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叔

如果不是前两天和春叔的二丫头在街头的一次偶遇，春叔——这个已经离开人间三十多年的男人在我的人生中，极有可能不会被我主动的再记起来。时间更多的时候是扮演一个黑洞的角色，会吞噬很多我们人生的过往，让记忆稀释，让情感淡漠。哪怕被淹没的某些部分，曾经是那么的美好。

春叔去世那年，虚岁三十六，听说是肝癌。按当地农村风俗，三十六岁民间有颇多讲究，一般得宴客摆酒，以示冲灾治妄。春叔原本也是定在下半年某个日子摆酒的，但他没有等到那个日子，这也似乎更加证实了神秘三十六岁的民间说法。我之所以记得春叔走的那年三十六岁，也大致是他去世后，大人们在一起总把这个三十六当作洪水猛兽般的议论。

春叔在我们当时那个贫瘠的麻雀湾，是个颇为特别的存在。他的特别在于两个字，高和帅。他当年是湾里个头最高的人，这毋庸置疑，平时乡邻们一起出工做事，他身姿挺拔的样子，用“鹤立鸡群”这个成语形容一点都不亏。至于“帅”，那个年代似乎还没有赋予这个汉字以形容一个人气质的概念，我今天把这个字送给他，是源于我的印象里，他周正的面相、优雅的笑容以及总是干净的穿着，与周遭乡亲们总有种泾渭分明的感觉。我想如果时空穿越，青年时期的春叔出现在现时的每个男女面前，大家定会有“帅哥一枚”的暗呼。他的二丫头在前两天和我的谈论中，也用“好帅”一词表述了她父亲在她记忆里的模糊印象。她说她已记不清她父亲一些具体的事情，但她说她父亲“好帅”时明显骄傲的神色，还是与我记忆里对她父亲的印象是完全吻合的。

按理说，我对春叔的印象应该也是模糊的，因为我和他二丫头同岁，他去世那年，我们都只有七岁，脑力都还没有完全发育。但在谈论中，我发现我好像比他二丫头记住他父亲的具体事例还要多，好些事情，她基本没有印象了，但我却还有些基本清晰的轮廓，只是没有细节的支撑。这当然就有点奇怪了。晚上我躺在床上认真的想这个问题，临近天亮时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我一直记着的，是春叔的好。

春叔不只是人长得好，性格也很好，说话又不像麻雀湾里其他汉子出口那么粗鄙，对我们这些当年的孩子，总是满面春风，欢喜得紧。春叔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家境在当时的麻雀湾并不是太好，应该处于下游水准。那个年代，农村还在搞大集体，他家吃饭人多，做事的人少，挣工分当然也少，连吃饱饭都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每次我们去他家玩，还总能吃上一碗鲊辣椒面糊拌饭，或者一顿水煮红苕之类的食物。那时年少不知事，只知道谁家大人好，就喜欢到谁家玩，到了饭点也不回家。燕子湾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很多，每去春叔家玩耍，总有四五个甚至更多。春叔家有一个煮饭沥米汤的大黄钵，每次我们到了饭点还没回去的话，他就要凤婶和上一满钵鲊辣椒面糊。开饭后连他家三个女儿总共七八个孩子，一个个吵着闹着往碗里舀上几勺鲊辣椒面糊拌饭吃。等孩子们吃完，他和凤婶上桌时，黄钵早就狗舔似的干净个底朝天了，于是只能吃光饭。这样的次数不在少数，春叔从来没有表现过不快或者驱赶我们，甚至我们在桌上吵吵闹闹争饭抢菜时，他还呵呵笑，好像在看一场什么有趣的节目。麻雀湾里二十多户人家，家家都有孩子，我们并不是在每一家都能像在春叔家吃上饭。有些人家因为怕有成群的孩子到家里混饭吃，明令禁止自家娃娃和我们一起玩耍。而有的人家到了饭点，就会或暗示或明示要我们回家去。当然，厉声驱逐我们的人家也会有，只是从此我们再没到那些人家玩过。现在想来，那个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的年代，湾里每家每户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余粮，乡邻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只是我们这些顽劣的孩子，当年那些不懂事的行径，不知给人家造成了多大的窘迫。

和春叔二丫头聊起这些事，她笑说她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喜欢，是源于重男轻女思想，他对她们三姐妹的管教还是比较严格的。或许春叔确实有这种思想，一连生三个丫头，在当时的农村，总有让人脸上挂不住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次春叔在我家串门聊天时，半开玩笑说要将他三丫头和我弟弟调换，我母亲居然还当了一回事似的探讨了这个问题。但要用这个观点来看春叔纵容我们经常在他家胡吃海喝的行径，是站不住脚的。毕竟那个年代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我们在他家胡闹一顿，他家接下来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定然会困顿很多。如若春叔没有对孩子真正的欢喜，断然就不会有那些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纵容，况且，他也一直允许几个女儿和我们一起玩闹，从不见喝斥过她们。甚至，连他家的猫和狗，也少见他喝斥。农村里，指狗骂猫的事情常有。而他家的猫碗和狗钵，也农村罕见的每每畜生吃过之后，还被春叔洗得干干净净，且归置在灶头，绝不会犄角旮旯里的随脚一踢。

