吊死鬼”的长虫。他似乎要喊冤一场，控诉一场，他打算把儿子的青春期当作智障期来嘲弄，而我是作为不光彩的亲戚角色拦着自己的堂弟，他黑痣通红，青春痘在他脸上爆开，火星迸溅般丝毫不差地烧在我们男方家属的衣裤上。

公寓的保安盯着我从争执中新得的“梅花”白衬衫说：

“艺术，不错呀！”

这就像我在商场里受到的侮辱。

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我戴着的宽大帽子几乎把我眼睛给遮住了，我又是近视，那个卖场破天荒地灯光黯淡，我的脸压在窗橱上，镜子的价格在我越来越尖细的三角里慢慢清晰，一片阴影又把我好不容易聚焦，从其他卖场传来的光亮挡住。

红着脸的大块头长着可以拿来敲人闷棍的脸，他衣冠不整，但既不呵斥我干什么，也不粗暴地动手，他只是看着我，除掉血丝就很干净的眼里喷着奇形怪状的火，我的脑里也是爆着热烈的火花，要把我的衣裳和帽子给烧融，把我的血液烤干，好让我成为一片橘红色的柿饼，带着阳光的松软。

他看着我从大镜子前拉回的视线，他拍手摆着胸口被扯掉的扣子的衣襟口垂着这家店铺经理的银色牌子，露出几条指甲刮出的白色痕迹和一指鼓起的血色山脉，我打算摘下帽子做自我介绍，顺便问问他：“我家缺面镜子，你要不要介绍下。”

哦，那是他的职责，那他非介绍不可。金钱未付，顾客至上，既已拿钱，弟弟滚蛋，我要装作自己是待消费的顾客，那我就该理所当然地再昂起三十度头颅。

“那个镜子，现在没人，去看看，看看。”

“是那个吗？”

“还有那个，那个以及那个，对了，啊，走后门！

“这么多啊？”

他双手蒙着眼，自顾自地说：

“但商场后门不要直接走，左边有个小侧门，是员工通道，右转到第二个拐弯口……那里，那里没有摄像头。”

我扳开他护住眼睛的双手，湿漉漉的，我露出自己以为是比较耐心又优雅的笑容，

他也笑了，鼻毛混着泪水和鼻涕招摇在人中上方，我开始想象它们滑滑梯似产出成千上万团鼻屎。

看清他斜着的嘴缝咬着佝偻的小孩带着轻蔑得逞的坏笑，我认为，他的鼻血应该像晨起的露珠顺着叶秆滴滴落下。

我扬手一钢镚落地的耳光。

我大大方方地走进昏暗的商场，看完价格后又摇摇摆摆地跨步出去，把捂在手心黄渍色的小票当作垃圾，飘在他如哈着舌头在晾晒的苞米上撒尿被人一脚踹飞的狗，表现出无二的惊愕和本能的恶恨。

我是恋旧的人，现在我有了两面镜子。

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了它们，我就可以办颇具情调的文艺沙龙。

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在街边十元三本，号称本本正版的小摊前徘徊。我认识的人都说，小摊老板们端茶敬水来招待前来看书的顾客。

我没喝到过老板的茶水，当我第一次战战兢兢地碰开一本封面，就像手脚大螃蟹地绑起来半天不能动弹，直直地鼓起煞是可爱的黑眼珠，以至于心爱的三角钱糖纸从我的口袋落在地上都没有在意。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呼吸压皱书本，老板没有把我扔进锅炉加上热水闷上几刻钟，他的唾沫只能在我的糖纸上长出四个白色痘痘，其中的三个很快就湮灭。

我路过了那个小摊，老板的下巴已经长着白色的短刺了。我是骑着自行车，前头的篮子里有我伯叫我代取的大耳机，它装在盒子里，盒子像顶轿子，单单看外表包装，就觉得里面也坐着红绿搭配的大姑娘，事实是总共听过两次，就被堂弟拿去炫耀哄抢在墙角，和黄泥作伴了。至于被伯放在供菩萨那么高的耳机，又怎么被萝卜丁堂弟拿手，以棍棒下出孝子的家教理念，被奚落在还没上学的堂弟嘻嘻哈哈地脱下裤子指给小伙伴看的白嫩嫩两瓣中，就着未来发生的事，有着饮凉白开吃西北风的味道。

我停下车，噘着嘴皱眉头斜眼地翻开五六七八本书，只是摆摆手看其中的一页，那页里的文字往往是打群架的阵势，有身影快得惊人浮出形态各式的虚幻，有大小不一的身形互相使绊，有倒着醉看世间荒唐，可它不是什么武侠小说，而是言情，在我单脚上车离开两个路灯的时候，小摊老板还埋在书堆里抽出更多未开封的书往瑟动的书页上摆。

