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时兴微信群,同学群是不能缺少的,有当兵经历的人,战友群也同样重要。我有40多个群,有的群很少关注,但是每晚一定关注同学群、战友群。同学群里,用副群主黎明同学的话说,这里有8位厅局级官员,有5位博导,有……用陈同学的话说:群里少说官位,同学就是同学。用我的话说:当年的高考让人欢喜让人忧。仅拿某市官场而言,19个镇、街道中,曾有12位与我同一教室学习过的人担任正职,市府办曾同时有3同学任职,其中一正一副一党组成员。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优秀,一方面说明我无能。无能的最明显标志是没考上大学。
高考是1977年恢复的,今年正是恢复高考40周年。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我班是长河中学的重点班,那年,我们学校高考录取率居全县(1988年撤县设市)首位,校长也因此升任教育局领导,但我的高考数学成绩只有19分,尽管总分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结果名落孙山。
那年,我不到16周岁,这么小的年纪上不了大学怎么办?老师说:继续复习,准备迎考。父母说:只要有复习的地方,花多少钱不心疼。我想:万一再考不上怎么办?万一再考不上怎么办?
我一直想起不少同学上大学前,请我去他们家里参加喜宴时的情景,当同学家长问赴宴的同学们考上哪所大学时,他们都满脸喜悦地回答,而我只能红着脸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心理势必造成压力过大,经常失眠,高考前病倒。我参加高考那天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高一时的班主任王老师,用我爸的自行车带我去赶考,结果可想而知,但在失败中,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数学成绩有明显提高,34分了,历史成绩居全省前列。
我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打造了“品牌”:数学成绩差,文科类好!
我在失败中求发展。1981年10月,我年满18岁时应征入伍了。
我得感谢老师、感谢父母、感谢同学等,高复文科班没有白读。地理、语文等知识在部队有了用武之地。
我在军营四年,要感谢的人很多,但首先必须感谢这四位决定我岗位的贵人:朱克富连长,是他百里挑一,把到连队才几个月的我抽到外军研究室,协助司令部派来指导工作的戴华参谋工作;戴华参谋,把我推荐给蒋华年营长;蒋华年营长,把我调入营部侦察班;郑德玉营长,在蒋营长调到兄弟部队任副团长后,他继续培养我,并在部队休整时让我去经商。
后来,我到司令部特务连去工作时,我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感到奇怪,上级首长为何要点名调我去?郑营长告诉我:“戴华很欣赏你,他向首长推荐你了。”从此,我的脑海里彻底颠覆了地方上流行的那句话: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香。
那年,我要求离开位于南京市的司令部特务连,到位于安徽省含山县山沟里的原营部锤炼。郑营长获悉消息,先劝我别离开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的单位,当知道我决心下定,他说了一句“他妈的,真是傻瓜”后,为我的前途考虑了,先任命我为侦察通讯班副班长,后经上级同意,我代理干部职务,担任营部代理书记。他特地把我的办公室、宿舍安排在他的套房对门,这是二室一厅一玄关一卫一厨的房子,当年这房子可称豪宅了,副营职也只有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房子,那些连长、指导员只有一间没有卫生间的房子。
多年过去后,当年的朱连长升任为军分区参谋长,当年的戴参谋升任为警备区司令员,当年的蒋营长升任为军分区司令员、副厅长,当年的郑营长升任旅后勤部长、省属国资企业的副总裁,但他们从未向我提起过如何助我成长的事,这就是品格。遇到贵人是我高考落榜后最大的收获之一。
而今他们多已退休,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我眼里从没把他们与职务联系起来。
时代在进步,时间冲淡了高考落榜后的痛苦的记忆,科技在发展,微信等缩短了我们的距离。
微信·高考·同学·战友,是伴随我充实业余生活的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