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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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朋友们一定会感到惊讶，或者是感到不可理喻。但不管怎么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我今天说出来，也就不怕你们见笑了。这就是莫言的作品直到今天我才认认真真地读了其中的一部，这便是我今天所要谈论的《蛙》。在此之前，我为什么没有读呢？这和我对我国文坛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有关。这个现象大约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那之前，文学界的风气还比较好。哪位作家写出了好作品，文学界都能给予客观的评价。之后就不是这样了。溢美之词，粉饰之作，大量涌现。你如果按照评论界所介绍和评论的去看，大都不会让你心悦诚服。比如莫言90年代在《大家》上发表的《丰乳肥臀》，年底的时候，这部长篇获得了《大家》颁予的年度大奖。我最敬佩的汪曾祺先生还写了一篇评论，为之呐喊助阵。后来，我到汪先生家，说起莫言的这部长篇，我问汪先生：“莫言的《丰乳肥臀》真像您说的那么好么？”汪先生说：“我没看，所以我不知道。”我说：“您不是还写了一篇评论说它很好么？”汪先生说：“那是他们编辑部几次打来电话，让我为他们写一篇评论。我奈不过，就只好写了一篇，应酬了一下。”我说：“您这不是不负责任么？您说它好，不知有多少人会冲着您的这篇评论去购买这期《大家》杂志。”汪先生呵呵地笑着说：“真会那样么？”我说：“当然会了。您难道不知道您的评价对一位作家的作品会起到多大的作用么？比如曹乃谦，如果没有您的那篇读后，是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的。”我最敬佩的汪先生尚且如此，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这么些年来，我一直奉行着一个自己的原则，就是不跟着别人走。尤其最近十多年变得就更为厉害了。因此，他们说好的，我不会去看。我始终按着自己的眼光去选择。我认为好的，我才承认。我认为不好的，不管他是谁，我都不买帐。再比如最近两年傅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一经发表，就好评如潮，到处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最佳小说选本，还获得了贵州茅台文学奖一等奖。批评家们也一拥而上，生怕在这场盛大的赞美合唱中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这篇小说，在我看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她最大的败笔不是别的，而是语言。这篇小说通过一个五岁小女孩儿的眼睛去写“我”父亲和“四婶子”的一段不为人知的私情。作家选择这个角度去写这段私情无疑有它的许多好处。它既可以避免陷入当下流行的动不动就大量地描写有关性的俗套，又可以给读者留下很大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去填补。但是，当我读完这篇小说后，就不免为作者所运用的语言，远远超出一个五岁小女孩儿所应该运用的语言而感到些许遗憾。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我们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当“我”识破了父亲和四婶子的秘密时，作者是这样描写“我”的心情的：“心头忽然涌上一种莫名的忧伤，还有迷茫……”这是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女孩儿能有的语言吗？显然不是。还有描写母亲知道父亲和四婶子的私情后，“我”是这样诉说母亲的：“一向不擅修饰的母亲，竟也渐渐开始了打扮”，“对父亲，她也比从前更好，温存，体贴，甚至卑屈，甚至谄媚”，不要说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脑子里没有这样的词汇，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平常也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文字来述说的。这样明显的瑕疵，难道评论家们看不见么？莫非就我长了一对火眼金睛，才能识别出来？非也！这完全是风气使然。长期以来，我们的评论界，发表评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如果谁胆敢说几句不好听的话，那就会被人认为是和谁过不去，就会惹人讨厌。就连我们在风行一时的博客上发表几句批评的话，都会被博主毫不客气地删除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对王保忠小说的评介，就是个例外。我们应该提倡客观公正的批评。不要溢美，也不要粉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批评氛围。我记得有一次在汪曾祺先生家。我们说起汪先生的《受戒》，我说：“您的《受戒》，有一个词，我认为用的不太贴切。”汪先生问我：“哪个词？”我说：“就是明海到善因寺去受戒那一节。小英子问明海为什么要受戒？明海一一做了解答，小英子突然明白了似的，说：‘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这个‘合格文凭’，我认为不太符合小英子的身份。文凭这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流行起来的词汇，您把它用在小英子的身上，我觉得不大妥帖。”汪先生听了后，说：“嗯！是这么个道理。我得把它改过来。”后来不知是因为汪先生忘记了，还是没有找到更贴切的词？才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动。
