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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官恩和宋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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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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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床大被

 一

从当小学老师,到借调镇政府办公室当通讯报道员,再到报社当记者编辑,再到当自由撰稿人,我一直从事着与文字相关的工作。五十岁一过,眼睛视力像下陡坡似的骤降,由近视变得模糊。我原以为是不再年轻的缘故,后来听说是疫情期间打了问题疫苗的原因。我只能怪自己运气不佳,三针疫苗竟然打了两针问题疫苗。

渐渐的,眼睛的疾病愈发严重。车不能开了,不能出门走远亲了。门口的台阶看不清了,致使脚下跌跌撞撞,闪筋扯腿的事情屡屡发生。最恼人的是,我骑着电动车,沿着街边非机动车道直走,越过一个路口之后,竟然落到了马路牙子之间的一条窄坎坎里,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之后,好生纳闷:简直不可思议,这么宽的马路,怎么会掉到马路牙子里呢?

老婆说:“别犟了,老了就老了,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医生吧。”

我不甘心就此老去,回嘴道:“我才五十几岁呢?”

“五十几岁又怎样,别人还不是要喊你老头子。老头子,小老头子,老头子……”

有一次,我替老婆照护门店,坐在办公桌后面,打开电脑写小说。有一群小学生从门口经过,看到我之后,居然有小学生惊讶地说:“哎,你们看喽,这个老头子还会使用电脑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头子,心里很受打击。心里气鼓鼓的,不舒服,讲给老婆听,以求安慰。没想到她反而笑了起来,硬生生地来了一棒,“本来就是老头子嘛,伢儿们又没冤枉你。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吧?老头子,小老头子……”自此以后,她就经常这样轻唤我、刺激我,说是让我清醒清醒。

我清醒了,来到医院检查眼睛。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医生,姓陈。

陈医生指引我在这个仪器前坐一会儿,用激光扫描一阵,在那个仪器前坐一会儿,用一盏灯照一阵子。最后点了几滴眼药水到眼睛里,让我闭目养神二十分钟。

我数着分秒等了二十分钟,十分难捱。秒针一跳到十二那儿我就找到了陈医生,“时间到了呢。”

“好,我来看看。”陈医生拿着小手电,翻着我的眼皮照了照眼睛,“你的左眼有白内障嘛。”

我虽然对白内障这个词不陌生,电视报纸上的广告铺天盖地,但我都认为那是别人的事,与我八竿子打不着。我不相信,“我得了白内障?不是视力模糊吗?”

陈医生说:“白内障的明显表现就是视力模糊,是一码事。”

“哦……”我一阵尬笑。我平时比较注重语言的逻辑性,这次明显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且被人准确无误抓住了,回击得我体无完肤。“怎么会得白内障呢?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白内障是眼睛里面的晶状体出了问题,不是照照镜子就能看到的。你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错过了用药治疗时间,只能住院做手术了。”陈医生的话说得很坚定,犹如快刀斩乱麻。“你回家跟家属商量商量,安排一下,做手术要尽快,原则上是越快越好。”

白内障手术是个小手术,技术已经很成熟,时间不会太长,三四天就可以出院。简简单单地安排好之后,就准备住院了,连老婆想到医院里去陪护两天都拒绝了。

老婆问:“你确定不要我去照护你?”

我说:“不要你去,又不是什么大手术。”

“大小都是手术,做手术不是要家属签字吗?”

“到时叫老三跑一趟,到手术室门口坐半个小时就行了。”

老三是我胞弟,妥妥当当的家属。他在一家物业当经理,每天安排完事情就在办公室上电脑玩游戏。他比我的时间闲得多,正好让他多跑跑腿,充实充实生活。

我入院时,病房里已经有了两位病友,都是女的,都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状病号服。从无菌服装上看来,她们已经做过手术了。一个个子高一点,脸型长一点,头发银白,梳理得很整齐。戴一副黄色太阳镜,但看得见眼镜后面的纱布。从形象和气质上一看,就知道她平时就是个很讲究的人,很懂规矩的人;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也很高冷。另一位则与这一位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另一位脸相粗糙,皮肤黝黑,个子又矮一点,左眼直接贴着一块纱布,不怎么顾及形象。

从今天起,往后一段时间,我们三人就要共处一室了。从自由散漫、宽床大被的家里一起挤到这么个狭小的空间,又加上彼此陌生,男女有别,肯定有诸多不便。病友间快速拉近距离的方法,就是相互询问病情,也包含有“同病相怜”的因素,一般都很亲切。

我明知故问头发银白者:“你好,你也是做的白内障手术吧?”

