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泡芦花

我出生在江汉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小村到处都生长着一种开白花的芦苇。因为芦苇杆是空心，家乡人习惯上喊作泡芦。泡芦除了扎篱笆和盖茅草屋外就只能当柴烧。所以祖辈们就在小村南边一块高坡上建起了几座青窑，一年到头烧砖制瓦。那一窑一窑青色的砖瓦就是祖辈唯一的希望。泡芦长一茬割一茬就过去一年，人们也平安地过去一年。既不贫穷，也不富裕。可是在我十岁那一年，我们家因为我母亲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亲被抓进了监狱，母亲和我只能依靠伯父过日子。

出事那天，父亲在窑场烧窑，伯父用一架牛车往窑场送泡芦，其他的人都在地里割泡芦装牛车。母亲被村里派着给窑场烧火送饭。母亲挽着竹篮，唱着花鼓调，脚步轻快，扁担吱嘎。走到半截儿，母亲突然听到泡芦叶儿嗦嗦发响，像有人隐藏着跟踪她。她停下来，往回看又侧起耳朵听。却只见泡芦花飘动的影子和风吹泡芦叶的声音，就放心而去。

太阳当顶时，母亲只觉得身边地上被太阳照出的人影一晃，脖子便被人从后面用胳膊箍住了。扁担、竹篮以及碗筷米饭被抛撒一地。

此时的父亲像有心灵感应，正往窑口里塞着一叉柴草，突然将铁叉往地下一扔，带出几根燃着火的泡芦。父亲跑到正躺在柴草上昏睡的猴子伯身边，一声炸雷：“老猴子，快起来！”

猴子伯一个惊灵跳起来，“失火了？”

那根泡芦上的火渐渐靠近草堆。父亲说：“换班，我去撒尿！”

父亲撒腿就跑。猴子伯发现了草垛上的火，大惊失色，“牛伢子，失火了，快回来救火。狗日的牛伢子，跑你爹的B。”

父亲充耳不闻，在泡芦地那条小道上跑得气喘吁吁。父亲身后浓烟冲天。

地里的人发现失火了，纷纷从各个不同方向往窑场跑。

父亲找到扁担和竹篮，开始叫喊母亲。虽然他用尽了力气，但声音仍然被救火的喧闹声给覆盖着。父亲着急地在泡芦地里寻找。

人们跑过来的脚步将扁担绊得左右晃动，将碗踢到路边，将篮子踩得粉碎……

小村似乎很快恢复了平静。树上的鸟儿多，地上的狗儿多，院子里的鸡子多。

早晨，我被屋外的一阵嘈杂声惊醒。我从被褥里伸出头，问父亲，“是不是哪家的鸡又被偷了？”

“是你范新叔家，不是被偷了，是被下了药，连猪也死了。”

正从瓮缸里舀米的母亲，手里的瓷缸不小心落地，哐……吓得我一蹦。我赶紧爬起来，跑去看稀奇。

范新叔家门口围满了人。有痛斥下药人心狠的，有怀疑范新叔做了缺德事的。听得我懵懵懂懂，辨不清事非。

我看到范新叔蹲在院子里只管叭哒叭哒抽烟。范新叔的老婆披头散发坐在地上双手拍地乱嚎。

村里人像告别似的转着圈从鸡笼走向猪圈，看倒下的鸡和大白猪。

下午，村里几个有杀猪经验的壮汉帮范新叔把猪剥了皮。范新叔磨了一大桶米面，做了两大坛鲊肉。

我以为这事和平常一样很快会过去。谁知过了没两天，村里来了几名公安人员。村里人纷纷从家里出来看着公安人员从面前经过。

民警来到我们家门口。父亲正坐在板凳上用篾刀削竹子。民警进来向父亲展示了一份拘捕令，说父亲涉嫌纵火和投毒。父亲扔掉手里的竹子站起来。因手里拿着刀，有两名民警迅速后退，从腰里掏出手枪，警告父亲不要乱动。父亲木然地扔下了篾刀。

就在父亲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我悄悄地溜出门，往南坡上跑。南坡上有一块父母开垦的自留地，母亲正在那里下土豆种。

我跑上南坡却不见母亲，只有母亲留下铁锹和锄头。我大声喊，也没有回音，便又折头跑回村子。

几名民警押着父亲走在村道上，后面跟着一群叽叽喳喳的乡亲。父亲停住脚，回头望了一眼，想看看母亲。喧哗的人群里却没有母亲的影子，只有大伯焦急的面孔。

一名民警推了父亲一把，“快走快走。”

这时，我已经约好了铁蛋和虎子，躲在路边的树上。我用弹弓上好石子，照准推父亲的民警嗖地放出一弹。民警的手被击中，高喊：“有人袭警。”

铁蛋和虎子也拿出平时打鸽子的功夫。

民警一看是几个小孩就没管。

我从树上溜下来。

民警身上，石子乱飞。人群更加混乱。我从人群里钻出来，拉着父亲就往树林里钻。“爹，快跑！”

