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

我九岁才上学。

记得第一堂语文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我笨，老师怎么教，我就是不会写，老是写不好，不是歪了，就是倒了，再不就是出“田字格”了。老师很耐心，但我就是学不会。老师说，别急，回家再慢慢学习写，一定会学会的。

放学了，家庭作业是写十遍“毛主席万岁”。

记得很清楚，全家人吃完饭，留下了那张四方的小饭桌。我趴在桌上，写“毛主席万岁”。但我就是写不好。我急得哭了。父亲坐在炕梢，看我写不好，便骂我笨。他念过书，大概是小学毕业，字写得相当好。但他只是骂，却不帮教我写字。在我的人生中，父亲骂过我无数次，但只有这次我记得最清楚。应该是他骂我的第一次，太深刻了。岁月过去了五十多年，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母亲看父亲骂个没完没了，就帮教我写字。她把着我的手，叫我握好铅笔，一笔一划地写，有几次都把“田字格”写“漏”了，撕掉，重写。父亲见状，破口大骂。我呜呜地哭，眼泪滴在本子上，暗恨自己太笨，为什么写不好。母亲却嘱咐我不要着急，慢慢写。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写，写不好的，就用铅笔擦，擦掉，重写。直到把“毛主席万岁”写了整整十遍，而且非常工整。写完后，母亲已是满头大汗。

第二天，老师检查作业，表扬了我，说我的“毛主席万岁”写得好，并给全班同学当“范文”。老师哪里知道，那是母亲帮助我一笔一划写的，可以说，那应是母亲自己写的。老师更不会知道，我的母亲一天学都没上过啊！

放猪

那年我应该是十岁，是放暑假的时候。

有一天，母亲说，明天跟我去放猪。

母亲是和一个我叫谭婶的人一块给生产队放猪。她们那时都三十多岁。放猪是生产队比较轻巧的活，挣“大半拉子”工分。

放猪的活不难，但埋汰，也有责任，不能把人家的猪“放跑了”。程序是这样的：早晨七点，把一家一家的猪（有大有小）圈到生产队的大粪坑里，猪们到齐了，我和母亲及谭婶，把猪赶到下甸子里。中午十一点，再把猪们赶回来，一开始是猪的主人们来领，时间长了，猪们自己就往家跑了。下午一点，各家再把猪赶到大粪坑里，我们再把猪们赶到下甸子里。晚上四点再赶回来，一天放猪就结束了，一天的工分挣到手了。按当时计算，䏻挣一块多钱呢。

放猪的下甸子紧靠着生长着柳条子的沙滩上。

夏天太阳毒，我负责看猪，不叫猪们乱跑，那样会跑丢的，我们可陪不起。母亲和谭婶钻进沙滩的柳条子里，一把一把地捋柳条子上长的绿绿的“毛毛虫”，必须是嫩嫩的。直到每人整整捋两大麻袋“毛毛虫”，才收手。她们身上的汗，不能用水洗般的来打比喻的，词语里上恐怕是找不到能比喻她们流汗的程度啊！等回家时，母亲和谭婶用背夹子把两大麻袋“毛毛虫”背在后背上，一边赶猪，一边背着沉重的“毛毛虫”。那个艰苦劲儿，太难了！回家后，母亲还不能休息，而是把“毛毛虫”放到锅里煮熟了，再把煮熟的“毛毛虫”放进院子里的大缸里，用脚踩实了，盖严，发酵。三天后，用来喂自家的猪。这种猪食，是猪们喜欢吃的野菜。

整整一个暑假，我和母亲在一起放猪，虽说又累又埋汰，但这是我童年里少有的快乐的时光。

至今想起来，我愿一生去放猪，只要和母亲在一起。

逃难

那年腊月的一个下雪天，天黑的早。母亲和我及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正在冰凉的屋里等父亲回来吃饭。东北的冬天，一到天黑，大人和小孩就老实地呆在屋里，叫“猫冬”，没有什么大事，是不愿意出门的。外面冰天雪地，冷得人连上茅房都不愿意动弹。

