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老万在同一个工地上做工,都是远离老婆,男人女人的那个问题很不好解决。有人说临时夫妻可以管用,可我们工地上都是青一色的男杠子,就是有女工也不敢往里掺合。
我们大多以身体不能受损伤为由,实在熬不住了,就出几十块钱,到“烟花柳巷”,找个女人放松一下。所以,我们那方面经常得到“锻炼”,功能一直很正常。而老万就不同了,有了那方面的需求也死硬地挺着,他不想出那几十块钱。时间一长,那种事儿就很不容易来了。老万苦笑,“也好,当个和尚,免去了俗世烦恼。”
我们这一期工程,做得很顺利,提前完成。工友们都很兴奋,因为可以提前回家与亲人们团聚了。尤其老婆和孩子,是工友们想念得最厉害的。
工头说:“除了老郑,老蒋,老熊他们几个回家不起作用的几根老杆子留下来,帮忙拆装塔吊。其余的人都给我滚回去,两个星期后再来。跟你们说,千万别把你们老婆的几根床棍子搞塌了呢?”
老万说:“我想留下来。”
工头问:“怎么,你也成了老杆子?”
老万的脸略微有点不自然,“不是,我是想多挣两个钱。”
工头说:“老杆子就老杆子,在工地上,老杆子又不是什么丑事!”
“我还是不想回去。”
工头说:“那你想好,明天答复我。傻瓜,有这等好事,还不做。要不,让给我帮你去做得了。”
工头说话,向来口无遮挡。工头单身十多年了,不代表他十多年没沾女人。他有钱,身边有女人围着转。
工头哈哈哈的大笑着离去。
老万沉下脸色,像蒙着一层水泥灰浆。我知道,工头的话戳到老万的心尖了。我拍了拍老万的肩膀说:“工头这是开玩笑,无荤不食嘛。”
老万说:“我知道。”
傍晚,我们吃过饭,我正要进工棚。难得清闲,我正想躺到床上,打开手机看一会儿小说,老万进来了。
老万说:“我们出去走一走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一说。”
“可以。”
我们工地前面不远,有一条小毛渠,渠里有水流动。我们工地上的用水,大多是从这里提取的。工头兴奋地说,“该老子运气好,可以节约一大笔水钱。”
平时,工友们想安静了,就会来这里坐一坐,发一阵子呆。
这天晚上有风,几棵排列得不太整齐的柳树,在风中有一迭没一迭地晃动着柳丝。柳丝也垂挂得不均匀,像粗心女人的头发,一绺少一绺多。
我们就靠在柳树旁边,选了个合适的坡坎坐下了。老万一直闷着,没有开言。我知道,老万的心里肯定早就打上了草稿,这回一定是憋着一件“大活儿”。
果然,老万跟我谈起了他老婆。我们平时也谈老婆,但不多,谈老婆也是谈的老婆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温柔,如何如何拿自己当爷们儿。如果谈老婆的不是,就会涮低男人的脸面,也会被人嘘声禁止。这天,老万说是拿我当兄弟,敞开了谈论他与老婆之间发生的事,好的和不好的,隐藏的和公开的。
老万的老婆姓吴,叫吴菊英。结婚前,是一个裁缝女工,就是在工厂流水线上作业日夜加班的那一种,忙得连上一趟厕所都不敢多用时间,否则就会“肠梗阻”。有好多身体抗不住的,因为血脉不活,脚肿脸肿而干不下去的。
结婚后,吴菊英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又没有父母帮忙照看孩子,就不能回服装厂上班了。后来孩子进城读书,吴菊英成了理所当然的陪读一族。这个时候,老万就开始出来打工了。
租房子时,老万建议选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老万说,我出去打工,也不缺少这多岀的几十百把块钱。但吴菊英说,差不多就得了,几十块钱还不是钱?
老万开始还以为吴菊英是心痛钱,是心痛他在工地上干得辛苦,后来才发觉并非如此。
老万的女儿大部分时间是住校,只有放双休才会来到出租屋。老万每次回来时,吴菊英都会笑容满面,都会整一桌丰富的饭菜,一家人好好团聚一次。
这时候的老万才发现,他的那个“枪杆能力”下降得十分厉害。这么长时间了,只能勉强维持一次的成功,还是在吴菊英的主动配合百般努力的情况之下。
老万有点内疚,只能用加强联系的方式多跟吴菊英打电话。
有时候,吴菊英在出租屋里闷,就会出来到外面走一走。
顺着小路出来不远,是一条河渠公园。公园里有一片小竹林,有一座小凉亭。吴菊英便喜欢上了这里,经常来这里静坐,消磨时间。竹林里有各种各样的鸟叫声传来,给吴菊英带来了许多安慰。
老万跟吴菊英打电话,说:“怎么听到有鸟叫的声音,你不在屋里吧?”
吴菊英说:“我在一片竹林里面。”
“哦,难怪听得到鸟叫呢?”
以后,老万打电话回来,吴菊英都说在竹林里,老万也听得到鸟叫声。
然而,老万有一次提前回家,准备给吴菊英一个惊喜,没有告诉她,家里只有女儿在写作业。
老万打电话给吴菊英,“你在哪里?”
吴菊英说:“我在竹林里听鸟叫呀?”
老万心里一愣:孩子在家里,她会出去到竹林里听鸟叫吗?