“你好。是的。”头发银白者礼貌地含笑点了一下头,没有多说。

我又转向脸相黝黑者:“你好,你也是做的白内障手术吗?”

脸相黝黑者脸望着我,表情显示她没有听清我在问什么。

旁边头发银白者说:“她的耳朵有问题,说话需要大一点声音。”

“噢噢……”我放大音量又问了一遍。

脸相黝黑者回答:“我不是白内障,我是割眼睛角落的息肉。”

“噢噢,麻药醒了痛不痛?”

“痛……哎哟……痛死我了。”我的话仿佛提醒了她,也仿佛给她又扎了一针,她不由自主呻吟起来,手情不自禁地摸向纱布。

头发银白者急忙高声嚷嚷着制止,“又摸眼睛又摸眼睛,医生叫你不要乱摸,以免感染,怎么就记不住呢?”

“眼睛一痛就忍不住了。”脸相黝黑者满脸堆笑,“你呢,也是来做白内障手术的?”

“是啊。”

看似对话是多余,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对话闭环,里面包含有尊重对方和热情待人的内涵。

经过交谈,我们都了解到了各自的姓氏,礼貌地“浅尝辄止”,没有问名字。我姓杜,李白杜甫的杜;头发银白者姓习,凉风习习的习;脸相黝黑者姓田,肥沃田野的田。

我们的病房虽然只有三个人,但我感觉仍然十分狭窄。床头柜上放一瓶水和漱口杯就感觉放不下别的了,放上去也会掉到地上摔坏。柜子里放两包手纸和两件衣服就挤不进去了,手机和平板电脑只能放到枕头上去充电。尤其是床,特别的窄,人睡在上面稍微翻个身就会掉落被子和衣服,一定得把旁边的扶手拉起来。我感叹道:“这张床怎么这样窄呢?”

“是太窄了。”老习说。老习夜里瞌睡稀少,翻来覆去,感慨颇深。

老田听到了,说:“我好像没得这种感觉,我随便找个地儿都能睡觉。”

老田瞌睡挺多,有时说着话听不到回音就是睡着了,紧跟着就是鼾声大作,震荡病房。这时的老习就得赶紧往耳朵里塞棉球,我也连忙打电话给老三,让他赶紧买一副耳塞送过来。

我们刚刚熟悉了情况,在门诊值班的陈医生给我打电话来了。“老杜,你的情况不容乐观呢,你有糖尿病不知道吗?”

“啊?”我一惊。

“你平时没做过体检吗?”

“这两年没有。”

“你的血糖高到了二十一点。”

一无所知的我问道:“正常的应该是多少点?”

“五点到七点。”

“高这么多呀?那手术还能做吗?”

“这么高的点位肯定做不了,得先把血糖降下来了再说。”

这就有点出乎意料了,陈医生说白内障正是由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病因弄明白了,却引起了我的一阵恐慌,糖尿病在我的心目中是一种可怕的病,它会像蛇一样缠绕一生,这就不是三四天可以解决的问题了。早晨护士来抽了五六管血样拿走了,我一直担心还会查出其他病症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好端端的,怎么会有糖尿病呢?”

这时,老习说话了,“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糖尿病几十年了,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你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是啊。”

老三听到我有糖尿病的消息后打来电话,“你真是我的亲大哥呀,怎么得糖尿病兄弟两个还要扯般平呢?”

“你也有糖尿病?几时得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去年春上胰腺炎住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你忘记了?”

哦……在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中,好像得糖尿病的不多,就忘了老三这件事,只记得是胰腺炎,住过半个月的院就痊愈出院了。

老三说:“久病成良医,我都成了治糖尿病的医生。就是打胰岛素,吃控制血糖过高的药。”

“看你说得好轻巧,我是不是回家让你来帮忙治呢?”

“这倒不敢,我只是告诉你,糖尿病是小意思。听医生的,让你怎么治就怎么治,不用担心。”

老三身体很好,长得腰圆体粗,从来没见他禁忌过什么食物,甚至没觉得他是糖尿病的缠身之人。加上邻床的老习也是如此说,我的心渐渐平息了下来。

治疗糖尿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注射胰岛素,禁食高糖分高热量的食物。护士在我的腰间插了一根长流针,脖子上套了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裝着一台微电脑控制的注射泵,一天到晚,逢餐就要注射胰岛素。这倒犹还可,就是每餐前后查血糖,飞针在手指扎眼挤血,扎得人打哆嗦。

