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已离我远去五年的父亲啊,时时闪现在我的脑海。我的父亲,早年贫困潦倒,出生在一个靠租种地主田地过日子的佃户家庭,一家贫寒如洗。他于1926年12月12日降生于四川省开县十六区(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岳溪镇岳家场(乡),与刘家人(明昭)的家乡陈家场相毗邻。每年的夏秋季节,总要将收成的大部分粮食作为地租交到地主大院。父亲一家老小挑着萝篼、背着竹背篓,来到地主院子里排队等候量升过斗。穷苦人家都穿着破旧的粗布长衫,浑身还散发出浓烈的汗麦味,年少的父亲光着脚丫,站在地主大院中间,手里拿着不敢放下的挑粮扁担,只见地主的看家大黑狗呼啸着冲上来,凶恶撕扯着父亲的衣衫下摆和小腿,只见衣衫被撕成细条状,小腿被咬得鲜血淋漓,父亲仍然一动不动站着,我爷爷仅在一旁吆喝声也不敢使用扁担驱赶恶狗,“打狗还要看主人啊!”,地主不来阻止,谁又敢拿扁担驱赶看家恶狗呢?
所以,直到后来父亲八十几岁的时候,我去父亲家里看望他,顺便带着我养的小宠物狗狗吉娃娃,母亲立即制止道:“你要看你父亲自己进屋就行了,不要带狗狗进去。”
我问“为什么呢?”
母亲说:“你父亲最恨、也最见不得的就是狗了,因为......”。也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故事。
今年六月上旬,几个朋友邀约一起前往木里县香格里拉湖和云南泸沽湖游历,回程路上路过西昌,我正好趁机缅怀悼念一下于2016年5月8日去世的父亲,随即整理一下父亲的遗物,收集一点父亲一生革命生涯的历史资料,正好可以赶写一篇纪念建党百年的征文。
父亲这一辈子是革命的一生,也是两袖清贫、嫉恶如仇、以身作则、忍辱负重、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遗物,我仅翻找出来一册90乘60毫米的破旧红色漆皮封面的、于1956年6月30日父亲在资中铁路运输技校转业时办理的《预备役军仕和兵证明书》,其内页记载着父亲参加革命前后两个阶段的时间经历,再加上父亲生前陆续给我们儿辈和孙辈讲述的点滴故事,使我大致了解到父亲的革命一生。
父亲一家人都是下苦力的,主要以租田种地,挑煤贩盐为生。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又到万县城里的理发店当学徒,学了半年就只会给别人洗头,老板才不会轻易教你理发的真本事呢,于是又回开县家乡种地。
1949年4、5月份期间的一天,父亲正在家乡的山坡上捡狗屎,听到陈家场的人传说,刘总的人正在街上招兵买马,要扩大队伍解放全中国的苦难人。父亲听得兴致上,将手里的狗屎篾篼扔出老远滚下山坡去,自己直奔山下而去,半晌来到乡场(镇)上,只见当街有几个军人摆放着一张木桌在摆台招兵(那几年乡里经常告知招兵即抓壮丁),听说只要报名参军就发给衣服和路费,每天还有白米饭和馒头吃。于是父亲兴致勃勃走过去开始报名参军。
人问:“你为什么要参军?”
“在家没饱饭吃,参军有饭吃还有衣服穿。”父亲回答。
人问:“你参军家里人晓得吗(同意)?”
“晓得的(同意)!”父亲回答道。其实家里父亲的父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去向,知道了肯定不会同意的,因为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正是家里的主劳力,下面还有几个幼小弟妹等着护养呢。
招兵人目测了一下父亲,见他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于是给父亲登记造册收为新兵,叫父亲进入一间院落等待,随后与新招的十几个人乘车到达万县,在万县码头汇集三百多个新兵乘船顺江而下,于1949年5月中旬到达湖北当阳,开展新兵集训。
父亲到达当阳当天,在营房内一位山东胡子赵队长命令父亲:“你把衣服全部脱了!”父亲脱下了破衣衫。
赵队长又吼道:“把裤子也脱了!”
父亲慌张起来,立即哭诉道:“赵队长,我是没有饭吃才来当兵打蒋该死的,你叫我脱衣服我也脱了,你怎么还叫脱裤子,你叫我一身光胴胴怎么回家见人呢?”
只见赵队长把手枪往桌上一摔:“我叫你拖(脱)你就给我拖(脱)——!”