言情有些励志，讲的是家里一面镜子都没有的人都能在文艺里风生水起，而现在的我有两面。

我说，我家有两面镜子，我对上了酒桌就是半辈子老朋友的周围人说，我，有两面镜子！

一面是学艺术的朋友送我的艺术镜，叫Face of dream。在我看来，这是个浅显的名字，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我要把它往哲学靠拢，而德国的哲学世界闻名，那么即使再浅显的东西沾上外国的大树，也应该是返璞归真的境界了，所以我的这个朋友也应该是个德国艺术家。他应该是颇有功底的，因为他原先就是个哲学家，苦心孤诣地学习《浮士德》十年，还翻译解释了叔本华的著作出版到英美，在他看到《瓦尔登湖》后，心灵的力量使得它脱离世俗，求学神学，他的拉丁文甚至比绝大多数神甫还标准，是的，我们是忘年交，他表达的意境，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凡人能理解的，其价值无法估量，我会显露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参加他葬礼的姿态来进一步抬高那个被我高跟鞋插出的艺术。

另一面比较世俗，是某个前知名房地产商送我的镜子，我等着有人问我：

“老师，这是求爱喽？”

我会说，哦，当然不是什么求爱镜，只是比赛金奖的附赠品而已，而比这更让我开心的是——那个老板送上欧洲风土人情一月游的风度翩翩。

当然，我说的老板是个在事业黄金期突发暴疾而去的人，除了常年习惯和秘书在办公室里熬夜加班的刻苦，并没有经济上的羁绊，但本身的经历又是剃不干净的骨头，我编的系列故事里故意露出的蛛丝马迹等着“明白人”们去琢磨，就会发现羊头狗肉里的查有此人是我疯狂的求爱者，他的死因可能就是对我求而不得的郁郁而终。这刚好印证现在很时髦的一句话——舔狗不得好死。而事实上我所认识的生意人，绝大多数上台前不是抠屁股整裤子，就是捅鼻子往里藏鼻毛。

还没半个小时，就有些人进来点点头搓搓手，包括那个曾经采访过我的记者带着梳着羊角辫的女伴，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好久不见，近来可好。你还在那家杂志社当差吗？”

“还好还好。”他哼地一声扬起头，酒心巧克力糖果的汁水在他的牙齿像拼命要从某个未知之地爬出来的爪子。

要说是我接受的采访成为他被老板开除的原因实在有点寒酸，那期杂志的销量只是少了先身为主编侄子，再才是作为他助手的年轻小伙的十元钱。

“您这里晚上还能来吗？我这里还有一些人。”原先我就觉得能待在旧记者身边的女伴有慈善家气质，接到她递上来的名片，姓李，上面果然写着她是某个私人公益基金会的理事，而旧记者的新工作我早有耳闻，正忙着用自己的肘部不断在李理事胸部划着舞的他，是这个基金会的会计。

“那晚上再来。”

李理事的小辫子，整体黝黑带着白色鬃毛，它随着新会计从我摆盘包走在裤兜里却多到走路遗漏的糖果一起蹦跳，蹦跳中的艺术沙龙似乎要多些飘扬的钞票，我是个诗人，就算不是诗人，也需要钱。

我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有价值的，无价之宝就是潭死水，人先不买，才有了买不起。

因此我对李理事的回报，是在她蔽帚之姿的评价上添了敢画峨眉的昧心——她故作娇嗔的姿态就算年轻个二十岁也应该老老实实地看着别人呀。

送完白日里走走停停的观花赏景，去超市再买完五天的零食和熟食，五个20L的空罐子子弹出膛地立在新换的地布两边，撕掉外壳包装，还透染着黑手印带着疯狂的机车风，我正踩着从镜子里拔出的高跟鞋，往里面加兑了一半自来水的饮料，泡泡嘟嘟囔囔着，做着可爱的梦。

当天晚上来了一群绅士，衣冠楚楚，踩着过期点的饭菜大合他们的胃口。

一天，两天，两天半，我赶走了他们。

现在要是有人伸手向我递上名片，我首先会捂上自己的钱包，再给笑眯眯地给上他一脚。假象中的文艺沙龙伴着洪水般奔涌的社会名誉，在下游支上渔网就能不时收获三树，两枣，猪牙子的梦想随着这群过客饱咳中弹出横店过期的演员证而崩盘，我现在连街上的传单都不敢接了。

诘问中，我拿起电话，我说：

“你们要再不走，我就报警告你们私闯民宅了！”

