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鞋

老布鞋

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那个安静而老旧的小院子里，我第一次察觉母亲的眼神，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那忧伤就像冬日的夕阳，凉凉的，却仍固执地残留着一些暗色的红。没有风，老枣树的枝条一动不动。几只麻雀站在屋檐上，叽叽喳喳地歌唱。唱的什么，没有谁听得懂，反正总是那种简单而欢快的调子。

母亲坐在马扎上晒太阳，身后是几十年前盖的，“金包银”的老房。就是外面砌红砖，里面垒土坯的那种。虽然低矮，却也遮风挡雨，冬暖夏凉。东面的墙根那儿，几只老母鸡在枯萎的菜园里，搜寻着草籽和遗落的黄瓜的种子。还有一只小黑狗懒洋洋地趴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母亲的眼睛也微微眯着，扬起脸迎着安祥的阳光。头顶稀疏的头发，已无法遮掩她的头皮，就像被偷盗者砍伐了的森林，无可奈何地裸露出枯干的土地。因为衰老或是某种疾病，母亲的眼里会时不时流下些泪水。在她眼角那渐深渐密的鱼尾纹里，缓缓流动，慢慢积存；又在阳光的照射下，蒸干了水分，留下些盐分。

母亲不能久坐，坐一会儿就要站起来，胳膊横在后面，将腰肢往前挺一挺。以减轻腰椎突出，带来的疼痛。母亲的腰肢，已不像年轻时那般柔软，宛若一棵老树的干，弯曲粗硬，且不能随意扭动。不能在芒种时节，弯下去拾麦穗；在寒露时节，弯下去拾棉花。要是再年轻三五年，她还会腰间扎个布兜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将那些遗失的麦穗和盛开的棉花，逐一捡拾起来，一点一点积攒在仓廪间，以便充盈她的岁月和心田。

去年麦收，阳光依旧很热，空气依旧很干。整个原野，就像燃烧的烈焰一般。喝不够的水，流不尽的汗。路边的杨树叶子，都软软地耷拉下来，蔫蔫的无精打采。我和妻子低头在田间忙活，未察觉母亲，沿着小路迤逦走过来。她想弯腰，将地头上那失落的麦穗拾起，可一阵疼痛，却让她整个人歪斜着不能移动。我扶着母亲说，不在屋里凉快，大热的天。母亲说，老在屋里坐着，心里也烦。

她抬头望着广袤的麦田。收割过的麦茬，是金黄色的，未收割的麦穗也是金黄色的。热嘟嘟的空气中，弥漫着种子成熟的气息，和田旋花盛开的香气。若是在三十年前，母亲定会舞动镰刀俯下身去，在嚓嚓嚓的收割声里，毛巾湿透，汗水淋漓。可现在，母亲只是茫然地望着成熟的麦地，沉默无语。阳光射在她黑黄的脸上，将热热的温度，播种在她深深的稠密的褶皱里。

母亲是个勤快人。春夏秋三季，日日忙碌于田野里，日不出而作，日落而不息。即便到了冬天，母亲也不会闲着。家中喂着猪羊牛驴，儿女又多。除却烧火做饭，刷锅洗碗，母亲还要趁着冬闲，把全家人一年穿的布鞋，全部都做出来。这是个细水长流的活，不着急，也不得清闲。

在母亲的手里，每一根针线、每一块破布片，都不会被浪费。她将那些穿过的，破得不能再穿的旧衣裳找出来，拿剪刀一件件拆开。再拿糨糊将它们一层层粘起来，做成袼褙。母亲打袼褙，是在那张吃饭用的长方形矮桌上。桌面先铺一层旧报纸，防止布片和木头粘连。再将布片一块块拼接起来，刷一层浆糊，再铺一层布片。如此粘贴四五层，一张完好的袼褙才算打成。

打袼褙这活，选布料没多大讲究。只是母亲不喜欢那种牛仔褂、牛仔裤，说那劳动布太厚太硬，不好用。熬糨糊，母亲大都用粗面，也就是玉米面。一方面，用白面造价会高些；另一方面，白面熬成的糨糊干燥后过于僵硬，钢针极难扎得动。即便用锥子，也会耗费些力气。

