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县有座五龙山,五龙山下有个村子叫北马冢,北马冢有个杨木匠。1923年夏天午后,杨木匠在自家小院里来回踱步。突然,土坯屋里传出一阵嘹亮的婴儿的啼哭声。门帘挑开,接生婆双手托着刚刚出世的婴儿,往杨木匠面前一递:“木匠兄弟,恭喜,又添个小子。”杨木匠把烟袋往腰间一别,接过婴儿,就像接过一个北瓜头,随手丢进了一旁的泔水瓮里。这一幕,刚好被杨木匠的母亲看到,母亲喊了一声:“你这是闹么儿哩!”抢过去一把将婴儿捞了出来。
婴儿被奶奶救活了,他就是后来的天津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电影《白毛女》编剧之一杨润身。
“杨白劳”家的孩子
杨润身长到七八岁,个子高挑,面孔白皙,浓眉大眼,出落成一个人见人爱的英俊少年。他好像天生对文艺有着特殊的喜爱。北马冢村是远近闻名的文艺村,村里有个唱丝弦的小剧团,有武社火。耍社火时几个人擂的大抬鼓最使杨润身痴迷。有时候追着看擂鼓,把吃饭都忘了,常常让爹拖回家,拿荆条一顿敲打。但是,一听到“咚咚”的鼓声,就又忘了荆条抽在身上的疼痛,趁爹不注意,转眼就溜了出去。爹拿他没办法,渐渐也就放任了。时间一长,杨润身不再满足于看人家擂鼓,自己跟着练了起来。大人们看他如此痴迷,就有意教他一些简单的鼓点。回到家里,杨润身找到一根木棒,在自家院门的门板上敲打练习。天长日久,门板上竟被他打出几个坑来。
杨润身自小和奶奶最亲近,这倒不是因为奶奶救了他的小命,而是奶奶会讲故事。冬天,钻进奶奶热乎乎的被窝,听着村南五龙山上野狼一声一声的吼叫,就缠着奶奶讲大灰狼的故事。夏天,躺在房顶上,仰望满天星斗,奶奶挥动着蒲扇,给他讲王母娘娘、牛郎织女的故事。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或许就是杨润身在孩提时代的文学启蒙。
杨润身听得最多的,则是“白毛仙姑”的故事。
“每到三更半夜,月亮明明暗暗,山风呜呜吹过,一个白色的物件飘飘忽忽从山里走出来……”
杨润身吓得钻进被窝,半天才又探出头来问奶奶:“白毛仙姑是鬼吗?”
“不是鬼,是人,是个俊闺女。”
杨润身又问:“她怎么住在山洞里呢?”
“那闺女家租种财主家的地,还不上财主家的债,财主就逼着她爹拿闺女抵债,大年初一把人抢走了……”
“后来呢?”
“后来,闺女她爹喝卤水死了。那闺女在财主家当牛做马,有一天跑到了深山野洞里。”
“她的头发怎么就变白了呢?”
“长年累月吃不上盐,在山洞里见不上阳光,心里头苦,头发就白了。”
每次奶奶讲完白毛仙姑的故事,杨润身总是久久难以入睡。有一次,他问奶奶:“她爹为啥不把债还清了?”
奶奶叹口气:“哎,还不起呀。”
“为啥还不起?不好好干活儿吗?”
“傻孩子,你知道你爹为啥把你丢到水瓮里吗?养不起呀!那年,你爹为了把几亩沙地变成水浇地,借了财主家360吊钱,打了一眼井。一年下来,全年收的粮食还利息都不够,他怕养不活你呀。”
“那就是说,俺爹跟白毛仙姑的爹是一样的?”
“天下的受苦人都一样。”
“那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改不了,这是命。睡吧,睡吧。”
暗夜里,一双大眼睛忽闪着,不肯入睡。不知为什么,萦绕在脑海里的白毛仙姑变成了他前几天刚刚跳井自尽的嫂子。
那是一个晴天的晌午。嫂子正在院里石碾上晒玉米,听到不满周岁的儿子醒了,赶紧跑到屋里哄孩子。恰在此时,哥哥从地里干活儿回家,一眼看到两只鸡正跳上碾盘吃玉米。哥哥火冒三丈,进屋对准嫂子脸上就是狠狠三巴掌。一边打一边骂:“欠东家的债你叫我怎么还?这日子还怎么过?”