他们都坚持是私募资金的股东，都坚持是受邀参加VIP舞会的上流人士，其中一个在两天前大喊着自己是如何蔑视吃钱坐骑——租赁电动车，限载一人的警告，抱着自己的女友，摇摇摆摆地对值勤的交警说，同志辛苦了！的家伙被推了出来。

“私有的规定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应！”

我有着被人冠以彩虹的职业，而我接触的人物是充满现实嘴脸的，脸上流脓，黑牙，在人前漱口的茶水咕噜咕噜地在嘴里战栗一阵，又随着关门声在肠子里晃荡。

我当时想，上流果然是一群无赖，或者在我眼里的上流就是有无赖的气质，我是笑着说，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开心地把他们无赖的嘴脸供养了足足两天半，食物和厕纸一泻而空。

我忘记了最简单的事实，无赖也是无赖。

他向上摆高头，搭在额头的一撮发虽然撂下了更多的散发，但给了我新的发现，房间涌现的称为古龙香水的浓烈气味，其实是劣质发胶抓着鼻道里的弯弯曲曲。

划去他拉上自己露出粉色内裤的西服裤子拉链时得到短暂诧异，是的，我第一次知道了还有断了半个环扣拉链的西服裤子，他是像模像样地拿着饼干盒充当法典了。

“私有的规定不具备……”

“是110吗？我这里有群人非法闯入民宅，地址是……”

“好了，交给我们。”

我还没撂下电话十秒，就有电视配音里的英武声音显现。

一个剑眉锁着严肃，又酒窝微陷的男孩正在和那群演员们交谈，其中的一个抓着他的手臂，就像拉着前一个“律师”。

“嘿！”我已经报完了警，我朝他笑了下，为了沙龙特地去洗牙的口腔酝酿成了没有酵母的臭豆腐工厂，徒劳地臭着。

“你是警察是吧。”

“是的，是您报的警吗？”

“你确定是警察？”

“是，我正在了解矛盾。”

我一把向前，作出揪下他的帽子的动作，我要把他的道具警帽滚上我的拳头，像打保龄球样打翻在他说不定秃顶的脑袋上，再把他耳朵拉扯到驴子这么大，塞进他的鼻子里，让他学会上演蹩脚把戏之前好好通通气。

我打保龄球的技术不好，他护住自己帽子，但争执中掉下本小证件，好啊，连写着“横店警察”的证件都弄好了，我打开它，我要把它……把他完完整整地放回他的胸膛。

“警察同志，您的证件掉了，受累了，我刚才是要帮你拿帽子呀。”我递上自己的纸巾，“你看，都出汗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你应当接受制裁的冷寂，腰下闪出的银色手铐，他扑了过来。

我在嘴里率先埋下的一百只犟嘴鸭子，此时嘎嘎嘎地闹着：“我没袭警，没袭警！”纸巾如被人露营打扰的草虫，嗡地要往他脸上钻。

抹掉楼下邻居的满眼嗔怒，我数着自己的经历，我的文艺沙龙不仅招来了打着基金会的幌子涉嫌经济诈骗的业余演员们，还吸引了趁着楼上喧闹就掩耳盗铃地偷完珠宝，又晃着肩肘来我家行窃的小偷。

我讨厌那个小偷。诗人应该有诗意的表达，诗意是什么，是凝着绿意的爬山虎，藤条伴着老屋顶升起的炊烟，被提携着，弯弯绕绕就爬上了青灰褐黄蓝的房而被作为家的部分来接受。这是我没投进稿时为了养活生计而办的培训班讲的话，但这一段肺腑超过了我现在的绝大多数诗篇，我的手下也因此带出了顶着八九岁的小辫就一心想写诗，最后成为觥筹交错里端坐上位的企业家弟子，指着秘书胸膛的派克钢笔，痛哭流涕自己梦想破灭，再拿出自己被人后称为“盛产如母猪”的自费书籍，用肥黑的拇指沾着龙舌兰酒，掌上鬼画符似的的签名：

“拿去，拿去，我家里还有几本看看。”在一次当地诗协的福利活动中，我们在参观了东道主的博物馆，里面都是他的书，只有他的书。

当然也有被家人催促无所事事，以来我这避避风头的姿态，咬着笔芯成为某些时尚杂志诗文专宠的幸运儿，当她在班上翻开荡漾出她青春肌理的诗文，向我索求拥抱，我默默刻下首诗名：幸运儿都是糊涂蛋。

我不是幸运儿，我喜欢这些糊涂蛋。

可我讨厌那个小偷，真的讨厌不会蹂躏词语来修饰，所以我说，我讨厌那个小偷！

“上有天命，桃园以业。”

