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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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长涔阳乡里，年十六始离乡赴闽。光阴不居，时节如流。一晃离家将近二十年了。每每年头节尾回家，看见老成凋零，追惟往昔，不胜今昔之概。陶渊明诗云：“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大约就是这种心境吧。
自懂事起，印象深刻的老人颇有一些，于今多半托体山阿了。然不免时时忆及，或有形诸梦寐。往昔如果虚无，则今生又将何待？因聊缀数语，以为序言。
1 友嗲
友嗲姓雷。雷姓是我们那个地方四个大姓中的一个。我们生产队那块地方，以前好像就叫雷家台，靠近清泥潭。这都是涔河边的老地名，如今晓得的人渐渐少了。友嗲是我们大队少有的读书人，听说他家里以前有钱，供他上了学堂。解放后，识文断字的人少，当时就把他安排在新委会上班，成了受人尊重的拿铁饭碗的人物。新委会究竟是一个什么单位，说来惭愧，到现在我也不大明白。当时只晓得涔河和两岸的河堤都归他们管。他们还有一条“机帆船”，经常在涔河里开上开下，每次经过我家门前时，马达声哒哒哒哒的，震耳欲聋，我们这一群拖鼻涕小伢儿，就像蚂蟥听得水响，全都兴奋地爬上大堤，站在上面好奇观望那河心里喷吐着黑烟的庞然大物，飞快划过碧波，朝前面急急忙忙驶去。那船尾还拖着一道长长的雪白浪花。卷起层层波澜，久久地冲刷着两岸的堤脚。
我们一面挤在一堆惊讶地欢呼，一面提出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譬如这怪物究竟是怎样在水里跑得这么快的？人又是怎么捉住它的呢？在我们的想像里，大船肯定是被像牛啊马啊一类的大牲口拉动的。这么大一只船，该要多大的一只像牛或者像马的东西才能拉得动它呢？
“问友嗲就晓得了。友嗲就在那里上班呢。”我说。
“你敢问他？！”
我确实不敢问他。
友嗲是个个头有点高大、身材偏瘦的人。他头发花白，长脸，眼袋很大，似乎睡眠不足的样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虽然低沉，但中气很足。他总是一脸严肃。藏青中山装随时都笔挺，好像出客一样，干净整洁。尤其是在左胸口衣袋上，别着一支银光闪亮的钢笔。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标准装扮。
他看起来给人感觉是有点落落寡合，神情郁郁。其实也可能是他本来就是一个认真得近乎苛刻的人。他的老伴已经过世，只有一张放大的黑白像片放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他们家堂屋的墙壁上。是个笑眯眯的老太太，满脸皱纹，处处都透出和善和慈蔼。他们只育有一个女儿，就是我们的邻居雷老师。因此不愿把她嫁出去，就招赘。于是雷老师的同学浩伯就上了门。听说翁婿以前很有些意见不合，在一起就要“争观点”，据说都是政治认识上面的。这也算是一种遗风吧。一家人过年过节坐在了一起，容易酒后纷争。友嗲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又都很喜欢请客的人，有酒食，大家享。隔壁左右当然都要邀请。我祖父和勋嗲都会被请去，自然少不了卷入“争观点”中来。勋嗲不善言辞，沉默不语。我祖父有时候见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的，袖手旁观，做骑墙派也不得，左右为难时，起身离开也不好，很是尴尬。
后来有一回浩伯再要请他去“坐坐”，他就只好推说有病，医生劝他戒酒，婉言谢绝了。
“是雷家大嗲请的，这回不喝酒。”记得浩伯强调说。
祖父拉着我的手站在茅屋门前，还是笑呵呵地说：“劳慰劳慰，我一点不饿，心意还是领啦。心意还是领啦。”
友嗲也从大门口走出来，罕见的咧嘴朝我笑了一笑，好像是问我“几岁啦？”“读几年级啦？”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望着他嘴里镶的一颗银牙，觉得他并不像往常那样可怕。我小声地回答他的问话，同时心里觉得祖父不应该拒绝他热情的邀请。
但祖父只是跟他点了点头，笑了笑。他们彼此并没有说话。
我后来才晓得他们以前还是有过一些误会的。
那时人家聚在一起，都比邻而居，可少起一堵山墙。我祖父住的茅屋，是挨着他们的瓦屋的，因此只有一墙之隔。到八十年代初乡下茅屋还有不少，住瓦屋的都算是富裕人家。
