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云冈

                                                     乌  人

    四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云冈，似乎一直还是我第一次去时的那个样子。这四十多年来，虽然我又去过许多次云冈，但都不改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模样。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任何有关佛教的东西，所以这第一次到云冈，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那还是在我十几岁时的事情了。好像是70年以前吧？我的会画画儿的表哥从柴沟堡到五矿看我大姨。他很想去看看云冈。我就陪着他一路翻山越岭，去了一趟云冈。那天，当我们从五矿的北山一路走到九矿的南山时，坐落在对面山脚下的云冈，隔河相望，一览无余。那么多的佛爷，一个挨着一个，一直从这边排到了那边。

    我和表哥高兴地一路小跑，跑下南山，穿过河湾，爬上云冈大佛爷面前。佛爷真大！佛爷真高！我和表哥仰着头，从这头看到那头。然后，又从那头看到这头，看得我脖子都困了。最后，我和表哥又花了一毛钱，买了两张票，进到一个三层楼的大庙里。庙里的佛爷好像更高！更大！我非得把头仰得朝天了，才能看到佛爷的下巴颏。这个佛爷好看，黄灿灿的，头上还有好些蓝色的花骨朵。表哥告诉我：黄的，那是金子。蓝的，那是彩绘。

    从云冈回来，大人们告诉我：那个盘着腿的大佛爷，上面能坐八个人打扑克。好家伙！那是真的吗？我真后悔没有爬上去看看。大人们还告诉我：日本人当时想把大佛爷搬走，搬到他们日本去。从那时起，我就从心里恨透了日本人！我们的大佛爷，为什么要让他们搬走？还搬到他们日本去？凭啥？

    现在回过头来细细想想，云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这第一次，还有两次。

    一次是陪汪曾祺先生去云冈。

    88年4月上旬，《北京文学》函授班在大同面授，请来了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面授期间，汪先生想到云冈等名胜古迹看看。第一天，我们先去悬空寺。在悬空寺游览的时候，我和汪先生说：“悬空寺和云冈相比，我更喜欢悬空寺。”和我们一起去的著名作家李陀听了我的话后，当即就很不客气地驳斥我说：“尽瞎掰——悬空寺怎么能和云冈比高下？”一句话说得我再也不敢乱说乱道了。这就好像我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让我有一种疥蛤蟆过门鞋——又蹾叾子又伤脸的感觉。

    第二天到云冈，因为我第一天的冒失，所以这天我一路小心翼翼地陪着汪先生，慢慢地，一个石窟一个石窟地看着，没敢说一句话。汪先生和李陀几位北京客人，在每一个石窟前都要呆很久。他们仔细地看着每一尊佛像，神情专注，几乎很少发表意见。只有考古专业毕业的王德恒（他原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秘书），一路从考古学的角度上讲着，让我这个“盲人”只鳞片爪地学到了一点点考古专业知识。什么“指印”呀，“唐朝的塑像追求肥美”呀，等等，等等。听着这些高论，更让我不敢轻易开口了。正是因为我的无知遭到李陀的驳斥这件事让我无地自容。所以，我才永远记住了这次的云冈之行。从此，我吸取了这个教训，凡是我不太有把握的事情，我都尽量做到闭口不言，免得贻笑大方，让自己难堪。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记忆，是几年前云冈作为大同的代表性景区，重新做了大规模的兴建之后。那天，我只身一人来到重新扩建的云冈大景区。刚下汽车，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外面看，眼前的云冈，其壮丽恢宏的气势，的确让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但进入景区后，却让我这个来过许多次云冈的大同人昏头转向地完全找不到北了！这是我记忆中的云冈吗？我记忆中的云冈已经荡然无存！呈现在面前的，全是现代装饰材料建起的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我记忆中的云冈可不是面前这个样子！我记忆中的云冈，它可没有这样辉煌！也没有这样张扬！它就像那些生活在它身边的千千万万个煤矿工人一样，朴朴实实的，看着让人心里踏实。而眼前这个云冈，却完全变了样子！它不仅让人感受不到一丝丝过去的那种安宁和肃穆，而是多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商业气息。看看那些一间挨着一间的商铺，哪里还有一点点佛家净地的影子？完全是一个世俗化的商业大街呀！

可喜乎？可悲乎？

    说实话，我心里只有哀叹的份儿了……

    本来嘛，文物古迹的修复原则是修旧如旧，保持文物古迹的原汁原味。而眼前的云冈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原则。虽然它只是在外观上做了非常大的修建，而没有破坏原有文物古迹的原貌，但其原有的环境变了，那么，云冈就不变了么？这就如同最近几年大同市大肆兴建古城墙和四合院古民居一样，本来已经拆毁了，没有了，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做，那成吗？那能是原来的古城墙吗？那能是原来的四合院古民居吗？你再怎么做，即使做得和过去一摸一样，也不是过去的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现代官方版的假冒伪劣产品。因为它所用的材料变了，文物古迹的意义也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