掀翻了那个落在地里拾捡枣李杏桃又赚口粮的培训班，晚上侃完四海五湖，比吹过的牛更印象深刻地是三两小时的论战里只有半壶过夜的白开水，还不能续杯，因为欠了电费和水费的真实过往，我黑着眼带着讲义，在门前打散着自己带着黑边不锈钢杯去公共厕所的时候，看见把嘴包住水龙头的朋友左顾右盼进而四目相对的尴尬，深吸一口气。

有学生站起而不坐下，我习以为常，我说：“别急，会到你的。”

自从糊涂蛋女孩从我这迈向她时尚的文旅之路，时不时就有编辑来我这山沟沟里淘金，也时不时有学生从座位上弹起，说着，怎么还不到我！

站起的学生在那个年代被称作刺头，现在这类的学生则是被人称颂为具有质疑精神的人，他穿着靛蓝色的汗衫，一只赤脚做成大脚拇指和其他四个分开的剪子，刮着他两脚趾间凹陷处的暗红色泡藓说：

“投进过稿吗？”

血是木讷的，他没问我打算近期申请的营业执照。

“投过，老师我当然投过。”

他搭着自己眼皮，无赖的气质里，是被我暗在心里，一个最有可能成为出色诗人的家伙。他脚上像舞着我打算交完水电费后，买上半小只花蟹来品尝的钳子，说：

“你？投进过？”

小偷拿着我的尼龙丝袜被抓了，女士戴的镀金链子挂在他脖子手牵手的红疹上，他本可以像着鼹鼠，趁着混乱，一如他往常躲进地下的手段，从某个人的咯吱窝下离去，错开警察的抓捕，就好比他那个年纪紧赶慢赶地码上一段生死时速打字游戏的英语。

我是认识小偷的。

战栗的眼球蹦到我的脚边围着圈，就像为了躲避追尾汽车宁可冲上满是人的人行道，他刚要低头曲身从我腋下溜走，但错愕的时间使得他的短寸被牢牢地定在我的胸前，戴在警察手上的手铐被他的冲力砍出道血痕，小偷滑倒，在巨力作用下鞋子倒飞，大脚趾处露出黑紫色的结疤。

整个下午，“你，投进过？”的慵懒语气像夏日里去牧场挤原生奶喝的场景，咻咻咻的奶汁从我的手中蹦跶在木盆里，吃草的母牛发出惬意的哞哞声，而鲜白的奶汁此刻是枪林弹雨地撞击着我化作木盆的脑袋，没有牛声和她尾巴搅动如鞭子抽动的声音，似乎预示着这是奶牛身上的最后一把奶的寂寞。我的五指卡住桌上开封的盒装奶，奶水又为粘稠的地板染上一道兹拉的鞋子声，窗帘拉开，白炽灯在西斜的日头下，照得我像日渐被杂草掩埋里供奉的大人信仰，又被孩童掏洞里的蛤蟆腿连带着缠绕褐色蛛丝铜器哐当地响，在稚儿脚上坑坑洼洼。我的脸上，流淌着装入神龛里的满裤裆肆意的尿水。

新买的镜子趴着浮起的鲸鱼，我猜是口香糖还是冰箱的便利贴一样的东西，它们像攀岩项目里凸起的攀爬点，我人在黄昏落日下，一百二十六平的房子里，而镜面里的人挤在不平整镜身组成的半平小天地，它萎靡地蜷缩着，蜷缩到我恨恨地将手拍开镜上的阻碍物——易拉罐扁扁地划上爱死不活的圈，两侧鼓鼓地战栗，我见着自己的手结上白色的丝，人生的诗意集结在此处，我说：

“岁月玉腕，我们就此拥抱。”

我摘下那条白丝，好比开了道闸门，肉色慢慢撕裂出逼迫的红，易拉罐的拉扣还在镜子上，宛如沉下的鲸的尾触，我撕下它背后价格标签，标签上画着又像乌龟又像狗的生物，材料明显是用呕吐物来勾勒，我的鞋跟扭扭歪歪，我顺手拿起，重心不稳似孤舟摇曳在山川雨急，脑里自然流出水澜波涛的一句话：穿着单脚高跟鞋的女人理应倒下。

我不倒地。

留下的单只恨天高到底是踩成了平底鞋，我没惊疑凹进镜子背面的，是那没飞过的一只，我只知道，我就此又多了面艺术镜——face 0f life。

红唇亲吻沉灰

西日疲惫

电话找到物流公司来清理。

地上捡起来的巧克力棒已然和创可贴透出的暗色，和泥在写着两行清秀楷书的纸上，手上的力度和温度，使得它们易碎又粘稠。

“喂，有人吗？”

“客厅等下，先打扫房间。”