每次扎针,我的精神都很紧张,皮肤都绷得很紧,浑身发冷。而老习却很冷静,似乎习以为常,不动声色地伸出手指让护士扎针。老田呢,就不同了,护士的针还没有扎到手指,她就别过脸哎哟哎哟叫唤起来。

这段时间由医生护士控制频率,我只是忍受痛疼,血糖开始平稳下降。只是后期注射皮针要自己学会注射,为常规治疗做准备。我虽然不笨,但要笔杆换注射筒还是呆脚呆手,时常搞乱步骤,搞错剂量,致使血糖点数忽高忽低,达不到要求。

但此时我发现,一同测量血糖时,老习的点数稳定在七点八点之间,挺让人羡慕的。关键是她并没有像我一样用注射器打胰岛素,只是悄无声息的吃几颗药丸。

我问她,“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平稳的?”

老习说:“只要记得准时吃药就行了。”

我说:“我也是按医生说的准时吃药呀?”

老习说:“我是吃的自己带来的药,不是这里的医生给的药。”

难道又是“久病成良医”、“自己当医生”?老习吃的药果然不同,她吃的是“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和“阿卡波糖”。而我吃的是“盐酸二甲双胍片”加“格列卫净”。我吃的药厂家不同,还要贵出许多,难道“贵不如便宜”吗?

老习说:“不是说你吃的药不好,关键是对症下药有效果才是硬道理。”

我问:“你这药在哪里买的?”

老习说:“就在我们小区门口的药店里。”

我问:“你们住在哪个小区?”

老习说:“我们是在乡下的镇上,说了你也不知道。”

“哦……”

这场谈话就此嘎然而止,好像有点儿有头无尾,后面还有好多话要说,但又无法继续说下去。

过了几个小时,老习突然问我,“你有准备饼干糖果没有?”

我说:“我不太喜欢吃零食。”

老习说:“不是要你准备吃零食,是叫你准备防止出现低血糖。”

我说:“我是高血糖,怎么会出现低血糖呢?”

“你忽高忽低没有控制好,万一出现低血糖了怎么办?这些糖果饼干可以救你的命。”

“好,我会叫我的兄弟买了带来的。”

“我这里买的还有点,给一些到你。”说着,老习拿过一袋糖尿病人吃无糖饼干,一股脑儿往我床上倒。

“够了够了,谢谢谢谢。”

就在做白内障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陈医生吩咐,“今天晚上吃饭最好只吃个半饱,别把血糖升起来了,否则会取消手术的。”

我真的听陈医生的话,晚上只吃了个半饱。由于是点的外卖,剩下一半扔垃圾桶时,老习看到了。她问:“怎么只吃了这么一点,胃口不好吗?”

我说:“不是,是医生吩咐少吃一点。”

“哦……明天做手术是吗?”

“是的。”

这一夜,我早早的饿了,心里有些发嘈,紧接着浑身发热,额头冒汗,连呼吸都有些急促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又犯了什么病,准备坚持一会儿,实在不行了就叫护士。

可能是寂静的夜里,异常的呼吸声惊动了没有睡着的老习。老习掀开床与床之间的布帘,问我,“你是不是有些不舒服?”

我说:“我浑身在冒汗,心脏也跳得十分厉害。”

“这是犯了低血糖,赶快吃我给你的饼干。”

“啊?”

老习爬起来,按亮床头灯,撕开饼干的包装袋,还有瓶装水,一起递过来。

“谢谢了。”我也不再讲客气,吃了一袋又一袋,仰躺着平静了一会儿,很快就恢复了身体。

经过这一次变故,我发现老习并非高冷,并非没有话可讲。而是心思缜密,有些话都闷在心里,没有轻易对人说。

由于都不是什么大病,且都能生活自理,时间一长,我们便都敞开心扉,能像老朋友一样聊天了,只是聊天的格局和特色各有不同而已。和老田聊天,由于她有听力障碍,聊天声风嗓大,像甩炸弹。甩过来甩过去轰轰轰几个之后,就像甩干净了,没声音了,容易把天聊死,留下大段大段寂寞无语的空间。和老习聊天,她能和风细雨地和你聊很长很久,像清风徐来,漫过湖面,带来阵阵鸟语花香。

有一天,我们的话题聊到了各自的陪护上,他们都是晚上下班以后来医院里探望,说一会儿话就走。

老田的陪护是女儿,长得高高挑挑,清清秀秀,说话温温柔柔。看样子适合当老师当医生,恰恰说错了,老田的女儿在当城管,每天都要风风火火的处理街面上的一些违章违法的事情。女儿和老田说话,同样需要高声武气,像拿着一个电喇叭在街上巡回宣传规章制度。

