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跃清
网站用户
我的书房柜子里，有一部“老掉牙”的135型相机。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当兵时买的，它足以证明我对照相的喜爱。
那时，相机算是奢侈品了。如果拥有相机，常给人免费照相，那是大款级、人才般的人物了。即使手持相机，走村串乡有偿给人照相者，也被人高看的，被视为有技术、有文化、有经济头脑的人。我曾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在1981年10月应征入伍，在安徽省含山县的一个山沟沟，进行新兵训练的二个多月里，常常有社会上的照相师傅到驻地来。这时会有好多人照相，以便寄到家里去。
人的性格往往从照相时看出一点来。有的人舍不得钱照相，有的人出钱邀全班或同宿舍等战友合影，有的还诚请班长、排长，甚至连长、指导员合影。
我在新兵连时拍过不少单人照片或合影，但不敢邀军官及班长合影。
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宿室内休息，班长在窗外喊我出去。他平时很严肃，管理队伍很严，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跑出去站到他面前。他破天荒地露出了笑容：“训练这么长时间了，你很吃苦，我们合张影吧。”哈哈，照相成了一种奖励，我很激动。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了建制连，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想照张相寄给亲朋好友。星期天，地方上的照相师傅来照相时，给我拍了一张手握钢枪的照片。后来，我自己试着给照片上彩。由于他不能拍证件照，我在另一个星期天，请假到四公里外的镇上照相馆拍了一张一寸证件照。
二个多月后，我被调到营部侦察班。不久又到位于江苏省盱眙县的部队教导大队侦察区队培训。我在那里拍了一张手持手枪的照片。手枪一般只配给军官，战士是没有资格配的，但因工作需要的警卫员、侦察员等除外，我拿着手枪可高兴了，但当镜头对我时，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在教导大队，我遇到了二位宁波籍的战士，我们在淮河边拍了一张合影。多年后，其中一位战友从上海打电话给我，称打听了多位战友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邀请我去聚聚。战友嘛，也没问他当什么官，发啥财。后来，听另外战友说，他早已是上海市某局的处长。这是后话了。
培训结束后，我回到了营部。我们侦察班的三人拍了一张测地形图时的照片。后来，班长退伍，小张调司令部通信连。多年后，班长的儿子和一位亲戚到我地找我，我都给他们找了工作，他的儿子在我连襟的企业工作五年，订婚前才回到江西老家。
1983年，南京军区组织“ 839”军事演习，我被抽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司令部特务连。这是件值得纪念的事，我在训练间隙，看到旁边有家照相馆，不管汗水沾满衣服和军帽，照了一张被战友戏称的标准像。
在几个月的训练时间里，我拍了不少照片，反正津贴费的主要开支就是照相。
军事演习期间，作为演习指挥部直接为首长绘制军用图，并直接指令参演分队作业的我们班，自然成了军事记者采访或抓拍的对象，不知不觉中，我们的照片出现在杂志上，我们的视频出现在纪录片中。
演习结束后，我要求回到安徽山沟里的营部。很快，我被任命为侦察班、通讯班二合为一的副班长。不久又被破格任命为营部代理书记。因书记是军官职务，相当于地方党办、行政办主任，我是战士，只能是代理。
我与营长住在对门的套房里生活、办公。电话机、留声机、照相机等一应俱全。
营长、教导员很关心我，否则不可能让我住比副营长、副教导员们大的房子了，但我不能太贪，自己或帮别人照相，绝不能用公款，我自己买胶卷，自己出钱去镇上洗印。
后来，通讯班来了一位浙江萧山籍的老兵，他会胶卷的洗印，我就请他当师傅。我很快掌握了拍照、洗印全套技能。后来，我参加了部队政治部组织的摄影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证书。
领到专业技术证明书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过了几天，我正好去南京市向部队机关汇报工作，便特地到市中心的新街口买了一本《业余摄影实用手册》，还花近一年的生活津贴买了一只相机。这是实现思想上飞跃的开始，我不想让别人背后说我拿公家的相机，用公款买胶卷，为自己和战友们私下拍照片。我常常拿自己的相机公用。
我服役四年后，退伍回家。这只相机伴随我从军营走向地方，走进家乡的镇人民政府，再走入城区，为自己、家人、朋友留下一张张照片，当然，这都是免费的。
1988年国庆期间，一位同事向我借了这相机，他还后不久，我给朋友拍照时，发现转动胶卷轴心的齿轮打滑了。胶卷洗后，出现重影。后来，我问借相机的同事，照片拍得如何？他说：“你帮我装的一卷很好，我装第二卷时，由于不会操作，相机的转动轴搞坏了……”他坦言由于赔不起，没敢向我说，误认为我下次借给别人时，可以把责任转嫁出去。我笑言：“坏了就坏了，我也不会让你赔的。”
从此，这只相机搁在书柜上，作为做事不能没有担当的警示品。
相机从使用胶卷到手机可以随手拍，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照片，不只是留影，还记载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一段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