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慈父

杜爱鹏

父亲，您离开我们已经整三十年了，如果您老人家健在的话，今年应是98岁高龄了，然而这种假设还是被残酷的现实所扼杀，1992年底在您68岁那年离开了我们，在经受了长达十余年的肺气肿折磨下，溘然离开了人世。

至今，我还经常傻傻地想，按说我们家族应该是有长寿基因的。我奶奶是在93岁离世的，爷爷虽然逝于中年，那是因为被军阀“抓夫”受尽折磨、病累交加，最后应算是死于非命。您的胞兄、我的大伯也是活了八十多岁，还走在您之后。可是回顾您非凡而又平凡的一生，却不由不产生宿命的思想，一个经受过战火洗礼、曾经三次负伤经历过九死一生考验的人，能够从枪林弹雨中存活下来，能够成家立业、生养了我们六个子女，也就很不容易了，即便没有达到寿终正寝的境界，相比较那些牺牲的战友，不也算是幸运的吗？

一

您在世时对生死看的很淡，显示了您旷达乐观的心态。1943年19岁的您，参加了新四军皖南支队宣城游击大队，成为特务队的一名战士，也是时任中共宣城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陈洪身边警卫人员，在宣城一带打鬼子、斗顽军、锄汉奸，“游击健儿逞英豪”，1945年5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您随军北上至苏北，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华东野战军六纵十七师五十一团一营二连，成为著名的“华野四虎”之一王必成将军麾下的解放军战士，先后辗转于苏北、山东等地“南征北战”，参加过著名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在战火中成长为副班长、班长、排长。电影《南征北战》、《红日》等都是反映您所在部队的战斗故事。尤其是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国民党王牌军张灵甫的整编74师，你们六纵的功劳可谓首屈一指。这个阶段是您的“高光”年代。您从不喜欢在外面说自己光荣革命史，但给我说起这段往事，无不情绪激昂，也忍不住骄傲自豪起来。您说，自己没有上过学，只在部队扫盲班里识了几个字，能够在部队里进步，主要是靠自己作战勇敢、不怕死，也会带兵，所以才会从班长被直接提升为排长，越过了副排长这一级。古话说，壮士临阵，不死即伤。哪有打仗不死人的？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您受了重伤，差点失去生命。与您一道从家乡参军的战友牺牲了好几个，也因此误传您战死沙场。噩耗传来，奶奶在家里痛哭了好几天，但还是坚信自己的幺儿命硬，不会就这么没了。1949年4月宣城解放时，听说有“大军”从洪林桥经过，裹着小脚的奶奶从乡下赶到二三十里外的街上大桥头，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像流水一样过往的队伍，祈盼着会有一个高挑的小伙子从队伍里跑出来抱住自己喊妈妈。最终，直等到浩浩荡荡的队伍过完，也没有人从队伍里出来，奶奶失望地回家了。后来奶奶让我大伯出去寻找，说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刚刚解放的大江南北，战火的硝烟尚未散尽，大伯先找到淮海战役的主战场徐州，后又跑到南京等地多方打探，最后在江西上饶找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弟弟。此时，您伤愈后转到后勤部队，已是副连职干部，你们兄弟两欣喜地照了一张合影，这张记载着那段传奇故事的照片至今珍藏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中，弥足珍贵。淮海战役的那次受伤，是您第三次受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差一点就成为烈士。据您回忆，那是在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中，国民党黄百韬第七兵团集中十多万人马驻守碾庄圩，在空军的支援下，固守待援。那场战斗极其惨烈，负责向北突击碾庄圩的六纵打得很顽强，但伤亡也很大。您排里的几挺加拿大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您率领全排战士冲锋，敌军的飞机向你们俯冲过来，不间断投下炸弹，其中一颗在您身边不远处爆炸，弹片击中您的大腿。被集中的那一刻，您还往前冲出去三十多米，全然没有发现鲜血已将绑带浸透，在倒下的那一瞬间，还清晰地看到成群的敌机从头顶上隆隆飞过。庆幸的是那场战斗我军是完胜，失血过多的您才被担架队抬下来，在野战医院昏迷了七天七夜，不醒人事，醒来时发现枕头边放了二十一个鸡蛋。原来医院里有个规矩，重伤员享受一天三个鸡蛋补充营养。您在医院一躺就是三个月，错过了参加渡江战役的机会。记得您回忆说，受伤的腿痊愈后，“结痂的皮肉扒下来像脱裤子一样”。这次受伤对您的身体摧残极大，以至于后来只要天变下雨，您就感到身体的不适，旧伤复发。您常打趣说，天气变化，您的身体总有预感，比广播里的天气预报都准。后来您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抗美援朝期间，响应国家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朝鲜前线，您主动申请降一级伤残等级，变为三等甲级伤残（七十年代恢复原等级）。

