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延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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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个小镇上总会有那么几个自视清高，在别人眼里疯疯癫癫的文人。我们小镇自然也不能例外，加上县里一所重点高中在这里，舞文弄墨的人不在少数。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青春年少的我，自我感觉才华横溢。早先，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一个接近20万字的小说投给了省人民出版社，最后连个退稿函也没收到。后来，写了一二百首诗歌，专门挑《诗刊》《星星》等名刊投稿，结果自然是石沉大海，免不了埋怨编辑不识宝马良驹。盛气之下，把所有诗稿付之一炬。
写诗自然不能孤芳自赏，也是要混“朋友圈”的。而我，偏偏骨子里是十分高傲的，能看上的文人也没几个，所以就把诗歌写成了寂寞。原本，还有几个交往的同龄文友，但是他们有的到县师范上学，有的去了县城上班，留下我在小镇苦哈哈熬着光景。我们高中有位姓李的语文老师，在当地很有威望。他为人严谨，不苟言笑，诗歌也是中规中矩的旧体诗，做到了人与诗歌的完美契合。李老师没有教过我，我跟他侄子是同学，所以平日里见了，我对他毕恭毕敬，他老人家也对我彬彬有礼。所以，对于这位长者诗人，我无法和他进行无拘束的交往。
在镇上从事宣传工作的我，业余帮着文化站编辑一本文学内刊，吸引了周边的文友，自己慢慢积攒了一点儿文名。陆续有朋友从县城和其他乡镇跑来跟我探讨文学，单调而灰暗的人生似乎慢慢有了一些色彩。
有这么一天，一位书法家从县城跑来找我，送给我一幅作品，上书：谦和朴诚。我现在觉得，他写的是如今的我，而不是当年20多岁的我。那时的我，浑身的细胞都散发着高傲，恨不能走路都鼻孔朝天。我经常练沙袋、飞刀、气枪，随时准备挺身而出。目睹一辆货车肇事逃逸后，我记下了车牌号，报告了交管部门，几天后，当他再次通经此地时被执法人员拦下，做了处罚。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想活成文弱书生的样子。不过，自身底子较差，到现在也没混成硬汉。看来，那位书法家是个神人，他当年在鞭策我的同时，准确地预见了我的未来。
还有一次，一个文友从40华里外过来，跟我彻夜长谈文学和理想。这事情，我忘记许久了。直到最近他打电话跟我说别的事情，我猛然想到他就是那个埋在记忆深处的人。瞧我这记性，总有一天会老痴的。所以，我要赶在老痴之前写点儿什么，不然等我都忘记了自己，还有谁能记得我曾路过这个人世间？
命运总会有自己的安排，一位诗人闯进了我的生活，这人就是崔老师。崔老师大高个子，长脸，面色黄白，在外地一家初中任教。有一天，50岁的崔老师居然为了写诗，从中学内退回家了。崔老师当时已经在一些刊物发表过诗歌了，省人民出版社的诗歌作品集也收录了他的作品。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诗歌带有某些时代的味道，不适应新时期的文学风格，需要转型。这种觉悟，是难能可贵的。而我，正好是写新诗的，在当地开始小有文名，辽宁一家刊物发表了我的诗歌，地区文联的诗集编入了我的一首诗歌，省里的报纸发表了我的散文。估计，内退回家的崔老师听说了我，便主动拿着自己的作品跟我切磋。我不好意思直说，拐弯抹角说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崔老师就急了，径直叫我“老师”，这长辈撩人的做法简直绝了，让人攻防无措。
随着跟崔老师的交往，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崔老师的父亲早年投笔从戎，父子俩仅仅见过一面，还是在崔老师没有记忆的婴儿时期。崔老师两岁时，父亲为国捐躯。我幼年生活在姥姥家，等7岁回家时，父亲已经重病在身，几年后郁郁而终。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的父亲，戴着别人给他特制的白色纸帽，形容枯槁，毫无尊严。比崔老师幸运的是，我总算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了几年，尽管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日子。都是历尽磨难的人，让我和崔老师这对忘年交的情谊更加深厚。那些年，我跟崔老师像亲戚一样走动着，逢年过节，都会去他家拜访，住下吃饭。期间，我还被崔老师套路过一次。有一天，他拿了两本格律诗集，来换我刚买的两本现代诗歌精选本，虽然很不情愿，但最终还得让着他。在心里，他是父亲一样的长辈。
