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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的《寂寞与温暖》在当年那么多伤痕文学、以及稍后的反思文学中可谓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它没有像当年那些当红作家那样，一味地控诉反右和文革，而是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呈现了另外一幅别样的图景。
我这样评价汪先生这篇小说，并非言过其实。凡是经历过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的人们，我想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些事实。当年汪先生发表这篇小说时，正逢伤痕文学以及稍后的反思文学大行其道之时。那时，所有作家、所有期刊都一窝蜂地热衷于这种题材的作品。一旦哪部作品一炮走红，就会立刻招来万人争阅的壮观场面。而这些作品清一色都是对反右和文革的血泪控诉，以及对那段苦难历史的痛苦记忆。比如78年卢新华发表于《文汇报》副刊的短篇小说《伤痕》（其实伤痕文学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得名）和后来张贤亮84、85年发表于《收获》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都是那个时候的代表作。而唯独汪先生这篇小说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却写得轻描淡写和波澜不惊。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另类。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汪先生这篇小说。这篇小说，汪先生为我们写了一个出生福建侨乡、父亲一辈子靠出海航运的受苦人的女儿沈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农科所当技术员，结果因为给所领导提了一点意见和她写在日记本上的一篇想为父亲死后的坟上立一块石碑的日记，便被打成了右派的故事。按照当时通行的做法，汪先生应该极尽所能，把沈沅被打成右派的经历，写得痛苦不堪，以此赚得读者一把把同情的泪水才对。但汪先生没有。汪先生只是这样平静地写了这段经历：
她对于运动的突出的感觉是：莫名其妙。她也参加过几次政治运动，但是整到自己头上，这还是第一次。她坐在会场里，听着，记着别人的批判发言，她始终觉得这不是真事，这是荒唐的，不可能的，她会忽然想起《格列佛游记》，想起大人国、小人国。
发言是各式各样的，大家分题作文。王作祜带着强烈的仇恨，用炸弹一样的语言和充满戏剧性的姿态大喊大叫。有一些发言把一些不相干的小事和一些本人平时没有觉察到的个人恩怨拉扯成了很长的一篇，而且都说成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立场问题。屠格涅夫、列宾和她的白脸盆都受到牵连，连她的长相、走路的姿势都受到批判。
写了无数次检查，听了无数次批判，在毫无自卫能力的情况下，忍受着各种离奇而难堪的侮辱，沈沅的精神完全垮了。她的神经麻木了。她听着那些锋利尖锐的语言，会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的脑子会出现一片空白，一点思想都没有，像是曝了光的底片。她有时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块石头。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怎么都行，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
总算，一个高亢尖厉的声音宣布：“批判大会暂时开到这里。”
沈沅回到屋里，用一盆冷水洗了洗头，躺下来，立刻就睡着了。她睡得非常实在，连一个梦都没有。她好像消失了。她什么也不知道。太阳偏西了，她不知道。卸了套、饮过水的骡马从她的窗外郭答郭答地走过，她不知道。晚归的麻雀在她的檐前吱喳吵闹着回窼了，她不知道。天黑了，她不知道。
……
沈沅的结论批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就在本所劳动。
她很镇定，甚至觉得轻松。她觉得这没什么。就像一个人从水里的踏石上过河，原来怕湿了鞋袜；后来掉在河里，衣裤全湿了，觉得也不过就是这样，心里反倒踏实了。
看看，这就是汪先生写的。这么一段对一个人一生来说极不寻常的经历，汪先生却只写了千把来字，而且还写得这么平淡，就好像一点儿也不同情沈沅似的。汪先生为什么会写得这么平淡呢？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汪先生在他的《随遇而安》一文中，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辈子就更加平淡了。”这话怎么讲？被别人视为噩梦一样的事情，汪先生却居然把它当成了幸事?——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有评论家曾经说汪先生的作品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有句话曾经这样描述老庄哲学：“进退之间步履从容，成败之下面色坦然。”我们看看《寂寞与温暖》，正应证了这些评论家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汪先生对自己被打成右派尚且如此。那么，他写小说你还能让他怎么样呢？