“嘿，你这样可不大好。”背着橙色旅行包的男子见着镜子后溜出的目光，从自己的脸上匆匆摘下镜框，“要我说，怎么会有免费的民宿，这样的地段除了汽车尾气和公园长椅就没有免费的。”

我不说话，陈浩后来告诉我，我的眼神就像只隔着玻璃恫吓水族馆鲨鱼的老猫。

“给我一百元。”

我注意到他兜里文艺青年的镜框其实是碎掉的墨镜，他的脸角旁因为手的过力而划出白痕，露出青筋的手背像弯曲在地上的小青虫，枝丫地延伸，延伸到碎镜吃下食指吐出的红痘。

我说：“我没钱，但我会报警。”

红痘被轻轻地甩在篮的绿的地板上，就像生着想成为红鼻子的雀斑，走过一个灰色老人似的脚丫。

我拿出崭新的三张红钞握住他的手。

他现在偏说当时是旧的两张红配绿。

我说我当时是继续写着诗，他讲我在他买完工具清扫干净房间，并且泡开方便面，自己啃完面包后，我还是睡着的。

这期间来了两个自称是搬家公司的员工穿着绣着黑色巨蜥的衣服，戴着金链条，手上拎着卷小卖部装零食的红色塑料袋，他说自己是这家的侄子，打发过他们一次。

“铃铃铃！”

他把我叫起了。

“我打算搬家了你知不知道？”划走微信的支付信息，送走那两个在我门口吹着口哨靠着卖艺似得了钱的主，我指着他说，“年纪轻轻的要学好。”

“啊？”泡面的汁水压在桌上，三滴五点，像蜡烛燃烧滴下的白蜡。

我说，我以为你是要泡给我吃的。

“有你的。”他从微波炉里拿出锡箔纸包就的盒子，各样的熟食在汤汁中打滚。

他自述自地说了，自己叫陈浩，综合本身可以称之为流浪艺术家，拆开来就是挣碗钱但卖不了画钱的人。

他在公园遇到个拿着饼干盒的人，陈浩说，他当然不是在公园睡觉，公园暗处里是情侣，亮处里是跳舞的大妈和腰间带着播放器的竞走阿伯。关键蚊虫虽然很多是喜欢钻花丛的，但人多的地方确实不是吃素的。

他给那个人指了最近的24小时营业快餐店，那个人抹完嘴边的饼干屑对陈浩说，这儿有个流浪人聚会，是社会上的福利组织专门给我们这类人举办的。那个人呵呵呵地笑，说自己就是从这儿连吃了三天，现在只想腆着肚子谁上一觉，他舔干净手中的饼干块，朝我的脸上打了饱嗝，向下扬着自己的饼干盒，显示它曾经装满但现在已经空了，谁料的他食指还是中指没按稳，掉下一袋饼干，我给他一脚，但我的鼻子确实从他的身上的肠胃气中闻到了野狗死在垃圾场里的味道。

我很满意陈浩的最后一句。

他的体型和小偷完全不一样，我仔细打量他，他的手似乎碰到枯萎的树苗就能使得焕发新生，坚结的肌肉像岩石样，充满男人的健壮。

我指了沙发，他找了个窝。

我在半夜中起来，回想起被自己啃完食物而遗留的汤汁还在桌上，肚子很饱，不过冰箱里有冷米饭，肚子就可以变得再大些。

来北方第一次见到落雪覆盖大地，就像天鹅伸出优雅的臂弯，另一辆绿皮火车连打着热腾腾的哈欠，我已然被人推出车厢口，月色霜寒，半夜胃的喷嚏浇着干啤红酒的灯光，陈浩的嘴里，是我初时踩上的那抹碎裂的晶亮。

“给我留一口！”

我当然不可能给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常住我家的机会，我对陈浩说，我今天搬家了。

我已经联系好了老同学，他在十几年前为借三百元，拖着我的长脚裤，导致大街上的人大喊：

“嫁给他吧，可怜可怜他吧！”

现在该他可怜我了，我现有的公寓是从他手上买的，可我不打算再住了。而他的手里还有许多用于出售和租赁的楼盘公寓，我不指望从他手里借给我三万，就算借了我也买不起，咬紧牙关说不定钱还是小饵钓大鱼地返回他手里。

电话接得畅快，还是那口棉花的语气，他听到我的要求嘘了下手，我的心一凉，琢磨着那件用连本带利的三百元买的劣质西服怎么提起，呼呼呼的吹起声停止，他在电话那头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说是被包子皮烫到手了。

