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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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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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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高粱熟了!


        1984年秋,高粱熟了!紫红色沉甸甸的高粱穗儿在风里招摇,在阳光下变得金灿灿,像是要赶紧离开自己骨瘦如柴的身子,一头扎进丰收的谷仓,满足的睡个好觉。而辛劳的农人,从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忘了大半年来耕耘与劳作的疲惫,脸上写满丰收的喜悦。他们要把这喜悦分享,除了用高粱面包饺子、蒸馒头、烙烙饼,以及吃高粱皮儿的豆沙大汤圆,还会选出颗粒饱满风韵十足的高粱籽作种子,播种在来年的土地里。没错儿!这就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从小播种、施肥、浇水的土地。这儿有我母亲手上的辛劳,有我父亲的苦闷与惆怅,还有我不小心摔倒亲吻过的泥土。


我是个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种玉米、点黄豆,很早就认识了镰刀和锄头。田野里有我洒下的汗水,齐整健硕的小苗旁边留下我无数的脚印,说不定在哪个沟沟儿里,还有我小时候擦过屁股的土坷垃!我也曾在半夜里被母亲叫醒,光着脚丫到冰冷的田地里浇冬小麦,我们悉心的呵护着自己的土地,直到品尝到丰收的喜悦。


高粱熟了,还有几天就该剪穗了。我的母亲这些日子总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我家高粱地里去看一看。她已人到中年,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我的父亲长期住院,暑假和春节才会回家呆上几天,他养的白白胖胖,回家与妻儿团圆,就是他这一年住在医院里最大的期盼。我知道他心里苦,他长年都住在精神病院,那里我是去过几次的。想想那时候,我是多么小的一个孩子啊!我和母亲被我的叔叔带着去看我的父亲,我心里是那么恐惧,可我又想赶快见到我的父亲,因为那样我就会成为一个有爸爸的孩子。我们村儿发报纸的李师傅就不会再说我是外来户,我就能和其他孩子一块儿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街串巷的吆喝着“拿报纸嘞,”兴许他还会给我一张报纸看呢。而我的母亲,也就用不着再撒谎,跟村儿里人说自己的男人在外工作太忙,春节都回不了家。


高粱熟了,我心里充满了希望。母亲说过,等地里的活儿忙完了,我们就可以“上北京”了。我就可以走那个让我心发慌、腿儿发软,迈不开步儿的检票口外的高架桥,我就可以坐上绿皮火车,“呜呜呜,”睡醒一觉就到北京站了。那样我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北京人,”尤其是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特别开心。还有我奶奶家的四合院儿,虽然我老说那院儿里的自来水儿有股子漂白粉味儿,但城里的方便面还真是好吃。


想到这些,我就有了精神,我摩拳擦掌等着和母亲去收高粱。终于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母亲说:“咱们今儿去地里收高粱,”我开心极了,放下书包,拿起镰刀,推起小推车,高兴的跟着母亲奔向田地。那火红的高粱随风起舞,使劲儿向我点头,又好像在摇头晃脑的学着我读书。于是我也兴奋的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花仙子,可爱的绿精灵,”来回敬它们。母亲叫我把小推车放在地头儿,招呼我进地里收高粱。我拿起镰刀,准备去剪那些随风摇摆的高粱穗儿,就在这时候,我惊奇的发现一辆“二八”自行车停在我家地头儿,后座上一左一右还架着两个大竹筐。我走近一瞧,发现竹筐里有好多的高粱穗儿,都是刚剪下来的,颗颗饱满,还带着五谷和泥土的香味儿。我闻了闻,咋觉得有点不对味儿呢?这时候我母亲也放眼望去,发现我家地里的高粱多一半都没了穗儿,像光杆司令一样的站在那儿。我在想,莫非它们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被老师罚站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和母亲静静的等着答案。我那时萌生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哪个好心人来帮我们收高粱?可觉得这也不大对劲儿。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高粱地里有“沙沙”的声响,声音由远及近,越发清脆响亮。接着我和母亲就看见一个人的轮廓从地里冒出来,走近了才看清是个男的,身材魁梧,穿着灰色的确良工作服。那个男人迈着大步,手里握着镰刀,胳膊底下夹着一大捆高粱穗儿。他摇头晃脑哼着小曲儿,难掩脸上“丰收”的喜悦。


男人走出高粱地,看见我和母亲也没说话,他若无其事的走到自行车旁边,把高粱穗儿倒进筐里,放好镰刀推车就走。我母亲赶忙上前问个究竟,“兄弟,你这是?”那男人一脸的满不在乎,笑着打断我母亲的话。“咋了?这不是看高粱熟了嘛!来帮你们收收。”我一听便信以为真,赶紧过去鞠躬,说:”“谢谢叔叔。”而那男人看都没看我一眼,推车继续走。

        

         我和母亲这才意识到,他可能有窃取我家劳动果实的嫌疑,便追了上去。而那男人看眼前只有一个妇女和孩子,便继续自圆其说:“哎呀!高粱熟了,再不收就晚了,我这也是做好事。再说了,谁收不是收哇!”我母亲一时哭笑不得,打又打不得,讲道理他耍混,也只有继续好言相劝。“兄弟,你看我们这也忙活小半年了,好不容易收点儿高粱,还指着它过活呢!”那男人根本听不进去,继续推车往前走。我母亲想拦也拦不住,眼见着他从地头一直推车到了马路边,我和母亲也跟着他到了马路边。那男人想溜,我拽着筐,母亲就继续和他理论。


        这时候,我们村书记王贵恰巧骑车路过,他一看赶紧下了车,问怎么回事。那男人看来了救兵,便有点做贼心虚,口气也没那么硬了。我母亲向王书记说了经过,王书记便问那男人是哪的?为啥这样欺负人?男人结结巴巴的说:“我姓董,住邻村,不信你去问。”此时大马路上围过来不少人,王书记和我母亲说:“不行咱报派出所。”那男人一听,瞬间吓得慌了神儿,蹲在地上直“呜呜。”我母亲问他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男人说他家里媳妇病了,仨孩子都小,炕上还有老娘,实在没法子才这么做。母亲看着眼前这个蹲在地上样子狼狈的男人,说到:“兄弟,这高粱你拿走吧。”王书记和在场的人都是一愣,这毕竟是一家三口的粮食啊!我母亲接着说:“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日子总会好起来的。”那男人听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的给我母亲鞠躬。

        大家散了,王书记也走了,我傻傻的望着男人远去的背影。我深深知道母亲心里的苦,她一个人操持着我们这个家,拉扯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有多不容易。而平日里母亲总是乐观的,外人一点儿看不出她有什么苦。我想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去问一位智者“生活究竟有多苦?”那位智者回答说:“你想有多苦就有多苦,而这苦要从你挑剔生活那一刻开始。”


一阵风吹来,路边的高粱仿佛在向我招手,我听见母亲在耳边轻声的唤我:“走,咱收高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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