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汪老的忘年交

                        我和汪老的忘年交

                                                            乌人

    在汪曾祺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一副挽联格外引起我的注意：

    美食家平淡味有一颗真心遽尔漫洒昆明雨

    大手笔自然风无半点酸气令我空对泰山石

    这既是写实，又是概括，把汪先生的人品文品都非常贴切地表现了出来。

    我喜欢汪先生所有的文章。他这些年出版的所有版本的书，在我的书架上几乎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几乎每读一篇汪先生的作品，都能给我带来无尽的喜悦。

    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汪先生的《故里三陈》，篇末附注“急就”二字，就断定汪先生不像我先前听到的那样身体欠佳，便提笔给汪先生写了封问安的信。没想到，信发出不到一个星期，竟然收到了汪先生的回信。汪先生在信里说：“你是个细心人，从我的小说后面附注的‘急就’二字，即推知我身体尚好！因此，我今天早起用浙江宣纸写了去年为友人题画的一首诗，以为报答。”

    这首诗就是汪先生在他的《晚饭花集》的自序里自勉时提到的：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从此，我便开始了与汪先生十多年的交往。

                                  一

    汪先生是很爱护文学青年的，尤其爱护那些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

    1988年3月末，《北京文学》文学创作函授部的老季，给我拍来一份电报，通知我在大同面授的时间，请我联系场地等事宜，同时告诉我汪先生和李陀届时将赴大同与学员们见面。这时，我遇到了曹乃谦。我问他：“这回汪先生他们来大同面授，你准备拿哪篇作品？”他告诉我一篇我没看过的小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拿《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他说：“那篇行吗？”我说：“怎么不行？”他说：“那可是篇《山西文学》的退稿呀。”我说：“听我的，你就拿这篇。只要是好作品，相信汪先生他们是绝不会给漏掉的。”曹乃谦把那篇小说带到了面授班上。没想到，汪先生和李陀看了都大加赞赏。汪先生说：“我没看以前，听李陀介绍了一下，说是很棒。我没表态。昨天晚上我看了，我脱口说：‘好!’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篇小说，完全可以和李锐的《厚土》相媲美。”汪先生问曹乃谦：“这样的作品，你能写几年？”他说：“大约两年吧。”汪先生说：“两年好，两年以后就可以出一本集子了。”李陀说：“出集子我给你找出版社。”汪先生说：“到时候我给写序。”汪先生还说：“你那个副标题不好!‘温家窑风情’，写烂了，全是风情。我建议你改成‘温家窑风景’。”告诫他：“这样的东西，你只能写两年。两年以后，你得换换题材，换换写法，不然就糟了。”李陀也接着说：“是的。这是个值得你注意的问题。美国有个作家欧•亨利，他本来可以称为一个大作家的。但他老在重复自己，结果大作家的行列里反倒没有他的地位了。”这篇小说在《北京文学》1988年第6期作为头条发表时，汪先生还特意为之写了一篇读后感，因而小说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还被美国、欧洲的报刊转载，并收入好几个小说选集。