女儿说:“妈妈说鬼话,我知道妈妈在哪里,我带你去。”
女儿虽小,但对父亲的忠诚度是不可小觑的。
女儿带着老万,来到一幢宿舍楼,女儿用手指戳了戳一个窗口,“在那儿。”
老万敲开了一间宿舍门。吴菊英和一个年轻小伙正在里面。看家里的装饰和生活痕迹,比他们出租屋里温馨多了,也可以看出来时间很久了。
小伙不认识老万,“你找谁?”
老万说:“对不起,我敲错门了。”
老万平静地退出门外,带着在街上等候的女儿一起离开了。
老万在出租屋里,看到了到处都是灰尘,证明吴菊英很少住在这里。
吴菊英回到了出租屋,问老万,“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老万怒不可遏,此时像一头狮子一样爆发了。“我是不该提前回来,是不该撞到你们的丑事……”
吴菊英也像一头小山羊发怒顶起脑壳来。“你认为是丑事,我不认为是丑事。你不想出丑事,你倒是干呀!没得屁本事,就不要在我面前乱吼。”
老万像中了一枪,狮子的吼劲一下子全没了。
自此以后,老万便丧失了“争夺吴菊英”的权利。但老万还是经常跟吴菊英打电话,吴菊英也经常说在竹林里听鸟叫呢?
这是老万隐藏的故事,没办法,在工友面前得装装样子。
老万的故事讲完了,我们彼此都沉默无言。只有风儿无心,兀自飘摇,它才不管人间的这些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呢!
末了,老万掏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请你帮我捎给我老婆。”
我说:“我们都不是用的微信转账吗?你怎么还用银行卡?”
老万说:“我老婆不会使用微信。”
我问:“哦……你长期不回去也不是事啊?”
“能过一天算一天吧,只要她不提离婚就行。我看那个小伙子小她很大一截,听说也没有离婚,不可能生活得长久。”
但愿如此吧。
我听完老万讲的故事,心里就开始犯堵了,像吃了个秤砣,上不上,下不下,很难受。
我按老万给的地址,找到了出租屋。果然,出租屋锁着门。老万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不在这个出租屋住了。老万说,他们乡下的房子,由于长期不住人,闷了,塌了,吴菊英回不去了。
我打电话给吴菊英,“你在哪里?”
吴菊英问:“我在竹林里听鸟叫呢!你是谁?”
我笑了一下,吴菊英果然在“听鸟叫”。我说:“我是老万的工友,跟你送钱来了。”
吴菊英说:“哦,你已经到了?”
“到了。”
“老万说过这件事。我们加个微信吧,发个定位给你。我回来有点不方便,有点慢。”
我皱起眉头,老万不是说吴菊英不会使用微信吗?不会用微信转账吗?要我跟他带银行卡回来什么意思?
按照定位,我真的找到了那片小竹林,找到了那个小凉亭。凉亭里,有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个长发飘逸的女人。看上去,这女人还很年轻。不知是保养得好,还是本身就这么年轻。
我怀疑定位不准,问这女人,“你有没有看到附近还有别的人吗,一个女人?”
女人说:“没有了,就我一个人,我就是吴菊英。”
我这回,不能说是发愣,而是惊呆了。这是老万讲的吴菊英吗?怎么一点儿都对不上号呢?
吴菊英说,老万讲的都是事实,只是有一点他不知道。我先前不是裁缝吗?时间干长了,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老万回来时,提前通知我,我就会到医院打一针封闭药,暂时管一段时间。
“那个小伙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的一个表弟。在城里,只有我们两姐弟是亲人,只有他能无怨无悔地照顾我。”
“哦……那你应该跟老万解释清楚啊,免得老万误会。”
吴菊英说:“老万没有误会。”
我被老万整得莫名其妙了。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我的家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不知不觉,我和吴菊英聊了很长时间。等到发觉要走时,已经很晚了。我提出住宾馆,吴菊英说:“又不是没得地方住,何必花那个钱呢?”
吴菊英将我带到了她的出租屋。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像老万说的那么脏,那么小。倒是睡觉的床只有一张,老万回来,都是一家人挤在这张床上。
吴菊英睡在床上面,我用被子铺在吴菊英的床前。
朦朦胧胧,我被一阵吵闹声弄醒,我听到了一阵鸟叫声,是天亮了吗?我歪起脑壳四处瞄,发现鸟叫声是从吴菊英的手机里发出来的,此时正是午夜。
老万曾对我说过,他听得出来,鸟叫声是假的,是录的音,是专门用来播放给他听的。
我的心里堵得更厉害了。
吴菊英看我醒了,从床上溜下来,钻进了我的被窝里。
我慌忙说:“这不行不行,我和老万是工友。朋友妻,不可欺。”
“你这不是欺,是跟老万帮忙,老万同意了的。”吴菊英举起手里的那张银行卡。
真凭实据面前,我不做抵抗了。再说,我也是个打工的,在工地上的时候,也找过女人帮忙解决问题,就放得开了。
吴菊英也是个丰满漂亮的女人,她一近身,那个“不听话的东西”瞬间昂起了头。
吴菊英手里仍然攥着银行卡,忘记了放下,在我的背心划来划去,我没有感觉到痛。
吴菊英这么忘情地对待我,估计是把我当成老万了……她和老万时光倒流,又一起回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们枕边,吴菊英的手机也顾不上关了,任由手机一直反复地播放着竹林里的鸟叫声。
这阵鸟叫声叫了很长时间,将我心头的那个秤砣,消磨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