我和崔老师相互激励，我们的文学创作渐入佳境，越来越多的文友聚拢过来。最让我惊喜的是，那位不拘言笑的李老师也屈尊到我的小屋，多次参加我们的小聚。聊得欢喜，喝得尽兴，也会在微醺中文思泉涌，写下一些生动的句子。也会酩酊大醉，不知东西南北，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语。老老少少一众文友，“招呼诗酒颠半狂”，却也是有趣的小镇雅集。
小镇上的风特别大，从春天一直刮到冬天。我上班的地方，和崔老师家相隔不远。有时候会相互拜访，有时候就在街上不期而遇。特别是崔老师写出了得意的新作，总会迫不及待的找人交流。于是，那段时间会有这样的场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老一少两个人，站在大风里，一个人手拿着几张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纸，大声朗诵着上面的诗句。大风把崔老师的诗歌吹得七零八落，送给我，也送给路过的行人，他们得到这些散落的诗句，往往会使劲看着我俩，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着走掉。
过了几年，我离开小镇到县里做政法工作。我的工作是写司法案例、调研报告、工作简报，夜晚偶尔到街头便装执勤。歇班的时候，我常常搭便车去找寻心中的远方，最远的一次，坐上一俩大货车，穿越了四五个县才下车。但是，我还是喜欢骑脚踏车，自由自在地奔波。差不多每个月，我都会骑了车子去找崔老师谈诗，他也去县城找过我几次。那几年，崔老师名声鹊起，成了县里数得着的诗人，不仅发表了100多首诗歌，还陆续出版了几本诗集。再往后，我换了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文学创作的时间宽裕了起来，写了几篇自认为拿得出手的作品，陆续在一些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发表，一篇报告文学在一个全国性行业报纸的征文中获了个二等奖。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后来，我辗转在北京、广东的报社上班，慢慢跟崔老师见面的机会少了。在北京期间，拜访过几家文学期刊的编辑，有的成了不错的朋友，一起喝几杯酒，聊聊文学，但是从没主动给人家稿子，怕人家为难。新友聚会时，我会想起老朋友崔老师，怀念和他一起喝酒、唸诗的日子，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再往后，举家定居省城。值得庆幸的是，在省会入了一个很好的文学圈子，结识了一大帮文朋诗友。几年时间，创作了22万字的小说，写了百余首诗歌，出版了小说作品集和诗集，加入了省级作家协会和诗词学会。此时，崔老师的哲理短诗引起了诗界的关注，还有评论家专门写文章点评。
也许将生命赋予了太多的期许，所以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忙工作，忙创作，渐渐忘记不知多久没跟崔老师联系了。直到有一天，老家镇上一位文友打来电话，告诉我：崔老师去世了。那个在冬天的大风中给我朗诵诗歌的人，就这样离我远去了。“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间。”而这别离，竟是永诀。放下电话，无语凝噎。转眼到了冬至时节，一大早，漫天飞雪，我站凛冽的寒风中，想起了跟崔老师的点点滴滴，想起了那年他在风中读给我的诗句：
在冰雪覆盖的荷塘边
侧卧着古柳一弯
根须，裸露着岁月的艰辛
胸腹，裂开命运的幽怨
然而，紧紧抱住大地
在凄冷的夕阳里
用深情的绿意
召唤明媚的春天
2021年12月24日初稿
2024年1月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