“哪有这种解放穷人的军队哟,衣服裤子都不让穿。”父亲护着裤衩带不愿意脱。
“把他裤子给我拔下来!”赵队长发火了,命令身边的通讯员。只三五下通讯员就把父亲的裤衩拔下来了,父亲光着身子站在房屋角落只顾哭泣,通讯员随即递过来一套叠好的灰布军装,领着父亲去隔壁洗澡去了。后来父亲才知道,全身脱光洗澡再换新装,目的是为了疫防虱子传入部队。
6月的一天,父亲领到一支“猫尔盖”枪(一战使用过的毛瑟老步枪),枪的背带还是草麻编做的。新兵集训前期部队开展诉苦运动,提高了部队的积极性和思想觉悟,随后开展军事训练效果也立竿见影。军训结束后,父亲等有人被派往当阳县芦家湾编入区干部队,开展土改和宣传工作,同时部队组织老百姓开展诉苦运动并分田分地搞土改,建立农民协会等组织,这期间同时接到命令:到命随时准备令:待令随时准备开拔前线。
1949年7月18日,二野前委发出进军大西南的号令。父亲被编入二野11军33师97团2营3连任机枪手。8月19日随部队逆江而上,一路走走停停,战斗激烈残酷而且接连不断。9月上旬部队解放万县,随后即在万县休整,等待接受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部队等待轮船达到,乘船返回武汉乘火车前往东北,编入新编制抗美入朝。可是部队等了三天也没有看到一只轮船,据部队首长说,是民生公司资本家的轮船在来的水路上发生“故障”了。于是中央及二野前委又令,所有部队担当解放大西南任务,父亲所在部队随即入川剿匪,解放西南重镇重庆。
部队立即开拔,一路向西,迅速解放开县梁平等地,随即又占领綦江并驻扎剿灭蒋匪,接管国民党綦江铁路局。父亲所属部队每天负责看守土匪头子孙老四和伪局长孙大理(音)等重犯,枪毙了许多叛乱的土匪特务和伪政人员,还要看守那些伪局长伪科长们成天书写犯罪交待材料,吃饭上厕所时部队的战士们也要寸步不离的守护着。伪局长孙大理要上厕所,负责看管的父亲端着枪紧跟守候,三四十分钟过去了,父亲见没有一点动静,还不见孙大理出来,立即冲进厕所一看,孙大理已经在厕所的木梁上吊畏罪自杀了。父亲因此受到处分,此后父亲及其部队的看管就更加严格了。
1950年8月初,二野将国民党綦江铁路局改组为綦江铁路办事处,处长胡茂洲(音),军代表田洗文(音),父亲所属部队即转为经济保卫部队。随后部队开拔赶水和三江一带剿匪,这期间父亲也调入警通班,部队为他配备了一支伯克手枪,担任田代表的警卫员。
1953年6月,綦江铁路办事处迁往重庆并更名为军事管制的重庆铁路局(后来又改为西南铁路管理局,再后来又搬迁至成都并更名为成都铁路局),经济保卫部队集体转为铁路公安部队,成立了重庆铁路公安科,蒋治中(音)任科长。父亲等人下派到三江派出所任警士,执行守桥任务。每到夜幕降临之时,常常有守桥战士被躲藏在暗处的土匪特务装麻袋,推入滚滚江水中。
1955年12月,父亲及其公安部队的战友进入资阳铁路技术学校学习,学校设有客运、货运、车务、机务、工务、商务等专业。1956年6月30日,父亲及其在校学习的全体战士学成毕业,同时宣布部队所属的战友在校集体转业到铁路运输部门工作。学校毕业后,父亲和战友们被分配到资中、成都等各车站实习客运、货运、运转、机务、商务等并定职从事铁路运输管理工作。
父亲在1957年调往宝成线上溪坝、昭化等车站,1958年父亲因对上级领导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上级按照下达的名额将父亲将父亲打成右派分子,他被发配到陕西省凤县凤州车站进行管制,每天的工作就是抬大石头修建货物线高站台。
1959年父亲写信向在京的老首长申诉,于是才被解除右派分子(未确定的)劳动管制,被调往广元、中坝(江油)、新都、成都等车站工作;文革中前期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后期又被打成保皇派一次次被打倒靠边站。1969年父亲为支援三线建设,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提出申请,要求调往边远的彝族地区大凉山,着手接管成昆线并筹备运营,支援并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从此后十多年十多年一直在攀枝花和大凉了山奉献了他毕生精力,直至1983年6月光荣退休。
退休当天,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也就没一大我子家们这一大家子人!”
此时此刻,我手里捧着父亲留下的《预备役军士和兵证明书》,感觉这本证书重有千斤,脑海里响起父亲退休时说的那句话,脑海里又清晰浮现出父亲于2016年5月8日临终时的情景,他老人家指着我的鼻子、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嘱托:“你是家中老大,要带好头,为弟妹们做好榜样,不要忘了党恩,要珍惜铁路工作,要懂得知恩图报啊……”
我一个劲地流着泪,只频频点头:“我记住了,您尽管放心,尽管放心!”。
我知道父亲的担心,只怕日后他的后代忘记过去、忘记党的恩情,所以他反复嘱托他的子孙后代,不能忘记前辈奋斗历程和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