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人
网站用户
乌 人
自从和“汪曾祺之友”结为好友之后，我有幸读到全国各地不少汪迷和汪曾祺先生研究者写的怀念汪先生和评述汪先生作品的文章，其中不乏令人心仪之作。但也有一些文章所写的东西与事实有不少出入，这就难免给许多喜爱汪先生的读者造成了很多误导，给汪先生的本来面目蒙上了一层不实的面纱。我作为一个了解这些事实的汪先生的忠实信徒，我觉得我有义务站出来对这些容易产生误导的现象做出修正，以便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前些时，我在《每周文摘》2012年6月26日《书摘》栏目上看到一篇署名汪朗的文章《父亲汪曾祺》。文中说汪先生写小说几十年“从来就没打算写”过长篇小说。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作为汪先生的儿子，汪朗怎么会不知道汪先生曾经为了写《汉武帝》长篇小说做了很多资料收集工作？他这样说，实在让人不解。这篇文章最后的括弧里这样写到：“摘自《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汪朗、汪明、汪朝/著 作家出版社 本文作者为汪曾祺之子汪朗）所以，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托名汪朗的一篇伪作。因为我手里有二姐汪朝送给我的这本书，只不过不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而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在我的印象里，这本书里就没有汪朗写的这篇文章。于是，我就找出这本书，在目录里详详细细地反复查阅了三四次，都没有这篇文章。我便到百度里再次查找，嘿！还真给查到了。一看内容，大体没错。这就更让我感到糊涂不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汪朗真的不知道汪先生曾经想过写长篇小说《汉武帝》吗？他怎么会这么说呢？我这里有一封1983年10月20日汪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上面清清楚楚告诉我想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汉武帝》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明年也许要试试写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同时还说：“我还在剧院工作，小说写成后，可改为戏，一举两得也。”另外，汪先生在他的散文《七十书怀》倒数第二段也曾经再次表述过这个意愿。这一段是这样说的：“看相的说我能活九十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十年，大概还行。我不愿当什么‘离休干部’，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遗憾的是，老天爷不长眼，没等汪先生完成这些愿望，就把汪先生早早收回到了天庭……还有我在我的《我和汪老的忘年交里》也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好在文章不长，我把它引用如下：“一次，我到汪先生家，偶然问起汪先生‘您的长篇《汉武帝》写的怎样了？’汪先生说：‘嗐! 别提了——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所有资料，搬家的时候全丢了。’我不免为汪先生感到惋惜。汪先生说：‘这倒不必，我写不成长篇，还可以写中篇嘛。’汪先生认为：汉武帝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一生做了不少事。杀太子戾而建思子宫；听信方士长生不老之术将其请入宫中而险些招致祸乱；嫔妃争宠而陷武帝于两难。汪先生说：‘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能写三部系列中篇。’接着，汪先生就和我详细谈了他这三部中篇的构思，约有两个半多小时。汪先生最后还告诉我：‘凌子风对我说：写嘛，写出来，改成电影，我来拍这部片子。’”当时，我对这件事没感觉到什么，只觉得它很平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直到汪先生去世后，我写这篇怀念文章时，我才真正感到它的珍贵。汪先生这么大的名家居然对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那么耐心地谈他的小说构思，而且是两个半多小时。这种礼遇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高了。可以说世上再无二人！试问：像这样的事情，哪个名家能够做到？此其一。
