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庄

我和杨庄的故事，开始于五十三年前，那年我正好出生，杨庄恰巧是见证。

可以说，我的出生，就像杨庄东坑水面上悄然伸出的一株莲蓬，没有泛起任何涟漪。

毕竟，在我之前，母亲已经生了五个孩子，有男有女，所以，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至于多年以后，有人忽悠我，说我出生时，紫气东升，长虫盘梁，那都是胡扯。我出生在下午，有紫气也早散了，地点在东屋，那屋里，没梁。

一

我的出生，给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增添了不少负担。原因很简单，我不但挑食，穷命富身子，而且饭量很大，好像饿死鬼脱生的。

年过四十的母亲早已被哥哥姐姐们喝光了身上所有的乳汁。轮到我的时候，她干瘪的奶头如同断流的小溪，实在无法再哺育我这个姗姗来迟的老生儿。我吮吸着母亲仅具象征意义的奶头，饿得哇哇大哭。

无奈之下，家里只好把囤里的秋粮全卖了，拿去换钱，只为了给我买一口贵得要死的麦乳精。

奶奶看我饭量虽大，却吃不胖，急得直转圈，说“柴狗不肥，枉搭东西”，这个龟孙，光见吃，不见长膘，也不知道都吃谁肚里了。

吃不胖就吃不胖吧，关键还不壮，好像自打娘胎里出来，我的免疫力就差。当时村里孩子经常得的病，比如肚里闹蛔虫，身上长疥疮，蹿稀拉肚子，疟疾打摆子，各种的着凉，感冒，发烧，我一样都没拉下。

唯一不同的是，同样的病，搁别的孩子身上，容易好，到我身上就难缠，不好往下扒。

除了这些常见病， 别人没得过的蹊跷病，我也得。终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发烧，难倒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和乡卫生院，即使拉到县人民医院，也没看好。最后只好住进了商丘市的专区医院。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我第一次进城市。当时村里很多人一生都没进过城市，能进过城市的，一般也都是为了看病和住院才去的。

莫名其妙的低烧不断，让住院部的儿科医生们好几个星期都一筹莫展。一会儿问村里有没有发生过鼠疫和狂犬病，一会儿又问家里有没有患过猪瘟鸡瘟，甚至还问羊圈里的羊发过疯没有，听到否定的回答，他们感到很失望。

我就更绝望了，找不到病因，就意味着不能对症下药，不能对症下药，病情就得不到控制，就会随时爆发！

迷信的奶奶到处找人画符往家里贴，进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各路神仙，知道的不知道的，以及无意中从别处打听到的，都一一拜到了。还拿黄裱纸包了香灰让母亲捎到医院，偷偷祛到水里让我喝，反正各种土法都用上了。

转眼已经住院两个多月，我的屁股被针打成了筛子，走路都一瘸一拐的。胳膊、脚腕、额头上也到处都是吊针针眼。和我同一个病房的孩子，病愈出院的，已经走了好几拨，我的病，始终不见好转。

刚入院时，张口就喊我“小不点”，很喜欢和我开玩笑的护士小姐姐，现在查房时也不逗我了，而且目光似乎总在躲着我。我偷偷想，她们肯定觉得我的病治不好了吧，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俗话说，“人不该死有人救”，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也许是我父母，我奶奶的一片苦心感动了上苍。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提点，母亲悄悄带着我从住院部找到中医门诊去把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听了我的病情后，颤巍巍地给我开了六付汤药，结果药到病除，我的病，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我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杨庄。

二

与生俱来的体弱多病，延迟了我的身体发育。细胳膊细腿，还弯得跟豆芽一样。学走路也比别的孩子晚，还动不动就摔到。

但我的大脑似乎没坏掉，甚至还更突出。牙牙学语的时候，我就比村里其他孩子都能说。

父亲很快就发现了我的一些特点：比如做事专注，好胜心强，身上有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犟劲！