后来雷丈家里人发现屋里生白蚁，就惊讶，寻找原因，可能說到我祖父的茅屋。这话竟不知如何传到祖父耳朵里，祖父虽然不作声，但想必是有意见的。我父亲听说这件事后，他年轻气盛，自然就不怕得罪友嗲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虽然过去了多年，但有时总不免使人疙疙瘩瘩的。祖父和友嗲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终究没有问过友嗲“机帆船”的事。他也很少在家里。及至他退休后，他好像另找了一个老伴相处，住在别的地方，免得要女儿女婿服侍。他只是偶尔来家里看看，房前房后转转。不大出门。他好像从不喜欢串门，找人聊天。他还是不大说话，还是看起来给人感觉落落寡合，神情郁郁。
直到我读高中时，他才搬回家来住。
他的老伴又先他去了。
他的眼袋更大，脸上有了褐色的老人斑。眼神已经显得迟钝，但还是没有消尽那一丝残存的冷峻——就是那种使小时的我们畏惧的严厉。很奇怪，他竟没有驼背，还是站如老松，身上的衣服，几十年不变的藏青中山装，也还那么笔挺。连胸口口袋上别着的那支钢笔都还在。他在屋后的小花园中坐在一株老栀子下的藤编椅上，戴着玳瑁框的老花镜读报。我就在他的旁边做作业。
但我们可以一整个下午不说一句话。他缓慢的读着那些要闻。很久才翻动一下报纸。我也在茂盛的瓜子黄杨和九里香间保持着安静。
雷老师和浩伯都很欣赏我，常常借书给我读。他们家可能是我们那个穷乡僻壤藏书最多的家庭了。诗词啦，古典小说啦，我觉得喜欢，就借来看了一些。
有一天，应是假日的中午，我还只是刚刚午睡后起来，听见屋外面吵吵嚷嚷，出门看时，就只见友嗲正怒气冲冲朝我家走过来，身后跟着雷老师，也是颜色不好。我一头雾水，小心翼翼迎了上去。
友嗲见我迎他，就不大乐意地问我：“伢儿，你拿的我的书呢？！你怎么不经过主人！”
“是我借给他的！哪里叫没有经过主人？”雷老师也语气不好的回敬说。
“就是借给你看的那本《聊斋》！他天天下午要看的！”雷老师在后面补充道，“搞不明白他究竟要读几百遍！”
我一面笑着应付他，一面赶紧进屋拿那本早上才借来的《聊斋》，才借来时，我看那扉页，有一行漂亮的钢笔字迹的题签，是用碳素墨水写的，好像是“赵妹为购”什么什么的，后面是年月日，署名就是友嗲的名字。中间夹着一枝干枯的九里香细枝当书签。友嗲得到这本书比我出生时还早。那个赵妹是个什么人呢？
赵妹当然是友嗲的老伴了。
我们邻村钟家湾的人，听说都很喜欢友嗲夫妇。钟家的珍婆婆常来我家闲话家常，有次提到友嗲时，称赞得不得了，说：“喔呦，友哥和赵婆，两口人都是几多大方的人！往年没有抽水机的时候，每年天干请人用水车车水灌田，那办的东董（筵席），都压得断桌子腿！生怕人家吃不饱。他们真的都是晓义的人！他们请的钟家湾的帮忙的，哪个不说他们的好！只是赵婆过世早了点，友哥性格都变了。”
相处日子久了，父女翁婿免不得怄气。各人有各人的做事方法，偶尔一点小事不如意，就会起争执。旁人看来，有时候会莫名其妙，但其中怎么会没有一些隐衷呢？
借书风波后不久，我又到他们后院做作业。友嗲依然坐在那株老栀子下读报。我还是坐在瓜子黄杨和九里香间。
他忽然问我想不想读《聊斋》，我当然说想了。他居然有点突兀的合上报纸，叫我跟他去取。
在他住的小房间里，床头有一个书柜，油漆暗淡，扃鐍都是黄铜的，磨得黄灿灿。那里面藏书还真不少。码得整整齐齐的，我从书脊上瞥见好像有《诗经》啦，《尔雅》啦，《楚辞》啦，《曹思王集》啦，《文选》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古籍。
“我老啦，小伢们喜欢读这种老书的少，难得你也喜欢，以后随你看吧。”我记得他从里面拿出《聊斋》递给我时，好像很开心，说了些这样的话。还好像勉励了我一番。说不要耽误了学习，荒废了正业。他当时是咧着嘴笑了。这跟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一次一样。这个外表严峻的老人，谁知道他内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后来他随雷老师夫妇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再也没来过乡下。九十年代，雷老师患尿毒症，终于撒手人寰，听人说友嗲跟雷老师的大儿子在长沙生活，不多久也就放寿了。父女差不多同时响应国家的政策火化，然后归葬在澧水边的一个墓园里。他留下的那些书籍，后来竟被入室的小偷撬开书柜掳去，想必是送进了荒货站了吧。
是什么时候涔河里没有了哒哒哒哒飞快开过的“机帆船”？这我还真记不大起来了。其实，这跟这位老人究竟有些什么干系？只是每当想起那震耳欲聋的飞驰过家门前的喷吐黑烟的怪物时，总不免想起老人踽踽独行时那种落落寡合，神情郁郁的样子。他像一个时代的隐喻，心头体味得到，但嘴巴终究说不大出。