其二、每当谈起汪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江青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大多数人们都以为主要是为了修改《沙家浜》，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为了把《红岩》改编成样板戏。我也知道这责任应该归陆建华写的《汪曾祺传》，是他的误导造成了现在人们这样的误解。为此，我在今年5月间，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汪曾祺与样板戏》，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因为篇幅所限，我就不再赘述。另外，汪朗在他的题为《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旋涡的边缘》一文中也说到是为了改编《红岩》样板戏，而非修改《沙家浜》。
其三、有多篇文章这样说道：何镇邦说：“汪先生和他说过：汪先生曾经对两个人的创作做过较多的辅导。一个是安徽的苏北，一个是大同的曹乃谦。”这话是真是假，我不敢肯定。但我起码对此存疑。因为就我和汪先生从1983年有书信往来直到1986年10月1日初次到汪先生家拜访以来，我不仅多次亲耳聆听了汪先生对我创作的指导外，我手里还有汪先生几封写给我的关于看了我的小说后予以批评的信札。其中犹以关于我于1982年在《山西文学》第10期上发表的小说《花鸟情趣》那封信札最有代表性。这封信札，在我来看，决不仅仅是一封普通的信札，完全是一篇非常好的创作谈。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出版汪先生的文集，出版社的编辑刘伟同志通过博客和我联系，让我提供一些汪先生的逸文和逸信，我便把我手中认为有价值的信札和两篇文章手稿的复印件寄了过去。估计这些信札有几封会收入汪先生的文集中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会在合适的时候，把汪先生给我的这些信件发到博客上，以供各位欣赏）。自从我和汪先生交往十多年以来，我除了从1991年6月下旬以后，因为赌气，有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去北京看望汪先生。其余时间，我每年的元旦几乎都是在汪先生家度过的。因为我每次去北京，都是在汪先生在蒲黄榆所居住的楼下地下室新华社的招待所住着。如果有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几乎天天都在汪先生家蹭饭吃。有时我出去办事，每次从汪先生家走的时候，汪先生都要问我：“中午回来不？”我说：“不一定。”汪先生就说：“那晚上呢？”我说：“晚上我肯定回来。”那汪先生晚上就一定会等着我，等我回去后才开始吃饭。“1989年末，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燕山石油化工总厂的几位文友知道了，约我去玩。去燕山石化的那天早上，汪先生问我：‘晚上回来么？’我说：‘回来。’结果被留住多住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回到旅馆，旅馆的服务员问我：‘您是大同的客人？’我说是。服务员告诉我：‘楼上有位老爷子一连来过三四次，问您回来没，您快去他家吧。’我敲开汪先生家的门，汪先生劈头一句话就是：‘你可回来了……说好昨天晚上回来，可你没回来。我怕你会出点什么事……’（摘自我的散文《我和汪老的忘年交》）所以，我对何镇邦说的这话，大存疑惑。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嫉妒，也不是争宠。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嫉妒也罢，争宠也好，都丝毫改变不了我多舛的命运。2008年4月1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林斤澜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我碰到了《北京文学》原副主编陈世崇、原编辑部主任傅用霖几位前辈。我们谈了几句阔别之后的话后，陈世崇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着又说：“咦？你们大同不是还有一位吗？”我说：“曹乃谦。”他说：“对！他怎么不来？”我说：“汪先生逝世后他都没来，林先生逝世他怎么会来呢！？”陈世崇接着又说：“这几年媒体炒作曹乃谦，远不是那么回事！为了这，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在一家报纸上发表，做了详细地说明。”然后告诉我这家报纸的刊名，可惜我没有记住。陈世崇问我：“你见过这张报纸吗？”我说：“没有。”“那曹乃谦看到了吗？”我说：“我估计他也没有看到。”对于陈世崇的这些话，我是很认同的。因为这几年，媒体每炒作一次曹乃谦，曹乃谦告诉记者的那些事情，说句不好听的话，能够让人相信的实在是少得可怜！因为关于那段历史，我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也是很重要的参与者。他的话欺骗许多不知情的人是可以的，但他的话却欺骗不了我！因为他的这些事情，我几乎全部了解。