记得有一次，我偷偷拿了奶奶断腿的老花镜，在夏天正午的大太阳底下，一路连滚带爬地照蚂蚁。那蚂蚁慌不择路，四处乱窜，但终归难逃我的“照妖镜”，含恨离世。我自己也跟着中了暑。

父亲是乡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只是命运多舛，造化弄人，我哥我姐，最终都未能跳出农门。

现在在我身上，父亲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毕竟国家已经开始拨乱反正，教育也逐渐走向正轨，如果能把我培养成才，也算是完成了多年的夙愿！

于是他决定全身心的培养我。

从三四岁起，父亲便开始教我拼音，一天到晚让我叽里呱啦地背字母表。

父亲接着又让我学认字。白天带我上街，街道两旁的店名字号挨个教我认识，晚上在被窝里，父亲也会用手指在我背上写白天学过的字，让我猜。

为了扩大我的词汇量，父亲又教我学查字典，他说字典是无声的老师。在父亲和字典的帮助下，我开始阅读少儿读物。

当村里别的孩子还不知书为何物的时候，我的床头就已经堆满了连环画和小人书，还有父亲给我订的《向阳花》，《儿童时代》，《少儿画报》等杂志。

与此同时，父亲开始掰着指头教我学加减法。他告诉我，语文和数学同等重要，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不能瘸腿。

为学加减法，我手里经常抓一把火材棍，等手指和脚趾都不够用了，就用火材棍往上凑。

父亲又用毛笔写了一张大大的九九乘法口诀表，贴在堂屋的东墙上。一有空就让我背对着墙背诵，实在想不起来才扭头看，最后我竟能背得滚瓜烂熟。

我天生性子急，有时候进步慢了，就懊恼地把书扔一边，自己给自己生闷气，撅着小嘴谁也不理。

这时父亲就会变戏法一样，摸出糖块来鼓励我，说：“心急吃不不了热豆腐，慢慢来，‘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我心想，铁棒我见过，针我也见过，铁棒磨成的针，我一个也没见过，瞎吹。但是毕竟嘴巴里嚼着糖，气慢慢也就消了。

正因为父亲引导有方，我对看书和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别的孩子感到枯燥无味的写字做题，我却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

相反的，一提起下地干活，割草放羊，我就装病喊头疼。或者索性以看书学习为由逃避劳动。俺家地里的活，大部分都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干的，我干的连她们的零头也不到。

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我做完父亲布置的作业以后，也会憋不住出去玩。什么摸鱼抓虾，偷桃爬瓜，树上掏鸟窝，路上挖陷阱，好事坏事都干过。我玩起来，比村里其他孩子还要疯。

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难免比吃比穿。每当我眼气别的孩子吃好面馍，穿新袜子新鞋的时候，母亲就默默地翻出我哥我姐的旧衣服，长改短，大改小，变成我的“新衣裳”。

父亲则是一遍又一遍的给我讲“悬梁刺股”、“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的故事，希望我能见贤思齐。小孩子好哄，很快我就不讲吃穿，只讲学习了。

当时村里年龄相仿的孩子，谁也没我读的书多。但是杨庄毕竟是农村，村里大人一般不比这个，都是比谁家的孩子薅草多，拾柴火多，看谁家的孩子身体结实，干活有力气。

平时走亲戚，大人一夸孩子，都是拍着孩子的肩膀说：“恁看看这孩子，真会长，五大三粗嘞，壮得跟牛犊子一样。”

回头再看看我，耷拉肩，流水腚，松皮拉垮的样子，只好带着一丝难以觉察的勉强说：“这孩子……也中，脑瓜子灵，是读书的料！

在旧社会读过私塾，已经被打成右派，天不明就扛着粪箕子，满村跑着拾粪的大大爷，一见我的面，就弯下腰盯着我的脸，不停地叨唠：“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他的眼珠浑浊，清冷如蒙尘的寒星，语气中充满自信，只是说话时嘴不把门，吐沫星子乱飞，溅了我一脸。我激灵打了个冷战，赶紧掉头，逃也似的跑开了。