这倒不是最紧要的地方。更不同凡响的是，汪先生在描写沈沅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时，还不惜用很浓的笔墨依次写了三类人物对沈沅的关心，而且写得感人至深，让人忍不住掉下泪来。所用篇幅也远远超过前者。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作家，一定会把沈沅被打成右派这段经历写得细致一点，繁复一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一些，而把其它不相干的地方写得简略一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短一些。但汪先生却偏偏剑走偏锋，把这三类人对沈沅的关心写得那么长，那么细，而把沈沅当右派却只写了那么点。这里很明显存在严重的比例失当。但这严重的比例失当才是我们看到的真正的汪先生。如果比例太正常了，反倒不是汪先生了。
第一类是所里的农业工人代表王栓。
她朦朦胧胧闻到一阵一阵马汗的酸味，感觉到床前坐着一个人。她拉开床头的灯，床前坐着王栓，泪流满面。
沈沅每天下班都到井边去洗脸，王栓也每天这时去饮马。马饮着水，得一会，他们就站着闲聊。马饮完了，王栓牵着马，沈沅端着一盆明天早上用的水，一同往回走（沈沅的宿舍离马号很近）。自从挨了批斗，她就改在天黑人静之后才去洗脸，因为那张恶劣的漫画就贴在井边的墙上。过了两天，沈沅发现她的门外有一个水桶，里面有半桶清水。她用了。第二天，水桶提走了。不到傍晚，水桶又送来了。她知道，这是王栓。她想：一个“粗人”，感情却是这样的细！
现在，王栓泪流满面地坐在她的面前。她觉得心里热烘烘的。
“我来看看你。你睡着了，睡得好实在！”“你受委屈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你，折磨你？听见他们说的那些话，我的心疼。他们欺负人！你不要难过。你要好好的。俺们，庄户人，知道什么是谷子，什么是秕子。俺们心里有杆秤。他们不要你，俺们要你！你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你看你两眼塌成啥样了！要好好的！你的光阴多得很，你要好好的。你还要做很多事，你要好好的！”
沈沅的眼泪流下来了。她一边流泪，一边点头。
“我走了。”
沈沅站起来送他。王栓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
“你不要死。千万不要想走那条路。”
沈沅点点头。
“你答应我。”
“我答应你，王栓，我不死。”
王栓走后，沈沅躺在床上，眼泪不断地落在枕头上，吧嗒——吧嗒……
这让我想起了王全。只有王全才这么真诚地对待沈沅。
第二类是所里的知识分子代表老专家早稻田。
她到稻田去拔草，看见早稻田站在一个小木板桥上。这是必经之路，她只好走过去。早稻田对她说了一句话：“沈沅，要注意身体。”
第三类是农科所新到的老犯错误的游击队长出生的领导赵所长。
前几天，她从地里回来，迎面碰着这位所长推了自行车出门。赵所长扶着车把，问：“你是沈沅吗？”
“是的。”
“你怎么这么瘦？”
沈沅心里一酸。好久了，没有人问她胖啦瘦的之类的话了。
……
沈沅接过一本俄文杂志，说：
“我现在能做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不能？”
“好，我今天晚上就赶一赶。”
“不用赶，你明天不要下地了。”
“好。”
“从明天起，你不要下地干活了。”
“……”
“我这个人，存不住话。告诉你，准备给你摘掉右派的帽子。报告已经写上去了，估计不会有问题。本来可以晚几天告诉你，何必呢？早一天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不好吗？有的同志，办事总是那么拖拉。她不知道，人家度日如年呀！——祝贺你！”
他伸出手来。沈沅握着他的温暖的手，眼睛湿了。
“……我看你先回去一趟。”
“回去？”
“对。回一趟你的老家。”
“我家里没有人了。”
“我知道。”
……
“我看可以给他立一块石碑。”
“一个老船工，在海外漂泊多年，这样一点心愿为什么不能满足他呢？……你明天把资料翻译出来，——不长。后天就走。我送你。叫王栓套车。”
这三类人代表三个不同阶层，而且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他们对沈沅的关怀，无疑给了她难以言说的温暖，也寄予了汪先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汪先生在小说中特意选出这样三类人的代表，也绝不是兴之所至，随意安排的，一定有其深刻的含义。
这是汪先生典型的创作风格：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汪先生往往在别人认为有话的地方惜墨如金，写得很短；而在别人认为无话的地方，却泼墨般地浓墨重彩，写得很长。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引用这篇小说的文字呢？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汪先生这些非同凡响的地方，并充分领略先生独特的创作风格。同时也让大家从中体会体会汪先生这样写的良苦用心。什么用心？就是汪先生曾经在一首诗中提到的：“人间送小温”。
汪先生在这一点上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先师是一脉相承的。不论生活怎么艰难，他们都始终对生活抱着积极健康而又乐观的态度，从不把苦难当作自己创作的主要题材。翻遍两位先生的所有作品，你绝对看不见连篇累牍地描写苦难的东西！即使是悲剧，这师生二人也总是给人以希望和温暖。最典型的就是沈从文先师的《边城》和汪先生的《大淖记事》。
沈从文先师的《边城》写了翠翠和二老这两个小人儿的一段爱情悲剧。但沈从文先师并没把悲剧写绝了，而是在末尾留了一条让人憧憬的尾巴：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读到这里，你难道不为翠翠的未来感到一丝希望吗？你的心里难道不会涌上一股热乎乎的暖流吗？
和这个结尾异曲同工的是，汪先生在他的《大淖记事》中也留了这样一条让人憧憬不已的尾巴：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这也让人感到些许的温暖。
小说《寂寞与温暖》其实也多多少少暗含了先生那种不被人理解、知音难遇的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与寂寞。
试问：像汪先生这样的小说，还有谁这样写过？当然没有。所以，说到这里，我在开头所说的那些话，我想大家不会有疑义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