嫂子一句话没说,抱上不满周岁的儿子向外跑去。
井边,哥哥抱着嫂子和孩子的尸体,哭哑了嗓子,双颊被自己粗糙的大手抽成了酱色。
多年以后,杨润身常常讲起这件往事,讲完了,总要设问一句:“什么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这就是!”
柴庄剧团排演歌剧《白毛女》
1937年冬天,村里来了八路军,有一个班的战士住进了他家。只有14岁的杨润身穿着母亲的一件大花袄,跟着队伍走了,成为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八大队一名宣传队员。
1938年3月的一天,鬼子扫荡,杨润身因为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不能撤退,人们以为他已经牺牲,就用玉米秸秆掩盖在地里。后来被经过的父亲和战友发现才捡回一条命。
事后指导员找他谈话:“差点就死了,怕吗?”
“不怕!”
“你还愿意当八路吗?”
杨润身一拍胸脯:“就是死,也要当八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指导员点点头,给了他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党员须知》。不久,杨润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报复性扫荡,晋察冀边区像其它根据地一样,遭受严重损失。一个时期以来,平山县东回舍、西回舍等几个村里的民兵,经常驻守在柴庄村,与柴庄村的民兵联合起来向鬼子出击。鬼子向根据地疯狂蚕食,在南边离柴庄村3里多远的五龙山上修筑了炮台,又在东边离柴庄村4里地的扇子坡上修筑了堡垒。用不了半个小时,鬼子就可以扑进村里。鬼子把柴庄村看成眼中钉,加紧扫荡。村里只要冒出炊烟,鬼子就要朝村里开枪开炮,村里老百姓不得不转移到西部一些村里住下来。柴庄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人区”。1942年,区委决定派杨润身到柴庄村担任小学教师兼校长,尽快将那里的文化教育事业恢复起来。
杨润身来到柴庄村,通过做工作,村民陆续返回村里。杨润身和村里干部群众克服困难,不仅恢复了小学校,还成立了村剧团,对敌人展开宣传攻势。
剧团成立后,首要的问题是编什么、演什么?那时候上边来个剧本不容易,搞到剧本也往往无条件排演,因此只能靠自编自演。1944年夏收过后,八路军一个连与柴庄村等村的民兵对西回舍扇子坡上的鬼子堡垒进行了围困。堡垒的鬼子成了兔子的尾巴。杨润身随同柴庄村的民兵去围困堡垒。鬼子还未逃走,他就连夜写出了《围困堡垒》一剧,反映鬼子的罪恶、民兵的勇敢、群众抗日的热情。就在柴庄村演出后的第二天,五龙山上的鬼子夹着尾巴逃走了。
杨润身在柴庄剧团期间,创作并排演了《炕头会》《围困堡垒》《一碗饭》《柿子不让舅舅吃》《山大王》《开渠》》等街头剧、舞台剧,多达40余部。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真实的抗战故事,是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真人真事。剧团因此获得了区、县奖励。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各单位联合决定,授予柴庄村剧团“乡村文艺旗帜”称号,并奖给剧团一面红旗和幕布。
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撤离张家口以后,县委通知杨润身赴阜平县参加周扬同志主持召开的会议。杨润身在会上介绍了柴庄村剧团的情况,由此,杨润身与柴庄村剧团声名鹊起,引起了周扬和著名作家康濯等领导和名家的关注,为日后杨润身被举荐参与电影《白毛女》编剧埋下了伏笔。
会后,周扬派康濯到柴庄村蹲点。康濯帮助剧团排演歌剧《白毛女》,使剧团得到了提高。《晋察冀日报》发表文章,表扬了柴庄村剧团。康濯又给《晋察冀日报》写了长篇文章,颂扬柴庄村剧团的活动。
1948年,杨润身调到温塘区参加土地改革,那时党中央已经到了西柏坡,华北局、华北文联也住在平山。初秋的一天,康濯来看他,说:“你到群众剧社工作吧,到那里好好学习创作。”
杨润身扛着行李卷到了北白楼村,加入了群众剧社,很快写出了小歌剧《老蔫买驴》,发表在《华北文艺》上。不久,平津战役开始,杨润身随群众剧社进入天津,从此走上了专业创作生涯。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电影《白毛女》正一步步向杨润身走来。