三

转眼就到了入学的年龄，俺娘说：“以后不能再光光腚，也不能穿漏裆裤了，上学得有个学生样。” 她破天荒地到大街上截了三尺布，给我做了新裤子新褂子。

村小学，就在我家隔壁，隔条胡同，是旧时村里大户人家的老院，大门朝南。我家则门朝西，和小学斜对门。

我是守着小学长大的。从一出生，就天天听学校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打铃声，早操的号子声，以及下课后孩子们扯着喉咙的嚎叫声。

学校的大门有门楼，门阔墙高，两侧还带耳房，很适合躲风避雨。夏天我经常端着小碗，坐在门楼底下的门墩子上吃饭，纳凉，扣脚趾头。

学校的师生，也都是本村和邻村的人，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使叫不上名字，也混得脸熟。

记得入学第一天，父亲带我去学校报名，见了一年级的班主任何老师。

何老师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老民办教师，家住邻村何庄，洼沟脸，有点托盘嘴，说话不紧不慢，谦虚而有耐心。因为和我父亲都是教师，所以更加熟悉和亲近一些。

他本想简单的面试我一下，结果激发了我的表现欲，嘴巴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恨不能把自己知道的，都和盘端出。何老师听了一会，索性给我父亲建议，让我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

父亲说怕我底子打得不扎实，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最后还是坚持让我从一年级开始上起。

学校教室的外墙上，用石灰水醒目的刷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字。其实有些课，就是走过场，不正规。

比如劳动课，当时正赶上学校拆迁，学生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搬砖。体育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当过民兵的新耀叔跑步，跑累了，就卧倒，趴够了，就开始扔报废的手榴弹。

而画画课则是村里下岗的桂兰嬷嬷教的。无非是画一些瓜果蔬菜，花鸟虫鱼，一月二十还上不了一堂课。没多久，她就嫁人了，画画课也停了。

说到底，学生还是要比学习，也就是语文和数学。

因为学习好，我自然成了何老师的“眼珠子”，他任命我为班长兼学习委员。早操带队吹哨的是我；上课喊起立、坐下的是我；替老师领读课文的是我；下课帮老师跑到校园槐树下打铃的是我；帮老师收发作业、批改作业甚至批改考卷的还是我。

慢慢地，村里的大人小孩也都知道我学习好了。孩子作业不会做的，来问我，大人有不认识的字，算不清的账，看不懂的信，也找我。我成了村里识文断字的“小秀才”。

有人说我不亏是教师子弟，有学习基因，辈辈传。还有人说地震那年下大暴雨，全村人都搬到院子里住，我半夜掉进粪堆里，没淹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俺娘苦笑着说：”孩子都快受罪死了，有啥福，有豆腐”。一想也不对，补充说：“连豆腐也没有”。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 我的语文数学考了双百分。寒假通知书上的年终评语，通篇都是表扬的话，只是在最后稍微拐了一下弯——“就是有点不爱讲卫生”。

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平时不洗手脸，活该。我觉得瑕不掩瑜，又不是语文数学不好。只是让别人看通知书时有点心虚，总是不自觉地偷偷把最后一句捂住。

小学一年级，学习上没有遇到过对手，沾沾自喜之余，难免有点小失落！直到 二年级一开学，班里转学来了一个新同学。

这新同学姓周，也是教师子弟，他父亲是乡中学的数学老师，和我父亲是同事。

估计他父亲也早早就下手培养他了，他一进来，就开始对我形成了挑战。

我的语文比他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同学听。他的数学比我好，经常被老师点名到黑板上去演算。我俩语文数学两门课考试的总分加一起，每次也都不相上下，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 是老师公认的两颗好苗子。

俩人在小学剩下的四年里卯足了劲，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生怕对方超过自己。毕竟当时都是孩子，很容易心生嫉妒，一山不容二虎，为了争第一，甚至到了见面不搭腔的地步。