我在这里指出来，主要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退一步讲，就是权且认为何镇邦所说的是真话，那汪先生逝世后，曹乃谦为什么连遗体告别仪式都不去参加？后来因为马悦然一再在国内说到：中国除了李锐、莫言能够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还有一个大同的警察曹乃谦也很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国内媒体几次三番掀起炒作曹乃谦的热潮。当记者问到曹乃谦为什么没有参加汪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时，曹乃谦说：“当时，汪先生治丧委员会曾经给我发来邀请函，我为了尽孝，所以才没去。”这话就让人信不过。因为曹乃谦的“养母”并没有得了什么说死就死的疾病，一刻也离不开人。他莫非连一天时间也离不开吗？他完全有时间前去参加汪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但他就是没去。我也敢肯定，他根本没有接到汪先生治丧委员会给他发来的邀请函。不信，你们可以问问安徽的苏北：他收到汪先生治丧委员会的邀请函没有？事情的真相就完全大白了！汪先生对曹乃谦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但他却连汪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都不去参加。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而且，汪先生逝世15多年了，曹乃谦居然连一个字的怀念汪先生的文字也没写过，这说得过去吗？他的这种行为如果说忘恩负义是非常恰当的话，那么说他恩将仇报也一点毫不为过！这就是何镇邦所说的汪先生辅导过最多的曹乃谦。哪位先生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曹乃谦问问：汪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主办单位是谁？我敢肯定他回答不上来。客观地说，曹乃谦当初一炮走红，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北京文学》和汪曾祺先生一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当初不是我这个小人物力主他往出拿《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就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北京文学》和汪曾祺先生对他的鼎力推荐。
其四、我在何镇邦所说的汪先生辅导过最多的另一位作家，安徽的苏北所写的有关汪先生的许多文章中，多次读到这样的文字：近些年来，有许多人称呼我是汪曾祺研究者，或者是顶级汪迷，或者是汪门弟子。我对前边的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我对说我是汪门弟子，我倒是颇为认可的（原话不是这样的，我这里只说了个大意）。对于这话，我不敢苟同！因为汪先生在他的《七十书怀》中写过一首《七十书怀出律不改》的诗作。在这首诗里汪先生曾经明确地表示过不收弟子的想法。现摘抄如下：
“悠悠七十犹耽酒，
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写序，
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
在同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汪先生还特别提到了这首诗的重点。好在字数不多，现抄录如下，仅供各位参考。
“《七十书怀出律不改》，‘出律’指诗的第五六句失粘，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五六句失粘。为什么不改？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六句，所书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可见汪先生对这一点是极其重视的。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也可足以证明。我从86年10月1日正式和汪先生有了直接交往后，我给汪先生写信时，题头总是以恩师相称，汪先生也一直默认。88年4月上旬，《北京文学》函授班在大同举办，发现了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于《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先生和李陀的大力推荐，再加上汪先生给曹乃谦这组小小说写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读后》，曹乃谦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曹乃谦很感激我。因为他能有今天，和我有极大的关系。不是我，他根本没有机会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当时，他经常和我保持联系。我也和他说了许多他如果到汪先生家应该注意的事情，不要犯了我曾经犯过的不应该犯的错误，并对他说：“我给汪先生写信，都称呼汪先生为恩师。希望你也这样。”1991年6月下旬，我因公出差到北京。在汪先生家，汪先生对我说：“听曹乃谦领来你们大同的一位诗人和曹乃谦对我说：你们大同的作家都不服曹乃谦，有这回事吗？”我说：“有。”汪先生说：“如果曹乃谦加入了中国作协，他们还不服吗？”我说：“这和加不加入中国作协没一点关系。”汪先生就问我：“你呢？——你服曹乃谦吗？”我说：“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说我不服他吧——他现在比我名气大，我说不服，似乎不太妥当。说我服他吧，我觉得我的小说并不比他差。