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十七岁那年嫁到故乡小山村里,四十多年的光阴过得就像山梁沟峁间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曲折而悠远。
进出小山村的是一条从高山顶上蜿蜒而下的小路,弯急坡陡,天气干燥时路上的汤土能掩没人的脚踝,若是遇上一场暴雨,本来就不好走的山路被洪水冲得坑坑洼洼,就连手推车架子车再也无法通行。深冬时节,有时候大雪一场连着一场,整个村庄银装素裹,进出大山那条唯一的小路被封得严严实实,原本静寂的小山村彻底与外界隔绝开来,想要回家便成了一种奢望。在那些遥远深刻的记忆中,故乡的那条小路绝像母亲手指间那枚细长的绣花针,将生活的五颜六色和酸甜苦辣小心翼翼地串在一起,提起来轻轻一抖,时光的碎屑便纷扬而下。
家里一半的地在山上,四五岁的我便经常跟着父母上山,崎岖的山路上,母亲汗流浃背推着独轮车走在前面,我牵着老牛跟在母亲后面,套着架子车的老牛瞪着铃铛一样的大眼睛,伸长脖子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父亲躬身扶着车辕,绷紧肩头的拉绳帮着老牛拉车,黝黑的青筋突暴的脖子,伸得比老牛的更长。独轮车吱吱扭扭叫着,人拉着牛牛拉着车在山间逶迤而行,那般情景只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色调单一却能让人回味无穷的画面。乡亲们都是画家,祖祖辈辈在这黄土高坡上画了数百上千年。
后来买了车,母亲便时常盼着我回家,我也想着能随时看看父母。可回家的路总是那么的坎坷,如果不巧赶上雨雪天气,便只能将车子停到山顶。即便到了家里,如果天色不对就得赶紧上山,没有谁会知道在这僻远的深山里,雨会下多大,雪会下多久。
每次听到我准备回家,母亲总会老早打电话说山里的情况。雨雪天时一再告诫不要冒险,要我将车子停在山头上自己走下来。要是山路尚能勉强通行,母亲便再三叮嘱注意安全,经常是我在车子里小心翼翼,母亲在山下心神不安。晴天,母亲的目光会追随着我车后扬起的黄土直到出了山口,若下了雨雪,母亲则会拿上铁锹和扫帚护送我上山,一会儿佝偻着身子火急火燎在前面扬土,一会儿气喘吁吁跟在车子后面推车。
“这路啊……哪天能硬化了该有多好……”好不容易爬上山头,母亲累瘫在路边,上气不接下气拍打着自己的胸口说。母亲说她不羡慕城里的高楼大厦,唯独羡慕城里的马路,那真叫个好走。才陪母亲坐上一会,母亲便催促我赶紧回去,倒车镜里,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逐渐模糊。父母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种地更是力不从心,我曾想把他们接到城里,但每次都被母亲委婉拒绝。对于母亲来说,哪里好都不如这小山村里好,老屋炊烟黄土地,猪狗牛羊热炕头,所有这些,都是萦绕在母亲生命里永远无法割舍的牵念。
接到母亲的电话时,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山里的小路已经起了泥泞,我只能将车子停在山头,沿着湿滑的山路手脚并用回到家里。见到浑身湿漉漉的我,病中的母亲又惊又喜,眼睛里涌动着明显的歉疚。母亲说几天前她梦见村里的土路拓宽了,硬化了,又平又宽,路面那个干净啊,脚上连一点灰尘都没粘上。
“等路修好了,你就能经常来家里,随来随走,我也就再不操心给你填路推车了。”母亲说着时,那条水泥路仿佛已经在她的眼里延展开来。就在几年前,大山深处每一个村庄里都破天荒通上了自来水,这对于祖祖辈辈靠天吃水的乡亲们来说,那是做梦都梦不到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强劲地吹拂过陇中大地,吹绿了家乡的一草一木,也一并吹来了村路开工硬化的好消息。当修路的铲车轰隆隆地从山头开下来的时候,整个小山村沸腾了。“修路了!咱们要通水泥路了!”乡亲们奔走相告,村子里热闹得就像过年一样,乡亲们用手机记录着修路的进程,帮工程队送料拉水,大家用各自的方式告别着这条祖祖辈辈走过的山路。
国庆时节,玉米棒开始饱面,糜谷垂下了沉甸甸的穗子,远远望去,小山村里像是铺上了一块块金黄色的毯子。上接省道下通国道的水泥路终于修好了。来来往往的车子打破了小山沟里多年的安静,商贩们在路边拿着小喇叭卖力吆喝,收牛羊的,贩水果的,乡亲们谈论着水泥路带来的各种便捷,笑容爬满了每一条皱纹。夜幕降临,一座座农家院落隐现于袅袅炊烟深处,晚归的鸟儿聚集在枝头叽叽喳喳吵闹着,不远处传来羔羊们稚嫩的“咩咩”声,引得几只看家狗争先恐后低吠回应。刚刚安装好的太阳能路灯一个个齐刷刷亮了,沿路新栽的松树苗和杨树苗在柔和的灯光下地轻轻地伸展着娇嫩的腰肢,喧闹了一天的小山村逐渐安静了下来,沉浸在一片朦胧祥和的夜色中。
病重的母亲没等到村里的水泥路通车便离开了我们。我将母亲安葬在故乡南山脚下,在这里,能够看到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自川底沿着山头盘旋而上,一直通向连着蓝天白云的山顶,通往充满希望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