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学习的动力，很大一部份都是来自和周同学的竞争。真正的对手就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牧羊鞭啊！

小学毕业时，我俩分别以全乡第一第二的成绩升入了乡初中。

四

整个乡镇一共三所初中，我要上的初中是乡镇的中心中学，位于乡镇街，离家半里地。

初中的课程一下子多起来，时间也比小学抓的紧。早上有早读，晚上还要搭夜自习。

因为离家近，我吃住都在家里。没过不久，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在学校食堂吃，敲锣打鼓的怪热闹，心里也开始犯痒痒，闹着要在学校吃。

我娘心疼我，起初不同意，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但是她知道我脾气拗，一根筋，只好答应我先试试，让家人给学校交了半袋玉米。

说实话，学校的饭确实没家里的香，但是，可以和同学一起凑热闹。大家提溜着饭碗，一路用筷子敲打着，你追我赶的跑到食堂，挤着排队领饭，感觉就是爽！

轮到自己打饭的时候，伸手递上自己的饭碗，两眼紧紧盯着师傅手里的勺子，盘算着他会不会在最稠的地方下勺，在勺子出锅到碗里的过程中，会不会因为勺子一颠，少了斤两，紧张的心，突突直跳。

初一初二时，认识了不少新同学，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周末和放假的时候，还会互相串门。

司同学和我同桌，他家住在偏远的司家楼，村里有个大果园，每家都分了几十棵果树。苹果下来的季节，他邀请我去他家吃苹果，我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周五放学后和他一道回他家过周末。

为了看园子，司同学家在自家苹果地里搭了个草棚，那草棚离地三尺，不但能登高望远，晚上还可以住进去。

果园那叫一个大，爬到棚子上看，一眼都望不到边。苹果结的也又大又稠，估计是品种好，吃哪一个都又脆又甜。司同学让我自己随便摘，想吃多少吃多少。

平生第一次吃不打钱的苹果，而且还这么多，我不撕开肚子可劲造，更待何时？从周五到果园，一直到周日离开，我嘴巴都没拾闲过。至于吃了多少个苹果，我没数，也数不清，反正后来一直肚子疼。

也许是那次吃伤了，直到今天，我对超市的苹果都没多大兴趣，再也找不到当年果园吃苹果那个感觉了！

到了初三，因为是毕业班， 功课更繁忙。为了营造中考的气氛，老师经常在班上念叨 “分，分，学生的命根”，后来我一听到这话，就紧张得想撒尿。

班里同学的学习成绩也开始明显分化，就像马拉松的后期，距离越拉越大。

越是学习好的同学，越知道下劲，马不扬鞭自奋蹄。上课的时候一个个坐得笔直，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

相反，学习不好，升学无望的同学，开始破罐子破摔。除了翻翻生理卫生课本，了解了解两性发育有啥不同，其他课本压根都不摸。

毕竟是到了青春期，男生嘴唇上的胡子已经喷薄而出，逐渐凸起的喉结也开始上下滑动。女生胸前的变化也若隐若现，粉面桃腮上，还时不时散发出雪花膏的淡淡清香。

他们懵懂的青春，骚动的心，无处安放，早恋的小火苗开始蹭蹭往外冒。

互相看对眼的男女生，开始眉目传情，递纸条，谈恋爱。尤其是男生，别看写作文不咋样，错别字连篇，写起情书来却文思泉涌，字体也远比平时工整。而且还能把情书折叠出各种花样来，比如鸿雁或者飞鸽，栩栩如生。

班主任张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单独找他们上“政治课”，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放弃。如果把大把时间都浪费在卿卿我我上，将来考不上学，在家打坷垃，谈啥对象都成不了，白搭。

