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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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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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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职业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农村搞大集体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父亲一直是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员兼守夜员,这个职业父亲一干就差不多干了二十年。

父亲干了几十年的仓库保管员兼守夜员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是终身制,也不是因为父亲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特别的能耐,而是因为父亲的一条腿在年轻时因为一次偶然的事故因公受了伤,从此落下了残疾,成了半个废人。队里为了照顾父亲,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仓库保管员的职业,这样父亲就不需要像其他男劳力那样风里来雨里去地挣工分也能混口饭吃。父亲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业,同时也对集体对他的照顾感恩戴德,因此几十年如一日,对待自己的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正因为父亲的坚守和尽职,仓库保管工作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疏忽和失误,父亲保管的集体的资产和财富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失窃或损失的现象,因此队里的社员群众对我父亲都非常信任,对我父亲任仓库保管员都打心眼里一致认可,好像这份工作就是专门为我父亲设计的,非我父亲莫属。因此在这二十年间,队里的队长都换了好几任,但我父亲却像不倒翁一样一直担任着仓库保管员。似乎我父亲当仓库保管员是队里的一种制度规定,是一种可以自动延期的职务安排,是一种约定俗成、不需要任何更改和变动的仓库管理模式,是一件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因此不管队里谁担任队长,新上任的队长总是默认我父亲的仓库保管员的职位并继承了这种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制度安排,好像不这样就会打乱某种工作程序,就会打破人们长期以来由一致的共识建立起来的思维定势和心理平衡,就像违反了队里的集体舆论和集体民意一样。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种有趣和滑稽的现象,好像队里的仓库保管员不是由队长选定的,而是某种可以继承的世袭爵位,相反队长倒好像是由仓库保管员选定的,因为队里每一次换新的队长之前,大队里的支部书记总是先来队里了解民意和征求社员群众的意见,尤其是重点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想当队长的年轻人都特别巴结和讨好父亲,好像他能不能当上队长的决定权就掌握在父亲手里一样。因此在队里社员群众的心目中,父亲那瘸着一条腿的残疾形象几乎就成了集体的某种固定符号、特殊标识或经典形象。

父亲的腿出事的时候正是农村成立合作社这年。开展农业生产合作之前,农村虽然也实行过互助组,但那个时候农民基本上还是分散单干的,农具、农田和耕牛等农业生产资料还是属于个体私人所有,自由支配,自主开展生产,只是在农忙季节需要帮助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而已,带有某种自发自愿的性质。那时候父亲养了一头大水牛。水牛的性格本来就驯良温和,不具有好斗性和攻击性。加上父亲平时待这头水牛特别好,特别照顾,精心饲养,因此这头水牛似乎也很感恩戴德,平时对父亲特别亲热,每次父亲去给它喂草喂料或者把它牵出去溜达吃草的时候,它总是用它那张长长的脸在父亲身上磨磨蹭蹭,没完没了,难舍难分,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合作社一开始,它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父亲的家,作为集体财产栓进了队里的集体牛圈。从此它的性情就开始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对所有的人和牛都爱理不理的,做事也没精打采,一副有气无力、偷懒磨洋工的样子。再后来竟然情绪越来越不安,脾气越来越暴躁,性情也完全变了。但凡看见有人靠近,一对牛眼就立刻瞪得像铜铃一样,眼珠血红血红,鼻子里喷着粗气,嘴里冒着白沫,四只蹄子在地上躁动不安地踏着,肩膀也耸了起来,一副随时准备向人类发起进攻的架势。有几次甚至挣断牛绳把人撵得到处乱跑,魂飞魄散。有人认为这头牛是中了邪,发了疯,队长还专门请下神的人看过,也没有看出任何究竟来。有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它一点也没有发疯,头脑清醒得很,它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因为它以前一直是一头牛独占一个牛圈,现在把它与其他十几头牛栓在一起它过不习惯。比起群居生活,它似乎更爱独处。