那天停电，那年月，农村老停电。月亮还没有升起来，雾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我看见父亲从外面回来了，走路歪歪斜斜的，他喝酒了！我的心一紧，心里喊，糟了，今天肯定又是一场打骂。因为以往的日子，父亲从外面喝酒回来，无论醉也罢，不醉也罢，都是要打骂一番的。要么打骂母亲，要么打骂我们。这成了父亲的习惯。果然，父亲一进屋，就骂骂咧咧，母亲吓得忙给他沏茶水。我们老鼠见猫一样，大气不敢出一口。父亲一边喝茶水，一边骂母亲和我们。母亲一句都不敢还口。我们呜呜地哭。父亲开始伸手打母亲，母亲就呆呆地让他打。我们吓得躲在炕旮旯儿，瑟瑟地抖。父亲许是打骂累了，也许是酒喝多了，倒在炕上睡觉了。

母亲看看我们，小声地叫我们穿鞋下地，母亲怕父亲醒来，再打骂，领着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家门。

天上的风雪更大了。冷风扑在脸颊上，麻麻地疼。我们围在母亲的身边，不知往哪去。村子里黑乎乎的一片，家家都闭户，偶尔有几声狗叫。母亲把最小的妹妹抱在怀里，右手领着小弟弟，嘱咐我领着大妹妹，一起走出了村子。我问母亲去哪？母亲说，去公社。

公社离我们村有十八里地，这么大的黑雪夜，母亲领我们去公社干嘛？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干亲”，叫舅舅，在公社当干部。也许我们去他那里避难。

果然是这样。当我们走进舅舅的家里，人家都睡觉了，被我们敲开门后，惊讶地问，这大雪夜的，你们来干啥啊？母亲说，又打架了。舅舅说，我寻思是又打架了。忙把我们拥进屋里，热气温暖了我们。舅舅问我们吃了没有。母亲说，没有呢。舅母忙下厨房给我们做饭。腊月里，东北农村人家几乎家家包冻饺子，准备过年和正月吃。舅母给我们煮的冻饺子。我们坐在炕桌上，胆突突地吃着，母亲没有吃，和舅母说着话，眼泪吧嗒吧嗒地掉。我隐隐约约地听母亲说，明天叫舅舅领她去公社离婚。我心里真愿意母亲和父亲快快地离婚，就是和母亲吃糠咽菜地活着，也比三天两头挨父亲的打骂要好。

吃完了饭，舅母又给我们铺被，是新新的被，睡在里面又轻软又温暖。那夜，我睡得很是香甜。

第二天，母亲并没有叫舅舅领她去公社离婚，而是又领着我们回家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又后悔不去公社离婚了，我当时也没问，直到长大了，成人了，娶妻生子了，也没问。当时弟弟妹妹们又小，她们也许是不记得此事的，我也从没告诉过他们这个事。

但那年的大雪夜，对我来说，是寒冷的，也是温暖的。

包饺子

那年我十三岁了，是少年了。

午后，母亲兵兵邦邦地剁着角瓜馅，我大喜过望：晚上吃饺子！要知道，只有过年我们才能吃几次饺子，平时是极少吃饺子的。我看着母亲忙来忙去，全家八口人，吃一顿饺子，足够母亲忙活的。母亲又是剁馅，又是揉面，忙得汗水津津。母亲歇了一会儿，开始包饺子。她一会儿擀面皮，一会儿包饺子，很是忙累。我站在她的身旁，心想，母亲一个人包八个人吃的饺子，得什么时候才能包完啊？于是对她说：妈，我给你擀面皮呀？母亲乐了，说：你会吗？我说：学呗。母亲同意了。我手忙脚乱地学着擀面皮，弄得到处是面粉，但母亲没有怪我，而是指导我应该怎么擀面皮。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在擀过十几个长不长、方不方的面皮后，终于能笨手笨脚地把面皮擀圆了，母亲乐了。有我的帮助，母亲包饺子的速度加快了，她也少了劳累。

那是我第一次心疼母亲。

悔事

有一件事，每每想起来，我都要后悔。

那是女儿刚会走路时，我和妻子的单位离家四十五公里，是个荒原，工作和生活环境非常差。单位不是天天通勤，只有到周六才发班车。我和妻子在单位附近的农村租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暖阁”，将就着住，等单位分房在搬家。女儿临时托付给母亲看管。