    我虽然不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但汪先生这些年来对我的关怀，同样是令我永生难忘的。我常对自己说：我这辈子，能遇上汪先生这么一位老前辈，是我最大的幸福。一次，汪先生问我：“写过散文吗?”我说：“以前写过，这几年没有。”汪先生说：“那可不成！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好作家，必须先把散文写好……”我说：“这个我知道。因为散文基本上没有情节，也很少有人物，所以要想写好散文，语言功夫必须到家。”汪先生说：“对！写好散文，这是锤练语言功夫的最好途径。希望你以后多在散文上用用心。”还有一次，汪先生为我沏了一杯铁观音，让我尝。还问我：“你都喝过什么茶？”我说：“我没喝过什么好茶。”“那你知道些什么茶？”我就“花茶、砖茶、龙井茶”地一一道去。汪先生说：“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通人。不一定精，但起码什么都得知道些。”然后便问我：“这茶味道怎么样？”我说：“很淡，但又不同于我以前喝过的那些茶。”汪先生说：“是淡。好茶都很淡。但喝过三杯以后你再看看——那时，这茶的味道才能品出来……”汪先生来大同时，有一天晚上对我说：“以后你写出好的作品，就直接寄给我，我给你找地方发。”当时李陀也在座，就接过话茬儿，说：“也可以寄给我。我和汪老都能给你找地方发。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还有一次，我在汪先生家里。我记不清我带去的是哪篇作品。汪先生正看着，汪先生夫人走过来，见了，对汪先生说：“曾祺，你别总是就作品论作品。你看小宋现在最差的是什么，你帮他打通打通……”汪先生说：“他现在什么都具备了，就是对社会、对人生认识的深度还欠点火候，”然后，汪先生又对我说：“志强，你以后写出东西来，大胆地往外地寄！不要老在山西兜圈子。山西不行！我敢肯定，你会闯出来的！”我心里说：“汪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对我的鼓励!”

                                         二

    汪先生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的老人。他对人的关心都是发自肺腑的，不掺一点水分。

    汪先生来大同时，和我同住一屋。我请汪先生离开大同的那天晚上到我家做客，汪先生欣然应允。那天中午，大同市文联宴请北京客人，席间，作家们轮着向汪先生敬酒。汪先生说：“好了，好了，我不喝了，今天最精彩的节目在志强家里。”

    那时，我的家还没搬到矿务局机关驻地，依然住在忻州窑矿那条偏僻而冷清的小山沟里。

那天下午，我的几位文学界朋友听说汪先生晚上要到我家做客，都像过节似的高兴极了。他们觉得能一同在我家接待汪先生，这实在是一件使我们煤矿文友值得十分自豪的事情。于是，大同矿务局《浪花》编辑部的马立忠和刘俊、张高三人早早赶到了我家。只是因为觉得我家房间太小，怕人多影响汪先生的情绪，马立忠和刘俊帮我爱人准备好饭菜后，说什么也不肯留下一同进餐。我的一位老同学的母亲听说我家要招待北京来的大作家，就格外用心地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推了几笼莜面窝窝。晚上，汪先生一行到了我家。汪先生蛮有兴致地细细环视了我的居室，见墙上只挂着汪先生送给我的那两幅书画，说：“就这两幅?”我说：“是，除了您这两幅，别人的我没有。”李陀指着一幅书法条幅，说：“裱得有点短了，再长一些就好了。”我说：“就是这幅条幅，汪先生当初寄给我时，我一位朋友非要出三百块钱买去，我不卖。”汪先生说：“这不是有题款么——有题款他还买?”我说：“买!”汪先生就笑着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卖？三百块卖了，我还可以给你写嘛。”我说：“不！我当时就告诉他：‘甭说三百，就是三千、三万我也不卖！’”说笑间，饭菜端了上来。当那几笼莜面窝窝端上时，汪先生一行见了，不由齐声叫好。李陀说：“简直是艺术品!”是的，那莜面窝窝连我看了心里也颇为得意。那个匀，那个齐，摆在笼屉里，就像工艺师雕刻加工出来的。若是不知情的人见了，一定不会相信那是我同学的母亲用双手一个一个推出来的。这顿晚饭虽然并不丰盛，但汪先生却显得格外高兴。席间，我爱人恭敬地向汪先生敬酒，刚端起酒杯，汪先生就说：“好！这杯酒我一定喝!”一仰脖子，喝了；末了，对我爱人说：“以前没见过你……这回见了，我为志强放心了。”饭后回到市里，汪先生说：“今天我很高兴。去！取笔墨来，我给你们每人作幅画。”取来笔墨，汪先生把宣纸铺在桌子上，略一沉吟，便挥毫为当时在场的六七位文友，泼墨似的为每个人作了一幅画。记得当时有一幅墨菊，汪先生画得酣畅淋漓，让所有在场的人赞叹不已。隔了不久，我到北京见了汪先生。我说：“我有一个叫秦岭的编辑朋友，他曾代表市里的刊物和文学作者写信邀请您来大同做客，并几次让我和您约稿。这次《北京文学》在大同办班，他帮了很大的忙。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向任何名人索要过字画，只梦想得到一幅您的墨宝……”汪先生听罢，二话没说，便欣然命笔。他趴在那间小小书房的地上，顷刻间就在一张2×4尺的大宣纸上用痛快酣畅的笔墨画出了一朵超凡脱俗的大荷花。题完款，落了印，汪先生就把画卷起来交给我，说：“你回去告诉秦岭，就说我希望他要像这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而使秦岭久久扼腕痛惜的是，这幅被他视为无价之宝的荷花图，竟在频繁的动荡迁徙中不幸丢失了。