话扯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
莫言的《蛙》我读过之后，掩卷细思，发现他起码有几点不容人们忽视的问题。
其一，姑姑的形象显得过于僵硬，远远脱离了现实生活。这主要表现在姑姑抓计划生育的工作中。我知道莫言这样描写姑姑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但再有良苦用心也不能离开实际太远了。莫言把姑姑描写得只认党的决策，不讲一点人情，没有一点人性，几乎和动物差不多，这就和现实生活不着边际了。我们知道，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铺开，是始于80年8、9月份。至于大规模开始抓是80年代中期。那时的人们，思想觉悟已经远远不是80年代以前那样了，早已开始向利益和势力转化了。像姑姑那样的人，不能说几乎绝迹，也差不了多少了。而莫言却把姑姑描写成了那样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这只能让我们把她看成是莫言某种意向的传声筒，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尽管后边莫言也写到一点点姑姑人性的闪光，但那也像流星一样，只是一闪而过，对于姑姑这个人物的塑造已经于事无补了。
其二，和前边傅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一样，也是语言不符合人物的身份。不说别处，我们就看212页和213页，你随便一路看去，像“冷汗涔涔而下”之类的书面语言真可谓比比皆是。比如王肝给蝌蚪述说郝大手捏泥娃娃的事情那一大段。本来没有受过几天教育的王肝说起话来，竟然满口文词。像“凄凉之意”，像“酣眠”，像“万籁俱寂”，像“满腹锦绣”，像“双眼盈满泪水”，像“失眠愈重，月亮退隐时，他们即可入眠”，等等等等，实在不胜枚举。他们之所以都有这一共同的问题，用沈从文先生的话讲，就是没有“贴住人物”。“贴住人物”这句话的含义，我的理解就是不管是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还是小说中的叙述语言，都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否则就有失考虑。汪曾祺先生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一部小说，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去，我以为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我觉得曹乃谦倒是做得很好。他的小说在语言这方面，完全可以用浑然天成这个词来形容，远比上述两位做得到位。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女作家陈年09年发在《阳光》上的《胭脂杏》，其语言韵味芬芳，读来令人心仪。后来这篇小说被《小说选刊》同年第7期选发，并入选当年《年度最佳小说选》。
其三、描写的事情竟然出现了明显的穿帮，用眼下时髦的话讲，就叫“穿越”。比如200页有这么一段叙述：“我油然忆起，孩提时期，亲眼目睹县一中的红卫兵‘破四旧’战斗队，专程前来拆庙毁神的情景。他们，还有她们，把送子娘娘抬出来，扔到大河中，然后高呼口号：计划生育就是好，娘娘下河去洗澡！”我们都知道，计划生育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莫言却把它搬到了文革时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么？！还有，姑姑带着人们去做村里人们的思想工作时，几次都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口必须控制！’”这显然违背了历史。那个时候，毛主席只抓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哪里说过：“人口必须控制”这话？还有肖上唇眼看着自己家门前的大槐树被姑姑领着的民兵用拖拉机拉倒后，就拍着地面嚎叫着说：“王仁美，万小跑，你们要赔我的树……”王仁美说：“呸！赔你个屁！你儿子摸过我奶子，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他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这“青春损失费”是最近十几年来才流行起来的时尚语言，在文革那个年代，甭说没有人这样说，就是连这样的概念也不曾有。莫言把这样的语言用在这里显然不太合适。
我想不明白，莫言的《蛙》既然有这么多明显的不足，怎么居然还获得了第八界矛盾文学奖。岂非怪事！再想想鲁迅文学奖，前两年出现的羊羔体，不禁让我对国内这两项最高文学奖的权威性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再联想到瑞典的马悦然几次三番对国内的媒体说：“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除了莫言李锐，还有大同的曹乃谦。”李锐的《厚土》系列，当年红极一时。但在我看来，他的《厚土》系列，让马悦然看，当然非常好。因为马悦然根本不懂中国，也不懂中国文学现状。在他的眼中中国就是莫言李锐曹乃谦所描写的那样，所以他所选择的中国文学样本，就只能以他的这种偏好来做出选择。其实，他的这种偏好，实际上是非常狭窄而又偏颇的，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我对李锐的《厚土》系列，却只能以一句话这么做出概括：这就是他的《厚土》系列是一碗夹生饭，并不象评论界所给予的那样，好得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