于是有人就跟队长开玩笑地说,它这不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抵触情绪,变相反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吗?这跟村里的地富反坏右又有什么区别?应该把它和地主富农拉到会上一起批斗。但说笑归说笑,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人到底不能跟牛一般见识。于是就有人想到了父亲。说这牛原先是父亲一手养大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应该请父亲亲自出面把这头桀骜不驯的牛好好调理调理,降服降服。父亲也注意到了自家这头牛近期的变化,也耳闻目睹了这牛头闹出的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认为自己是罪魁祸首,对这件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驯服这头牛也就成了自己责无旁贷、理所当然和义不容辞的事情。因此当队里再次需要使用这头牛的时候,父亲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去试试。没想到,时隔多日不见,这头性格暴戾、老眼昏花的牛竟连自己曾经的主人都不认识了。父亲刚刚走近它的身边,正准备像往日那样拍拍它的脑袋,与它好好亲热亲热的时候,没想到它把脖子一挺,牛眼一瞪,低着头就朝父亲顶去,父亲猝不及防,躲避不及,一下子就被牛顶倒在牛圈的栏杆上。栏杆正好齐腰高,因此父亲上半身趴在栏杆上,下半身挂在栏杆以下,双腿支撑在地上。这时,父亲与牛正好处于对峙的死角位置,父亲逃无可逃,只好大声呼叫。水牛把父亲顶倒之后并没有就此罢休,父亲的呼救相反似乎更加激怒了它,只见它四肢蹬地,后腿倾斜着呈弓步紧紧绷直了身子,暴着粗筋的脖子直挺挺地伸长着,用头和角对着父亲的双腿反复顶压,只听见父亲撕心裂肺的叫喊。水牛一时杀得性起,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拉它打它都无济于事,直到最后水牛折腾得筋疲力竭了才自己停下来。众人立即七手八脚地把父亲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还好,父亲没有明显的内伤,只是股骨头位移,右腿腿骨骨折,再加上一点皮外伤。父亲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虽然骨折和外伤都好了,但右腿却呈九十度地往外偏斜,落下了走路一跛一跛的残疾。由于父亲属于工伤,队里为了照顾他,就安排他当了仓库的保管员,谁知这一当就当了二十年,直到集体解体。有人说父亲是因祸得福,有人说这是上天安排的,好像知道搞合作社了队里的仓库就需要一个保管员似的,因此专门安排那头牛把父亲顶伤,父亲是上天派来的仓库保管员。当然说这种话的人多少带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但人们就是偏偏相信了这种带有迷信色彩和神秘意味的说法,几乎把父亲当成了神,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生产队的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父亲仍然岿然不动、一如既往地干着他的仓库保管员的生涯,竟然谁也没有想到要把父亲从他的岗位上撤下来。

生产队的仓库是一栋三个开间的大平房,位于村子中间的一块开阔地上,从村中任意一个地方走到仓库几乎都是等距离的,可见当初修建这个仓库时人们是颇费了一番匠心的。仓库开着门的正中一间堆放着生产队的农具和一些杂物,便于农具在闲置和使用时搬进和搬出;左右两个厢房则用大竹囤和大木囤囤积着稻谷、豌豆、大豆、小麦等各种谷物,这是队里全体社员一年的全部口粮。仓库的正面是一个巨大的禾场,是队里的农作物收割后集中打场、脱粒和翻晒谷物的场所,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禾场的另一边,仓库的左前方,则是队里集体的牛圈,里面圈着十几头黄牛和水牛,这是队里的全部畜力。父亲就是在这个牛圈里被原先属于自己家的那头大水牛顶伤的。父亲作为仓库保管员,不仅白天要在仓库里守着,晚上也要守着,当然回家吃饭除外。保管员的职责是不仅看好仓库里的粮食和农具,使它们免受损坏、遗失和被盗,保证它们的安全,还要兼顾好集体的牛,确保它们的周全。当然这主要是指牛在归栏后防止夜间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牛突然发病或者互相打架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发生。当然也要防止耕牛被盗。不过那个时候耕牛被盗的情况很少,一是盗了牛自家又无田耕种,盗来无用;二是盗了牛没有生产队的证明也不好出手,无人敢受;三是那个时候法律对于打击盗窃集体耕牛的行为很严厉,动辄判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徒刑,因此一般人只要神志正常,都不敢在集体的耕牛身上动歪念,哪怕生活再穷再贫。因此对于父亲来讲,看牛虽然列入了他的职责范围,但最多也只具有象征意义,是顺带着的事情,因为父亲每天晚上离牛的距离毕竟比队里其他的人要近一些,但他的主要责任还是看管好仓库,这是仓库保管员工作的中心和责任的重心所在。