1989年末，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燕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几位文友知道了，约我去玩。去燕山石化的那天早上，汪先生问我：“晚上回来么？”我说：“回来。”结果被留住多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回到旅馆，旅馆的服务员问我：“您是大同的客人？”我说是。服务员告诉我：“楼上有位老爷子一连来过三四次，问您回来没，您快去他家吧。”我敲开汪先生家的门，汪先生劈头一句话就是：“你可回来了……说好昨天晚上回来，可你没回来。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有一年元旦，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中午吃完饭，汪先生说，你坐了一夜火车，一定很累了，先在我家睡一觉再说。我躺下刚刚睡着，听着有人开开柜子，从里边搬什么。紧接着我就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向我走来。是汪先生！我睁开眼，发现汪先生正往我身上盖被子，一时，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我赶忙使劲闭住了眼睛。

    汪先生1987年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回国后，给我寄了一张贺年卡。卡上写道：

    志强：

        我已于12月22日回国，一切均好。

                                  曾祺  24日

    随后，汪先生又给我寄了一张他摄于美国波士顿的彩色照片。

    照片上，汪先生坐在白色沙发上，身着深色西服上衣，面色红润，一望便知汪先生的心情极好。

                                     三

    和汪先生交往多年，他是享誉海内外的大作家，我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他又长我35岁。按常理，他该是师。他教导，我聆听；他提携，我蒙恩；他遣使，我从命。其实不然，从我和汪先生多年交往的点点滴滴的许多事中，渗透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完全可以触摸到的“温爱”，使我更真切地领悟到了汪先生作品的神韵。我与汪先生的交往，不止是谈谈文学人生而已，更多的是脱离了虚与委蛇的人间真爱。

    自从和汪先生交往以来，有七八年时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一两次，专程看望汪先生。每次我到汪先生家，几乎都是汪先生亲自下厨，做出些令我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有许多次，常常是我吃着饭，猛然间发现汪先生正侧着头在看我，他眼睛里的那双手在我脸上很慈爱地抚摸着……一次，我白天出去办事回得晚了。汪先生做好饭后却没吃，一直等我回去后，才坐在餐桌边。汪先生指着一个冬瓜汤，很慈祥地对我说：“你尝尝这个海米冬瓜汤，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我连喝了两勺。汪先生问我：“香吗？”“香! ”我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汤。”汪先生笑着说：“那你全喝了。”我果真就全喝了。他当时那个样子，好像比我发了一篇好小说都高兴。

    1991年元旦，汪先生给阿成的小说集《年关六赋》作序，刚刚写完，我去了。汪先生拿出来让我看，说：看看我这篇序写得还行么？我说：阿成我知道，但他的作品我没看过。汪先生便把阿成的书稿找出来，从中捡出《良娼》和《空坟》，对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篇。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我评价的那样……”