老田曾特意要求女儿压低声音,说不能影响旁边的叔叔,但这样又使得她经常听不清女儿说话,只得反复地问。老田对我说:“老杜,不好意思,打扰你的清静了。”

我连忙说:“不打扰不打扰,你们讲话,不影响我看电脑看手机。”

老习的陪护是儿子,一个虎背熊腰的中年男子。说话声若洪钟,中气十足,话语出口,像是决堤的洪水,一整块一整堆往外突奔的。看形象,挺适合干城管的工作,不怒自威,往街面上一站就能秩序井然。恰恰,我们又猜错了,老习的儿子在当经管站站长,从事的是细致的财经工作。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老习明确表示,她不喜欢这个儿子。

我诧异地问:“他不是你亲生的?”

“是我亲生的呀,我不喜欢他那个大大咧咧的劲儿。我就喜欢女儿,看到老田的女儿我都觉得比儿子亲些。可惜我一辈子没生出一个女儿来,就这个独尊宝秤坨。”

可能是老习的感情细腻些,需要子女们殷情的抚慰,恰恰她的儿子又是五大三粗,每次来只会问些“今天感觉怎么样”“吃了饭没有”“今天的血糖高不高啊”之类,完全是家庭里的“官方语言”。每次老习都会催儿子快回去,说“我没事,有事会给你打电话,你不要经常跑来,影响旁边的叔叔写小说。”此时,老习的儿子就会跟我道歉,“对不起了,叔叔。”我连忙说:“没有对不起,不碍事不碍事。”儿子一走,如果老田的女儿还在这里,老习就会和老田的女儿多拉一会家常,声音就会很小。反倒是老田听不到了,没她什么事了,就蒙头睡觉。往往是老田的女儿实在是有事了才离开,连和老田招呼都不打一声,不熟悉的人还以为老习和老田的女儿是两母女呢!

我的陪护是老三,三弟,他来看我只会谈病情,比医生还医生,进行医学知识普及,像老师在教育小学生,反复在教一二三。我嫌他啰嗦,嘴上没一个把边的,会经常暗示他“今天这么晚了,可以回去了”。

老习对我说:“我看你这个三弟和我的儿子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嘛,不能指望他能过细的帮你干什么呢!”

确实,老三照护我,连吊瓶里的点滴是否快滴完了都要我自己看着。老三引导我去做检查,他丝毫不注意我是一个病人,走不快,他只顾自己大步流星的往前面走。这个,老习也看出来了,细心地提醒我要注意位,老三陪护不到位,可能会造成意外事故。

看老习这么经验老道,隐隐约约感觉出,她仿佛经历了许多。

那天进手术室前,我查验血糖,八点三,陈医生通知我今天可以做手术了。

我高兴地告诉老习,“感谢你昨天晚上出手相救,今天终于可以做手术了。”

老习说:“你没做过手术,容易紧张。白内障小手术,最多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由于需要面对未知领域,说不紧张是假的。但有老习在前面做样板,似乎也可以放下心来,没必要那么紧张。

说是这么说,但一进宽大的手术室,到处是白光晃耀,不眩也晕。一台大型超声波设备,像大象一样伸出老长的鼻子,威威武武。往手术台上一躺,便任由医生护士摆布了。护士们往我身上盖着各种各样的无菌布,我感觉瞬间又陷入石化之中,浑身僵硬,手也不知不觉攥成了拳头。

陈医生这会儿在当主刀医生,她发现了我的紧张。她主动和我说开了话,“你爱人是干什么的?”

我说:“是做生意的。”

“是公司还是个体户?”

“个体户。”

“个体户好呀,能挣钱。自己挣钱自己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吧?”

“马马虎虎。”

“你生了几个,是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

就在和陈医生的一问一答中,我的情绪慢慢放开了,恐惧感消失了。陈医生的医术也好,眼部完全没有痛疼感。我安静下心来,开始通过左眼的残存视力,观察起手术的感觉来,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碰到的“机遇”。

乳化晶状体时,最开始是感觉中间出现了一个黑点,逐渐扩大成一个黑圈。随着大量的水流清洗,眼前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像有太阳的一束光照射进来,固定在中间。此时,旁边又诞生出一个光点,像星星一样一边闪烁,一边移动。当星星与太阳重叠时,我听到了一声清晰的“叮”音。

陈医生说:“成功了,手术做完了。”

这时,我才出了一囗长气。啥时候屏住呼吸的,完全不知道。

这种小手术当时就能下手术台,我是拉着护士的胳膊出的手术室,到门口又搭着老三的肩膀回到了病房。

当时,老田和老习都在病房等我的手术消息。难得有这么好的两个病友。这么关心我,照顾我,比我的三弟还称职。

三个人的眼部手术都做得很成功,以后的日子里就是挂吊针消除炎症,消除水肿,等待痊愈出院的那一刻。相互之间再聊天时,就轻松了许多。内容基本上是谈手术中的感觉和手术后的效果,再不就是儿女情长和家庭逸趣之事。

在还没有取掉纱布之前,老习就问我,“老杜,你说我为什么会戴墨镜?”