没想到他到现在还喜欢把手伸进蒸笼里，估计还是捏着包子皮选料实、皮薄的吃，不过没有人来打他的手，他说那是他新开的餐馆，他不打别人的帽子就算是顶好的了。

老同学说，你好久没联系我了，你这文化人，我今天来附庸风雅了，你吃饭没的嘛？

我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错。我到了他讲的那家饭店，装修金碧辉煌，他穿着修道模样，脑后横着木簪，看上去要把公园里的太极拳摆在饭店表演。

他说好久不见，又说自己虽然刚从山上下来了，但是现在自己是修道的了，而修道期间是不近女色的，因为我是他老同学，所以……说着他的鼻涕闹腾着，从身后掏出青色的手绢，划着两横两竖，向我伸出手。

“你白了许多的嘛。”

夸我，这是个好兆头，我也伸出手打量了他，他黑泥般的皮肤变得像阴天里的丰收小麦，他话就比是果园的“梨子大王”路过你家，说你家的梨子长得真不赖啊！我知道我的注意点在哪里了：

“你也白了许多。”

我能看出他的手腕侧淌着修改液样的白痕，结着被贪玩的熊孩子用脚踹落树皮，流出的疤痕，我仔细把控握住他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小心翼翼地弯曲到适合角度，以至于不必触碰到那条黯淡的晶亮又显得适合。

他左手挠着眉，眉下垂着那条朴实的手绢，嘻嘻地笑着。

“你刚才那个抹鼻子的方式很特别呀。”我心里在笑他是个有钱的傻瓜，想着他在人前划着井字，横竖都是二，就是人傻钱多速来的意思啊。

他似乎很高兴自己的特殊被人发现，他说：

“哦，这个呀，这个是我们观的规矩的嘛。”

说着，他就讲自己和生意上的朋友们是怎样构架那个道观，光是草图就叠了三个房间，又是怎样用巧妙的方式在自然保护区内暗度陈仓。

他说：“你这个穿着也像我们道观的嘛。”

我穿着那件古朴的蓝色西服，古朴到尘埃在绣得不太紧实的衣缝里安家落户，落出桑麻质地的感觉。

我的西服和他的被烟醺过样的靛蓝修道服，像两个浑浊的水滴，落在玉盘打造的轮转盘两侧，中间放上三笼蒸屉。

我说明来意，既是为了租房，也是为了自己闲置空房的出租问题。

他说，好的，可以的嘛。

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尾词总喜欢带上“的嘛”。年轻时的他可没有这个习惯，除了尽可能地向熟人和不熟的人借钱，动作上习惯抱住黑的白的胖的瘦的腿外，他的身上根本不可能说出其他成功标志性，为了这个标志性，听说他还被当成吃豆腐的人狠狠地打上一顿，打他的男人为此出了笔不痛不痒的医药费，却得以和前女友再续良缘。

来了两个身穿旗袍的服务生推着陶瓷制成的餐车，一个从餐车里拿出上新的蒸笼，手臂如同游于绿水的天鹅闲逛自己的领地，又像夏风下的椰树，展现优雅而丰满的肉感。另一个伸着长颈鹿的臂展，纤细白长，要捧走桌上半掩着蒸笼。

“等等，这个我还没吃完。”他向我笑笑，“哦，对了，筷子，来一双筷子。”

他自己将那屉没吃完蒸笼放在餐车里：“来两双的。”

他向我解释着：

“真是的，刚招的服务员，不懂的流程就算了，连筷子也不拿上来。”

我除了给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还能说什么呢。

蒸屉里的包子馅的不是鲍鱼，海参，鹿茸，燕窝，就是简简单单的素菜馅，还是这个时令买完三颗葱，就赠送一颗白菜的大白菜。其实里面包的号称是在不适宜的环境收获的最不适宜种植的原生态蔬菜，它们中有的或许只是多坐了趟来回的轮船，但是它们都已然炒出天价。

可我不喜欢这包子，我讨厌别人的想法：老师啊，女人啊，你这外表的年龄该你吃素了！

我见着成天追逐着掌心纹路的男人还是一日三餐地吃正常饭，路过被高温勾出臭的垃圾堆也是用手捂住抽动的鼻。

我牙口尚好，我要吃肉，它没有肉。端上来的包子们确实小巧素净，可能是我眼里的晶体脱落了，我看着服务员拿上的翡翠色的筷子，不少包子就裹着墙体石膏脱落般，缺鼻子少牙的衣了。

陈浩帮我搬了家，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况且我们已经不是第二次见面了，我昨天见过他，凌晨也见过他，早起去赴约的时候也见到他陷在沙发里，引以为豪的真皮沙发成了黄色的，干老的眼袋，让我生出当初怎么会买上这么一个不值得的东西的苦恼，幸运的是它轻轻地放着枚怪好看的毛茸茸眼睛。

