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书画

                                                              乌人

    汪曾祺先生小的时候，是很想当一名画家的。他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这当然跟汪先生的父亲有很大关系。

    汪先生的父亲是个令人倍感亲切的人物。汪先生在他的好几篇文章里，都一再称自己的父亲是个“最聪明的人” 。汪先生的父亲不仅精通金石书画，而且对音律也很有研究。家里的很多乐器，笙箫、管笛、琵琶、古琴、胡琴，样样都弄得很好。汪先生的父亲为了用色准确，把自己的那间画室裱糊得“四白落地”。每逢春秋丽日，汪先生的父亲就打开画室，尽情作画。这时，汪先生就非常兴奋地站在他父亲的旁边，聚精会神地看老人家作画，一看就是半天。汪先生还听从他父亲的建议，“写了写‘张猛龙’。”这对汪先生的影响很大。直到四十岁时，汪先生还萌发过改行当画家的念头。

    但汪先生最终还是没有当成画家，却成了一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尽管如此，书画艺术还是伴随了汪先生的一生，并在他后来的作家生涯中扮演了一个不轻不重的角色。很多时候，书画作品竟成了汪先生寄托自己的期望，抒写自己淡泊名利的最好载体。

    1983年，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汪先生的《故里三陈》，篇末附注“急就”二字，就断定汪先生不像我先前听到的那样身体欠佳，便提笔给汪先生写了封问安的信。几天之后，汪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说：“你是个细心人，从我的小说后面附注的‘急就’二字，即推知我身体尚好！因此，我今天早起用浙江宣纸写了去年为友人题画的一首诗，以为报答。”

    这首诗就是汪先生在他的《晚饭花集》的自序里自勉时提到的：

    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从这首诗里，我似乎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汪先生那崇尚悠闲自在的生活，而对功名利禄又不屑一顾的精神状态。

    这幅字画，后来在1988年汪先生到我家做客时，我对汪先生说：“就是这幅条幅，您当初寄给我时，我的一位朋友非要出三百块钱买去，我说不卖。”汪先生说：“这不是有题款么——有题款他还买？”我说：“买!”汪先生就笑着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卖？三百块卖了，我还可以给你写嘛。”我说：“不！当时我就告诉他：‘甭说三百，就是三干、三万我也不卖!’”

    1987年，我的一位在大同矿务局图书馆工作的朋友马立忠，在清理图书馆的藏书时，意外地发现了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汪先生的《羊舍的夜晚》，就送给了我。我在这年夏天到北京时，把这本书带到了汪先生家。汪先生见了，非常惊讶地问我：“咦！你怎么搞到的？”我把详情告诉汪先生后，汪先生提笔便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

志强留念

        此近似海内孤本矣

                    曾祺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九日后一日

    之后，汪先生就愉快地和我谈了这本书的出版经过，并说：“当时出版社的同志从我这里往走拿书搞时，问：‘找谁插图？’我说：‘找黄永玉’。出版社的同志说：‘啊呀！这个恐怕有一定难度。黄永玉不一定愿意给搞。’我当时笑着对他说：‘他会答应的！你就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结果出版社的同志找到黄永玉，说是有一本书想让他给搞搞插图，黄永玉拒绝了。后来一说是我点名让他搞的，黄永玉便欣然答应了下来。”

    说到黄永玉，我问汪先生：“您家里怎么没有黄永玉的画？”汪先生说：“没有！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我问为什么？汪先生说：“黄永玉的画现在值钱了。每幅画，拿到国外都能卖一万块钱。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一万块钱嘛？”

    汪先生的这点心愿，以后好多年，我都一直想做个中间人，给黄永玉去一封信，告诉他，但是，就怕这样会让汪先生不高兴，所以至今也没有做。我希望汪先生在九泉之下能够体会到我的这一矛盾心情。

    就是这次在汪先生家，我得知过不了几天，汪先生将远行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活动。汪先生告诉我接到邀请后，有好几天他很为难。美国有些熟人，还有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又是初次认识。总不能空手去吧？总得给他们带点礼品去。带什么呢？想来想去，中国最好的东西，大概要数瓷器了。可瓷器怎么带呢？又是易碎品，再加上这么远的路，怎么带才好呢？而且带多少才够呢？我心里没谱了。这时，负责外事的邓友梅对我说：嘿！这有什么可愁的？你什么也不用带！你就把你的书画带一些过去，不是比其他东西更好吗？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就画了些画，写了几幅字。说着，汪先生就从一个旅行包里，取出将近二十卷已经装裱好的书画，一幅一幅地给我打开，让我看。我看着那一幅幅抒发着汪先生胸怀的书画，心里真想全部窃为已有。

    从北京回来，我因公到太原出差。《山西文学》的祝大同陪我到李国涛先生家，说起汪先生的书画，李国涛先生很向往地说：“什么时候，我也找他要一幅画。”祝大同说：“这事就交给乌人办好了，他是汪曾祺的座上客，还怕办不了。”我说：“行！等汪先生从美国回来，我给去一封信。”

    汪先生从美国回来后，我给汪先生去了一封信，把李国涛先生的这一愿望如实告诉了汪先生。

    时间不长，汪先生给我寄来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幅送给李国涛先生的画和一张汪先生在美国波士顿拍摄的彩色照片。内夹一张短笺。短笺上写道：

    送你一张照片。

    给李国涛画了一张画。我不知道他的地址，请你转交。

                                     曾  祺

                                    二月十一日

    看了这封短笺后，我不禁浮想联翩。汪先生哪里不知道李国涛先生的地址，他这分明是想把我托付给李国涛先生，好让李国涛先生日后在我的创作上多多地予以指教。

    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我的这一想法。

    半年以后，我去汪先生家。汪先生问我：“你在山西，谁能在创作上对你有所指导？”我说：“没有。”汪先生说：“李国涛呢？”我说：“行，但总不如您。我觉得我和您，可以做到无话不谈。但和李国涛先生，我做不到这一点。”

汪先生听了这话，坐在那里，头仰在沙发靠背上，翻着白眼，眼神直瞪瞪地盯着什么地方，好久，好久，没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