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您总是说，经过了九死一生能够活下来，我就很知足了。想想有多少战友死在战场上，和他们相比，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先后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的您于1953年复员回家。之所以放弃了在部队被提拔重用的机会，还是因为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此前，部队送您到南京的某军校学习，但由于没有文化基础，又加上身体尚在康复之中，就只好放弃深造的机会。您曾回忆说，学了几天拼音，会一点波、婆、摸、佛，仅凭在部队扫盲班的基础，根本就跟不上。

二

您本着回乡种田务农的打算，1953年选择了复员。回到家乡，您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反而主动让出基层领导岗位，一而再、再而三“挂倒挡”，由供销社主任、公社干部直到1963年“退职”，后又被安排到集体单位综合商店任经理直至退休。

您痛感自己没有文化之苦，因而尤其重视文化知识，特别尊重有文化的人，喜欢和他们交朋友。您常提及在战争年代，您班里、排里极少有的“学生兵”，每到打仗时，您总是护着他们，认为他们将来都是对新社会有更大作用的人，不能轻易让他们牺牲生命。在那个知识分子受歧视被污名为“臭老九”的年代，您的“朋友圈”中仍有我们公社的教师、医生、农技师等知识分子，您常在我们面前夸他们是有真本事的人。只因您常夸赞知识分子，少不更事的我，有一次冒了一句，长大了，我也要当知识分子。您开心地笑了。我前面的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由于他们基本上生长在“停课闹革命”阶段，后来先后走上山下乡、参军入伍、招工进厂的道路，知识文化虽达到初高中学历，但还是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于是对于我这个“幺儿”来说，父母更是给予了厚望。一贯不喜欢与别人家进行攀比的您，在读书升学问题上显得与平常不一样，您经常对我说，你看某某家，一家有两个大学生，我们家六个子女中，一个都没有，就看你这个老幺能不能争口气，考一个大学给我看看。考取大学，努力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您为我设定的人生目标。

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仅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无疑对于我来说，要实现您的期待和梦想，那就是打好高考这场硬仗，因为这个就是我的“紧要处”。记得那年高考前的一天下午，天下着牛毛般的细雨，虽处在盛夏，空气中充满着湿气。我在宿舍里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呆，对于明天的考试不大愿意多想，自信平日里的努力和较好的成绩排名应该有不太差的结果。这时门被推开了，您穿着雨衣拎着一个饭盒湿漉漉地走进来，让我吃了一惊，前几天回家时父母没有说要来看我，学校食堂正常提供饭菜，也不需要家里送饭过来呀？再说天下着雨，您身体也不好，冒雨走四公里路过来给我送饭，合算吗？您咳嗽了一阵，对我说，明天要考试了，你妈不放心，让我来看看，顺便给你带点好吃的。我当时在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感到一阵压力，耳畔响起您的那段话。是啊，我明天上考场，就等于是代表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啦，我要考垮了，那就是“全军覆没”啊！您没有多言语，但我感觉到您可能内心比我还紧张，临走时就嘱咐一句，明天早上要把准考证装好，不要弄丢了。我心中暗暗地好笑，认为父亲多虑了，我都十八九岁了，像您这个年纪，都已扛枪打仗了，参加一次考试还会丢那关键的东西，那等于就是上战场的枪啊！没想到您的提醒还真是点中要害，居然就有人犯了错，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呢！

第二天清早，当我们乘上学校送考的客车，准备出发时，一个男同学惊叫起来，我的准考证不见了。霎时，大家都紧张起来，好像受到传染，纷纷起摸自己的书包或口袋，同时向那位同学投去不解、不屑的目光。校长和班主任老师一改平日的严厉，温和又平静地让那个同学仔细找找，不要着急。实际上大家内心里都很急，到县城考场毕竟还有四十分钟的路程呢，如果因为一人的失误，耽误了大家的大事，肯定不足取。这时那位同学已经满头大汗，头发就像刚被大雨淋过一样，书包、口袋被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那张重要的硬纸片。校长看势头不对，一车三十多个考生不能耽搁，立即命令发车，到考场再补办手续吧！我暗自庆幸，高考第一天，就出现这样的倒霉事，自己因为有您的特别提醒，绝不会犯那个低级错误。

