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受聘经历,记忆像一副旧画,颜色有些褪色了,却仍然很清晰。如今退休了,没了那些职场上的顾虑,才敢借着写小说的由头,把这段藏在心底多年的往事翻出来讲讲。当年牵涉其中的诸多人物,好些都已没了音信,像手握我们“生杀大权”的饶副校长,上半年突发脑溢血,说走就走了;还有曾拉我一把、对我有提携之恩的三位师范同窗——丁公、癞子、丝麻(雀子),也都退了下来,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其余的人,多是跟着饶副校长起哄的“小喽啰”,虚张声势、人云亦云,不值一提。
我们这批师范生,大概是包分配的末班车乘客,从乡村民办教师里一路考出来,个顶个都是拔尖的,毕业时,脑袋昂得比天还高。我撺掇着同寝室的三个舍友,铁了心不服从分配,任谁劝都不听。偏远乡村小学?我们才不去!费那么大劲儿从乡村挣脱出来,哪能再一头扎回去?那时,买户口进城成了一股热潮,我们手握师范生这块“金字招牌”,心里盘算着,定要寻个好去处,把这优势利用到极致。
可癞子、丁公和丝麻却面露难色,信心像漏了气的皮球,瘪了下去。癞子嘟囔着:“我要有你那股冲劲儿,哪还用得着发愁!”
班主任覃老师苦口婆心劝道:“你们先去分配的学校落脚,往后的路慢慢谋划也不迟,要是放弃这次机会,往后可就难说了。”
我年轻气盛,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老师,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覃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到底还是心软,答应给我们留着宿舍,实际上是让我们寄居。“行吧,宿舍你们先住着,等找着工作再搬走。”
我们几个赶忙谢过老师。
四人一道去应聘“某风学校”,这学校现今还开着,出于谨慎,就用这代称吧。和“民风”“校风”类似,大伙一听,心里也都有数。既能把事儿说明白,又能给自己省些麻烦,何乐而不为?
说实话,我们四个里头,我自认为最契合人民教师的模样。身形挺拔,模样周正,往讲台上一站,活脱脱就是小学生眼里的榜样。成绩门门优异不说,还额外攥着文学创作这把刷子,平日里写的小说、散文、诗歌,这儿那儿发表了不少,同学们都戏称我是“乱画一气的作家”,简称“乱画家”。当时我琢磨着,要是在学校顺带开个文学创作兴趣班,那还不是小菜一碟,比外面那些捞钱的作文培训班不知强到哪儿去了,还不收学生一分钱。
可谁能想到,现实狠狠甩了我一巴掌。我居然落选了,反观癞子他们几个,平日里看着不显山不露水的,竟都应聘上了。我只觉脸上火辣辣的,扯过癞子就问:“你使了什么旁门左道?怎么就应聘上了?”癞子冲我挤挤眼,伸出食指和拇指搓了搓,压低声音说:“我爸妈夜里去了饶副校长家。”末了还补上一句,“早叫你准备准备,你偏不听!”我心里又气又恼,嘴上却还硬着:“你家开着店,有钱任性。我爸妈守着几亩薄田,哪来的钱去打点?活该你得意!”
转头看向丁公,我满心疑惑:“你跟我家境差不多,又没个矿,拿什么去送礼?”丁公嘿嘿一笑,拍着胸脯说:“我没钱,但我会看眼色、见机行事。”原来,他本想去饶副校长家演一出苦情戏,正巧碰上副校长的老父亲生病住院,缺人手照料。丁公乐坏了,双手合十念叨:“天助我也,阿弥陀佛!”二话不说就在医院守了一个多月。副校长的父亲病愈出院,在儿子耳边念叨几句,丁公就这么被录用了。当时我还瞧不上他这副“讨好”的做派,鼻子里冷哼一声。
再看向丝麻,我脱口而出:“你呢?要才没才,要钱没钱,到底耍了什么花招?”癞子和丁公在一旁憋不住笑。丝麻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我怎么就缺胳膊少腿了?别小瞧人,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就行,管它什么法子!”我一时语塞,满心憋屈,一甩头,大步流星地走了。
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眼瞅着一些学校都开课两个月了,我还像个无头苍蝇,四处碰壁。
某天,手机响了,是丝麻打来的。电话那头她扯着嗓子喊:“乱画家,服软了没?”
我一头雾水:“服什么软?”
她噼里啪啦一通数落:“被现实磨平棱角了吧?还剩几个钱吃饭?住哪儿呢?覃老师都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你还赖在师范宿舍不走,丢不丢人?没饭吃就滚来我这儿,我收留你!”
我梗着脖子回她:“不去!谁不知道你那寝室啥情况。”
她立马提高音量:“有本事你出去租房住,别为难覃老师!老师待咱跟亲妈似的,你好意思继续赖着?”
话说到这份上,我确实没了退路。癞子和丁公那儿是大通铺,单身汉扎堆的大教室,哪有我的容身之地。百般无奈之下,我搬进了丝麻的小闺房。当年师范学校条件艰苦,寝室是废弃供销社仓库改的,不分男女。丝麻就在墙角拉块布帘,勉强隔出个“女生宿舍”。那时候大家心思单纯,画个圈都能当一家地盘,谁也没那些歪念头。哪成想,一入社会,现实就给我上了这么一课。
打从住进教职工宿舍,旁人都默认我是丝麻的男友。虽说从前没把她当异性看过,眼下住进这屋,心里别提多别扭了。我知道丝麻和饶副校长那档子事儿没断,还主动跟她说:“要是不方便,你吱一声,我出去躲躲,省得撞见不该见的。”毕竟这种事,一旦撞破,就彻底没法收场了。
往后的日子,丝麻经常打电话让我出去溜达溜达。我只能闷着头出门,在马路上晃荡,任由风雨吹打。心里头拼命告诫自己,丝麻的生活与我无关,我不过是暂时寄居,可酸涩、愤懑还是止不住地往上涌,却又无计可施。
好在每次回去,房间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丝毫瞧不出异样。我偶尔忍不住刺她几句:“哟,心情挺不错啊,收拾这么利落?”有时也会忧心忡忡地劝她:“老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你总得嫁人成家吧。”丝麻满不在乎地摆摆手:“放心吧,色字头上一把刀,长不了的。只要别贪心、不闹大,马上就有人接盘,这就是人性。”
还真被她给说中了。没多久,饶副校长的目光被新来的年轻女教师勾了去,挑了个最漂亮的,丝麻就此解脱。她长舒一口气,冲我扬了扬下巴:“可算摆脱了,往后专心对付你。”我装傻充愣:“对付我干啥?”她双手抱胸,直截了当地说:“两条路,要么娶我当老婆,要么麻溜收拾铺盖卷儿滚蛋!”
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是丝麻在给我台阶下,让我能“体体面面”地离开。这时,我凭硬功夫,考上一家报社当编辑记者,干着喜欢的活儿。笔下的小说、散文也愈发愈多,像开了闸的洪水,声名渐起。我正在设想怎么告别呢,丝麻也怕那段不光彩的过往拖累我的前程。
可即便日子越过越敞亮,这段寄居的经历却像根刺,深深扎在我心里。它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课,是人生的起点。那些屈辱不甘和沧桑之感,成了我午夜梦回时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同时,感恩和回报的欲望,给了我极大的动力,像弹跳的皮球,压缩得越厉害,反弹的力量就越大,成就了我以后的辉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