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谷》得失谈

                                                         乌   人

    成一的《白银谷》放在我的案头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在想：成一的这部长卷会写成什么样呢？会不会像他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呢？或者是像时下一些反映清朝宫廷生活的小说那样，戏说的成分多一些呢？

    及至看完全篇后，这种担心便不复存在了。觉得成一在史料如此缺乏的情况下，能够写出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来，却也实在难为他了。想一想，十五年时间，这可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了。这十五年来，成一一直趴在案头，辛勤写作，其间甘苦，令人难以想象。好在现在放在人们面前的这部《白银谷》，的确不负成一的辛劳，是目前以清朝为背景所有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

    但是，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部小说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诸多遗憾，让人惋惜。

    面对西帮这一丰富的宝藏，成一理应写出几个非常精彩的人物来。尤其是他们在创造出那段辉煌中所展示出的人物个性，更是非一般常人所能企及的。然而……《白银谷》中的人物形象却显得过于单一，不够丰满；有的人物甚至可以互换角色，简言之就是人物没有充分地活起来，是死的。比如几个老帮，像孙北溟，像邱泰基，像戴膺，像郭斗南，像孔庆丰，像李宏龄，像梁怀文，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同，阅历不同，所占笔墨不同，出场次数也不同，但他们的性格似乎如出一辙，没有什么差异。他们的言谈举止，你很难把他们区分开来。你可以把李宏龄当做郭斗南，也可以当做戴膺，或者随便当做哪一个老帮，你都不会感到安错了人头。还有乔致庸，虽然只出场四五次，就有三次，一到紧要关头便要拍案，似乎乔致庸只会拍案，除此他就什么也不会了。一次是十六章《破千古先例》（554页），两宫停跸太原后，乞求西帮接济，平帮日升昌、蔚字号一味哭穷，阎维藩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他将这一快意悄悄告诉老东台乔致庸时，乔老太爷拍案叫道：“对我的心思，对我的心思！朝廷怪可怜的，求上门来，就拉一把，不敢太小气。”第二次是在同一章（555页），乔致庸听说朝廷去西安，祁县是必经之路，就拍案说道：“继英后生，我再交你一件大事。……叫他们把行宫设在咱们字号，不拘大德恒，大德通，都比他们县衙排场。太后皇上路过一回，不叫人家看看西帮的老窝是啥样，也太小气吧？”第三次是二十章《战祸将至》（712页），康笏南和曹培德、乔致庸一块儿就他们的票号前途讨论应该进行公议时，乔致庸拍案说：“我也为此担忧呀！……”等等，像这样的失误，成一不知以为然否？