可是，无论他怎么苦口婆心地劝，这些被恋爱冲昏了头脑的孩子也听不进去，到嘴不到心。无奈之下，只好让孩子叫家长。

家长见了老师，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好好修理孩子，一边犯嘀咕，心想反正自己的孩子也不是上学的料，趁现在还在学校，谈个同学，也不一定是坏事，省得以后打光棍。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适应中考，在初三的最后一学期，班里进行了好几次中考的模拟考试。当时周老师因工作调动去了县城，我的老对手周同学也跟着一道转学走了，我成了板上钉钉的年级第一。

中考逐渐逼近，突然传来消息，县重点高中开始提前抢人才，在每个乡镇选拔一两名尖子生，免试录取。我成了全乡镇三个初中里唯一的免试生。

那年的毕业季，当别的同学还在为中考奋力拼搏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县重点高中的免试录取通知书，提前放假回家，下地给羊薅草了。

五

重点高中坐落在县城，离家四十五里。开学前，大姐见我穿的松紧口布鞋烂了，前头张着嘴，就默默地从一本破画报里翻出鞋样子，搭夜给我做了双新的。我试穿了下，不大不小，刚刚好。

开学报到时，父亲骑车送我。从家到县城，一多半是土路，坑洼不平，我腿都坐麻了，硌得腚痛。

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我俩眼瞪得溜圆，东瞅西望，心想，怪不得都说县城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到处都是柏油路。

我在后座上侧身一数，不大会功夫，身边就过去了六七辆小卧车。要在老家，这样的车，仨月俩月也见不到一辆，都是“突突突”冒黑烟的手扶拖拉机。

迎新大会上，校领导首先对我们能过关斩将，进入重点高中表示祝贺。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打预防针，说：“不要以为进了重点高中，就进保险箱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果骄傲自满，不思进取，成绩很快就会秃噜下来。”

校领导的讲话，给大家稍微松懈的心又上紧了发条，很快就开始了紧张的高中生活，有的人学迷瞪了，走路都能撞上电线杆，还有的怕浪费时间，上厕所都掂着书。

各科老师也整天摸学生的底，“考，考，老师的法宝”，小考、中考、大考，成了家常便饭。

也许只有下了晚自习，被压抑的情绪才能稍微得以放松和宣泄。

寝室打过熄灯铃，查夜的老师渐行渐远，趴在被窝里装睡的男生开始蠢蠢欲动，开起了“卧谈会”。

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给女生打分，从班里打到班外，从年级打到全校，至于谁长得最好看，各花入各眼，争来争去，最终也没个结果。

再就是对老师评头论足，起一些非常形象的外号。有的还咳嗽两下，倒倒嗓子，拿腔捏调地学老师说话， 越学越带劲，结果被“杀回马枪”的老师抓了个正着。

高中三年，我几乎每两周都要回家一次，有时候实在没空回去，父亲也会趁周末，骑车来给我送粮票。

中间偶尔也会有村里人来县城办事，母亲就央求他们往学校拐拐，给我捎点换季衣服和煮熟的鸡蛋， 所以我和村里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

每年的寒暑假，我也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刚放假到家时，村里人因为有段时间没见我，都很惊讶：“咦，大学生回来了，都长这么高了”。

村里人习惯把考上高中的孩子称为“大学生”，里面更多的是鼓励和期许的成分。

上高中的我，也比以前懂事了，想着家人一年四季在地里劳作，现在我放假了，也该替父母下地干点活了。村里人都在田里干活呢，没过几天，我就和他们打得火热。

紧张的日子总是过的很快，终于迎来了决定人生命运的高考，高考那几天，对我来说，日子最难熬，也最让我痛心。

由于高度紧张，导致我高考临场发挥失常，成绩下来后，差的出乎意料，填报的志愿均未录取，最后被调剂到了一所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学。看着手里的调剂录取通知书，心里一丝欢喜也没有。

我觉得对不起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对不起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更对不起自己多年的努力！

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就准备回高中复读，来年再考。在回校园的路上，正遇上高三的班主任张老师，他的眼睛高度近视，镜片一圈又一圈，成涟漪状，透着厚重。