参与创作电影《白毛女》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等决定把歌剧《白毛女》拍成电影,把延安产生的新文艺推广到全国。王滨和水华担任编剧和导演。在组建主创团队时,康濯想起了当年柴庄剧团那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作家杨润身。他知道,杨润身对平山农村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可以帮助电影增强生活化和地方特色。他向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周扬举荐,杨润身作为编剧之一,参与到电影《白毛女》的创作中。1950年,新中国最早的故事片《白毛女》开始拍摄,1951年3月正式公映。国内首轮上映时,观众达到600多万,创造了当时中外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1951年中秋节当天,影片在全国25个城市、155家影院同时放映,一天观众就达47.8万人。在国内引起轰动的同时,影片很快走向世界,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1951年7月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6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法国媒体这样评价:“《白毛女》是第一部在巴黎公开上映的现代题材中国电影,它让法国观众看到了一部非常伟大的、抒情而美丽的、足可名列世界十大名片之列的东方作品。”
一次,在接受河北电视台节目采访时,杨润身说,作为电影《白毛女》的编剧之一,自己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是将杨白劳躲债改为主动还债。歌剧《白毛女》中,出场就是穆仁智到杨家逼债。杨白劳躲债七天,除夕天黑才偷偷回家。刚回家就被找上门的穆仁智拉去还债。在改编电影时,杨润身对这一情节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建议将杨白劳躲债改为主动还债,因为在他的印象里,贫苦乡亲们都很朴实善良,人穷志不短,欠了债不会有意去躲。他的父亲就是,哪怕怀里只有一文钱,也要主动先去还债。同时建议将黄家连本带利逼债改为只收利息,因为那个时代的习俗本来如此。这两条建议非同小可,剧组觉得有道理,但没人敢做主。最后请示中宣部,中宣部最终同意照此修改。
二是加强了喜儿和大春的爱情戏。电影开头就明确交待,两家已经定亲,喜儿、大春相亲相爱,即将喜结连理。在歌剧的基础上,电影增加了大量表现爱情的戏份。但在片尾,大春参加了八路军,重返杨各庄后,主创团队围绕喜儿、大春是否结婚的问题,产生了很大争议。不少人认为,大春已经成为革命干部,而喜儿曾经被黄世仁玷污过,两个人不再般配,不能结合。杨润身坚持认为,不让喜儿、大春结婚,太不近人情。有情人终成眷属,才对得住二人的青梅竹马、生死抗争和忠贞不渝。最终,影片中采纳了他的意见,喜儿、大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三是删除“小白毛”。在早前的歌剧版本中,喜儿在山洞里生下“小白毛”,母子相依为命,最后喜儿带着“小白毛”被参加了八路军的大春从山洞里救出来。从1945年4月《白毛女》诞生,到1949年华北联大文工团进入北京演出,一直都有这个“小白毛”的影子。在改编电影剧本时,杨润身提出必须将“小白毛”删除。他的理由很朴素,也很简单,就是觉得不舒服,像“吃了苍蝇”一样的不舒服。最终,影片中呈现的是,喜儿逃进深山,生下了一个死婴,“小白毛”的戏被巧妙删除。
四是增强作品的地域特色。比如反映杨白劳还债艰难,用了一句生活化的语言“骨头里熬油”。为了体现“骨头里熬油”之艰难,让喜儿和大春在山里面打柴,大春用绳子吊在悬崖间打柴,飞来飞去,拼死拼活挣钱还债。杨白劳饮卤自尽一场,歌剧里是杨白劳两眼含泪,望着熟睡的喜儿唱道:“喜儿喜儿你睡着了,你爹有罪你不知道……”杨润身建议把此处的演唱改为形体表演,实现艺术与生活真实的高度统一。王滨、水华、杨润身三人轮番上阵,分别扮演杨白劳和喜儿。杨润身回忆当时创作的场景:“我扮演杨白劳,另一个编剧扮演喜儿,看着他我说不出话,泪就流下来了;当编剧兼导演的水华扮演杨白劳时,他不大一会儿也流泪了,眼泪汪汪的。他说:“老杨哥起来吧,没说的,这地方只能由演员来表演,没有比表演更好的表现方式了。”他们真切体会到,电影艺术要“语言少、对话少,注重形象的塑造”,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表现人物的情感。另外,影片中喜儿憧憬着与大春成亲,在家里对镜盘头的细节,是杨润身把姑姑待嫁的情景嫁接过来的。大春上树给喜儿摘水果、杨白劳弯腰割谷子的动作、老五叔跳井自尽等等,都来自于杨润身的生活经验。贺敬之曾经不止一次说:“当年拍电影《白毛女》,请杨润身同志参与编剧,是找对了。”
(该文收入河北省文联《《烽火韶华--百名红色艺术家故事》合集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不老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