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人
网站用户
乌 人
据说，在法国喝酒，最讲究的是几十年的陈酿。五十年，八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价格也很昂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越是酿造时间久的酒，其味道越醇厚，所谓酒是陈的香，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向来很少喝酒，也很少研究过酒。所以酒是不是陈的香，我不知道，也就不敢妄下断语。这话不管它对不对，但把它拿到文学创作中来，倒是对我们应有一些启发，这便是：文学离不开生活，越是沉淀久的生活积累，越是对创作有益处。
汪曾祺先生在很多文章里不止一次谈到他的小说，为什么写旧社会的多，而写新社会的少?他说，我不是不想写新社会的，我写旧社会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我对旧社会比较熟悉，对新社会不那么熟悉。这话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汪先生在旧社会至多只生活了三十年，而在新社会却生活了将近五十年，怎么倒对生活时间短的那段生活比较熟悉，而对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这一段生活却不太熟悉呢？其实，汪先生在这里所揭示的，也正是这个道理。作家写东西，最好是写那些沉淀了好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生活，不要现炒现卖。现炒现卖不是文学的正路。他还说：一个作家必须对你所写的生活熟悉到可以随心所欲的程度，创作起来才吃得透，才能挥洒自如。否则，只能南辕而北辙。
今年我在《上海文学》第2期发表的小说《在法庭上》的创作过程就是个例子。
说到底，这篇小说所以能够写出来，主要得益于生活。这篇小说的主人公王兴福，并非我的虚构，他在生活中的原形，就像我写的那样，只是并不像小说中那样更丰满而已。1984年秋天，我被借调到矿区法院工作了一段极为短暂的时间。其间，我参与了一个民事案件的审理，我任书记员。在审理中，我被当事人的那种朴实而又固执、愚昧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于是，我就写了一篇不足三千字的小小说，题为《？？》。这可以说是《在法庭上》最早的初稿。这篇小说自然没有发表。因为我在这篇小说中，只是按生活提供给我的素材，原汁原汤地实录下来，根本没有我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但是，这个人物，以及与这个人物有关的一切生活事件和细节我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并在那里发酵。经过这么十四五年的沉淀，去年10月，我重新阅读《契诃夫小说选》。当我读到《罪犯》时，这些年一直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生活库藏便自己跳了出来，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强烈创作冲动，撂下书便写出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在法庭上》。这时的王兴福，已经不是十五年前的那个王兴福了，而是经过我自由虚构、自由想象后的王兴福，而且从内涵上已经有了我自己的独特感受。这大概就是所谓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吧。如果没有这么些年的沉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在法庭上》。这就像酿酒一样，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酿造与发酵，就决不会有那么令人馋涎欲滴的美酒。
我有几个比较熟悉的写小说的作家，他们写小说，主要是靠采访。他们到农村，下矿山，到处找人采访。采访中，有什么人的什么事打动了他们，他们便虚构一个故事天地，将那些打动他们的生活素材填鸭似的塞进故事里，就以为写成了一篇好小说。其实，这样子写出来的作品，即使把所有的艺术手段都用上，也不过是徒然造成一些资源和资金上的浪费。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都必须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陈酿”出来的。关键是你必须理解你所表现的人物，熟悉你所描写的那个题材，以及与那个题材有关的一切生活。只有这样，你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有生命力，否则，最好不要动笔。
我曾经和我的几位同事做过一次讨论。他们说：小说是你写的。所以，你想把人写成什么样子，还不由你？我说：小说是我写的，我承认。但我却指挥不了我所写的人物。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一旦他们在我心中酝酿成熟了，他们就会自己从我的笔下走出来，他们的喜怒哀乐，全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是独立的人，而且也是有思想的，不管这思想深刻与肤浅，我根本左右不了他们。我得跟着他们自己的轨迹走。这就像你们夫妻怀孕生孩子一样，你们都想生一个聪明伶俐而漂亮可爱的孩子。可你们生出来的孩子往往都不像你们期望的那样。你们说：这能由得你吗？他们又说：那你的《在法庭上》从头到尾翻来覆去就写了一句话，这不是你故意的吗？我说：这也不完全对。因为王兴福就是这么个人，他自己要那么说，你让我怎么写？而且这全是他自己的事，我根本作不了他的主。他想怎么干，我全得听他的。再说，《在法庭上》也只能这么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表现方式。他们当然不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更不能强求。但我想说的，我想我已经说明白了。
现在有一句很时髦的话，就是你得舍得投资。有投资，才有收获；有投资，才有回报。我们搞文学的，也存在投资。这就是感情投资。你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的洪流中去，同广大劳动大众同呼吸，共命运，感同身受，才能有真体验，才能有真感受；喜他们所喜，恨他们所恨，乐他们所乐，哀他们所哀；你才能理解他们，表现他们，否则，将一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