然而高考的成绩令我极度不满，原本以为录取普通本科是没问题的，但是却掉入专科录取线内。那一阶段，自己的心情极度悲凉，虽然那时高考录取率极低，能够考取一个学校都是不容易不简单的，但是还是以为非常不如意，甚至连录取志愿都不想填报。后来校长和老师一再劝解，专科也是大学，如果复习一年，也未必来年一定考的比今年好等等。但是父母还是很满意的，您的脸上绽放着笑容，毕竟在您的下一代中诞生了第一个大学生吧。在亲朋好友的庆贺中，还在姨夫的饭店里摆了几桌酒席答谢，我老大不愉快，认为太丢人，考个专科也值得庆贺？后来到学校才知道，几乎所有同学家里都是把考取本校，当做喜事办的，这才心里平静了一些，不再将此事当做羞事。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至今想起总是感到后悔不已，后悔自己的幼稚、任性，感到太对不起您的一番苦心了。因为上学前需要提供一寸和两寸的免冠照，那时我们小集镇还没有照相馆，您带我到县城来照相。在十字街照相馆里恰巧遇到我的同班同学与他母亲也在那里办同样的事。这个同学与我考取的是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虽然其父是大学教师，但对其录取大专似乎也很满意的。同学照完免冠照后，与他母亲照了一张合影，母亲坐着，儿子站在身后，都微笑着，显得很温馨。要知道，过去的岁月里，合影留念是最上档次的纪念方式，无论是参军入伍，还是招工进厂，还是升学进修，人们往往都是选择进照相馆，衣着光鲜，满面春风地见证那最难忘的时刻。也许是受到提醒或启发吧，您对我说，我两个也来照一张合影吧？是带着征询的口气，也有几分期待。当时对于我们这样的父母双职工的家庭来说，花几毛钱照一张合影也不是多困难的事，但平日里难得遇到值得庆贺的事，也没有闲情逸致，因而此刻我们父子二人顺便合个影，倒是合情合理的事。然而，那时的我还沉浸在对高考结局不满意、不乐意之中，情绪仍十分低落，对您的提议，我居然断然否决，回答得很冷漠——有什么照头？您没有说话，默默地办好票据，我们就离开了照相馆。真得不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肯定是感到十分的扫兴。现在想起来，我真得不愿意体谅我的幼稚和麻木，真正没有体谅到老父亲的一番真情和良苦用心；同时，也感觉到您对我的宽容和溺爱，居然没有来一个硬作主，既然决定要照一个合影，儿子的任性哪能算数？

三

在后来的岁月里，您始终关注着我这个家庭里的“希望之苗”，那时候几个姐姐和哥哥都已成家立业，我是每周末才从四十里外任教的学校回家。这时的您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了，几乎都是卧床不起，依赖吊水度过难熬的季节。战争年代留下的伤残，年轻时爬冰卧雪时留下的内伤，在垂暮之年一起演变成无情的病魔，来折磨着您，几乎让您气若游丝羸弱不堪。但您还是给我讲做人的道理。让我诧异的是，您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总是能念叨《增广贤文》里很多语句。后来大伯给我解了迷，原来是您小时候跟随读过几年私塾的大伯后面学的，小时候背下来，一辈子忘不了。如以“兴家好比针挑土，败家好比浪淘沙”告诫我要勤俭持家，以“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教育我在仁义道德面前，钱财不算什么。以“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让我学会宽以待人，等等。但说的最多的，还是希望我要安心当好一个中学教师。彼时，正值改革开放不久，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些沉渣泛起，“读书无用”“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等谬论甚嚣尘上，教师下海、转行现象也不在少。您还是反复叮嘱我，安心教书，不要有三心二意。在您看来，教师职业是任何时候都少不了的，也最适合我干的。然而后来我还是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在您离世后的第五年，我还是离开了奋斗十周年的教育教学岗位，走进了党政机关，又先后到区委政法委、镇党委和检察机关工作，虽然后来成长为县处级干部。虽然与您老人家的意愿相拂，但没有违背您希望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根本心愿。

三十年如白驹过隙，飞逝流过，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是巨大的，家里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最值得告慰您的是，在您离世第二年，我娶妻成家，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如今的家庭幸福和美，妻贤子孝，尤其我的儿子、您的孙子在日本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将来学业有成报效国家。如果您老人家在天有灵的话，最关键的一点足以让您感到慰藉，那就是无论工作在何处何地，我都会铭记您的教诲，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努力做一个忠诚老实可靠的人。

啊，30年了！儿子经常想起您，想起您不凡的一生，想起您对儿子的希冀，更常念叨您的养育之恩。

202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