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这样的感触吗？

——小说自选集《在法庭上的姊妹篇》序

  这本集子里的所有小说，除了《换锁》是我上个世纪80年初写的外，其余都是汪曾祺先生逝世后写的。我为什么会单单把《换锁》这篇不足千字的小说放在这本集子里呢？这我会在后面说到的。我永远也忘不了，1991年6月下旬，我到汪先生家，汪先生因为听信了大同一位红得发紫的作家给我说的谗言，便对我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这件事当时对我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汪先生会相信那位曾经受恩于我的作家说的话，而把我与先生的交往当作了是另有所图。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几次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支撑我顽强地活下来的，还是我终身热爱的文学。我不想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也是因为这，从那时起，直到先生1997年5月16日因病逝世这整整将近6年时间，我几乎没写过一篇小说。先生逝世后，我才又拿起了笔，写下了这本集子里所选的小说。

  自从我和先生交往以来，先生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怎么会突然一下变得如此让人心寒呢？后来我想，先生所以听信了那位对我的谗言，这和一件事有很大的关系。这件事就是：1988年4月上旬先生来大同给《北京文学》函授班学员授课时，曾经有一天晚上，先生和李陀在他下榻的宾馆的房间里，当着许多学员的面对我说：“以后你写出好小说，就寄给我。我给你找地方发表。如果国内不行，我还可以给你拿到国外去发表。”当时李陀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愿。1991年年初，我写出了一组题为《故里杂记》的小说，因为里面有一篇小说涉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估计在国内可能难以发表，就在寄给先生的信中，请求先生说：“这组小说如果在国内不好发表，我希望您给我推荐到国外去发表。”我想也许就在这个时候，那位作家到了先生家里，并在先生那里对我造谣中伤，说了我一些坏话。而先生联想到我最近寄给先生小说时说的那些话，理所当然地便听信了那位作家的谗言，于是就对我摆出了一副我想都不敢想的脸色。

   1997年5月下旬，当我重新拿起笔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一度非常担心我能不能还能写好小说？但事实上，我从先生逝世后写出的第一篇小说《老周》，我的内心就充满了信心！因为这6年来，我虽然一直没有动笔写过小说，但我从写作《老周》时体会到的来看：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的小说都比先生生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先生生前，我写小说是凭着感觉走的话，那么，先生逝世后，我写小说就远远不是这样了。这时，我写小说，不论是一个细节，还是一句话，我都非常明白我在写什么，其用意是什么，我自己心里都很明白。可以这么说，这时我写小说，几乎没有废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我都赋予了它一定的内涵。我自觉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作家了。我的作品，说句吹牛的大话，就是与那些当红的作家的作品相比，一点儿也毫不逊色。可是，我的命运却远不如那些比我差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发表起来，也比我容易得多了。而我的作品则一直在备受冷落。这正像我选入这本集子里《换锁》中的那把功能齐全的新锁的命运一样，它虽然比任何锁具都好，但终因没有遇到赏识它优秀品质的人，而难逃被砸烂的结局。所以，由于它的超前，自从它问世后，就一直很少有人能够读懂它。我想：我的作品至今一直备受冷落，除了我不大迎合任何人的性格外，其原因大概也就在于此吧？！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先生生前写就的《换锁》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