父亲作为仓库保管员,按照职业要求,必须白天黑夜都守在仓库里。白天倒还好说,只是到了晚上就责任重大了,可以说一个仓库保管员干得好不好,责任心强不强,主要就看晚上,因为强盗们白天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偷集体的财产的,但到了晚上有了夜幕的掩护那就很难说了。因此父亲虽然名义上是保管员,但实际上是一身而二任,除了白天当保管员外,晚上还兼任着守夜人的角色。当然仓库的守夜员也不止父亲一个人,而是和其他的人一起轮流值守。仓库守夜人每天晚上有三个,都由生产队队长统一安排,一天一轮换,直到把队里的男劳力全部安排完,一遍过了再从头开始,如此循环往复,就像一个周而复始、无限循环的圆。当然这三个人并不是像沙粒一样互相游离的,而是像物质的分子结构一样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运转,这个中心就是父亲。这就像物质运动的原理一样,分子是每时每刻都在运动变化的,而原子核却是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父亲就是原子核,其余的两人就是分子或电子;父亲始终不变,而其他两人却每天走马灯般地轮换。没办法,这是父亲的专利,同时也可以说是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按照生产队的制度规定,每天守夜的人不仅可以记半个工分,还有一个令人羡慕和眼馋的福利,那就是守夜人每天晚上可以宵夜一次,每人每天晚上补助三两大米,这米直接补给父亲,由父亲掌握分配。最初,这是队长为照顾父亲的身体而专门制订的一项特殊优惠政策,不过后来在执行的过程中,其他两个守夜人也参照父亲的标准享受了同等待遇,都跟着沾光,这在那个每天都吃不饱肚子的饥饿的年代真是一份天大的奢侈。因此队里的男劳力们人人都争着守夜,个个都盼望着轮到自己。于是专门针对父亲的优惠政策便成了一个惠及全体守夜人的普惠的政策。但队里还是有一个人享受不到这种优惠政策的,那就是恶霸地主戴城。其实戴城为人也并不霸道,更不恶霸,那是他被划为地主后人们在批斗他时义愤填膺地喊口号加上去的。因此,即使队长有心安排他守夜也不敢随便冒这个风险,因为常识告诉人们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最阴险狡猾的,万一他们贼心不死,监守自盗,暗地里挖社会主义集体的墙脚呢?要知道阶级敌人是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准备反攻倒算。因此,他们不仅不能享受这种守夜带来的生活上的优惠待遇和社会主义集体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逢着大会小会,队里的干部社员们还要把他揪上台狠狠批斗一阵。每当这种时候,虽然他的心中总是愤愤不平,但也敢怒不敢言,只有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和劳动改造的分。

队里集体仓库每天晚上守夜的程序一般是这样的:父亲每天晚上在家里匆匆吃完晚饭就急急忙忙赶到队里的仓库上班,往往父亲来到仓库半个小时左右,其他两名守夜员也陆续到了。父亲看看人都到齐了,就带着他们沿着禾场先巡视一周,看看禾场四周码着的谷草垛和其他东西有没有异样或安全隐患,看草垛有没有脱落或歪斜的现象,如果有,要及时把草垛扶正和恢复原样。然后再去不远处的牛圈里走一遭,看一看,这些都基本上是一种例行公事和走过场。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是瘸着一条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提着马灯或拿着手电筒照着路,那马灯或手电筒的光线在漆黑的夜里晃晃悠悠的,就像父亲走路的步履一样。巡查一圈过后,于是三个人就围在一起开始摆龙门阵,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以及轶闻趣事,少不了还来几个荤段子,于是大伙便哈哈大笑一回。不过大多数时候,大家主要还是听父亲讲古书上的故事以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生活经历。于是大家在天南海北海阔天空地闲聊一阵之后就开始了言归正传。这个时候往往是有一个人首先提议:好了,好了,我们还是听李保管员讲故事吧。于是大伙便异口同声地附和说:好。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也不推迟,总是顺水推舟地答应:行。仿佛父亲随时都在准备着,只等别人开口请求。于是父亲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起来。这一讲往往就要讲到凌晨转钟时分,于是大家便都觉得有点饿了,于是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父亲安排晚上的宵夜。于是父亲便从自己保管的大米中用秤准确地按照每人三两的标准把米称出来,记上账,再交给其他两人中的一人拿回家煮了把饭装在一种保温设施里端来,顺便把家里自己腌制的豆瓣酱、黄豆酱、小麦酱、辣萝卜或霉豆腐带一小碗来作为下饭菜,于是三个人便围在一起吃得香喷喷的,还不时打着饱嗝,说一些赞美父亲的言不由衷的话。父亲也不分真假,照单全收,并且听得十分受用。碰上好酒的守夜员,还会事先从家里带一小瓶烧酒来准备好,等到宵夜时再拿出来有滋有味地咪几口,咪得嘴里咂咂有声,眼睛朦胧一片。等到大伙吃饱喝足、心满意足之后,父亲便开始安排守夜的节目。往往是两个临时守夜员各守住左右两个厢房,父亲则固定地镇守中屋,俨然是一个运筹帷幄、镇守中军帐的决胜将军。

