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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曾记的市文联每次举办笔会,应化雨先生常常给与会者讲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皇帝选士,出了一个题目,叫《深山藏古寺》,命所有应选者做一幅画。结果几乎所有应选者不是在深山的一隅画一寺庙的角楼,就是在大山深处画一小小古庙,皇帝都没有看中,批为庸才,不足当大用。只有一位应选者,在崇山峻岭中画了条小溪,一个小和尚正从小溪中打水。皇帝见于大喜,认为此生乃大才也,遂委以重任。
应化雨先生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很良苦的。听懂的,在文学创作中有所借鉴的,好象并不多见。但是,它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这幅画好就好在它很含蓄,含蓄到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不是么?这幅画尽管不象那些“庸才”们似的,或多或少,总要在画面上点缀上几笔古寺,而是不着一笔,却尽得风流。面对这幅画,你不禁要想:小和尚打水?肯定这深山中有寺庙,不然,这深山老林里哪来的小和尚?所谓“打鼓听声,说话听音”,其含义正在于此。
这种创作方法,不仅中国的国画中有,就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也大量采用。元曲大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描写一个游子浓重的乡愁,全曲没有一个“秋”字,不着一个“思”字,却写得酣畅淋漓,景象尽致。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一幅游子浪迹天涯的深秋薄暮思乡图,浑然如在眼前。
《大同矿工报》96年10月底发了安开学的一篇《小说二题》,就是这种创作方法的不可多得的好小说。这篇《小说二题》共有800多字,但却表现出了决非800多字所能包含的社会和人生的内容,它有很多篇外的东西需要你去想象,去补充。《红楼梦》描写贾珍与儿媳秦氏的私情,并没有象现今文坛上盛行的那样,泼墨似地直接写来,而只是自十三回始通过贾珍为儿媳大操大办丧事和后来老奴焦大在放泼中骂出:“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爬灰的爬灰”,含蓄地作了呼应。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在《密执安北部》,写吉姆和莉芝野合,并没有陶醉在过多的性描写中,而只是在最后写了莉芝的一段话:“不,我们还没有,吉姆,欧。我们一定不能。欧,这是不对的呀。你不能呀。欧,吉姆。吉姆,欧。”还有我国的歌谣:哥是天上一条龙,妹是地上花一丛。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浇花花不红。都写得很节制,很含蓄,但又动人心魄,令人缱绻不已,一点也不象现今那些大腕作家们那样,不论与人物、主题有没有关系,都大肆铺张地一路写下去,似乎不这样就不过瘾似的。殊不知,这正象那些大多数应选者所做的画一样,太直白,也太没有内涵了。
这种创作方法少说也有两千多年了。但是,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种创作方法,却越来越不受作家、编辑们喜爱了。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太陈旧了,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现代派。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它们大多数都是一些极尽媚俗之能事的花拳绣腿般的银杆蜡枪头。其实,不论你是现代派,抑或是古典老手法,都象我们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一样,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不论你是谁,你穿西服也罢,穿中山装也罢,穿牛仔服也罢,穿短裤头也罢,或者你穿裙装也好,穿时装也好,穿泳装也好,穿旗袍也好,得!你始终还是你,你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服装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一点你自己。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方法的新派与陈旧,其实都无所谓,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你运用的是否自然,恰当。希望作家和编辑们都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不要偏食,不要以衣帽取人,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而是多从内容出发,否则,只会作茧自缚,贻笑于人。
但愿《深山藏古寺》的启示远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