张老师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也明白了我的想法，只是冷静地告诉我，我们学校本来就理科强，文科弱，我现在已经是文科班的尖子生了，即使再复读一年，他认为也很难有大的突破，希望我再考虑考虑。

我觉得张老师的话不无道理，一时觉得迷茫。后来不知从何处打听到，隔壁山东省的曹县一高是省重点，教学质量更好，于是就闹着去那里复读。

父亲在我求学的道路上，一直都是无条件的支持。他二话没说，又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了离家六十里的山东曹县一高。

慕名到曹县一高复读的学生，早就排起了长队。校方见我的高考成绩，比全国重点线还高，很爽快地就接受了。

可是等我到了班里一看，就傻眼了，两百多名学生乌央乌央挤满了整个大教室。因为报到的晚，我只能坐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当时的我，眼睛已经有点近视，黑板上写的什么，模模糊糊，根本看不清。

我开始有点犹豫了。曹县一高隔省跨县，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父亲的河南粮票也不通用，以后只能骑着自行车定期来给我送粮食了。

看着在墙边蹲着休息的父亲，因为带着我骑车六十里路，衬衣早就湿透了，满脸汗水。我眼里一热，泪水夺眶而出，瞬间放弃了复读的念头。

我家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父母为了供我上学，已经竭尽全力，我实在不愿再让他们为我担惊受怕了！

人生啊！有时候就像一只在黑暗的棉裤裆里乱窜的虱子，说不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就狠狠的咬你一口。谁能保证复读一年会考的更好，万一下年又出现失误，没发挥好，怎么办？

也许俺娘说的对，人，争不过命。心强命不强，奈何？现在好歹没有名落孙山，农村孩子，先跳出农门再说吧。

下定决心以后，我心里反倒释然了。

六

“ 呜，呜……”，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离开家乡, 去远方的大学。

说“踏”上火车，好听点。准确的说，我上车根本没通过车门，而是从窗子爬进去的。

县城火车站位于陇海线上，这里通过的火车都是大站发来的过路车。因为站小，快车不停，只停慢车，停靠时间也非常短。

车少，人多，时间紧，加上县城出远门的，农村人多，大都扛着大包小包，行动缓慢。仅靠从车门上车，等车的人不可能全上去，最后总有一些人被挤不来。

我是和几个考进同一所大学的老乡一起走的，这样，路上好有个伴，互相照应，家长也放心。出发前早就打听好了，上火车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从窗子爬进去。

所以，车一靠站，我们几个人就马上围住一个车窗，抱腿的抱腿，掀屁股的掀屁股，先把一个人“撺”进车里，然后他再拉其他人和行李。等最后一个人的腿刚收进窗户，车已经启动。

惊魂未定的我们看着被踩的乱七八糟的桌椅，怕激起众怒，赶紧忙不迭的给大家道歉！

车上站着、坐着、蹲着的，哪哪都是人，行李架上的包裹也挤得压摞摞，好不容易找个空档把包袱塞进去，终于可以长喘一口气了。

火车在慢慢加速，窗外的树开始还一棵棵清晰地向后倒，后来就一掠而过，看不清了。

看来这次我真的要离开家乡了！看着远方逐渐移动的建筑，渐行渐远，心中有失落，有惊喜，有迷茫，仿佛还有点无助，五味杂陈！

在县城上高中这三年，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也不在村里，但是却从来没觉得和杨庄有什么距离。假期回到家，村里人也没把我当外人。

尤其是儿时的伙伴，初中毕业后，都在家务农呢，见了我，亲的不得了。晚上喝过茶，马上凑到一起，一打扑克就是一个通宵。

但是，这次真的不同了，我考上大学了。在当时，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要脱离农村了。

果不其然，派出所很快就给我办理了户口迁出手续。不久，又赶上大队动地，我的一亩三分地也被抽走了。

村里人提起我来，说话也不一样了。本家爷们说，以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搁以前就是官，这是祖宗显灵，祖坟上冒青烟了！邻居也都说，这孩子打小就和人家不一样，长大还真不吃家里馍了！