那么我们是熟人了，熟人之间要相互帮助，就当养了盆生动的景色，这盆景还会讲故事。陈浩站在新公寓的阳台前，外面的花草繁盛，土黄的草长到了成年人的齐腰高，九字型的湖水围绕大大小小的木阁，禾绿色的野鸭脚蹼试图越过中空雕刻的木栏，假山上的灰鸟嗬嗬嗬地笑着掀翻长草里的星星点点的花，还是落了水的鸭子。

很难想象，这样的黄金景色是位于这个城市的黄金地段，两公里开外就是本市最繁华的经济中心，喧声沸天，像是只有人一种生物存在的主权宣示，而这里人则是最渺小的，生命的其他气息足以将人的不安，烦躁乃至愤怒压成秋叶，落下没被水泥覆盖的土地，是的，水泥路在这里哑声。

租赁公司的经理特地来引领我们，他眼瞳满是肃然，他告诉我们，这里原先是准备市里生态公园项目的，由于资金链出现问题就搁浅了，赖总（就是我那个老同学）和其他几个影响力十足的大佬们补上了市里的财政亏空，通过合法程序拿下了这片土地。

我看到染上鬓角的水泥地被驱赶，鸭子又把自己的头埋在赤金的羽下，即使瞧到了经理眼角里拿走租赁合同年微薄的年租里露出的狐疑，我还很高兴，老赖也不是真“老赖”，他真不赖，我嫉妒他就如经理嫉妒我们，但我不会接受他道观的邀请，现阶段足够了，太多了。

陈浩应该戴上运动发带，护腿和护膝，打着篮球，足球，橄榄球，挥汗如雨。但他很安静，他坐在阳台前，像款待品茶的过路僧客，说着自己的过往：

虽然说，色眯眯的厨师兼老板在忙得热火朝天的后厨，挥手请了假的眼上长了美人痣的唯一服务员，摆出正人君子的姿态看向我：

“歌舞升平是丽人和老人的专项。”他用铲子拍到我露出洗碗池撅起的屁股，“喂，你小子，快送菜去！”

小店开在工地旁边，忙的时候是工人下班，更忙的时候是老板从后厨走到前台喝醉了。

他先数着钱才把他们放进来，每人三十，人可以交了钱被挤在外边，不能没交钱喝这无限畅饮的酒。

酒不是啤酒，也不是白酒。

酒是老板自己勾兑的红酒，不是那种越老越醇香的农家老酒，它类似鸡尾酒的混合，能够即时批量制造，但是不是像公鸡招摇着拉屎撒尿的绚丽尾裙。

老板咬着七匹狼说，点芙蓉王，试试我这硬中华！烟蒂洒在酒上，虫蛆荡漾，酒水沉浮，老客就嘻嘻笑地说你个老板不讲究，用苍蝇孙子来招待我们。

老板说，我这里就是苍蝇老鼠蟑螂狗多，自然配菜也多，你可紧着来，这下酒菜不要钱比酒还上头，可不能摔杯子啊！他呛过一口酒，自己倒是先把碗往地上砸。慢慢站起来一个又一个捏紧碗的，其中有个新来的黑小伙还把自己手指按得脱臼，他第二天就被工头开除了，半个月后就听见他在另一家工地出了事，那是另说了。

他们都不说话，沉默够了，酒瓶代他们说话，噼里啪啦，下工地检查进度的领导在这小店里把一踩一油印的皮鞋走出了洞洞鞋，而穿着在部队供应处购买的军绿鞋从没有扎到过脚。

这是他故事的一部分。

陈浩见面的时候说自己是个画家，但之后再也不说画也不画画。我故意把被公认为以假乱真的画作照片给他看，他说，好啊好啊。当地画家协会邀请我们进入诗社成员即进入画作博物馆品鉴，为了得到这次机会，遇到活动就落枕的一个同行奇货可居，打着瞌睡票不离手的，用艺术交换艺术的形式，从我这里换走了我探过发表途径的两篇诗文。

陈浩是睁大眼睛去观赏的，只是太像庙里的雕塑，我以为自己是戳破了他的伪装，令他尴尬，他才成了外表鲜艳的泥象。

令人惊奇的是，他不声不响地在半年后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家文艺原创公司的法律顾问，领着份比他自己早起支摊的薄饼还薄的工资。

我很惊讶地发现，有天他跟我伯在小区公寓的大树下走象棋，旁边的胡子青年正把伯掉在地上的汗衫挂回树杈上，那个胡子青年不是我堂弟，他是我堂弟的朋友，我记得他，驱逐我伯的那场闹剧里，除了我弟就是他愤恨地最凶。

