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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86年10月1日头一次到汪曾祺先生家之后，除了91年7月到95年9月这段时间因为赌气没去外，其余时间我几乎每年都要专程赴京到汪先生家看望一两次。自然每次汪先生都免不了总要和我拉拉家常。这些家常有时就会涉及到汪先生笔下人物在生活中的原型。汪先生在许多场合，包括在先生自己写的文章里，也都一再这样说道：“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有生活原型。不过，这些生活原型，我估计都已不在人世了。”
一次是汪先生说到小说《徙》中高雪的原型时，汪先生对我这样说：“高雪的原型的确就像我小说中写的那样，长得非常漂亮。”我说：“那您是不是见过她本人？”汪先生说：“没见过。但我见过她的照片。”我说：“您在哪儿见过她的照片？”汪先生说：“有一次我回家乡，一位故交跑到我家对我说：你在那篇小说中写的高雪，真的就像你写的那样——很漂亮，是个让人看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大美人。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家里有一张她的照片。我就让他给我拿来看看。第二天，他果然给我拿了过来。我拿着高雪的照片，仔仔细细看了看，心里很不是滋味。——高雪长得就是好！那个时候的照片，保存到现在，高雪看上去依然那么让人动心，真是我没想到的。”
说到《异秉》，汪先生说：小说中的王二，我记得很清，他叫王广喜。那次我回家乡，老人中有看过小说的对我说：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不然，他看了你写他的小说，一定很高兴。现在王二的熏烧是他孙子们在搞，他们做的蒲包肉已经是前年开张的汪氏家宴必配的主打菜肴之一。而且，就因为汪先生的《异秉》，王二他们的熏烧生意一直很火爆。因此，王二的后人们对汪先生很感激。只可惜汪先生走得太早，他们没有来得及向先生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不过，后来他们还是多次向先生的儿子汪朗和先生的妹夫金家渝表示了他们的谢意！
还有次说到《云致秋行状》里有个叫赵旺的。汪先生说：云致秋在扫盲班教他认字，他生生把一个“足”字读成了四个字“脚巴丫子”。汪先生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隔离审查。一天，一位同伴告诉他：“我的家被抄了。”汪先生说：“啥时候抄的？”那位告诉汪先生：“就在昨天下午。听说，你的家也被抄了。”汪先生听了后很紧张，也很害怕，怕他们从抄家的笔记中找到什么对汪先生不利的东西来。那位告诉汪先生说：“别担心！你知道是谁带人抄你家的？”汪先生说：“不知道。”那位就说：“就那个赵旺财。你想吧，他大字不识一个，就是抄去了，也不会从中找出什么来。”汪先生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后来事实证明，也的确没有什么事，是汪先生自己太紧张的缘故。
还有一篇汪先生写北京京剧院的一个唱二花脸的小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汪先生说:他和他的老伴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曾想他却认识了一个在人汽公司卖月票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去世了，刚刚四十出头，但人长得还蛮年轻的。他们一块儿看了几场戏，下了几次饭馆，两个人就好上了。可这女人不想这么不明不白地和邱韵龙混，就提出让他和老伴离婚。团里的人们知道后，劝他说：这么大岁数了，干什么呀你？不让他离。但他却说：“你说吃，咱们什么没吃过？你说穿，咱们什么没穿过？就这个咱们没干过。”说：“我宁可精精致致地活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亏他说得出来！我真服了他了：“精精致致地活几个月”。这话真好！后来他真和他老伴离了婚。可他万没想到，他还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就得了心肌梗塞，结果到医院伺候他的，还是他的结发妻子。我很想写写他，可我怕因此惹来麻烦，就一直没写。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写了。也没敢在国内发，拿到香港发的。
另外一次说到《王全》里的王全，汪老和我说：“真想不到，王全那么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当了造反派的头头，而且打起人来——那真是狠！——硬往死里打！”我说：“也难怪。您想哇——他那么个实心眼的人，好容易过上好光景了，听喇叭里一天说：要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还不恨死了他们？！他不那样打人，就不是王全了。”汪老笑着说：“也是。我没想到这一层。”
最后是说到《钓人的孩子》。汪先生说：“这是一件真事。那时我在昆明上大学。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昆明大街上走着，我的一位同学就被他钓了一下。当时我就想：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是个省油的灯。”
汪先生还告诉我：“我们联大出了很多怪人。我写的那篇《拾金子》里的那位，就是我们联大的一个怪人。他现在在美国，是位大哲学家。很了不得。"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但这些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却永远活在了汪先生的小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