若阳光正好，五六日袼褙就会晒干。就可以将鞋样贴在上面，拿剪刀依着鞋样剪下一层鞋底来。鞋底需剪三四层，边缘和底面用白洋布包好，再用麻绳或棉绳，一针一针纳起来。纳鞋底是个工夫活，细致活。针脚要密要紧实，且一针针一点点，横竖成行美观漂亮。

年轻时的母亲，冬闲时节总是手不离针，针不离线，线不离鞋。手指上套着满是麻点的铜顶针，荷包里掖着枣木把的钢锥子。即便午后去大街上晒太阳，晚上去邻居家串门，手里也总不忘抓着鞋底儿。一边东拉西扯说些家常，一边将棉绳穿过厚厚的千层底，密密麻麻一针又一针。那种棉绳穿过鞋底的、哧啦哧啦的走动声，现在忆起来仿佛在遥远的梦中，又仿佛真真切切在你的耳朵中。土炕、纺车、洋油灯。每个严寒的冬夜，当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醒来，耳边依然有纺车的嗡嗡声，有母亲纳鞋底、绱鞋帮时的哧啦哧啦声。油灯下，母亲的影子映射在墙壁上，摇曳不定。那时，她的影子还是窈窕的，还是灵动的，朦胧却又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中。

我家的炕席是秫秸篾编成的，满满的烟火气，满满的尘土气。炕席底下，总压着三两本厚厚的老旧的《红旗》杂志。那杂志原本是薄的，几十页而已。只不过里面夹了许多鞋样，也就慢慢变厚了。那鞋样是母亲用旧报纸剪的，有大有小，有鞋底有鞋帮。有我和弟弟的，有父亲的，有爷爷、奶奶的，甚至还有姥爷、姥娘的。短则三四寸，若月牙尖尖；长则一尺余，若小船弯弯。母亲不识字，亦不会写字，不能在那些鞋样上，写上谁谁谁的名字。但她总能清楚记得，哪个鞋样是我的，哪个鞋样是弟弟的，哪个鞋样是父亲的。甚至那些太小的，不再使用的鞋样，母亲都能清晰指出来，说：这个是我四五岁时用的，那个是我八九岁时用的。

做鞋帮的布料，一开始都是斜纹布的，不怎么耐磨。七八岁、十来岁的年纪，总爱到处乱跑，总爱爬墙登高。我和弟弟们的布鞋，也就时常磨破，早早顶破一个窟窿，露出大拇脚趾来。害得母亲，不得不一双又一双地拿出新鞋，以便孩子们能穿得干净些，能穿得体面些。那时并不理解，做布鞋这种活有多么的苦，有多么的费工夫。只是每每穿上新布鞋，就不知不觉向那些穿旧鞋的伙伴们炫耀，挺着腰杆，迈着方步。大概到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集市上就有了很多黑色的条绒布。这种布料厚实，亦比较耐磨，做鞋帮最合适不过。可即便如此，我和弟弟们的布鞋，也是常常磨破。不是露出大拇脚趾，就是鞋帮和鞋底的结合处断了针脚，有某个脚趾粘着汗水和泥土，探头探脑。

现在想来，母亲那些年纳的鞋底、绱的鞋帮，如若积累起来，叠加起来，定会塞满一间土屋，高高地顶到房梁。甚至于，我们将母亲做的布鞋摞起来，定能踏着它们，登上遥远的高不可及的天堂。那些童年时的路，那些年少时的征途，无不是母亲用袼褙一层层叠起来的，无不是母亲用麻绳一根根串起来的。为了那些白底黑帮的布鞋，母亲折断过多少根钢针，孩子们没有细数过。我只记得，有一次母亲不知为何，让钢针刺破了手指。鲜艳的血从她的皮肤里渗出来，若朝霞亦或晚霞的红。母亲将手指含在嘴唇间，轻轻吸吮；又将干涩的钢针，在头发上擦了擦，以便涂上些油脂，使针尖润滑。那些情景，那些动作，我终生都无法忘记的。那时，母亲的脸颊是红润的，若三月的桃花。那时，怒亲的手指是白皙的，若三月的梨花。