我小时候最喜欢晚上跟着父亲一起去队里的仓库守夜了,这不仅因为守夜有好吃的宵夜,更因为每天守夜都能听到父亲讲的永远也不会重复的精彩的故事。可以说我是听着父亲的故事长大了,同时也因为听故事的缘故而爱上了文学,并且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特别喜欢冬天里随父亲一起去守仓库了,因为夏天不仅天热难受,而且蚊虫的叮咬比天热更难受。冬天虽然外面寒冷,但室内相对暖和,并且可以烤火。因此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仓库里守夜的人们总是一边摆着龙门阵,一边烤着火,这样来度过一个个贫寒但充实而温暖的夜晚。烤火用的柴火往往就地取材,就是稻田里收割的谷子在打场或者用机器脱尽了上面的谷粒后而剩下的纯粹的稻草杆或者棉花杆,这在仓库前面的禾场的四周堆得到处都是,几乎是取之不尽的。每天晚上守夜的人们到齐并绕着禾场巡视了一周之后,往往不要任何人提醒,都会不约而同地端一把椅子或一个小凳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围成一圈坐下来,于是便开始生火。等火堆生起来之后,父亲的故事也正式开场了。这时我也连忙端来一个凳子,不失时机地坐在父亲的身边,生怕漏掉了父亲的故事开讲时那几句最精彩的开场白。父亲一边讲着故事,旁边的人则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往火堆上添柴。负责添柴的人往往很有经验,每次添柴都把握着一定的分寸,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太少了火势太小,散发的热量不够,似乎与父亲讲故事的热火朝天的气氛不大相符;但如果一次添柴添得太多火势就会太旺,室内热浪翻滚,热气扑面,这样也不适应。父亲尽管是一个烤火的高手和添柴的老把式,但他基本上不添,只是聚精会神地讲他的故事,好像完全沉浸在了故事所营造的气氛之中,只是偶尔伸出手在火堆上空窜起来的火苗上烤一烤,好像是为了给自己讲故事加油而补充体内消耗了的能量,然后就收回去;过一会儿后再伸出来烤一烤,似乎这是讲故事的一种固定的配套动作,或者是专门给自己助兴的某种程式,抑或是帮助自己整理头脑中讲故事的思路和激发灵感的辅助动作。每当新柴添上火堆,火势便嘭的一声窜起来,这时正好把父亲的脸照得亮堂堂的。我从侧面望着父亲的脸,只见父亲侧面脸的轮廓和脸上的线条是那样坚毅,那样分明,在火光的照耀下闪烁着一种兴奋的、满足的红光,目光是那样专注,思想是那样集中,神态是那样安详,好像完全陶醉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气氛中,完全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清贫、困苦和艰辛。

正是从父亲讲的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古典名著,还知道了《封神榜》《聊斋志异》等,了解了中华民族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同时也正是从父亲的故事里了解了父亲的性格、为人以及父亲年轻时的一些生活经历和往事。听父亲说,他祖父生活的那个年代,家里也并不富裕。从父亲的父亲即我的爷爷开始,家里除了农忙时种地外,农闲时还经常与戴城的父亲等村里一般年轻后生们一起外出做生意。做得最多的生意是从外地把食盐贩运进来,到本地零售,以赚取其中的差价。除此之外当然也还做其他的生意,比如每次出门贩盐之前把本地的土特产收购一些顺带着捎往外地销售,这样每一趟生意来回的路上都不会空跑,人也不会闲着,出门进门都有进账,钱源源不断地从别人的口袋里流进自己的腰包,真是财源滚滚。正是从我爷爷的时候开始,父亲家里的生活才逐渐好转,家道才慢慢开始中兴的。及至父亲长大,父亲也开始加入爷爷做生意的行列。父亲说,他随大人们出门做第一趟生意的那年刚满十五岁,虽然只有十五岁,但那个时候父亲的个子就往上窜到一米八了,生得丰神俊朗,长身玉立,一表人才,就像玉树临风一样。再加上那个时候家运越来越顺,富足的生活为父亲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丰富而慷慨的养分,使父亲生得虎头虎脑,孔武有力,身强力壮,根本不是我现在听他讲故事时看到的这副样子。过了两年,戴城也开始跟着他父亲出门做生意了。有了童年伙伴的加入,父亲变得更加活跃愉快,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父亲本来就是一个性情爽朗的人,这时候就更加热情洋溢,活力四射,整天满面春风,有说有笑,不管生意再苦再累,赚多赚少,都一样的开朗乐观,照样健步如飞,谈笑风生,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父亲的情绪感染了做生意的每一个人,他就像一枚开心果或者一种兴奋剂,使这个生意团队时刻都充满了活力,同时每天也增添了不少爽心乐事,少了许多旅途的寂寞和空虚。父亲不仅性格开朗,还乐于助人。在这个生意团队中,戴城的个子最小,体质最弱,本不大适合做长途贩盐这样繁重而又消耗体力的生意,他父亲带他出来的本意无非是让他在外面历练历练,见见世面。因此不管是出门还是回家,戴城总是挑着一担货物走在最后面。这时候父亲就主动提出,让他把东西匀一点出来自己帮他挑,以减轻他的负担。或者父亲挑着东西先一路小跑跑到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把肩上的担子放在前面的路上几百米处肉眼能够望得见的地方,再回过头来帮戴城挑。或者队伍行进到一个地方,父亲趁大伙休息的时候,他再回过头去迎接远远落在后面的戴城,接过他肩上的担子,帮他赶上队伍。因此,戴城一辈子都说我父亲好,对我父亲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把生意做得越来越风生水起。