“戴上墨镜好看,气质不同,有些人就适合用墨镜来妆饰。”我自认为理解深刻。

老习一笑,“不是这样的,是为了眼睛摘除纱布之后防眩光的。你最好叫你的三弟提前买一个送来。”

这又是“前辈”的经验之谈。果然,纱布摘除之后,眼睛陡然清晰了很多,左眼右眼的视觉差大得超出预料。日光像波浪一样涌入,令眼睛应接不遐,脑袋两侧开始针扎一样地痛。我迅速戴上墨镜,避免了眩光继续刺激大脑。我对老习说:“感谢啊,感谢!”

老田的女儿依旧天天来看老田,比老习的儿子和我的三弟要勤便上N倍。老习依旧和老田的女儿很聊得来,老田的女儿来了基本上就是和老习在聊天,老田依旧插不上嘴,只有睡觉的份儿。

我怀疑老习殷情这般是有所图。我从侧面了解到,老田的女儿没有谈男朋友,而老习的儿子也是光杆一根。但我只能意味深长地笑,不敢擅自挑破内幕。老习还说不喜欢儿子,又时时刻刻在为儿子操心,这是嘴上不说心里话。

从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聊天的片断里,我听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完全可以当一篇小说的蓝本。

故事是这样的。

老习在农村,老习的老公在闸管所,那个时候俗称“半边胯子”。

那个时期实行计划生育,可老习的姐妹们偷着躲着都要生几个,最低两个,最好有男有女才罢休。老习生了一个儿子后就停了,她看到人家儿女成群,羡慕得不得了。她央求老公,“我们还生一个吧,我想要个女儿。”

老公说:“我们生不得的,我们生了,我的工作就掉票的。”

老习说:“我不管,我就要个女儿,你每个星期都给我回来一次。”

农村都适兴宽床大被,每逢星期天到来,如果太阳正好,老习都会拆洗大被子,在大门口搭上门板用长索子缝被子。人家一看就知道老习家的老公要回来了。

老习的老公呢,害怕丢工作,常常借口单位忙,不能回来。

老习说:“你的个单位就你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请假,忙个啥?你不回来就找起去的呢!”

老习说到做到,老公不回来,她做得出来连夜赶到老公的闸管所去。

水闸一般都在河边,都在荒郊野外。

老公说:“你来干什么,这里睡的位置都没有?”

“你要好大个床,这么大一个床还不够我们睡?”

老习说的床,曾经是闸管所的大通铺,一头放工具放物质,一头睡人。只有防讯抢险或者是单位来人搞维修才铺开宽床大被睡几天,其余时间都是冰冰凉凉的搁在那儿,只有老习来了,宽床大被上才有点儿温度,有点儿生气。

老田的女儿笑着问老习,“那后来怎么就没有再生一个呢?”

老习笑了,笑得很开心。“老公的胆子太小了……有一天,我一觉睡醒,发现老公不见了。黑黢黢的夜里,我一个人睡在床上十分害怕。我喊,老公,你在哪里?谁知老公一个人卷了被子,睡到床的那一边去了,看都看不见。还有喊,老婆,我在这里……”

作为旁边听众的我,也忍不住笑出声音。

按照写小说的正常做法,此处应该干净利落的收尾。但我意犹未尽,觉得应该画蛇添足,多交待几句。

老习的老公现在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也不能深入地问老习。看老习住院这么长时间,没有老公的消息,十有八九不是过世了就是离婚决绝了,这段关于宽床大被的故事,是选择性的美好回忆,何必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老田和老习在我前面做手术,恢复情况良好,当然在我前面出院了。老田第一个走,和老习道别时依依不舍,话尾子连着话头,是被女儿乍乍乎乎拉走的。

老习和我告别时,是这么说的,“你如果想买又便宜又效果好的药,就到我们小区门口的药店去买。”

老习的儿子来接老习出院时,依旧显得没心没肺,居然是坐在车里面,说没有地方停车,让老习自己收拾了东西,下去坐车。

听说,老习留了老田的电话,我依然认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总的来说,这次住院经历,于物于人都很舒服,像睡家里的宽床大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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