只是没有他运气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摘自我的随笔《汪先生，您听我说……》）听了我这话后，汪先生就非常严厉地批评我，说：“听你们大同来的人讲，你和我交往，目的很不纯！不是为了文学，而是另有企图……”同时告诉我说：“以前，曹乃谦给我来信称呼我为恩师。我告诉曹乃谦以后不要叫我恩师。我谁的恩师也不想当。今天我也告诉你，你以后也不要称呼我恩师。”听了汪先生的这番话，当时我就立刻断定这是曹乃谦所为。因为至今大同能和汪先生说上话的，除了我，就只有曹乃谦，此外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人来！曹乃谦的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实在是令人不耻！因此，我觉得苏北多次在他的文章中称自己是汪门弟子，这是有违汪先生的意愿的。再说，著名作家王祥夫曾经推荐我看过苏北的一本散文集和一本小说集。散文集大部分内容都是写他和汪先生交往的事情，这无可厚非，而且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汪先生，这也是非常应当的，对此，我是很赞赏的。但对他的小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实在不敢恭维。因为他的这些小说，模仿汪先生的痕迹太重！就连汪先生小说中的地名，我记得比如“臭水河”“越塘”等在他的小说中也能看到。模仿到这种程度，我以为是不足取的。我在这里给苏北直言不讳地指出来，希望他能接受。因为汪先生是不可复制的。谁也模仿不来。即使你模仿得再像，那也是不足取的。至于我喜欢汪先生，除了汪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外，我觉得我和汪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汪先生的作品与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我的小说和散文，有些人认为完全是汪味儿。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并没有刻意按照汪先生那样的笔法去写我的作品，而是完全按照我自己想的那样去写的。所以，当我身边的文友向我指出这一点时，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哪里写得像汪先生？其中著名作家王祥夫和许多文友都这样说过我，就连著名评论家王春林教授也曾经说过：如果把我的作品放在汪曾祺先生和林斤澜先生的作品里也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说到这里，我想到1986年11月上旬《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京举办的那次全国青年作者改稿班时，有一天，编辑部拉着我们这些青年作者到天坛和中国书店去游玩，林斤澜先生在汽车上当着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位作者这样问我：“宋志强，哎哎……你知道不知道，你和汪曾祺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哎哎……”我说：“不知道。”林斤澜先生说：“你和汪曾祺的差距，哎哎……就一纸之差，哎哎……你要是捅破了这层纸，哎哎……你就是第二个汪曾祺，哎哎……”我说：“我也许一辈子也捅不破这层纸。”林斤澜先生说：“哎哎……那倒是，哎哎……”还有李陀作为我参加这次改稿班的责任编辑，和我谈我的作品时对我说：“现在用这种笔法写小说的，活着的著名作家里边，除了汪曾祺，别人没人敢这样写。至于年轻作者里边就太多了。但你是全国第一！”当时，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给我这样高的评价。我听了之后几乎有点晕晕糊糊的，不知身在何处？这次改稿班著名作家余华也参加了。记得头一天报到时，编辑部同志向我介绍过余华后，我说：“你的名字怎么这么耳熟？你是不是就是那个那年《北京文学》从第一期到第四期连续推出你三篇小说的那个余华？”余华说：“就是。”我说：“那年年底《北京文学》评比年度最佳小说时，我还投了你一票。”余华说：“那我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投票的那篇小说不是你获奖的那篇，是另外一篇。我觉得我推荐的那篇比你获奖的那篇好！”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进一步的交流。后来有一天，余华突然找我说：“我刚才和林斤澜老师说了。汪曾祺老师能够收宋志强做学生，我希望您也收我做您的学生。结果林斤澜老师没答应。”我所以和大家说出这些话，并没有哗众取宠的意思。只是说，既然我的作品人们都认为是汪味儿，那我更应该以汪先生的弟子自诩。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自从汪先生和我说过以后不要称呼他为恩师后，我就再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汪先生的弟子而自居。我只能把我算作是个汪先生的追随者罢了。因此，我也希望苏北好自为之，不要再作有违汪先生意愿的事情了。我觉得苏北作为一个汪先生作品的研究者却是十分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