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后的那场雨

十六岁的朱由检当上皇帝后，就以超常的智慧和手段收拾了魏忠贤。说真的，我对思宗朱由检足智善断除掉魏忠贤的胆识十分佩服。在这一点上，他胜于康熙除鳌拜。不管怎么说，康熙还有孝庄皇太后罩着呢，而当时朱由检铲除魏忠贤，却没有这种力量可依靠。除了这一点，我还佩服朱由检这个皇帝年轻却不贪玩，更不迷恋后宫。据说，朱由检当皇帝后，平均每天睡眠不到两小时，余下的时间都专心用于批奏折忙朝政，真是太辛苦了，辛苦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头，眼睛周围到处都是鱼尾纹。可任凭他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大明王朝也已积重难返，危机四伏。

明朝的雨跟朱由检的性情一样，很吝啬。自崇祯元年起，大旱的比率不断增加。只刮风不下雨，天上没有云彩只有太阳，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以陕西延安为例，在明代共发生干旱灾害九十一次,平均每三年发生一次。轻度干旱灾害发生十七次,中等干旱灾害发生三十次,大干旱灾害发生二十九次,特大干旱灾害发生十五次，年均降水量比现如今还少两百毫米左右。崇祯元年，整个陕西“天赤如血”。再往后就是“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汉南续郡志》）。大旱中，“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一派亡国景象。

这些灾害没去，又来了瘟疫。当时的瘟疫实在是太可怕了，这可比电影《大明劫》中的场景还要严重。史料称：“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爆发农民起义，比如李自成、比如张献忠。我对明末的一些起义军没有什么好印象，主要原因就是这伙人没有什么信仰更没有什么追求，比打家劫舍的流寇好不到哪去。大灾年里，他们趁危四处作乱，使江淮至北京“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与此同时，不安分的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大明边关，疲惫不堪的明军只好两线作战。明朝开支压力巨大，每年军费开支高达两千万两白银。没有多久，明朝财政就已入不敷出，导致军队经常缺饷、缺粮、缺马、缺武器、缺兵员。不幸外加不容易的朱由检，怎能大方得起来？纵再有旷世雄才，内忧外患中他也无力回天。

平心而论，朱由检同志领导下的政府还算是有能力有作为的。这个时期，先后走出不少堪称国家栋梁的人，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比如，宰辅先后有施凤来、成基命、钱象坤、杨嗣昌、温体仁、吴宗达、徐光启等；比如，武将先后有卢象升、洪承畴、袁崇焕、丁启睿、左良玉、曹文诏、吴三桂等，外加孙传庭。小时候，在收音机里听过小说《李自成》，对孙传庭的印象尤为深刻。兵部尚书孙传庭，绝对是朱由检时期的栋梁之材。可惜，大明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会使用人才、爱惜人才的皇帝。朱由检这个皇帝最大的缺点就是多疑，多疑就会频繁换人。在位十七年，仅内阁大学士、首辅他就换了五十位。咱们还说孙传庭，孙传庭这个人才曾大破农民起义军，其首领高迎祥就是被孙传庭所擒获。而高迎祥的接班人李自成也被孙传庭撵得险些重蹈高迎祥的旧辙。别跟我说“地球离开谁都转”这类屁话，地球转不转不是问题，人才和人的区别却绝对是个问题。若非崇祯皇帝喜好“换人”，人才孙传庭定会放手大干一番。

大旱过后，276年寿命的明朝临了下了一场最不该下的大雨。久旱后的那场雨非但未能拯救岌岌可危的明王朝，还加快了它的灭亡。孙传庭除了是一个军事家外，还是一个发明家。他自力更生，发明了一种叫“火车”的武器，上面装载火炮。“火车”战可攻骑兵，憩可作栅栏，行可作运输工具。没过多久，孙传庭就拥有了两万辆“火车”。他雄心勃勃准备用“火车”营一举消灭李自成的起义军。如果不是天降大雨，大明王朝兴许迎来新的转机。这场雨整整下了七天，所有的火药都被淋湿了，“火车”营无法发挥优势。在数十倍于己的起义军的攻打下，孙传庭只能被动招架。结果，“官军亡四万余，兵器辎重损数十万”，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

末代皇帝有末代皇帝的不易与悲哀，朱由检就是如此。这些年，阅读明史资料，每每读到崇祯执政期间的艰难，我都满怀同情，感慨不已。我很赞同史学家孟森的评价：“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由检同志，您在雨中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