父亲说,后来大家的生意越做越大,财富也越来越多。就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和戴城两家都发了迹。父亲家砌了一栋三大开间、七柱带楼板、雕梁画栋、斗拱飞檐、金碧辉煌的大砖瓦房,除此之外家里还置办了十几亩上好的良田。戴城家的房子做得比父亲家的房子更大,更气派,置办的田亩也多达三十多亩,几乎是父亲家的两倍。并且戴城的房子做得像城堡一样,仿佛是仿照他的名字做的,宅基地的地基比门前的路面足足高出有五六米。房屋背后靠山,两边则是由于升高地基取土留下的两个长方形的大坑,就像护城河一样,正好把房屋三面合围起来。房屋的正前面与路隔开的是一排足有三十米长的木栅栏,栅栏的正中间装了一道门,平时门上用一把硕大的铜锁锁着;门的后面便是一溜十几级砖砌的台阶,外人到访要像登山一样气喘吁吁地登上十几级台阶才能登堂入室,看上去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后来这座房子的造型、布局、排列和阵势也就成了戴城的一大罪状和反动本性的形象证明。

然而好景不长。全国解放后,村里搞土改划成分,戴城家的地最多,房子最大,被划为地主,不仅土地全部没收充公,每次村里队里召开社员大会,都要被人戴上尖尖的高帽子拉上台去批判斗争,并且要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幸亏我爷爷后来迷上了赌博,把所有的房产和地产都输了个精光,一夜之间成了贫农,不然现在只怕也和戴城一样,我父亲用一种庆幸的口吻似乎有点得意地说。

有一次,父亲说,队里的棉花长在地里晚上被人偷了,出现了阶级敌人的新动向。于是队里再一次召开社员大会批判斗争戴城,队长要我上台发言讲几句。因为大多数社员在旧社会都没有进过学堂,目不识丁,整个队里就数我认识的字最多,任何事情都能说出一个道道和所以然来。当时我犹豫了,内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讲吧,得罪了儿时的好友和童年的伙伴戴城,不讲吧,又得罪了队长。队长可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再生父母。大家都在看着我,如果我不拿出一个态度,不上台去讲几句,不仅对不起队长,对不住队里对我这么多年的照顾,也对不起集体,对不起社会主义。虽然违背良心,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装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走上台去,义正词严地说:戴城,你的态度要放老实一点,要诚恳地接受人民对你的批判。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说,昨天地里的棉花是不是你偷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你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吗?你从小剥削阶级的思想就很严重,做事拈轻怕重,一心想不劳而获,占别人的便宜。你就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知道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我问你,年轻时我们一起从外面贩盐回来,明明我们挑的东西是一样多,肩上的担子是一样重,但你每次偏偏说你的比我重,挑不动,要我帮你挑,有没有这回事?你说!你这就是一种剥削行为,就是无偿地占用和剥削别人的劳动力,用心何其毒矣,现在想想都气愤,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再问你,你把你的房子建得像城堡一样是何用意?不用你说大家都一目了然。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我们贫下中农有翻身的那一天,所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是不是等到我们贫下中农起来斗争你的时候你就一头缩进你的城堡好负隅顽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是不是想等到有一天变天的时候你把它作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和反攻倒算的跳板和进攻的桥头堡?我告诉你,你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这一天永远也不可能到来!我再问你,你把宅基地升那么高又是何居心?你自己看看,你的屋基差不多有我们贫下中农的屋脊那么高了。你这是想一辈子高高在上,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简直是狂妄,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还有,你那个高得有点夸张、有点离谱、有点荒唐的屋基看上去就像一座山,实际上,你就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现在我们的人民终于翻身了,起来了,解放了,就要推翻你这座大山,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父亲一番慷慨激昂的精彩发言立即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说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说得非常解气,非常解恨,一时整个会场群情激愤,打倒消灭之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久久不能平静。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上就又罩上了一层正义的光环,人们对我的父亲更加尊敬了,同时仓库保管员的位置也更稳定了。

父亲说,说了那么一番违心的话后,我的良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不安。我在内心里祈求戴城的原谅。但他不仅不肯原谅我,每次看到我都带着一种怨恨的眼光,并且立即掉头往回走,或者往一边走。有几次我想跟他解释一下,但他都不理我,不给我机会。哎,谁让我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呢?谁让我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好端端的就跛了腿呢?这么多年来我受了集体和大家的恩惠,享受了集体的优越性,为集体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也是应该的。这样一想,我内心里也就坦然了。父亲自我安慰地说。