离开杨庄的时候，村里的父老乡亲来给我送行。有弯腰如虾米的驼背大爷，也有一挪二指远的小脚奶奶，有怀揣大枣的婶子，也有送枕套的大娘。那枣是鲜的，枕套是新的。

娘生怕我路上饿，把鸡窝里攒下的鸡蛋，都给我煮了带上，说是穷家富路。我舍不得吃，都打在包袱里。

火车开了七个多小时，然后又转汽车，我把鸡蛋原封不动地扛到了学校。直到过几天以后，鸡蛋要变味了，才赶紧吃掉。

上大学以后，回杨庄的次数就更少了，一年半载才回一次，也都是在寒暑假。

正因如此，我也就愈发珍惜每次回家的机会，放假从来不和同学出去游玩，都是直接回家陪父母。我姐说，只要母亲知道了我放假的时间，她提前几天就天天掰着指头算，如果放假当天我到不了家，她整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母亲还担心我在外久了，回来以后说话南腔北调，惹村里人笑话，所以我每次回老家进村前，都会自觉把口音调回到杨庄的频道。

果然，我一进村，一口流利的杨庄话一出，立马引来了村里长辈老人的啧啧称赞，说：“你看看人家这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出去好几年了，回家后口音一点也没变，不忘本”。这时，母亲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当然，进村的时候，我也不忘在口袋里揣上几盒烟，只要见到村里的成年男人，无论长辈、平辈还是晚辈，都要递上一棵。爱抽烟的奶奶大娘，也都少不了。

这些烟都是我从上大学的城市购买的，价格不贵，反正村里人也没见过，主要图个稀罕。

村里人无论会抽不会抽的，都赶紧接住，抚摸着过滤嘴，仔细地瞅着，再拿鼻子闻闻，开玩笑说，这烟不孬，连过滤嘴都是镀金的，得好好尝尝。

三爷抽了一辈子烟袋锅，抽不惯卷的烟，嫌没劲，接过后小心翼翼地别在耳朵上，一会拿回家，保存好。

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了，他都会一边给人让茶，一边颤巍巍地拿出我送给他的烟谝谝，说：“这是我上大学的孙子放假回来的时候，从外地给我带的高级烟”。

尽管那烟已经发霉长毛，明显过期了，他也舍不得扔。在他心里，那可是孙子的一片孝心啊！

七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大城市工作，还进入了体制内，端上了铁饭碗。

当时也想把父母接到身边，尽点孝心。怎奈大城市扎根太难，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自己还到处打游击呢，就没敢提这一嘴。

后来总算熬到了一小套二手房，赶紧把父母接了过来。

谁知母亲来了还不到一周，就闹着要走。一会说楼太高，头晕；一会说路上车太吵，晚上睡不着觉。

后来看嘟囔半天没用，就又改口说结记家里的鸡没人喂，囤里的粮食再不晒要发霉。反正不让走就愁得吃不下饭，来来回回数楼梯，天天找借口和我磨。

我知道她在外面住不习惯，她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就是穷家难舍。我的几个姨家，几个姐家她也都住过，但是最多超不过三天。

最后嘴皮子都磨破了，好说歹说，两头挂橛，住了半个月。再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只好让他们打道回府。

一回到村里，母亲整个人马上就支楞起来了，数日的愁云一扫而光，容光焕发。一群老婆看她穿一身新衣裳，精气神十足，眼气的不行。

三大娘调侃她说，“安大姐，你这身行头，是你儿子给你买的吧。”

“是嘞，我一个劲说，不让买，不让买，他非偷偷买，我又不是没衣服穿。”