一天周六，我和妻子回来，一见到女儿，就见她的大拇指缠着白纱布，隐隐透着血痕。母亲抱着女儿，女儿的脸上还挂着泪痕。我问母亲女儿的手咋回事，母亲眼里闪过愧疚，说，孩子的手被大门掩了。原来是女儿站在大门的旁边，一股风把大门吹过来，恰巧女儿的手正搁在大门的折页旁，就被大门掩了，顿时就流血了，女儿疼得哇哇大哭。听完母亲的话，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冲母亲投去不满的一瞥，不知母亲看见没有。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一旦想起来，我就为当时对母亲的不满，万分地后悔，母亲为我看孩子，难到还有错吗？假如时光能倒流，我就是再难，也不会叫母亲为我看孩子的。可惜，时光是不会倒流的。

这是我大半生可能唯一一次对母亲的埋怨，成了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的“不孝”。

发怒

母亲性格温顺，憨厚老实，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唯一一次对父亲的发怒，完全是为了我。

那年我十五岁。是在冬天。傍黑时，父亲对二哥和我说，走，去西山割柴禾去。

我和二哥拉着铁制的手推车，父亲跟在后面，在夜色里向西山走去。西山坡上长着过人高的柳条子，一片一片的，是冬天烧火的好柴禾。

到了西山，不一会儿，我们就割了满满的一大车。

往回拉的时候，要过一段沙子路，沙子的厚度没过车轮，很容易误车。我和二哥及父亲，使劲地拉着车，但还是误住了。我拼命地使着劲，肩上的绳子累进肉里，生疼生疼的。突然，父亲撅几根柳条子，冬天里，柳条子像小钢鞭一样，他专照我的脸上猛抽，我的脸颊霎时就凸起道道血条子，那是钻心地疼。通过努力，我们还是把车子拉了出来，走在了光光的硬路上，但父亲不知为什么，还是用冰凉梆硬的柳条子抽打我的脸，我知道，我的脸已经全部是道道的凸起的血痕。我默默地哭了，哭了一路，直到家，才止住了哭。

进了屋里，怕母亲看见，我故意躲着母亲。但是，在灯光下，母亲还是看见了我的“血脸”，就知道是父亲打的。我看见母亲的脸因愤怒扭曲了，冲父亲就是一顿臭骂，父亲也许理亏，也许觉得下手太狠，竟然一声不吭，被母亲臭骂好长时间。母亲停住骂，把我搂在身边，心疼地摸着我的脸。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地像小溪一样地流出来。

现在回忆起来，一生都温顺得有点懦弱的母亲，为什么不怕恶神下界一样的父亲？唯一的理由那就是母爱，为了心疼儿子，什么都豁出去了。

想妈

母亲受了父亲一辈子的打骂，就是子孙都一大帮了，父亲还是打骂母亲，只不过，到了老年，骂的时候多，动手打的时候少了。

我结婚后，就离开了那个叫我痛苦和伤心的家，在单位工作和生活了。

有一天，我回去看母亲，见母亲一个人坐在床上伤心地流泪，不用问，又挨父亲骂了。我发怒了，母亲都六十七岁了，怎么还说骂就骂呢？我说，妈，跟我去我家吧。母亲同意了。我把母亲接到了我家。我不管邻居们会怎么说我的闲话，我再不能叫母亲挨打受骂了。

母亲在我家住的很好，心情挺愉快。我心里很高兴。

父亲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催母亲回去，我告诉他，母亲永远不回去了。父亲以后再打电话，我就拒接了。

一天， 母亲对我说，我想你姥姥了，你能不能把你姥姥接来住上一段？我高兴地说，可以呀。我把已经八十多岁的姥姥接来了，母亲见到姥姥，露出少有的笑容。

我和妻子上班，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她的母亲（我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我问母亲，你和我姥姥一天都干些啥啊？母亲说，唠嗑呗。姥姥在我家住了有半年，娘俩说说笑笑的，但有时也闹“意见”。我就对姥姥说，姥姥，我妈气你，你咋不打她呢？姥姥就笑了，说，不稀得“嘞”她。

母亲十七岁嫁给父亲，很少回娘家，因为母亲十次回娘家，有八次会挨父亲的骂，所以，母亲都六十七岁了，自打出嫁，和姥姥单独这么长时间在一起，是绝无仅有的。我还问过姥姥，你咋把我妈嫁给我爸啊？姥姥说，那都是命啊！