一天夜里,我照样跟着父亲去仓库守夜。这一天天气格外冷,气温零下七八度。在连续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之后,只见屋顶上,树枝上,田野里到处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四野白茫茫的一片。我和父亲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通往仓库的路上,只见天地间在雪光的映衬下明晃晃的一片,不用任何辅助灯光照明也一目了然;由于气温低,路面上的积雪早已结成了冰,晶莹而坚硬,人行走在上面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个跟头。耳边的风尖叫着在一个劲地作响,吹在脸上生疼生疼的;风的强大推力不可抗拒地把人吹着往前走,好像走路根本不需要用力去克服脚板与地面摩擦带来的阻力,相反,为了不让风把自己吹得跑起来或者飞起来,还得费很大的力气来定住身形,就好像身体是一个自动行走的机械需要不断的制动来迟缓一下飞奔的速度。我和父亲穿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旧棉衣棉裤,一路上手拉手紧靠在一起举步维艰地往前走,冻得牙齿不住打架,浑身瑟瑟发抖。

等守夜的人都到齐了之后,有人提议说:今天天气这么冷,看来我们有口福了。歇在树上过夜的鸟儿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都快冻傻了,一个个目光迟钝,呆头呆脑的,用竹竿打几乎百发百中,一打一个准。尤其是半夜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分,这时树上的鸟早已被冻得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精疲力尽了,有时候还根本不用打,只需要用手电筒的光一照它就惊得自动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看来今天晚上可以加一顿大餐了。我们先烤一会儿火,听李保管员讲一会儿故事后就去打猎。众人齐声附和。我跟着凑热闹地说:我也要去。父亲说:好吧,你们都去。我腿脚不方便,就一个人留下来看守。

我们一行三人从仓库里出来的时候,约莫已是晚上十一点钟时分,只见旷野无人,满地雪光如银,四野一片寂静,连那些平时爱叫的狗似乎也抵挡不住这个雪夜的寒冷早早地睡去了。我们刚从仓库里出来时只觉得浑身热乎乎的,但被外面的冷风一吹,都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寒战。风吹着我们一路小跑着来到一片小树林。这是队里集体的树林,大约有十几亩面积大小。这片树林我很熟悉,平时帮生产队放牛经常来这里,还在树林里挖过野菜,拣过蘑菇,掏过鸟窝。刚来到树林的边上,有人就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于是我们三人便摒住呼吸,放慢脚步,蹑手蹑脚地潜进树林。我抬头看看,只见每颗树的树冠上都光秃秃的,一片树叶都没有了,这时候如果树枝上有一团小黑影,不用说那一定就是鸟了。放眼望去,只见天地一片透明,地上的雪光映照在茫茫的夜空上,看上去就好像树枝不是长在树身上,而是倒挂在天空上,我真担心树上的鸟不用我们去打它就会一头掉下来。我们一边悄无声息地在树林下慢慢地踏雪而行,一边抬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地观察树上的动静。果然还没有走几步,我就看见眼前的一棵树的树巅上有一团小小的黑影,黑影离地面大约有十来米高,正好是我们随身带来的一根竹竿的长度。这时其他两个人也发现了目标。领头的一位大哥哥示意让我退后一步,恐怕是担心等会竹竿在树上猛烈打击时有冰凌掉下来误伤了我。我连忙伸了伸舌头,连续后退了好几步,硬是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只见那位大哥哥悄悄举起手中的竹竿,另一个人则用手电筒强烈的光束定定地罩着那只倒霉的鸟。竹竿在慢慢靠近,就像死神的脚步在一点一点地、悄无声息地向鸟儿靠近,但那只鸟竟然呆若木鸡似的一动不动,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周围的动静和死神的降临,我猜想也许它饿得头昏眼花,或者因为寒冷已经对周围事物的感知麻木了,或者整天到处觅食一无所获疲劳得睡着了吧。它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饿了还不是今天晚上最糟糕的结果,在这夜深人静、天寒地冻的夜晚,竟然还有一群比它更加饥饿的人已经用贪婪的目光把它紧紧盯上了。这就决定了生命捕捉生命的悲剧正在酝酿上演和它在劫难逃的命运。虽然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社会法则。但人在饥饿的状态下往往是会失去理智的,这时根本就顾不得什么丛林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区别在哪里了,只要能够填饱肚子,人的行为是没有不可逾越的生物界限的。这个时候,人也会把丛林法则强加在人类之外弱小的动物身上,因为这个时候人就是一个巨大的饥饿的野兽,跟自然界任何饥饿的野兽没有任何不同。不同的是人会使用工具,这就更加助长了人类的力量,使人类的脑力、体力和手臂得以大幅度延长,使人类能够够到比自己的身高高好多倍的地方,这一点是树上的鸟儿万万没有想到的。它不仅没有想到,更因为夜幕的掩护和饥饿、寒冷对体力的消耗而没有看到。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只见竹竿一路畅行无阻地、顺利地、一点一点地靠近了鸟儿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在树枝上栖息的位置,而那个梦中的鸟儿却仍然浑然不知。我想出声提醒一下鸟儿,但又抵挡不住烧熟了的鸟肉那香喷喷的味道的强烈诱惑和肚子里饥饿的感觉发出的咕咕的叫声。只见那个大哥哥手上突然一紧,双臂猛一发力,竹竿的一头在手电光的指引下就像安装了制导系统的武器一样准确地击中了鸟的头部。这只鸟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叫一声,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就一头栽了下来,根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别人的盘中餐。还有一只鸟更搞笑,手电光刚一罩住它,它就惊得一头从树上掉下来。也许它正在做梦吧,梦中的眼睛一般处于惺忪的状态,是经不住强光的刺激的。这只鸟差点把我逗得笑出声来,于是我连忙用手捂住了嘴巴。