春叔算是个手艺人，木匠，能做得一些小家小件，上梁打床的大活可能差点。他的手艺没有拜过师，听说完全是看别人做活时的瞟学，凭着聪明，做出来的桌椅家私也还精致得有模有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割资产主义尾巴的呱噪声终是歇了些，农村里思想和余钱都才活泛起来的人家，想着怎么添置一些实用的物品来改善家居条件，一些手艺人也总算能凭一技之长赚些家庭补贴。春叔瞟学的木工手艺终于是有了用武之地，隔段时间就有周边乡邻接请他去帮打些实用的家私物什。春叔也从不虚言妄为，自认能拿得下的活就接，拿不下来的就拱手致歉。他家虽是湾里仅存的独姓户，家里又没有儿子，那时的农村，谁家没有儿子大抵会被人欺负，但凭着春叔得体的谈吐，谦逊的处事，倒也赢得了一些口碑和尊重，没见谁家明里暗里的对他家使过绊子。

那年，母亲认为需要打一个多层的水缸架，除保护那个硕大的水缸外，还能搁置厨房杂七杂八的物品，于是把春叔请到了家里来。春叔那天扛着装着斧子锯子凿子的工具箱来我家时，依然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衬衫，不像是来干活的，倒像是来走亲戚。我的印象里，春叔四季的衣服似乎都是浅色，稍热起来后的时节，基本上就一袭白衬衫了，哪怕是七八月最为炎热的“双抢”季下田干活，也总穿着一件背心，绝不会如其他农村汉子一样光背亮膀，这在当年的麻雀湾也是独一份的存在。春叔在我家做活的那两天，总有如我等几个小伙伴围着他转，看他把一截截原始状的树筒子，以劈刨锯凿等各种动作，慢慢变成有棱有角的可用之材。春叔对孩子似乎有天然的吸引力，他在干活的时候会和我们说一些打趣的话，也不介意我们动他的斧子摸他的锯子，甚至还会叫我们给他递工具，这是我们乐此不疲的原因。而更让我们觉得好玩的是，他弹墨线时，会让我们围观的孩子轮流参与。很多人都想不到，当年那种我的两个手指头捏着细细墨线，然后轻轻拉起，再突然放手，“嚓”的一声轻响，看着那条细线在平整白净的木头上弹现出一条笔直黑线时的感觉，是何等的愉悦。在这种近似春叔带着几个孩子做手工的欢乐氛围中，材料终于凑成了成品，可当春叔要把架子套上我家那个大水缸时，可能是他在和我们这些孩子的互动中疏忽了某个卯榫的角度，却发现围水缸的围架做小了，根本套不进水缸。他讪讪的笑了几声，只得拆了围架部分进行返工。活干完了，当母亲给春叔酬资时，他却死活坚辞不收，只歉声说东西没做好，浪费了东家的材料云云。春叔去世多年后，我家重新修房子，处置那个水缸架时，母亲重提此事，爷爷在一旁还突然说了一声“好人呐！”。

没过多久，和春叔几个丫头一起上下学时，就隐约说她们父亲得了毛病。人吃五谷生百病是件很正常的事，况且当时我们年少无脑，也便没当回事听。又没过多久的一天，春叔几个丫头都没上学，晚上散学回到家里，我就听到了春叔去世的消息。春叔没有葬在麻雀湾，说是葬回他的姓氏祖地。出殡那天正是周末，麻雀湾所有的人都加入了送葬队伍，包括我们这些受过春叔恩惠的孩子，一直走了很远很远。春叔养的那条小黄狗，也一直跟着出殡队伍，在春叔的棺前棺后钻来跑去。春叔下葬后，那条小黄狗却再不肯跟着同去的人同回，趴在坟前总不起身。后来就再也没见过那条小黄狗。

春叔去世一两年后，凤婶带着三个丫头改了嫁，由此搬出了麻雀湾，慢慢的就疏于联系了。十多年前，在县城遇一高挑美女，似在哪见过。待她叫了我，报出名号，才知是春叔的三丫头，春叔走的那年，她不过三四岁。她的个头，她周正的五官，她眉宇之间的神韵，像极了当年的春叔。（本文发表在《湖南散文》杂志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