有一天，母亲说，我还是回去吧，总在你这呆着算是怎么回事呢？我说，你回去，我爸再骂你咋办？母亲长叹一声说，一辈子了，也不差这几天了。

母亲回去了。

不久，母亲得病去世了。

第二天， 姥姥来了。母亲已经送到了殡仪馆。姥姥没有见到母亲的遗容。姥姥只是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是流着泪走的，她一定想她的女儿了——一个由她做主，嫁给了父亲，被父亲打骂了一辈子的女儿！

骄傲

那是母亲在我家发生的事。

我的单位当时有职工家属一万人左右，是个功能比较齐全的“小社会”：有小学、中学、医院、商店、托儿所、菜市场等等。

当时，小学、中学召开运动会，偌大的操场上几乎全是人。我代表厂里去讲话，无非就是祝贺和希望的话语。晚上下班回家，母亲对我笑着说，你在主席台讲话了。我说，妈，你也去看运动会了？母亲说，和邻居去的。吃罢晚饭，我和母亲站在门外闲聊，有邻居几个老太太出来，母亲对她们说，这就是我儿子，在学校主席台讲话的那个人！母亲脸上闪烁着藏不住的喜悦和骄傲。

天底下的父母都一样，对子女一顶点的出息都会感到高兴和骄傲的。

一碗炖粉条

那年冬天，我不知得了什么病，发高烧，嗓子疼，浑身长满像小米粒一样的小疙瘩，密密麻麻的，刺挠难忍。那时的农村，人得了病，一般就是吃一二粒去痛片，基本就好病。那时的人真皮实。

母亲领我去大队的诊所——说是诊所，其实就一个上了年岁的赤脚医生，对我“望闻问切”一阵，给开了一包牛黄解毒片。回到家后，我吃了药，过了一夜，浑身的小疙瘩开始冒黄水，人也不愿动，浑身难受，不想吃饭。母亲说，有病不吃饭可不行，你多少吃点。那时的农村，家家穷啊，整天吃的就是苞米面、小米、高粱米等粗粮，我实在没有胃口。母亲见我不吃饭，去仓房划拉一碗碎的粉条，给我炖上了。这是我家最好的伙食了。为什么母亲不给我做白面条或者大米饭呢？家里没有啊，就是有，母亲也不会给我做的，要留着给父亲做“小灶”。若母亲给我做了细粮吃，父亲看见了，一定会骂母亲的，所以母亲是不敢给我做的。

不到一周，我的病好了。在我的一生，曾在部队吃过“病号饭”，在钻井队吃过“病号饭”，在机关吃过“病号饭”，但哪一次也没有母亲给我做的“病号饭”好吃——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病号饭”。

算卦

1980年底我参军了。

那时农村的孩子，想有个出息，当兵是一条很好的选择。

报名时，我征求母亲的意见，当时，父亲和小贩去外地倒腾木材去了，如果他在家，是断然不会同意我当兵的，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母亲听我说要当兵去，二话没说，同意，并担心地说，你能验上吗？母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长得身体瘦小，怕身体有毛病，验不上，看来母亲的担忧多余了，我体检是一路绿灯——验上了！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好高兴，她恨不得我马上离开这个破家。接下来，等部队接兵的首长来家访，征求父母的意见。我祈祷父亲这个时间里千万别回来，否则当兵的愿望就泡汤了。谢天谢地，父亲没有回来。部队的首长来我家，问母亲有什么意见，母亲说，没意见。首长问，有什么要求吗？母亲说，没要求。部队首长笑了。

我顺利地穿上了军装。我只能在家呆三天，然后就离家奔赴部队了。

有一天，母亲一个人去了离家三里地的一个村，找一个算卦的给我算卦，求我在部队能干啥样？算卦的说我在部队能当排长。母亲乐了。

母亲回来后，跟我说了算卦的事，我说，准吗？母亲说，都说准。我当然希望能准，如果我当了排长，那可是村里一大喜事。

我如期到了部队，结果不仅没有像算卦说的那样当上排长，连个班副都没当上，原因是部队根据国家需要解散了（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我退伍了。

我对母亲说，算卦的不准吧？白瞎你三块钱了。母亲笑笑，虽说母亲的卦没有算准，但我理解母亲的心，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