这一夜,由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组成的三人军团拿着原始的武器在向自然界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后竟然收获满满,只用了差不多一顿饭的工夫就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了这片林中的鸟儿,一数居然有三十多只,每个人可以摊上八九只。当我们满载而归,把鸟儿做成下饭菜,连同烧好的饭一起带着愉快的心情兴高采烈地返回仓库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父亲的神色似乎有些异样。果然当我们把饭菜摆上桌子,开始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的时候,父亲的语气突然有点凝重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千万不要外传。众人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香喷喷的红烧鸟肉,一边嘴里含糊其辞地嗯嗯着,算是应允了父亲的请求。

父亲撕下一大块鸟腿肉连骨头一起塞进嘴里嚼着,一边接着说:刚才戴城的小儿子来过了。

他来干什么?众人立即停止嘴里的咀嚼,个个吃惊地问。

听我把话说完,父亲接着说。他趁我出门小解的时候悄悄溜进仓库偷东西,时机把握得是那样准确,恰到好处,可见他在旁边已经窥伺很久了。我小解回来,发现仓库里有动静,就立即把门从外面反锁了。开始我没有想到是他。我在门外大喝一声:是谁?给我滾出来!我话音未落,他就在门内双膝着地给我跪下了:李伯李伯,是我是我,别喊别喊,我给您跪下了。我说:你来干什么?你不知道仓库里失窃的东西最后都由我赔偿吗?我一个残疾人,本来就可怜巴巴的,你这不是害我吗?没想到那小子却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李伯,我真的不是故意想害您,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知道,我们家四个劳力虽然也像其他的社员一样每天在队里出工,但队长不给记工分,说是无偿劳动改造。不计工分就没有工分粮,平时只分人头粮,每年分的粮食比一般人家差不多少了一半。您想一般人家既有工分粮还有人头粮都不够吃,何况我们家呢?虽然我爸该死,但我和我哥哥是无辜的,过去的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不能怪罪我们呀。再说,你们贫下中农轮流守仓库,每晚还能宵个夜,打打牙祭,而我们只能在一旁流口水干瞪眼。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怨言,也不是羡慕你们,这是你们贫下中农应该享受的集体福利待遇,谁让我们家是恶霸地主呢?我实话跟您讲,我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已经断了好几顿炊了,我都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了。眼看就要饿死人了,只好出来寻找活命的办法,所以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家里之所以派我出来,是因为我年龄最小,即使被你们抓住了也构不成重罪。我也不是存心要偷集体的东西,挖集体的墙角。我只想偷一点粮食回去度过眼前的难关,毕竟人命关天,救命要紧。我知道我偷的东西队里最后还是要您赔,所以我爸一再叮嘱我不要偷得太多了。我偷的也真的不多,您看,大概就两升米左右,能够管一天算一天。我爸爸说您是好人,心肠软,年轻的时候帮过我们家不少忙,爸爸妈妈一直都记在心里。您就开开恩,行行好,高抬贵手,饶过我这一次吧?我见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想想他们一家也是怪可怜的,就把他放了,还给他装了三升米让他带回去了。米记在我的账上,只当我们少吃了几顿夜宵好了。

不能把他放走,众人异口同声地说,这事应该立即报告队长,明天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他们全家,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明目张胆地偷集体的东西!这就是地主阶级贼心不死、一心想翻天的明确信号,不能掉以轻心!