他是如何在被诟病抛家弃子的我伯和兔子红眼的堂弟关系圈中构建桥梁的，这我不得而知。

我说，你是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

他不说话，裹住他灵魂的壳顺着裂纹剥落，他又讲起了那个老板。

那个老板啊，他既不是高校里化学专业的高材生，也不是掌握着独特酿酒秘方的传承人，他只是蹲在杂货市场偷偷买罂粟壳的单身汉。他的店铺并不长久，甚至可以说只是开了半个月，他就被食监局检测出酒水里的违规药剂被带走了。

我还没干满一周，老板临了向我鞠躬对不起，这对不起不是给我的，他给的我一个月工资让我把这鞠躬带给那些工人们。老板是个可怜的坏蛋，可他还是坏蛋，被抓到后才有所谓良心未泯地要我去说那些，他才不用管工人们的“拳脚”。

“工人们打你了？”

“没有，工人们说，说啥有的没的，给钱吧。”

我的口袋被搜光了。他们说，就这两钱？但是他们没打我，他们叫我站在那，遥遥地跑来个工人提着袋香烟，是灰狼牌的，烟雾缭绕，烧的都是我的钱。

我当初是抽烟的，我没伸手，他们也不会给我，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既然你是那黑心老板的小伙计，那你也是黑心的，你是来道歉的，我们也不打你，文明社会，看看我们的瘾上头了——这是被你祸害的。

他们就站在那，抽啊抽啊，就像我上学前在老家帮忙收集烧起的秸秆。我看着他们的样子，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什么都说，说自己是专科的，有辍学的，也有被劝退的，我因为家庭的原因逃离学习，逃离生活，向天直吐的唾沫，我的脸分毫不差的接收了回来。他们或许也逃离过了，逃离了责任，却自己把自己栓在了柱子上。

他们很年轻，有些工服里藏着时尚的衬衫，而他们却替代了原先因为生计迫于卖力的人，他们的烟头在地上描完黄水和乌渍，像微火的秸秆被尿水浇灭。

“可我没有发现秸秆下的烤地瓜！没有，没有！”

他的语气亢奋，摇手拒绝我张开的双臂，他又很快平静下来，慢慢说着。

我去看过老板，老板穿着蓝色的囚服，他身上的罪可不止违用食品添加剂，还记得我讲工地来的那个年轻人吗？

我说：“是那个把自己手指抠到变形的吗？”

“嗯”

老板讲他自己曾经也是个工人，他的老婆烧得一手好菜，老板当工人的时候，经常请工友们上家吃饭，剩下的饭菜工友们打包回去热热就能当夜宵，他是知足的，然而有个工友真不客气，把饭店老板的老婆也打包走了……

陈浩拥抱我，眼泪从我肩上流过，淌湿了我的胸口。

我苍老的身体只能承受拥抱，而他的灵魂似乎又比我的肉体还要苍老。

他还有很多故事，我等着他说，我们领了证。

我想到幼年时，总喜欢在小学校门口说同学你早啊的那个老朋友，老朋友在校门口呆了三年，十三年，上了大学的我在家的清晨买豆浆，他还精神抖擞地靠在被拆迁的学校剩下的柱子旁，向我打着招呼，同学啊，早啊！

他的胡须和眉毛是灰扑扑的，头上拱着三笔勾勒的桥肚子散发，可就是没有明月从桥上走出。

“阿爷早啊。”

他的嘴角咧着笑容，像老树摇曳着干瘪的果实，他说，同学早啊！

我用纸巾慢慢擦拭他的嘴角，他的须，他的发。

“同学早……”

他还没说完，他就被人带走了，带走他的是生着卷毛的壮汉，而他像个孩子样消散在视野的转角。

我想他是个文青，是个作家，画家。臆想家。还是个诗人，他穿过清晨店铺烧火的炉灰，穿过火车的铁轨，穿过一片死去的荆棘和崇山峻岭，峭壁悬崖。

可他在路上停下，甚至没有石子拦路。

月啊

早已走过了白霜。

我和陈浩拒绝了老赖同学的入观邀请，我们准备去偏远山区支教，我没有儿女，没有在鲜嫩时咬过同样鲜嫰嘴唇的嘴中，却能像街上含饴弄孙的老者一样生儿育女。

我和陈浩一起去了趟监狱，我对那个盗窃后放出，又因故意伤人罪被判刑的弟子说：

“这次，我真的要去当老师了。这次，我不跑了。”

监狱门口，陈浩出来时流着泪，他说他没见到。

陈浩转过泪痕问我：

“你几岁了？”

我的鼻子一皱，原来还留着文化人轻视粪土的鼻子。

我不夸张，我说我今年芳龄二八。

不礼貌但有文化的人会说，哦，还是小孩子呀。

我的手放在他的脸庞上，我就原谅了他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