父亲愣了一下，开始跟随着我跑。后面的民警步步紧追，但不熟悉地形，越拉越远。

我们很快钻进泡芦地。我知道，一钻进泡芦地民警就把我们没法了，父亲就有了逃脱的希望。

跑着跑着，母亲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伢子，往这边跑。”于是我和父亲一起跟着母亲跑。

跑着跑着，我和父亲轰隆一下，跌进了我们用来捕捉野狗獾子的一个大坑里。

我知道那个坑是父亲和母亲一起设计的。父亲其实知道那个坑的位置。母亲将我们往坑的方向带时，父亲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所以没有避让，心甘情愿地落了进去。父亲说，就是跑脱了，以后又怎么生活呢？倒不如坐几年牢回来再好好做人。而我却不能原谅母亲，从此与母亲产生了极大的隔阂。

父亲走后，母亲依然经常遭到范新叔骚扰。母亲一个人从来不敢上南坡。有时候是我陪着，有时候是伯父帮忙挑几担粪上去浇。渐渐地，我对范新叔的憎恨增加了，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报复。有天晚上，我看到范新叔在往地里挑粪。我和铁蛋、虎子在他来往的路上横着挖了一个长坑。然后又覆盖了些树枝茅草和细土，恢复了原样。范新叔一跤跌进坑里，身上被粪水浇了个透。

我们躲在树林里忍不住笑起来。范新叔一阵大骂，“小狗日的们，老子捉住你们，剥你们的皮！”可范新叔爬起来追了两步，发觉腿断了、腰折了。母亲看到我满脸喜色，觉得不对劲，怕我走父亲的老路。终于有一天去恳求范新叔放过她，也放过我。范新叔因此提出了更无赖的要求，要母亲跟他做一双鞋算是赔罪。那几个夜晚，母亲坐在灯下做鞋，我坐在旁边相陪。我以为母亲是为父亲做的，好在探监时送去。后来发觉鞋穿到了范新叔的脚上，我像一条发怒的狗，扑上去就咬，咬得范新叔满身是血。范新叔狠狠地掴了我几耳光。我依然不松口，直到咬断他的一根小手指。为此，范新叔放出话来，如果母亲不向他告低，他就扛镢头挖我家的山墙。那天夜晚，范新叔真来了，镢头砸得山墙呯呯作响。

我从厨房拿了把菜刀，要冲出来拼个死活，被母亲死死地抱住。

这时，伯父召集了几个年轻人，将范新叔打得皮开肉绽。从此，范新叔就永远瘫在了床上

范新叔的老婆照顾了不到一年，眼看痊愈无望，偷偷溜回了老家，扔下范新叔一个人要死不活。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竟然经常偷偷地去料理范新叔的生活。可能母亲觉得，范新叔是因为自己才落得这种下场，母亲深感内疚吧。应母亲的要求，伯父也经常往范新叔家背些柴米过去。

我对母亲和伯父的不解，使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想理会他们。后来，看着母亲和伯父忙碌的身影，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母亲与伯父之间似乎有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伯父十多年前娶过一位四川媳妇，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也没给伯父留下一男半女。以后，伯父的心思就全部用在我父亲身上，为父亲成家，帮父亲持家。我出生后，对我的爱不会比父亲逊色。父亲走后，伯父在很多方面担当着父亲的角色。但真要面对现实时，我又不觉为父亲感到委屈。

有一天深夜，母亲突然发肚子痛，痛得脸色发白。母亲吩咐我赶快去找伯父。

我说：“找伯父有什么用？他又不是医生？”

母亲吼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娘的话呢，伯父有治肚子痛的经验。”

母亲一说，我也想起了以前。母亲肚子发痛，父亲请伯父在母亲腰部捏了一根什么筋就给治好了。开始，伯父不肯伸手，是父亲急得嚷嚷时才动手。

这一次，伯父自然是人到病除。

但我却发现，伯父那一夜没回家，母亲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我怀疑，那灯是亮给我看的。

随后又一次，我到南坡来找母亲。不见母亲，只见到了母亲使用的锹、锄头和大伯挑的粪桶。

我望着坡那边开遍了白花的泡芦地，心里想哭却始终哭不出来。

十年后，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回到镇上一所中学教书。这期间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想起当年在树上用弹弓打民警的事，不免一阵摇头。对于母亲当年的做法也都想得比较透彻了。

范新叔很早就死了。母亲和伯父没有了拖累，一心攒钱供我念书。我很少回家看望母亲和伯父。母亲很理解，也没有念叨。

父亲服完刑后回家，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不再那么容易冲动了。父亲回家只是看了一眼母亲新铺的床，在南坡树林里找到正在掰树枝准备过冬柴草的伯父，痛痛快快地流了一场眼泪就走了。去了南方。说那儿有他救过一命的牢友，并帮他联系了打工的地方。

后来，随着年龄增大，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父亲、伯父之间睦然相处的道理。就像泡芦地里的芦苇花，每年开过一次就标志着成熟一季。然后才有青窑中熊熊的炉火，才有一年一年青色希望的延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