父亲立即息事宁人地说:算了,算了,谁叫我摊上这样的事呢?损失由我来赔,不关大家的事。请大家千万为我保密,不然会害了人家小孩一辈子的。他家里的成分本来就不好,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那还得了?他以后还怎么做人?于是大伙便不再做声,只是一个劲低着头嘴里吧嗒吧嗒地吃鸟肉,算是默认了父亲的看法。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时序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突然有一天,队里有人悄悄地传出了一种风声,说是以后可能不搞大集体了,要把土地再一次分回给农民自己去耕种。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惊人的消息就像一块巨石投进了生产队这片平静了几十年的湖水里。于是大家便开始议论纷纷,并且个个如沐春风,喜形于色。大伙都说,这下好了,苦日子终于到头了,好日子就要来了。并且大家似乎都在引颈盼望这一天,巴不得这一天早点到来,并且越快越好。但是父亲心里却有不同的想法。父亲想,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当着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别的农活什么也不会做,即使会做也没有力气做。以后没有村集体了就等于没有仓库了,因为仓库是集体的标志,是集体的象征。既然仓库都没有了,那还要他这个仓库保管员干什么?那他不是明明就等于失业了吗?那他以后怎么办?他后辈子的生活怎么办?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不行,得去找队长问个明白。于是父亲便瘸着一条腿,一跛一跛地来到队长家,忧心忡忡地问:队长,听说队里马上就要分田到户了,这是真的吗?没想到,一向跟自己称兄道弟的队长这时却跟父亲玩起了太极。这时队长可能刚吃完晚饭,只见他一边用手指头抠着牙缝,一边晃着一颗半光的脑袋,嘴里嗯嗯着,对父亲的话不置可否,竟然王顾左右而言他,第一次跟父亲打起了哈哈。父亲心里咯噔一声,心想这事八成是真的了。

父亲回家时跟出门前好像变了两个样,完全是一副神情沮丧的样子,情绪低沉,心情郁闷,垂头丧气。父亲忧心忡忡地想,自己干仓库保管员这项工作已经干了几十年了,对这个工作已经熟悉了,习惯了,产生感情了,离不开了,甚至产生依赖了。这个工作就是他的生活的中心和工作的重心,就是他的全部精神依托,就是他的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所在,如果他以后不干仓库保管员工作了又能干什么呢?他不希望这成为现实。他希望集体化的道路今后还像以前那样一如既往地走下去。搞集体制多好啊,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大集体里平等的一员,收入平分,福利同享,尤其是像他这种残疾人能够享受到集体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集体制度的优越性和党的政策的巨大温暖。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正当父亲为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去留问题患得患失的时候,有一天队长终于找到他,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老李,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明天队里就要把集体的财产按人口和劳动力全部分到各家各户,过了今天这一天,到了明天,集体就不存在了,集体的这一章就暂时揭过去了。不过你今天还是集体仓库的保管员,还要去守夜。今天是你守仓库的最后一夜了,我希望你能够善始善终,站好最后一班岗,争取不出任何纰漏,为你二十年来守仓库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一天我没有随父亲一起去仓库守夜,父亲也没有让我去。只见父亲闷闷不乐地吃完晚饭后,就低垂着头,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拖着像心情一样沉重的双腿,一言不发地走了。第二天我才听说,父亲到了仓库之后,向其他两个人分配了守夜的任务,就一个人提着一盏马灯,绕着仓库前面的禾场转了很久。转完禾场之后,父亲又去了集体的牛圈,在那里又和集体的,同时也是自己看着它们长大的十几头牛一起呆了半天,可能是向他们默默地作最后的告别吧。这时,当初那头把父亲顶成了终身残疾的牛已经不在了,不过它留下的血脉倒是又往下面传承了好几代牛。那天晚上的宵夜也是仓库的守夜员们最后一次享受集体的福利待遇了。宵夜的时候,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第一次喝了酒,并且喝得酩酊大醉,喝完后倒头就睡了,睡得天昏地暗,不醒人事。等到第二天早晨人从酒中醒来的时候,父亲这才愕然地发现,昨天晚上仓库被盗了,并且是大规模的被盗,也是父亲担任仓库保管员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被盗。只见仓库两边厢房的山墙上被人掏出了两个一米见方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大洞,两边厢房里的粮食各被盗走三百多斤,而这一切发生时,两边厢房里的守夜员居然睡得跟死人一样,只差没有被强盗把他们也当成粮食口袋一并给扛走了。看来这伙强盗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伙人,他们分成两班,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盗的盗,抬的抬,运的运,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把一件这么复杂浩大的盗窃工程做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最具戏剧和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在盗窃的过程中还不是小心翼翼地集中力量攻击一点,而是左右开弓,双管齐下,东西对进,两路夹攻,采用重拳出击的手法,给了这座经历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早已年久失修、显得有点破败不堪、老态龙钟的集体仓库以最后的一击。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第二天的集体分家,只是在被分割的集体财产清单上少了几百斤粮食而已。仅此而已。

第二天在分割完集体的财产之后,队长本来还想追究一下父亲和其他两个守夜员的责任,再通过报警的方式追查和缉拿偷东西的强盗。但转念一想,过了今天,明天连自己都不是队长了,这又是何苦呢?何必操这份吃亏不讨好还得罪人的冤枉心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么一想也就再也没有心思追究这件事了,这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又过了两个月,由于被分空了财产的空空如也的仓库再也没有人维护和管理,那两个被强盗在两边的山墙上掏出来的大洞也没有人及时补上,相反破洞越来越大,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轰然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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