    那次汪先生来大同，我拿出一篇几年前写的小说《生命》，让汪先生看。汪先生看完后对我说：你这篇小说写的内容，好像彼此没有联系，两张皮。我说：不是没有联系，也不是两张皮。它的联系是内在的，很紧密的。只是不像我们常见的小说那样……我说的这个内在的东西，就是我们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三条石来这儿做工的这个大工匠，他为什么要来这儿？就是因为他女人跟小工头睡了。在他的意识里，女人跟丈夫以外的男人睡觉，是不贞的行为，是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杀鸽子，他打兔子，正是这些畜生的行为在这一点上触到了他的痛处。于是，他就把人类社会的这种陈旧观念，转嫁到了动物身上。这种迁怒行为就是这些内容的内在联系。汪先生听了，说道：“那你现在这个篇幅——不到五千字，还不能充分表现出你想表现的东西，你必须再充实内容。我想，你起码得写到八千多字。”接着就和我反复讨论哪里该怎么写，哪里该充实什么内容。直到很晚了，才说：“来！咱们喝口酒，然后，睡觉。”谁知，喝了酒，躺进被窝，汪先生还是睡不着。他从被窝里钻出来，坐到我的床边，说：“志强，那个女人出现以后那一段，还应该加些这样的内容……这才合乎情理……”《生命》充实后，果然八千多字。遗憾的是这篇倾注了汪先生那么多心血的小说至今仍在我家的柜橱里压着……

    一次，我到汪先生家，偶然问起汪先生：“您的长篇《汉武帝》写得怎样了？”汪先生说：“ 嗐!别提了——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所有资料，搬家的时候全丢了。”我不免为汪先生感到惋惜。汪先生说：“这倒不必，我写不成长篇，还可以写中篇嘛。”汪先生认为：汉武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一生做了不少事。杀太子戾而建思子宫；听信方士长生不老之术将其请入宫中而险些招致祸乱；嫔妃争宠而陷武帝于两难。汪先生说：“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能写三部系列中篇。”接着，汪先生就和我详细谈了他这三部中篇的构思，约有两个半多小时。汪先生最后还告诉我：“凌子风对我说：写嘛，写出来，改成电影，我来拍这部片子。”后来，汪先生因为身体一直欠佳，再加上繁多的社会事务，就一直没顾上写这三部中篇，使之成了汪先生的一桩未了的遗愿。

    最后一次见汪先生是1996年8月4日。这时，汪先生已迁至宣武门内的新居。汪先生打开门，见门外站着的是我，分外惊喜：“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就像小孩子遇到他的小朋友那样高兴地把我让进屋子。

    那些日子，汪先生正因夫人不小心摔了一跤住到医院而情绪不好，脸色看上去也稍稍有些发黑。但汪先生还是满有兴致地和我详细地谈了不与外人道及的中宣部两次派人到汪先生家征求召开“两代会”建议的事……那天，我因怕影响汪先生的休息，只在汪先生家待了半个来小时，就告辞了。谁知，这竟成了今生今世我和汪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两年前，在《中国煤矿文艺》工作的秦岭约我写一篇有关我和汪先生忘年之交的文章。我说我不能写，因为汪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在他活着时就被人写来写去，那是一件极其令人痛苦的事。”

    汪先生这种上善若水的人格将永远激励着我……

    汪先生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人。和汪先生交往，总给人一种得到安慰的感觉。他的作品像《鸡鸭名家》，像《岁寒三友》，像《鉴赏家》，像《受戒》，像《大淖记事》，像《小芳》，等等，读过之后，也总给人一种在苍凉之中又很安慰的感觉。我想，汪先生有这样的情怀，写出这样的精品美文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现在……汪先生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汪先生的丧事很简单。没开追悼会，只简简单单地举行了一个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放哀乐，放的是一支我从未听过的曲子。我想：这也正是汪先生的人生写照。

    汪先生躺在鲜花丛中，面色如生，神态安详。我站在汪先生的身边，久久地，久久地，看着他，看着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汪先生家乡高邮市文联副主席陈其昌让我题辞，我略一思索，便提笔写下了十四个字：

    忘年交痛哭仙逝，

    美文章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