母亲这话不假，因为买衣服没提前告诉她，我还被好一顿数落。

“你有，是你的，孩子买，是孩子的，孩子想尽点孝心，该买”。

这时有个小孩偷偷从她毛衣后面拽下一撮毛，拿给正在吸烟的二大爷，用烟头燎燎，再拿指头一搓，几个人凑上去一闻，都说，有肉味，是真毛。

“老安，这个衣服很贵吧？多少钱？”胡同口的桂花婶子插话。

“不知道，问了孩子也不说，听说是一种什么牛的毛。”

“牦牛毛”，父亲毕竟是知识分子，记新词，他拿手。

“看看，我就说肯定可贵，还是亲儿舍得掏钱。听说你还去了天安门，你这个老婆子有福了，摊上个拽儿，咋不多住几天，回来干啥？”

俺娘说：“大城市住不习惯，这次住够了，啥都看了，以后想去了，再去。”

在七嘴八舌的寒暄声中，俺娘一边笑脸应承着，一边进了家。

等关上外门，进了屋，她才心疼的给俺姐说了实话：“大城市的东西，死贵。恁兄弟刚上班，一天到晚花钱，跟流水一样，我一天也不想在哪多待，还是在家好，啥都不用买。”

既然父母不愿住城市，逢年过节我就照例早早准备好回杨庄。反正最初的几年里，我还是光棍一个，除了父母，无牵无挂，父母在哪，哪就是家。

后来自己组建了家庭，小两口又想趁年轻没孩子，到外面的世界闯荡闯荡，于是就出了国。

出国以后才知道，海外居，大不易。但是毕竟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于是就接二连三要了几个孩子。

这下可把父母乐坏了，在他们眼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看我儿女双全，老两口整天高兴地合不拢嘴，唱着过。

我就惨了，自从有了孩子，感觉自己像上了套的驴，养家糊口成了第一要务，在家庭的磨道里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渐渐地，回杨庄看父母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路途远，孩子小的缘故，偶尔回去也是自己一个人，来去匆匆。

于是就只能靠定期打电话，来寄托对父母的思念。每次通话时，父母都说自己一切安好，说我姐我哥都在身边，有人伺候，让我不用担心。

有次打电话，我四姐说，小时候，村里来了个算命先生，南蛮子，让小鸟给我叨过一卦，卦相说这个孩子长大不在家，走得远，这都是命。

我估计这是她怕我离家远，想家的时候伤心，瞎编了个故事来安慰我的。

我知道父母和姊妹们都想念我，我也想念他们。但是远隔重洋，千山万水，有时候实在是有心无力，只能把思念埋在心底，仰天长叹，奈何！

后来父母去世了，我心里充满了内疚，跟丢了魂似的，手里拿着电话，看着父母的照片，落泪，感觉自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甚至有好一阵子，我都怕想起杨庄，更怕回杨庄，我不知道没了父母的杨庄，我该怎么去面对。

屈指算来，我离开老家已经四十年了，从省内到了省外，从国内到了国外，越走越远，至今，我和杨庄已相隔万里之遥。

我在杨庄出生，杨庄把我养大，我却不能陪它到老。

真正相守杨庄到老的，恰是那些当年给我送行，自己却未能走出村子的父老乡亲。

可惜他们老了走的时候，我却又见不到，只能遥遥祭奠。欠他们的，注定是永远无法归还的感情债！

平时有空了，我就打开老家人给我发来的电子版家谱，一页一页比对着誊写。对孩子说是想练练书法，其实无非是掩饰一下对亲人对家乡的思念罢了！

我不知道现在杨庄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玩伴，应该还都在吧？

梦里也曾多次回过杨庄，回到自己的老屋，回到自己的小学。看望邻居和儿时的伙伴。

和他们寒暄过后，我独自一人走进了杨庄家后的坟地。

这里安息着我的父母和祖先！我急切的奔了过去，和小时候回家一样，每次都有数不清的话想给父母说，每次都有一肚子的新鲜事想给父母讲。

只是这次，地点由家改成了坟地，父母躺着，我跪着，他们在坟里，我在坟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