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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杨永康的作品，给人一种最鲜明的感觉是：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散文作家，而是一位在散文创作中大胆探索、勇于实践的探险者。统观杨永康的散文作品，除了《安安静静许多年》《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多少有些传统的影子外，其它的作品都是反传统的。他的这些作品，从不拘泥于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的书写，而是指东道西，化整为零，都是碎片化的。你很难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一个完整的片段。读他的作品，你必须静下心来慢慢读，慢慢品。急躁了不行，心静不下来不行。你必须全神贯注地去读，才能有所收获。否则，你只能一头雾水，什么也得不到。读杨永康的作品，你会变得很被动。被动到好像他手里拿着一条绳子，由他牵着你一步一步走进他为你布下的迷幻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那种一目了然的世界，而是充满了危险的世界，充满了迷宫般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世界。他的作品，总是在现实与幻想、此刻与彼时、真切与迷幻之间跳来跳去。你几乎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往何方？如果你稍微走点神，你就会被他带着跌入一片黑暗之中，而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去？你会被他的跳跃，被他的穿越，被他的激情，弄得五迷三道，摸不着头脑。比如《春天，铁》里的这么一段：“我不想走的更远。借助街灯，可以看到迷蒙的雨丝与光晕。还有一张被玻璃阻隔的脸。一个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嘶哑。别碰我。把你的脏手拿开。马蒂莲开了。腥红的高跟鞋砸在玻璃上，弹射在地上。和细腻的丝袜，很粗的腿。别想在老娘这里占到任何便宜，闲置的自动取款机，字迹模糊的顾客须知。终端故障，暂停服务。一个握紧的拳头。一辆看不清车牌的红色轿车。水珠，雾，躲在轿车里的人。一个变形的金属盒子飞了起来，翻了几个跟头之后，与一块巨大的铁相撞，声音荒凉而清脆。水果刀掉在地上。‘你这狗娘养的，别侮辱我的人格’，马卡姆，一丝不挂地在街上追一个嫖客。”像这样的文字描述，在杨永康的散文里，几乎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实在是太多了，难以一言尽述。在杨永康的散文中，你还经常可以看到略萨小说中那些让人扑朔迷离般的跳跃，那些意象似的物像穿梭往来，好像作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他随意点化的事物。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散文这种文体，语言就更为显得举足轻重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不太重视语言，认为语言不过是形式而已，而不是内容；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语言就是内容。内容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没有语言就没有内容。我们很难想象一篇语言极其糟糕的文学作品，人们会竖起大拇指夸它。杨永康在他的这些散文中，语言的运用就显得特为突出。尤其是排比句式的运用，简直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你随意翻开他的任何一篇散文，你都会被他汹涌而至的排比句式的语言所淹没。阅读这些排比句，我们就像在观看一场排比句的狂欢，就像在分享一顿排比句的饕餮盛宴。比如《惊喜记》中：“你就在这里完成我吧，木桶其实是蛮大的，绝对装得下任何完成。我的完成，你的完成，我们的完成，石头的完成，云朵的完成，水草的完成，总之任何蜜蜂的完成，任何蜜的完成。”比如《乌鸦》中：“来自镜子的暗示，来自椅子的暗示，来自尘埃与灰的暗示，来自暗处的暗示。”《春天，铁》中：“还有装模作样。装模作样地一丝不挂。装模作样地拥抱。装模作样地呻吟。装模作样地激情。装模作样地冲洗。装模作样地抚摸。”《碎了》中：“我怕我碎了的手，我碎了的腿，我碎了的脚，我碎了的肩膀，我碎了的耳朵，我碎了的嘴巴，我碎了的五脏六腑会吓着他。”这些排比句，就像火山爆发的岩浆喷涌而出，那么急促，那么急不可耐，宛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让你读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有点喘息不已，还有点应接不暇。像这样运用语言的作家，我想杨永康是唯一的一个。别人没有，也不可能有。
杨永康还非常喜欢“喜欢”和“真切”这两个词。他在他的许多篇散文中经常用“喜欢”和“真切”这两个词。我说不准他这么喜欢“喜欢”和“真切”这两个词有什么用意？是习惯使然？还是另有深意？就目前来说，我还尚且不知。
一咏三叹。这是一句常常用于音乐领域的词。但把它移植到杨永康的散文创作中来，我想也很贴切。杨永康在他的散文中，常常像一些大型音乐剧，或者大合唱，或者交响乐，一些复调似的语言就像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一样，在文中常常反反复复出现，形成一种多声部现象，进而达到一咏三叹的效果。比如《惊喜记》中：“亲爱的罗比，卢旺达卢比，棕榈罐头罗比，”几乎隔一会儿就出现一次，隔一会儿就出现一次。出现一次，它的韵味就强化一次；出现一次，它在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就像打击乐器一样，使劲敲击你的耳膜一次；让你的耳畔，似乎一直伴有一缕挥之不去的丝竹之声，“咚咚”地在那里一遍一遍地敲打着。还有《碎了》中：“我碎了的手，我碎了的腿，我碎了的脚，我碎了的肩膀，我碎了的耳朵，我碎了的嘴巴，我碎了的五脏六腑”都在文中出现好几次。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清楚。我想大多数读者也不一定知道。但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地说：杨永康既然这样写，就一定有他的用意。只是我们一时还没有完全理解罢了。
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杨永康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全然不顾事实的真实性，而是用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来表达他的思想。在杨永康的散文中，你看不到传统散文中那种对具体人事物象的真实描述，也看不到传统散文中那种精细微妙的详细刻画，你看到的只是那些碎片化的拼图，和现实生活与幻想、过去与现在的对接，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图像，是抽象化的言说和自说自话般冷静而又理性的思辨。比如《惊喜记》中：“我不能老把自己攥在自己手里”，这合常理吗？自己怎么会攥在自己手里呢？当然不合常理。但他就是攥了。你能不让他攥吗？还有描写女房东用一枚长长的铁钉撬那把坏了的门锁：“因为用力过猛，一直穿过木头的纹理准确地刺穿我墙上那只绿蝴蝶的羽翼与胴体。”这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枚长长的铁钉，刺穿了木头，那只墙上的绿蝴蝶只有被震动下来的可能，怎么会让铁钉刺穿它的羽翼和胴体呢？原来他这样写，完全是为了下面这一哲学思考：“所有的刺穿与所有的疼痛的结局大体如此，细微的差别在于，有些疼痛只是一瞬，有些疼痛是一生。”“人类也一样，稍一固执己见稍一一意孤行稍一……也许那些小生灵的下场就是人类的下场。”“实际上另一个世界之门已经借助刺耳的电锯声被慢慢锯开，也许两个世界本来是相通的，不用那么复杂的，无所谓门里门外，无所谓山上山下。生命要发芽，死亡也是一样。死亡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与短暂，死亡也像生命的孕育一样漫长。死亡也需要孕育，就如同生命孕育一样。”在这方面，《惊喜记》在杨永康的散文中无疑是集大成者。
写到这里，我不禁自己问自己：杨永康这样的探索性散文到底能走多远？它是象牙之塔？还是普通大众？我给不出答案。我们只能交给后人、交给未来、交给时间去评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