    康笏南的形象不够统一是其存在的又一个瑕疵。成一在《后记》中说：“西帮以博学、有耻、腿长面世”。我们初一看，康笏南也的确是博学。一章《莫学胡雪岩》（27页）孙北溟去见康笏南。康笏南正在自己的小书房把玩一片元人碑拓，其中两人有一段对话。孙北溟说康笏南越活越年轻，“康笏南说：‘孙大掌柜，你也想巴结我，说我越活越年轻？我年轻个甚？年过古稀了，还能不老。你要说享福，那不在年少年老。不是有句话吗？人生世间，如白驹之过隙，而风雨忧愁，辄三之二，其间得闲者，才十之一耳。况知之能享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之一中，又多以声色为乐，不知吾辈自有乐地。悦目初不在声。明窗净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映，取古人妙迹图画，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相鸣佩玉，不知身居尘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这几句话，对我的心思。’”如此之乎者也，可谓博学矣。我们再看二章《西帮腿长》（98页），康笏南对孙北溟说：“南朝梁刻《瘗鹤铭》，那是大字神品。黄山谷，苏东坡均称大字无过《瘗鹤铭》。字为正书，意合篆分，结字宽舒，点画飞动，书风清高闲雅之至，似神仙之迹。”此论非博学之士，岂能论哉？还有四章《南巡汉口》（107页）有这么一段描述：“康笏南望着车外渐渐陡峭的山势，心情似乎更好起来。那陡峭的山势被绿荫点缀，是如此的幽静，悠远，很给人一种清凉之感。”紧跟着就是两句古人的诗句：“车舆带云走，关山恣壮行。”以此来抒发康笏南的愉快心情。同一章（120页）康笏南兴致不减，很随意就想起了不知是谁的诗句：“寂历帘栊深夜明，摇回清梦戍墙铃。狂风送雨已何处？淡月笼云犹未醒。”这些都让我们对康笏南的博学深为叹服。这哪里是一位商人？分明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大儒。其品位之高，绝非我辈所能及。可是，就是这位大儒，却做出了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称的勾当。二章《老院深深》（65页）康笏南娶回他的第五任夫人杜筠青的当天，“天还没黑，光天化日，当着这四个女人——光天化日，当众行房，这是禽兽才能做的事！”这实在是有辱康笏南这位大儒的身份。当然，我们承认，即使是大儒，他的身上也不是没有一点缺点。但像这样“当众行房”的事情，也不该是他康笏南所为。西帮不是以“博学、有耻、腿长”而面世吗？“有耻”难道只是经商时才有耻？而在生活中就没耻了吗？沈从文先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要贴住人物来写。”这里显然没有贴住。我不知成一在这里是不是有欠考虑。还有十五章《苦心接皇差》（528页）戴膺在与康笏南谈及面见圣颜需要花五十万两银子时，康笏南说：“戴掌柜，别的你都不用管，尽管张罗你的，五十万两算甚？就是再多，也不用你们心疼。能叫我亲眼见见这两个人，再多我也不怕！”这也不像康笏南所为。康笏南这么一位有品位的大儒，难道就这么迫切想见见这两位圣颜吗？就是想见，也应该水到渠成。这里显然有欠铺垫。

    语言还不够净化。虽然成一在《后记》中曾经强调说，要净化语言，但他还是没有做到。比如十七章《行都西安》（598页）戴膺在与康笏南谈及西帮票号的前途时，“戴膺乘机对两位巨头说：‘此次洋祸，我看也不会轻易了结。除了照例割地赔款，朝廷只怕更得受制于西洋列强。西洋人于我西帮争利最甚的，就是他们的银行。我们要图新，现成的一条路，就是将票号改制为洋式银行，师夷制夷，以求立于不败。’”这“改制”一词，应该是现在的词汇，那时恐怕还没有吧？还有四章《南巡汉口》（123页），路上老亭问康笏南：“老太爷是不是嫌太放任众人了？”康笏南说：“酷暑长旅，不宜责众过苛……”这些语言，对一个下人说，似乎太文绉绉的，也欠斟酌。这使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曾对一个好用四个字的成语写对话的学生说：这哪里是两个人在说话？这分明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同时，我也想起了汪曾祺先生生前本来想写一部《汉武帝》的长篇，资料也收集齐全了，但就是因为不知道汉朝人怎么说话，先生就一直没有动笔。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结尾太仓促，似有虎头蛇尾之嫌。《尾声》之前，完全可以再写一章，共三十章，完完整整，一个整数。既可以从从容容地把孟老夫人的死写完整了，又可以把四爷最终弄明白家父康笏南几位夫人“明死暗弃”后的复杂心情写出来，最后他的死也才让人更加信服。现在这样草草结束，实在让人可惜。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很完美。成一的《白银谷》也不例外。这使我想起我儿子听说我要写一篇《白银谷得失谈》的评论时说过的一句话：“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闲着没事干了。”我想，也许是吧？但我还是写了，而且是毫不客气地写了。希望成一不要见怪。正所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是也。但《白银谷得失谈》好像不太切题，只写了失，而没谈得。这也正是我这篇文章最后要交代的一点。我认为说的是得失谈，其实主要还是失；得，大可不写。写了也不过是些溢美之词。成一也不一定喜欢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