那时的日子虽然苦楚，可母亲的笑声和话语，却远远多于如今的她。因为她有孩子，有父母，有牵挂。孩子们就像七月的庄稼，健壮翠绿结实开花。静待成熟，静待诚实，静待再一次播种发芽。到后来我长大了，变化了；弟弟们也一个一个走出老家，或近在咫尺，或远在天涯。可母亲的针线活，却依然没有放下。在她的炕头上，依然放着那个针线笸箩——用了几十年的，磨得发亮的针线笸箩。盘成八字形的棉线，磨得不再锋利的锥子。千层的鞋底，包裹着洁白的棉布。大小不一的钢针，插在宝瓶状的针线包里。那针线包里塞满青青的长发，是母亲结婚后，将她的麻花辫子解开，用锋利的剪刀轻轻裁下。

如今，母亲的头发花白了，凋零了。可那些年轻时的秀发，依然隐藏在小小的针线包里，不曾褪色，依然油亮光滑。有一次，我看见母亲将那些头发抽出来一缕，抖抖地捏在手指间轻轻捻动。已经浑浊的眼睛，皱缩的暗哑的嘴唇紧闭着。粗糙皲裂的手指不再灵动，僵硬且关节明显地凸起。那时，母亲的手已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忌湿怕寒，比筷子再细小些的东西，总是把握不住。一根细小的钢针若是掉落在地砖上，母亲将它拾起，需要花费很大的工夫和力气。

有一次我埋怨说，脚上的皮鞋笨重，不透气，脚趾间满是粘粘的汗，没有穿老布鞋舒坦。母亲似乎轻轻叹了口气，指指炕头那个针线笸箩，说：你的鞋样还在书本里夹着呢，娘老了。一瞬间，我的鼻子有些酸涩，扭过头默默出去了。

娘老了，我似乎也提前老了，变得多愁善感，而又沉默寡言。不会像别家的孩子样，絮絮叨叨和母亲说些家常。绝大多数时候，若能挤出些时间，我就会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就像她生命里的一缕阳光，亦或一缕月光。我安静，母亲安详。

记得二十出头，在天津打工的时候，每次匆匆回家，又匆匆回城。母亲总是塞好几双布鞋，在我的帆布包里。白底黑帮，针脚细密。我说，那是城里。母亲说，你那大汗脚，穿布鞋才透气。可那些年，母亲做的千层底我几乎从不穿的。宁可花几十块钱，买那些尖头高跟的猪皮牛皮。即便夹得脚趾生疼，也要将走路的声音踏得铿铿锵锵；也要用鞋油，将那皮子擦得乌黑油亮。那一双双簇新的布鞋，就寂寥地躺在床底下，不哭泣，亦不说话。冬天瑟缩着，在夏季海边潮湿的空气里，生出许多灰色的霉斑。

那时农村不通电话，偶尔父亲会写信过来，问我身体如何，工作如何什么的。信间总会加上几句母亲的话，问我那几双布鞋是否合适，是否穿破了，需不需要再邮几双什么的。我总是仓促回道：一切都好，并不需要。

直到如今，我才有机会抽出时间来，陪着母亲坐在老家安静的小院里。晒一晒老旧的阳光，看一看去年的麻雀。面对着弯曲的粗壮的老枣树，想起当年穿着千层底的布鞋，那个猴子一般爬树的孩子。初夏细碎的枣花梦一般香甜，鲜绿的叶子熠熠闪光。我坐在树枝上，母亲站在树枝下。青青的稠密的发丝间，落着零星的枣花。那双老布鞋是簇新的，针脚细腻，黑底白帮。有着破布片的厚实，细棉线的柔软，以及玉米面糨糊的芳香。

这是多么短暂而幸福的时光，有母亲，有那些用老布鞋托起来的，朴素而简单的岁月。留有回忆，不曾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